改變戴高樂外交路線要付代價
此次突破聯合國安理會3月17日1973號決議率先對利比亞進行空襲,從一開始就遭到國際社會一片反對和置疑。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是設立禁飛區的決議,什么時候授權動武了?沒有,行動沒有任何法理依據。所以面對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和譴責,美、英等國馬上表態,先是美國務卿希拉里在巴黎發表講話,立即聲稱這次行動不是美國領導的;美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在莫斯科也表示,美國不是這次行動的領導者,美國只是協助。
歐盟、北約均對行動到底由誰指揮、是否以推翻卡扎菲政權為目標、是否實施“斬首行動”等產生不同意見。最重要的是,果然出現如當初預計的情況:法國最希望盡快結束戰事,盡快推翻卡扎菲政權直至除掉卡扎菲本人,但美國不同意,美國希望保留卡扎菲政權和卡扎菲本人不被“斬首”。
各種分歧都說明,率先行動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阻力來自內部,根源還是來自自己,來自對于戴高樂外交路線的改變。
戴高樂是什么人?他為什么要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在西方大國中為什么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率先同中國建交?這些政策每一項都是戴高樂外交理論的支柱。但是,這一切,這幾年來全部被推翻了。但現在事實怎么樣?一個率先突破安理會決議的行動必然證明,戴高樂堅持獨立自主而反對企圖依靠這些所謂的盟友的政策才是正確的。改變這一路線,肯定有代價。
戴高樂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他不是形式主義,而是講靈活性。他不避社會主義,政治視野是世界的和未來的。他將眼光投向東方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他深刻地感到了歐洲的衰落趨勢,與東方建立起和平聯系對法國有利,對世界和平有利。所以這位政治家是可以欽佩和令人尊敬的。(20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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