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報道，重慶市開展“三進三同”，機關干部打起背包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跟工農群眾交朋友，與困難百姓“結窮親”，把群眾的急難困苦化解在源頭。據說，全市機關干部參加“三進三同”近20萬人次，參與率達98.9%。報道說，當地群眾評價，“大民小官”的政風正在形成。

重慶市的“三進三同”并不是新鮮事物，是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五十年代，部隊基層干部與戰士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的“五同”，機關干部要下連當兵。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提出：軍官一年當一個月的兵是好辦法。所有的長—軍長、師長等，都至少當一個月的兵，頭一年最好搞兩個月，要服從班長、排長指揮，一年你管人家十一個月，人家管你一個月還不行嗎？當時，楊得志、楊成武、許世友等一批高級將領，都曾下連當兵。

重慶“三進三同”要求，機關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時間，新提任領導干部、新招錄公務員用1個月時間，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曾兵以為，一般來說，長時間在機關工作的干部，容易形成官僚作風習氣，更應該下基層接地氣，可不知為何，重慶方面卻規定，“新人”下去鍛煉的時間要長。與當年老人家要求“所有的長”每年下基層時間“至少一個月”相比，重慶的對機關干部的要求雖然略低了一些，但從如此大規模的動作來看，起碼也體現出重慶當政者扭轉干群關系的決心。

當年，老人家提出的“干部下連當兵”，對于增強官兵感情，密切官兵關系，起了重要的作用。重慶提出的“三進三同”，是為了突破干部與群眾聯系方式的官僚化、聯系渠道的狹窄化、聯系手段的唯物質化，推動機關干部走下高樓、走出書本、走出課堂，根植沃土、接上地氣，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摸爬滾打中觸及靈魂、錘煉黨性。從目前報道來看，官方主流媒體正面宣傳，重慶方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此來看，機關干部下鄉勞動，益處多多，應該是個大好事。但是，曾兵卻不贊同甚至是反對。其理由有三。其一，領導干部雖然還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公仆，但時代不同，人心不古，領導能從心里屈尊，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眾嗎，群眾能把干部當成無話不講的朋友知己嗎？或許表面上親如一家，但心底里會怎么想，這是很難說的事。干部參加勞動并不能說明干群心底里的融合與接納。

其二，重慶方面要求干部參加“一個月的勞動”，具體在一線勞動的都是哪些人？有多少市長、部長、局長級的大領導？曾兵仍表示懷疑。以曾兵所了解的情況，這些大領導與其說是參加勞動，不如說是為基層增添負擔甚至是擾民。大領導出行首要考慮的是安全問題，所以，勞動現場一般是遠離居民集中地帶，便于維護現場治安，必要時還要斷路交通，實際臨時管制。所謂的勞動不過是到場出席一下、表示個姿態，當相機燈光閃過，領導形象定格在勞動之后，勞動也就結束了。

其三，重慶機關干部參加“三進三同”近20萬人次，參與率達98.9%，都解決了哪些問題？從報道來看，不外乎以下幾類。一是幫助退伍老兵寫入黨申請書，二是幫助窮親戚看病，建蔬菜、花卉、水果園和子女入學，三是幫助困難、病痛困擾家庭種地，解決他們燃眉之急。面對這些幫助，報道原文說，群眾們“感激得熱淚盈眶，不知說什么好。”領導干部帶領群眾走上富裕之路，過上好生活，這本是應為之事，應做之舉，在群眾的感激涕零背后又說明了什么呢？如果“三進三同”是一場運動，那運動過后，是否又恢復到以前的狀態？

機關干部參加勞動，與群眾近距離的接觸是接地氣的好舉措，但是，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曾兵以為，且不談高尚的為人民服務理念之外，干部莫不如做好三件事。一是切實按要求履行好職責，無數上訪事件的發生，多是由于干部推諉扯皮，不認真履行職責造成的。二是做到公開透明，群體事件發生之后，群眾“不明真相”，總能成為借口，為什么要暗中操作，不讓群眾了解真相呢？三是做好調查研究，政策不能出自于辦公室，而要經過系統全面的調查研究，否則，就會成為傷心政策、短命政策，降低政府機關的公信力。假如層層干部都擔當起本職責任，還用得著如此大規模的“三進三同”嗎？曾兵以為，領導干部“為誰當官”的問題不解決，即使“八進八同”，最多也是個形象工程，毫無益處。　　

新聞連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3/21/c_121210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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