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鄧野
引言:教育、汽車、房子已成為當前10 萬元級消費的三大代表, 教育投資牽涉千家萬戶。然而,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教育腐敗便直接損害著幾乎每一個家庭的切身利益。教育, 這一項關系到“千家萬戶”, 影響到“千秋萬代”的事業, 到今天已經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質疑、指責, 并期待著規范!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學生和教師被買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托拉斯校園一刀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少數人讀書再壟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教育腐敗連綿不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五四精神早已中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功利和公益兩難斷。
2003 年, 可以說是教育的多事之年。
北大的畢業生西安賣肉在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
重慶的一位女學生被教師辱罵, 自殺身亡。
2003 年7 月, 陜西省榆林市, 19 歲的景艷梅考上了大學, 父親景統仕不堪至少上萬元的學費壓力在家中自殺身亡。8 月, 四川簡陽市安象鎮節約村一位18 歲的女孩考上了大學, 為了籌措學費,愿意以身相許。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以高分招進的學生, 學習三年竟然不識五線譜, 不懂聲樂、繪畫的基本知識,等等。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越來越多的教育問題已經成為了社會問題, 這些問題不但攸關生命, 甚至已經開始動搖著“教育為本”、“科教興國”的國策。
一些憂心忡忡的專家學者, 列舉了“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所帶來的種種不利影響——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學生和教師被買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托拉斯校園一刀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少數人讀書再壟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教育腐敗連綿不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五四精神早已中斷;
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 功利和公益兩難斷。
與土地資源、銀行貨幣資源的嚴厲整頓具備同樣的意義與使命, 2003 年, 注定將成為中國教育的整治年。
教育資金的紅與黑
兩個數以億元計的數字, 極具反諷意味地說明了教育資金的紅與黑。
2003 年8 月2 9 日, 教育部公布了2002 年全國資助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總金額為702270 萬元,也就是70. 227 億元。截至2003 年7 月底, 全國共發現教育亂收費問題2566 個, 清理取消違規收費項目累計361項, 1095 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測算, 十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超過2000 億元。
70 億元的助學“紅金”與2000 億元的亂收費“黑金”, 對于百年大計的教育業而言, 不能不說是充滿了反諷的意味。一邊是每年大約有182 萬經濟困難的學生( 占在校生總數的19%, 特別困難的學生約79 萬人, 占在校生總數的8%) 需要得到來自社會的資助; 一邊又是教育收費問題已連3 年成為全國價格投訴頭號熱點。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 2002 年全國共立案查處價格違法案件6. 5 萬件, 查處違法金額5 億元, 其中教育亂收費行為近2 萬件, 占立案查處總數的29. 6% 。 8 月21 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今年上半年價格舉報熱點問題, 教育亂收費仍高居榜首。
在這里, 我們不妨大膽假設一下, 如果沒有那么多的巧立名目的教育亂收費, 我們的貧困生是不是會少一點? 那些因無錢上學而發生的悲劇是不是會少一點? 再有就是, 部分助學金是不是也成為教育亂收費的殉葬品? 表面看來, 教育亂收費和貧困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卻都不容置疑地反映出當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時, 教育所必然產生的不合理現象。
教育產業化: 賺你沒商量
導致亂收費問題屢禁不止的深層原因, 是一些地方和單位對.. 教育產業化 的片面理解, 把人的受教育權利泛商品化。套用純粹的經濟學觀點, 認為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個人, 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或者下一代所作的投資, 在教育領域也要“誰投資、誰受益”。
優質教育資源盡管稀缺, 但這不意味著它只能是少數人享用的緊俏商品。亂收費提高了受教育的門檻, 是一種新的不平等。再窮不能窮教育, 再苦不能苦學子, 但是教育的產業化, 卻使教育成為了“讓少數人讀起來”的奢侈品, 成為一種相互攀比的罪惡。
據資料顯示:在所有的發達國家中, 德國對本國和外國的大學生一律免費就讀。英國在1998年才開始試行收費辦法, 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學費; 法國只收取少量的注冊費; 只有美國和日本實行適當收費的辦法。具體費用水平是: 公立大學大約每年3000 美元左右, 私立大學標準較高, 日本約需5000 美元至6000 美元, 美國的私立大學每年約需2 萬至3 萬美元。
看來, 我國的大學正是把眼光瞄準了美國和日本私立大學的收費標準, 恨不得一步到位, 向這個標準看齊。可是, 他們忘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區別: 美、日兩國的人均GDP 是中國的幾十倍, 而大學的學費不過是其中的5%至10%, 一般的家庭都可以承受。正如教育理論專家戚業國和辛海德兩位先生所言: .. 在人均GDP 低的國家, 學費所占的比例不應該太高。 所以, 在這個問題上, 不應該把眼光盯住發達國家, 而應該以發展中國家作為參照。
在發展中國家中, 與中國內地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 就值得我們借鑒。在著名的尼赫魯大學, 每學期只需交108 盧比學費和260 盧比的住宿費( 兩項合計只相當于人民幣70 元左右) 。對比一下我國大學的收費標準, 就顯得高多了, 幾乎高出近百倍。從最初的每人每學期1200 元, 提高到目前的5000 元至6000 元。
再看學費與人均收入之比, 更令人瞠目結舌。2002 年城市和農村的人均收入分別為7703 元、2476 元。也就是說, 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夠勉強維持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 而農村則需要3 個人的純收入才供養得起一個大學生( 而且必須有一個前提: 全家人一年到頭不吃不喝) 。顯然,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種尷尬的狀況不能不引起海內外媒體的關注和議論。
有專家指出, 教育產業化, 使學生及其家長承擔了教育成本的20% 至25% 。這就像幾年以前,我們議論的電信收費一樣顯然不合理。
首先應該質疑的是, 每個學生的平均成本是如何算出來的? 缺乏透明度也就缺乏可信度。在當前的物價條件下, 難道培養一名大學生需要10 多萬元的費用嗎? 是不是把學校蓋高樓、買儀器設備, 甚至學校官員購買豪華進口小轎車、名為出國考察實為旅游的所有支出都分攤到每個學生頭上了?
其次, 成本計算中的科學性也值得懷疑。到目前為止, 高校的體制改革遠未到位, 普遍存在著機構臃腫、冗員泛濫、官多兵少、效率低下的通病。有人戲言:“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領導一禮堂、科級領導一操場”。這絕非夸大之詞。
再從師生比來看, 我國是最低的。資料表明, 世界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平均水平是1:16. 7, 可是在我國的所有大學里, 把研究生、留學生、進修生、函授生等等都算上, 僅僅達到1:10。以上兩點說明, 我國的大學辦學效率是世界上比較低的。如果要求學生和家長為如此低效率的教育支付成本或代價, 于理不通, 于情不合。
一些教育界的官員說, 教育產業化, 不但彌補了教育自有資金的不足, 而且解決了接受教育的面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人在接受教育時, 有了更為多元的選擇, 就像買菜, 一些人買海鮮, 一些人買肉食, 一些人買青菜。這樣的說法試圖掩蓋教育的公共資源被壟斷的事實, 但欲蓋彌彰地說明了教育資源成了可供買賣的商品。
義務教育: “義務”的暴利行業
新學年開始之際, 學校收費再成熱點。各地紛紛出臺措施, 宣布新學年“沒有增加新的收費項目”、“嚴格控制擇校費收取標準”等。但同時, 有關教育亂收費問題也不絕于耳。而在過去的5 年,全國查出中小學亂收費資金高達15 億元。南京的一家媒體報道說, 亂收費使中小學教育被列入“十大暴利行業”。
《教育法》明確規定: 學校屬非盈利組織, 并全面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得招收擇校生, 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向學生家長收取與招生掛鉤的贊助費、捐資助學費、共建費, 但是這并沒有成為阻止許多學校發財的障礙。學校亂收費屢禁不止, 甚至成為一個“頑癥”。
在教育部上月底公布的案例中, 這些亂收費的項目可謂五花八門: 捐款、補課費、贊助費、復習費、集資費、搭車收取農業費、危房改造費等, 無所不有。而在這些亂收費中, 又以擇校費最為嚴重,相比于動輒幾千幾萬甚至上十萬元的擇校費, 其他的各種亂收費都是毛毛雨。
問題的關鍵是, 這些收費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報告進一步披露: 所謂.. 擇校費 并沒有上繳財政, 其分流狀況除了用于學校基礎建設、物品采購外, 相當一部分以回扣、賄賂等形式到了某些個人手中, 真正用于教師福利實際上很少。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基建處原處長高小棟長期負責學校的基建工程, 索賄受賄明目張膽, 支付工程款雁過拔毛, 挪用公款移花接木, 從1994 年至2000 年, 他共索賄受賄50. 5 萬元、貪污公款97. 2 萬元、挪用公款100 萬元。
壟斷笑話: 壟斷“投入嚴重不足的事業”
對于亂收費, 對于種種教育腐敗, 如果我們刨根究底, 一定會有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 教育需求旺盛而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這是事實。
多數專家認為, 教育亂收費屢禁不止的根源之一, 是各級政府對教育投資嚴重不足。據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滿生介紹, 我國教育投入占GDP 比例上世紀80 年代相對較高, 后來一直在2. 3%至2. 7% 之間徘徊。這幾年略有增長, 從2000 年到2002 年, 分別達到2. 79% 、3.19% 和3. 3% , 但仍遠低于世界4. 2%的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給政策不給錢, 教師的政策性補貼也有相當比例需要學校自籌; 而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高標準普及, 硬件設施更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 教育經費缺口很大, 不少學校連維持日常運轉都困難, 甚至靠借貸度日。學校自身經費困難, 就要允許學校“多渠道籌資”; 讓學校自籌資金, 卻沒有完善、規范的籌資機制和有效的監督機制, 亂收費就不可避免。
一方面投入不足, 另一方面資源配置也極不平衡。據有關人士介紹, 目前中央政府承擔全國教育投資的9% , 省級財政承擔13% , 合計只有22%, 而國家投入的9% 大部分進入國家直屬大學, 省級財政的13%大部分進入省屬大學和部分中學, 剩下的絕大部分投入需求被下達到下級財政。這便為壟斷“投入嚴重不足的事業”謀取暴利創造了空間。
壟斷“投入嚴重不足的事業”是一個笑話, 多少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反諷。但利用老百姓的錢, 使這個“投入嚴重不足的事業”成為一個暴利行業, 這又成了一個神話。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達, 達則腐敗, 所謂教育產業之路, 進入了一個必然的軌道。
從上世紀90 年代初到現在, 制止教育亂收費的通知措辭一年比一年嚴厲, 查處力度也似乎一年比一年大, 但為什么實際情況卻愈演愈烈? 包括上海市教育法制研究與咨詢中心主任、全國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 譚曉玉 博士在內的教育專家憂心忡忡。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 那就是, 教育作為公共資源被壟斷的事實, 的確存在。這種對國家公共資源壟斷最直接的后果是, 行政部門與學校產生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 所以三令五申, 卻仍有令行不止, 頻頻出現頂風違紀亂收費現象。
解放被壟斷的教育資源
可以說, 壟斷是最大的腐敗。教育資源作為.. 百年大計之本 , 被資源的傳遞者有意無意地壟斷, 教育腐敗觸目驚心, 受到社會的口誅筆伐, 在所難免。如果說“和紳類”的腐敗, 還可以有“和紳倒, 嘉慶飽”的安慰, 那么教育的腐敗, 則多少有些“云深不知處”。教育腐敗的隱蔽性, 可以從“10年亂收費2000 億元”中得到體認。教育的腐敗, 是“周瑜打黃蓋”式的腐敗, 是欺負弱勢群體敢怒不敢言的腐敗, 是挑戰人才儲備、釜底抽薪的腐敗, 因此, 中央的教育整頓風暴勢在必行。
8 月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出現在教育部。據新華社的消息, 吳官正此行是就治理教育亂收費問題進行調研。調研后, 吳官正在講話時強調, 對那些仍然我行我素、違反規定亂收費的行為要嚴肅查處。
2003 年的教育整頓行動始于2 月, 在中紀委二次全會上, 治理教育亂收費被確定為全國糾風專項治理的三大重點之一。
3 月, 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 溫家寶總理在談到糾正行業不正之風時, 強調要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首先要有效治理教育亂收費。
5 月, 教育部會同國務院糾風辦等六部門建立了治理教育亂收費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并要求各地在今年秋季開學時, 中小學繳費必須全面實行.. 一費制 , 高中招收擇校生實行限分數、限人數、限錢數的“三限”政策。這是今年行動區別于往年的地方。
進入6 月, 整頓行動進一步升溫。6 月26日, 國務院七部委聯合召開全國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國務委員陳至立在會上要求各地要把治理教育亂收費作為.. 當前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
8 月份, 整頓風暴達到白熱化。14 日, 教育部就治理亂收費工作召開視頻會議, 要求各地打好“八、九兩個月攻堅戰”, 確保今年治理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教育部部長周濟在講話中強調:“哪個學校出現亂收費, 要撤校長的職務!”不單如此, 哪個地方出現亂收費, 還要追究直接主管領導的責任。
亂收費問題不可能今年解決, 這需要一個時期, 關鍵是要從制度上解決, 司法必須介入這個問題。 譚曉玉指出: “治理中小學亂收費問題不能只在每年春秋兩季搞運動, 現在很多學校甚至掌握了打擊的周期, 風頭緊時規規矩矩, 風頭一過, 照樣變相收費”。
有關專家提出, 要扭轉這個局面, 首先必須改革國家教育投資體制, 改變投入結構, 進行政策引導, 將更多力量用于對薄弱教育資源的改善上, 讓整個教育資源及優質資源都實現不斷增長。必須有更大的體制創新, 只要能快速、低成本地擴充教育資源, 什么體制形式都可以走。
另外, 還必須在教育系統加強法治。國家對中小學收費有明確規定, 違背這個規定就是違法,但是在教育領域, 法律顯得蒼白無力。譚曉玉指出: .. 目前中小學校長負責制沒有法律約束, 重點學校校長權力膨脹到極點, 必須盡快修正, 從法律角度對校長權力進行監督。而且, 僅撤一個校長是不夠的, 應實行責任追究制, 誰對亂收費負有責任, 就應該受到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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