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寶藏：資源稅與物業稅
    董子曰：“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此以為度而調均之。”
    這雖說是社會倫理，何嘗不是政治經濟？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天下常平，這不又是均貧富、等貴賤的經濟基礎嘛！糧食、煤油、水電等物的漲落難道只是商人的功業？開采加工、交通運輸，這些物質調配的業績竟遠不如囤積居奇？工業革命持續發酵的基礎既不是維金海盜、也不是威尼斯商人，而是東西方貿易擺脫了地理的局限和中東的壟斷……
    既然共和國是人民解放戰爭所創，那國土自然所處當一切為全民共享，這也是田地集體化、山川國有化的歷史正義所在！既如此，各地之資源就不是軍閥“割據”的經濟版本，而是國民共享的財富；只有國家才是資源利益分配的執行者，而南北東西的有無、多寡，則應彼此共享、互通有無。退而言之，各相關部門的基礎設施投入（而不是福利）當由相關利稅之盈余而來，否則其物資調配則不能稱之為”有理、有利、有節”。
    當前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條塊分割局面是造成濫采濫伐、環境透支的制度根源。執行者的縱橫“分流”導致（全民）所有者不能共享（社保），以至（權）財產性收入成為貧富差距的決定性因素（二代、多奶問題將導致物種基因的近親繁殖和衰竭、以致暴亂：《105個男人和三個女人的故事》）
    另一方面，城鄉差距的根源在于社保分級，而其經濟基礎則是公共設施投資的集中度。試問城市套房與鄉間院落的價差何在？土地？磚瓦？裝潢？恐怕還在基礎設施投入比吧？！既如此，物業消費按地理位置、人均面積征收級差地租來均平就是應有之義利。基礎設施不應該全民共享嗎？如不能就應該在稅收上實現再分配。  
    即如西方之于捐贈亦源于高額遺產稅（也可見財富之非世襲），而不是“人皆可為堯舜”（也是富不過三代的意思）。否則國家之統一，民族之獨立也將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崔之元關于重慶模式的報告》
孫中山就是說呢，他領導的社會革命之后啊，私人永遠不用納稅，光是交地租，就能成為最富有的國家，這就是典型的亨利喬治“單一稅”理論。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他1987年在著名的刊物，叫做《經濟學季刊》，里面他證明了一個“亨利喬治定理”，這篇文章總的叫“總地球公共物品支出和最優城市規?！保涸谝粋€簡單的立體經濟中，如果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純地區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規模是最優的，那么，總地租等于對純公共物品的支出?？臻g的集中度是由于純公共物品，比如說，我們現在建立地鐵13號線，這就是一個密集型的公共物品，沿線帶動了經濟的集中度，而且密度是最優的，那么，總地租呢，就等于純公共物品的支出；意思就是呢，純公共物品就是一條地鐵，總地租等于對純公共物品的支出。他就是說，為了建一條地鐵，你不需要收別的稅，你只要把地租拿到手就可以修了，政府就可以修了，因為對地鐵征收了個充公性質的稅收，不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純公共物品融資所必須的單一稅，這也是亨利喬治的一個（意思）。這個模型還是有一定條件的，現實當中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只收地租，不受任何稅，像孫中山、亨利喬治說的那樣，但是呢，如果我們在現實中逼近這個模型，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的由政府應該代表人民拿到，因為土地不是私人的，要保證全社會公共投資和其他私人投資的集合效應，而沒有流失到少數私人手里以后，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征收額外的稅，或是少征收額外的稅，這就是“藏富于民”的一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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