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3月11日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回答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于中國當前以及未來經濟走向，都是意義十分重大，因此筆者很有興趣評論。以下逐一分析。
周小川行長：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復蘇出現了兩種不太平衡的局面，發達國家的復蘇速度比較慢，中間有曲折，而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大國的復蘇都比較強勁，增長率較高，因此而帶來的通貨膨脹率差別比較大。
劉泰特評論：我有個朋友在美國工作，白領，十多年了工資增加的不多，但是這十多年中國大量公職人員，工資增加了幾倍甚至十多倍；我有個侄子，美國一流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2009年畢業，不巧碰上美國次貸危機，往年進入各大世界級投資銀行高收入待遇的工作前程，如同黃鶴一去，我問他對未來世界經濟的看法，他回答之一：由于經濟全球化，長期來看，發達國家的工資會實質性的徘徊甚至下跌，而中國等原本和發達國家有巨大工資落差并且迅速推動市場化的國家，工資會較快的提高。我稱贊他有思想，我和他的觀點一致。
由此導入理解為什么發達國家復蘇慢，而中國復蘇強勁。
經濟的全球化，必然使迅速推進市場化的落后國家，在全球中的經濟比例不斷提高，經濟收入增速遠高于發達國家，如若沒有意識形態等文化的意外，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不平衡到平衡的矛盾統一規律，中國沒有可圈可點得意之處。
經濟落后國家，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國民收入提高的過程，同時必然相應的是社會物價不斷上升的過程，一直到物價水平提高至發達國家水平，然后經濟增長自然回落，物價也跟著波動起落，慢慢趨向在發達國家相同的水平上平穩。
一旦經濟起飛的發展國家，物價水平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那么它的經濟增長奇跡，一般到此為止。日本近二十年的經濟表現，充分的說明了以上人類經濟發展的經驗的和理智的規律，然而很多人誤解了日本近二十年的經濟表現，消極的認為它是由經濟政策的失誤造成的經濟衰退。
以上在一般經濟學常識的意義上，解釋中國為什么通貨膨脹率比發達國家高。
的確最近中國通貨膨脹加快，是過去兩年中國經濟強勁復蘇的結果，但是自然和諧的經濟發展，是要求經濟增長、國民收入提高、物價提高（即通貨膨脹），彼此是水漲船高，相互默契，而中國經濟增長的毛病，問題是國民收入中的社會普通成員收入部分沒有跟著其它兩項一起提高，因此廣大老百姓不能夠容忍經濟起飛性的增長自然帶來的加速遞進的通貨膨脹。
那么國民收入提高帶來的財富到哪里去了？這就要關注和分析國民收入的分配。
改革三十多年，中國的兩極分化不斷加大，大量公職人員的收入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加，大大超過了中國GDP的增長速度，而非公職人員的收入增速緩慢、停滯，相反是大大低于中國GDP的增長速度，于是亦步亦趨的跟著經濟增長和總體國民收入增長的通貨膨脹，就自然而然的成為壓在中國低收入窮人頭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中國的經濟問題，首要的不是對付通貨膨脹，要理智的認識到，在加入經濟全球化體系的條件下，中國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上漲是一種客觀發展趨勢，這是GDP快速提高的必然結果，如若為了壓制通貨膨脹，而人為的壓制物價，在目前的經濟模式條件下，只會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廉價商品，由此而帶來更多的得不償失的貿易順差，由此又儲備更多的貶值趨勢的美元，或者人為的不顧性價比的盲目擴大進口，因此而造成進口的經濟損失。
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
道理已經非常明白，應對的政策就是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大大的重視和提高普通社會成員所占有的比例，就是縮小社會收入差距。
如若讓社會普通成員的收入也能跟上GDP的增長速度，甚至制定區別對待的政策、補償性的在近幾年使他們收入的增加，顯著的高于GDP的增速，那么老百姓怎么會擔心通貨膨脹？
這是一種因勢利導的做法，是達到經濟發展內外和諧的長遠途徑。
可惜周小川的談話，沒有涉及收入分配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使他的思想觀點既不充分，也缺少人情味，缺乏深入實質和整體思考，難免是隔靴搔癢。
而溫家寶總理的社會經濟視野要比周小川行長大大的高于一籌。
2011年3月14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后，溫總理與中外記者見面并答問，溫總理十分凝重的指出：
“在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愿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溫總理的話，講的很重，代表政府自我反省，很深刻。
中國最大的危險是腐敗（通貨膨脹遠不是），腐敗是社會兩極分化的源頭。溫總理坦誠腐敗主要還是制度的原因。
筆者也以為，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和收入，分配的很不公平，首先原因是社會制度中存在著很多的不科學，不和諧，不人道的地方。
當然，溫總理和周行長政治地位不一樣，有些話只有溫總理才有資格代表政府批評和自我批評。
中國的富人有多富，我舉一個剛剛新聞報道的例子：
2011年3月14日 鳳凰衛視報道，1956年生產的一瓶茅臺酒，國內拍賣成交價加上手續費是179﹒2萬元。請問，誰的家里還有陳年的茅臺酒？老百姓心中很明白。
稍加留心新聞，最近幾年各種金錢力量打著弘揚藝術文化的旗幟，干著偽文化的行徑，將藝術文化赤裸裸的金錢化，甚至虛擬為證券化，各種珍稀物品的炒作名目繁多，越演越烈，登峰造極。
筆者認為，對這種金錢與文化的沆瀣一氣，以及金錢炒作往社會生活全方位的滲透，必須加以重稅，因為這會助長社會文化的腐朽精神，會激化社會貧富情緒的矛盾。
這種財富虛擬泡沫市場的遍地開花，也說明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了，但是中國“富”的特征是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社會醞釀出很瘋狂的資產泡沫。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財富的井噴，但是中國人均收入還排在世界一百名的后面，可想而知巨大的財富必然是聚集在少數人手中。
一邊是貧困的積累，另一邊必然是財富的積累，而中國如此財富總量，財富又是偏重一頭，不出現世界最高級別的資產炒作泡沫才怪呢？
中國富人在通貨膨脹中毫發無損，相反通貨膨脹越是具有長期的預期，社會就越有理由推動資產升值，資產的泡沫就越來越大，富人聚斂的資產就成為幾何級數增長，社會兩極分化就越來越加劇。
這和中國歷史上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出一轍，這難道是中國文化不可避免的宿命嗎？這讓我們理解了孔子的“不患貧而患不均”的事實依據，這也使 吳敬璉 先生深感過猶不及，擔心中國重新回到極左的年代。
因此，當下對付因為通貨膨脹而引發的社會民生問題，治本的方法是政府對社會普通成員的收入，實行與經濟增長相匹配的收入增加政策，政府對于他們收入長期的欠賬，建議進行補貼，如此道理最最要緊，迫在眉睫，而不應該是隔岸觀火的技術官僚性的貨幣政策游戲。
附錄參考資料：
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危險狀態。
發改委楊宜勇說，聯合國約有190多個國家，在有完整的統計數據的150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超過10個，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國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
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4，達到了0.47（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2004年后，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國內的基尼系數。此后的基尼系數大都是經濟學者的估計。中國社科院一份報告稱，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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