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賈慶林主席：　　

     給三位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寫這封公開信的是一個特殊的老年弱勢群體，也就是從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之日起到2000年以前參軍入伍、在部隊服役10年至30年后陸續轉業且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在全國各類工礦企業工作或已退休的軍隊轉業干部。我們之所以寫這封公開信，是因為國務院原勞動部辦公廳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以行政部門的權力代替法律，違法行政于 1993年7月5日下達了一個“勞辦發[1993]78號”的文件，借推廣深圳市在企業中取消干部工人界限，實行勞動合同制為由，一夜之間把全國在企業工作和退休的94萬軍隊轉業干部的身份置換成工人，在企業轉型改制過程中享受工人同等待遇，從而否定了我們由國家法律和軍隊黨組賦予我們的法定地位和政治身份，完全剝奪了與原部隊職務、級別相對應的所有待遇與福利，侵害了我們依法享有的一切基本權益，使我們承受不白之冤。國務院原人事部變本加厲，在執行這個通知時編造謊言，誤導中央，由一個部門下設的臨時機構“企轉組”一連下發了三個所謂“接訪企業軍轉干部統一口徑”的文件，企圖封鎖企業軍轉干部依法維權的聲音，百般打壓我們維護法律的正義行動，致使這起震驚中外的大冤案至今得不到昭雪。為此，我們想借今年全國“兩會”召開的機會向三位領導人和參加全國“兩會”的委員和代表傾吐我們的心聲，提出我們的訴求，希望并請求你們在百忙之中通過新聞媒體或網絡平臺給我們一個回應。　　

一、懇請出席全國“兩會”的委員和代表關注94萬企業軍轉干部的命運，為我們申張正義，仗義執言。　　

我們深知并理解，我國的各級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都是兼職的，有手握公權的各級黨政一把手，有腰纏億萬、事業中天的企業家，有在商海搏弈、縱橫捭闔的大老板，有從事科研、學術、教育、宗教、慈善、文學藝術、體育等等各個社會領域的“精英”……他們為了各自的工作和事業日以繼夜奔忙，幾乎沒有多少精力和時間真正深入社會底層，沉下去體察社會民意，了解民間疾苦，提出解決涉及民生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對許多問題因缺乏切身體會而難以提出有的放矢和行之有效的議案，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年年都有，強制拆遷自焚事件時有發生，假冒偽劣產品屢禁不止；房改、醫改、教改年年“兩會”都熱烈討論，提案一個接一個，可幾年下來卻改成了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委員和代表們人人都在關注民生，但必竟心有余而力不足，提案很難切中要害，不少提案議而難決，年復一年討論不休，每每舊事重提，依然如故。　　

企業軍轉干部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十分簡單而又容易解決的問題，只要做錯了事的那幾個部門敢于對自己的工作失誤承擔責任并勇于改正，按法律、法規和軍轉安置政策的規定，把違法剝奪我們的所有權益還給我們就行了，像1980年下達的“中央[1980]3號”文件那樣，為被林彪錯誤路線迫害的41.5萬軍隊復員干部平反并改辦了轉業，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光明磊落和有錯必糾這樣的政治家風范。不幸的是，原勞動部辦公廳下發的“勞辦發[1993]78號文件”卻重蹈錯誤路線覆轍且擴大了打擊面，受害的企業軍轉干部達94萬之眾。如今，這幾代老軍轉干部大都已屆垂暮之年，卻如此摯著地一波又一波、一年又一年依法維權，至今已17個春秋，可原勞動部原人事部以及現在的國務院有關部門仍然堅持錯誤，以所謂“解困”來忽悠我們，難道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嗎？無視法律，違法行政，在政治上扼殺我們，難道這就是公平和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嗎？以種種荒謬的說辭和非正常手段千方百計打壓我們，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做人的尊嚴嗎？難道我們用青春熱血出生入死捍衛國家安全的國防衛士其人生價值就如此低下嗎？我們的一生真的是“春蠶到死絲方盡，為他人作嫁衣裳”啊！　　

前些年，還有像黃婉秋、石邦定這樣具有正義感的委員和代表，敢于在全國“兩會”就企業軍轉干部權益問題仗義執言和呈交提案，雖沒有被“兩會”采納，卻贏得了廣大企業軍轉干部一片贊譽之聲，遺憾的是近幾年在全國“兩會”上已聽不到這種聲音了，委員和代表們對此都緘默不語，我們一些省、市、自治區的軍轉干部委托某些委員和代表捎給“兩會”的材料，他們也不敢呈交，恐怕因此而“引火燒身”失去委員和代表資格。新聞媒體更是對此噤若寒蟬，從來也沒有報道過我們的生存境況和維權訴求，就連我們心目中的女英雄、《聲音》一書的作者、全國人大代表、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敬一丹同志對我們的書面委托也根本不作任何回應。從這些遭遇中我們領悟到，請高薪收入者和富有者去討論“理順收入分配”，請擁有別墅和多處房產的人去討論“社會保障房”，請享有“三公消費”特權的人去討論“如何降低生活指數和上漲的物價”，請能夠把子女送到國外留學的人去討論“降低學校收費門檻”等等，無異乎“隔靴搔癢”和“紙上談兵”，于事無補。我們這個弱勢群體沒有自己的代表，在“兩會”上聽不到我們的聲音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我們期盼并呼吁富有正義感的委員和代表們，能夠勇敢地挺身而出，為這受害的94萬老兵伸張正義，我們將會感念不已并記住你們。　　

二、企業軍轉干部期盼法律回歸和政策落實，決不是什么與政府機關公務員“攀比”。　　

在“勞辦發[1993]78”號通知下達后，國務院原勞動部和原人事部聯手把我們推向困難重重的生存境地，在我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違法剝奪了我們幾乎所有依法享有的基本權益，只剩下同工人一樣少得可憐的幾百元基本養老金和下崗生活補助費，有時還一連幾個月不能按時發放，由于這是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我們猝不及防，不少皓首白發的老同志，迫于生計，拖著傷殘病弱的身體去另謀生計，看門、守夜、蹬三輪、擺地攤，干環衛等掙點小錢補貼家用。小病呆著，大病拖著，由于失去了醫療保障，重病就只有坐以待斃，這就是堂堂中國退役軍官真實生活的寫照，真可謂貽笑古今中外，被我們打敗的臺灣老兵退伍后也比我們強，更不用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退役老兵了。　　

反觀轉業在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軍轉干部，他們才是天之驕子，享受與部隊職級相對應的公務員待遇，工資和養老金外加各種名目的補貼及福利等灰色收入，總體收入高于我們幾倍，出有車，食有魚，居豪宅，享“三公”（消費），在崗的坐在有現代化設施的豪華辦公室，抽名煙品名茶，守著電腦“辦公”不知日之所終；退休的則過著真正“老有所樂”的晚年生活，飲食無優，有病不愁，逢年過節有慰問，旅游季節有安排。凡此種種，天上人間，本是同根生，相差何其遠，我們同他們都是從同一條戰壕中走出來的戰友，卻被原勞動部和原人事部違法切割成兩個迥然不同的群體。　　

尤其令人憤慨的是，生不平等，死更凄慘，機關和事業單位的所有工作人員，死亡一次性撫恤補助的標準是生前工資或養老金的24個月，而企業軍轉干部死亡后同工人一樣只有4個月標準的安葬費而無分文撫恤補助。目前機關事業單位實施的撫恤補助規定本來是從部隊移植過來的，而我們這些在部隊服役十幾年乃至二三十年的轉業老干部卻無此哀榮，我們同幾千萬產業工人一道為國家創造大量財富，死亡時的命運都如同螻蟻一錢不值，而享受財富和支配財富的人死了卻身價倍僧，享有殊榮。如此之大的差異，完全是既得利益者人為造成。　　

廣大企業軍轉干部面對如此不公平不公正，為維護國家法律尊嚴和自身合法權益，奮起抗爭，依法維權，通過上書、上訪、上訴、上網（官方網站或國內允許開通的網站），誓死向違法者討回公道，強烈要求把被違法剝奪的權益還給我們，然而有關部門的某些官員卻對我們猛潑臟水，大放厥詞，把我們的合理訴求歪曲成“同政府機關公務員攀比”，“是不符合改革的過分要求”，“如果再開政策口子會引起社會其他群體的攀比”等等。這個“攀比”二字似乎成了我們最大的忌諱，既胡說什么我們是同公務員“攀比”，又擔心落實政策別人又同我們“攀比”。對此，我們不得不在這封信中著重說一下，我們對這個所謂“攀比”的看法。　　

對廣大企業軍轉干部來說，要求法律回歸和政策落實早就有法可依，不必要同機關公務員“攀比”，同時也不怕社會上任何群體同我們“攀比”。戰爭年代，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出生入死，沖鋒陷陣，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叫苦，犧牲了為國舍命，視死如歸，誰來同我們“攀比”；抗美援朝戰爭，面對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我們用劣勢裝備浴血奮戰，有時整團整連戰友犧牲，沒有幾個幸存者活著回來，至今還有18.6萬志原軍烈士葬身異國他鄉，誰來同我們“攀比”；為了捍衛祖國領土主權不受侵犯，西藏平叛，將叛國者趕出國門，中蘇 、中印、中越三次邊境還擊戰，打出了國威軍威，把入侵者拒于國門之外，誰來同我們“攀比”；八千湘女上天山，年青的巾幗女兵，告別父母，遠離故土親人，投身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戌邊，新疆至今還留下許多老奶奶，誰來同我們“攀比”；在東北邊陲的北大荒、在沼澤遍布荒原一片的大慶、在大漠深處的石河子和克拉瑪依，在人跡罕至的“兩彈一星”發射基地，到處都有中國軍人和轉業官兵的身影，到處都灑下一代又一代老兵的汗水，有的還永遠留在這些地方，誰能同我們“攀比”；在我們當兵的那個年代，入伍不夠15年不能帶家屬隨軍，每年只有15天探親假，哪個軍人不是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撫慰妻兒，或在戰場拼殺，或在邊卡巡邏，或在海島駐守，帳棚雨衣當屋，稻草鋪地當床，與明月星辰作伴，與燈塔海島為鄰，十幾年或幾十年如一日，為報効祖國獻身國防而無怨無悔，誰又能同我們“攀比”。　　

好漢不提當年勇。我們之所以重提這些往事，決不是為了炫耀我們的光榮和榮譽，而是給負責企業軍轉干部安置工作的相關部門和官員提個醒，“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如果對歷史一無所知，那就補一補課，如果淡忘了這些史實，那就翻一翻歷史課本，重溫一遍毛主席所教誨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這個教導，換位思考，拉近同企業軍轉干部的感情距離，不要把“兔死狗烹，卸磨殺驢”的事做得太絕，不要為法律回歸、政策落實設置重重障礙，不要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解決企業軍轉干部的問題，并不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只要依法行政就可以一了百了。一是有法可依，《兵役法》、《國防法》、《軍官法》是三部涉軍“鐵律”；有從建國初期到1993年7月一系列承前啟后的軍轉安置政策，不需要所謂的“另開政策口子”。二是不怕社會任何群體進行所謂的同我們“攀比”，我們必竟是流血舍命服務國防的特殊群體，血濃于水。三是有錯必糾是我們黨的傳統，文革結束后撥亂反正，為大量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特別是華國鋒和小平同志率先垂范，為被錯誤處理的41.5萬部隊干部由復員改為轉業，恢復了干部身份，這應該說是法律回歸和政策落實最好的先例。還有同我們的問題極其相似的企業老師問題，一部《教師法》和國務院一個文件，就把他們原來本沒有的身份提升為國家公務員待遇，難道真的是拿槍衛國的老兵，不如拿粉筆教書的老師嗎？可見政府只要依法行政，對同樣事件不持偏見，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這近百萬老兵只不過是一個生命殘存的老年群體，大都離生命的終點越來越近，把被違法剝奪的權益還給我們已是刻不容緩的。“老有所養”只是生命的延續，“老有所樂”才是人生的價值，自從1993年7月5日那個令人切齒的“勞辦發【1993】78號”通知文件下達后，造成我們心理不平衡，精神受壓抑，生活陷困境，“老有所樂”如同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及。盡管如此，我們的軍隊情節卻仍然根深蒂固，我們的兒孫早已有很多“軍二代”和“軍三代”，我們對祖國的忠誠始終如一，對社會主義的熱愛一往情深，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堅定不移，入黨時在黨旗下的宣誓始終不忘，對這樣的老軍人、老干部、老黨員群體，于情于理于法政府都應該善待，讓法律早日回歸，政策盡快落實，把違法剝奪的合法權益還給我們，讓我們沐浴公平和正義的陽光，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安寧度過人生最后一段夕陽時光。　　

三、請國務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依法行政，妥善解決企業軍轉干部的問題。　　

我們獲悉，有一位在社會保障部門相當負責的高官，在一次會議上惡狠狠地宣稱：“如果解決企業軍轉干部的問題，就是全國改革的失敗”！何等危言聳聽，一下子把企業軍轉干部的地位抬高得太過了頭，簡直就是惡霸的語言和強盜的邏輯。既然企業軍轉干部的地位會如此重要并影響全國改革的成敗，那我們就不禁要問：當時就憑勞動部辦公廳一個試行深圳企業改革做法的通知，就同原人事部聯手扼殺近百萬既是原部隊骨干又是企業骨干的老軍轉干部的政治生命時，你們為什么就可以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全然不考慮、不顧及我們的基本權益而否定我們的法定地位呢？如果這位口出狂言官員的惡語是代表政府意向的話，那就真的是企業軍轉干部的最大悲哀了。　　

改革到底改什么？這位不學無術的高官只不過是官場的“二混混”，根本不懂得改革的真諦所在。簡言之，改革就是“解放最活躍生產力”。我們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欣喜地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13億中國人民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譜寫了一個解放、創造與共享的人類故事，一個個枷鎖和限制被逐次打破，一個個嶄新空間被逐步開拓，一個個個體從螺絲釘變身為發動機，釋放出無窮的活力。在一切生產力發展要素中，人始終最主要、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有序釋放這個最活躍的生產力因素，是中國30多年改革奇跡之本。這位官員并不懂得這些道理且缺乏知識，改革絕不是輕率改變社會任何一個階層和群體的原本依法享有的地位和身份，非法剝奪其依法享有的基本權益，更不是把富者改的更富，窮的改得更窮，廣大企業軍轉干部絕非流氓、無賴和乞討者，原勞動部和原人事部的某些官員用不著以改革之名拿94萬老同志開刀，在政治上置我們于死地，生活上置我們于困境。　　

解鈴還得系鈴人。我們深知，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爭論、曲折和矛盾，原勞動部長劉永富同志曾公開坦承：“勞動部負責社會保障工作，在推廣深圳企業取消干部、工人界限的做法時出現失誤，沒有妥善處理企業中老干部和技術人員的待遇問題”。（大意）劉部長這個表態是代表原勞動部在一次答記者問時說的，既承認是一次失誤就不能不了了之，因為這關系到近百萬老同志的政治生命和切身利益，決不能如同兒戲，等閑視之。　　

尊敬的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賈慶林主席。我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正好看到了吳邦國委員長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我們進行了認真學習和熱烈討論，受益匪淺，鼓舞甚大。這個重要講話強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這也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注、各方面反映強烈的問題”。“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確保各國家機關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委員長的這些話說到我們心里去了，十幾年來，我們與之抗爭的正是原勞動部和原人事部的有法不依和違法行政，無視法律、濫用權力，以致在企業軍轉干部的安置問題上鑄成大錯，現在該是他們正本清源、違法必究、依法行政并把我們的基本權益全部還給我們的時候了。　　

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了溫家寶總理在國家信訪總局與上訪群眾面對面交流的報道。總理對訪民們說：“要拓寬人民群眾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渠道，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批評和監督政府，負責任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困難和問題。只有善于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勇于面對群眾的批評，政府的工作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總理的話多么的感人和親切啊！現在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主要領導和負責企業軍轉干部工作的部門，該是在法律框架下認真審視原勞動部和人事部閹割、歪曲黨的軍轉安置政策進行違法行政的錯誤并予以徹底改正的時候了。　　

胡錦濤總書記創建科學發展觀，倡導以民為本，建立和諧社會，讓13億中國各族人民全面進入小康，這對于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的同時，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基本權益仍然居于首位。廣大企業軍轉干部不但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是昔日的國防衛士、中共黨員、老年軍轉干部，我們心里想的和眼睛盯著的不僅僅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和七彩霓虹，更是我們無端失去的基本權益。為此，我們殷切希望和翹首企盼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和賈慶林主席能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遠見和魄力，在你們的任期內解決好全國企業軍轉干部的問題。　　

恭祝全國“兩會”圓滿成功！　　

國家安置在企業工作和退休的軍隊轉業干部謹呈　　

                                                二0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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