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即將過去的時候，謠言洶洶而來，狠狠地踩住了老虎尾巴。12月25日傍晚19點39分，第一則謠言在微博上出現：“浙江省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的前任村長今天被車碾死，是政府謀殺的，……”謠言一開始就言之鑿鑿地確認，“是政府謀殺”。26日凌晨0點3分，又一則謠言在微博出現：“村長錢云會于2010年12有25日上午9:25在本村口公路邊被4個人抬起扔在工程車前輪胎下軋死”，并配發了駭人的現場照片。媒體報道，這則謠言的發布者自稱是山西太原“暴力拆遷”受害者的家屬。這條微博被轉發3000多次。26日晚上至27日早晨，關于這條消息的各種微博紛紛出現，有些轉發超過萬次。短短的時間里，謠言已經被傳播了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次。
    如果把上面兩則謠言稱為“母謠言”，其后產生的“兒謠言”、“孫謠言”、“重孫謠言”更是不計其數，例如：地上沒有一點剎車痕跡，監控被人為破壞，警察搶尸體，司機坐警車離開現場，四個抬人者的衣服上有“特警”字樣，死者出門前鎮長給他打電話，死者家屬被抓，短時間里來了1000名警察，有兩位目擊者，目擊者在被警察抓走后，遭到警察毆打，等等。在樂清警方與溫州市警方開過兩次新聞發布會后，謠言依然在繁殖、傳播。警察遇到了一個面目不清的對手。
    29日晚上，溫州警方召開新聞發布會的現場，允許記者提問。自稱“南方報業”的年輕女記者，法律素質很差，毫無專業常識，她用謠言來質問警方：“警察為什么搶尸體？”警方發言人在現場沒有對“搶”字提出糾正，但是，在《南方周末》31日發表的文章里，刊登了警方發言人在接受“南方記者”獨家約訪時的話。警方發言人說：“如果是嚴謹的媒體，不要輕易用‘搶’這個字”。警方解釋了由警方保存尸體的法律依據。在這個問題上，與“南方記者”類似的媒體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差，是導致謠言傳播的眾多原因之一。媒體是否要求真相？警方也同樣要求真相，既然如此，尸體就是獲得真相的重要證據之一。如果警方不保管尸體，留在家屬那里，真相查不清，媒體是否又要鼓噪“為何不從尸體上找到查清真相的線索”？大名鼎鼎的南方報系，派出的記者專業素質、基礎知識如此之差，令人驚訝。
    但是，南方報系的女記者在提問中的用語，似乎觸及了這一事件的某些真相。南方報系的女記者稱警方為“你們”，稱媒體為“我們”。你們、我們的這種劃分，是否意味著一種潛在的心理認識：你們要隱瞞真相，我們要尋找真相？但是，如果警方認為他們所要面對的只是媒體，那又錯了。包括中央臺記者在內，在很多時候使用的都是“網民的疑問”，警方也時常說要為“網民”解惑。我不知道“網民”是誰。媒體在質疑的時候，“我們”、“網民”隨意互用，如魚得水。即便在警方兩次召開新聞發布會，有關當事人的采訪都已經播出，警方明確認定“排除謀殺”之后，31日的《南方周末》依然說：“在網絡輿論中，多數意見仍持‘謀殺’說”。網民、網絡輿論已經成了警方擺脫不掉的夢魘：你不知道它是誰，它總是不相信事實，堅持第一個“母謠言”的說法，“是政府謀殺”。這個謠言似乎是破不掉的。
    如果用圍棋來做比方，警方遭遇的是一個“打劫”，警方與一個面目不清的對手，開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劫爭”。警方所爭的是信譽，是公信力。我們不得不看到，在這場劫爭中，警方或官方自身可被利用的“劫材”很多，例如土地征用、官民關系、村長上訪等等。這些劫材有些是政府自身的原因，多年來，政府在這一局棋中，從開局到中盤，有險招，有錯招，有昏招，給自己留下了隱患。同時，政府自身的劫材也有那個“面目不清”的對手故意設下圈套。這些都成為這場“劫爭”中可以被對手利用的“劫材”。那么，對手有沒有劫材？對手的棋是否無懈可擊？
    關于錢云會之死，“有人”說有第二位現場目擊者，雖然誰都不清楚“有人”是誰，但是，“第二位現場目擊者”的誕生，像是一個對方的劫材庫。第二位“目擊者”是一位婦女，她說她看到三個人（已經不是五個，也不是四個）把錢云會塞到車下。事后查明，她并沒有在現場，只是聽說的。但“有人”對她說：記者那么多，你去說說，說不定有錢。于是，她就謊稱自己看到了事發現場，被“目擊者”了。于是，我們看到，“有人”認為，記者可以不加鑒別地發布謊言，甚至還可能為此付錢，而且，記者真的發布了（只是不清楚有沒有真的付錢）。于是，人們再一次迷惑：“有人”到底是誰？在警方所面對的對手那里，這個“有人”，這個“可能會付錢”，能不能成為對方的劫材庫？事實上，當今某些媒體的確時常強奸民眾的知情權。
    警方的公信力，的確遭遇嚴峻的挑戰。溫州市公安局新聞發布會之前，由于推遲了一點時間，有人便在微博上發布消息說：官家騙人！發布會結束，警方有關人員走了，有人在微博上發布說：他們溜了。警方發布了調查真相，媒體問：真相是否來得太晚了？但是，即便在美國警察那里，短短幾天時間就將真相查清，也算是快的。于是，又有人說：這么快就查清了，能信嗎？這與“南方”的評論如出一轍：“政府高度緊張而協調的處理手段則顯示，這個案件恐怕不一般”。政府不作為要被罵；政府積極作為了，還是要被暗示——那是做賊心虛。一貫與“南方”作對的某網站也貼出文章，要求對溫州警察都進行“測謊”。政府已經里外不是人了。在向政府要真相的時候，他們個個大聲疾呼；等到真相出來的時候，他們又說：早就知道一定是交通肇事，這叫“被交通”。于是我發現，有人并不需要“事實的真相”，他們只需要“想象的真相”。整個事件對于某些人來說，沒有真相，只有想象。想象就是真相，真相就是想象。凡不符合想象的，都不是真相。
    政府不可信，媒體不可信，“公民調查團”據說已經有了四個，有的已經到達樂清。“公民調查團”可信嗎？一位長期在某媒體工作的公民說：“溫州官方現在的態度很好，但未必有積極結果。我們響應前往，也未必有積極結果。”但他表示“鐵定”要去。我只是不知道，這位以“笑蜀”為筆名的公民，他所要的“積極結果”究竟是什么？是否只有推翻警方結論，才是“積極的結果”？“未必有積極的結果”是否在暗示溫州警方隱瞞真相的水平滴水不漏？然而，“公民調查”還沒有開始他就有此結論，他所謂的“積極結果”，是否也同樣只是他不可改變的想象？更大的問題在于：如果幾路公民調查團最終調查的結果，的確找到了被官方警方隱瞞的真相，是否今后中國社會的所有事情，都要這樣交給公民調查團？如果最終連公民調查團也不可信了，怎么辦？
    警方及其政府必須深刻地反思：這種狀況究竟為何會出現？與政府自身究竟有怎樣的關系？造成這種“以想象代替真相”的狀況，政府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政府謀殺”這種謠言，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傳播力？被人造謠的確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無風不起浪，身正才能不怕影歪。政府的確應該首先從自身尋找原因。我所說的老虎尾巴，只是虎年結尾的意思，而不是說政府成為老虎，不是說謠言摸了政府這只老虎的尾巴。如果不加以認真的反思，不從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謠言很可能成為政府今后疲于應付的新的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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