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人們的生活來說，安全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財富，富人和窮人都需要安全。即使對于富人來說，安全也未必是用錢能買到的。目前，中國社會的治安狀況并不理想，百姓對此頗有怨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社會治安的問題？我們可以簡單做一個歷史比較。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幾年的整治，社會治安狀況空前良好，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賣淫現象基本禁絕，被西方人引入的吸毒現象也徹底消失，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成為“無毒國”，堪稱世界奇跡。整個社會的刑事發案率降到低點，一般每年不超過50萬起，最低每年刑事法案數為18萬起（西歷1956年），從西歷1950年至1976年，年平均刑事發案數約33.7萬起。
    然而，這一良好的社會治安狀況從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們看一組數據：

年份（西歷）    發案數（萬）

1977            54.8 

1978            53.6

1979            63.6

1980            75.7

1981            89.0

1982            74.8

1983            61.0

1984            51.4

1985            54.2

1986            54.7

1987            57.0

1988            82.7

1989           197.2
1990           221.7

1991           236.6

1992           158.3

1993           161.7

1994           166.1

1995           169.0

1996           160.0

1997           161.3

1998           198.6

1999           224.9

2000           363.7

    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開放以后，刑事案件發案數總體上呈上升的趨勢，而且上升速度相當快。從西歷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個快速上升時期。西歷1983年以后四年多時間，刑事案件發案數保持了較低的穩定，那是因為從西歷1983年起，政府實施了三年“嚴打”。至今有些人對當年的“嚴打”還從法律意義上提出批評，然而，如果不是“嚴打”，社會治安會有什么結果呢？從西歷1989年開始，我國每年的刑事案件發案數突然超過了100萬起，幾乎接近200萬起。西歷1990年突破200萬起。西歷1992年以后的幾年時間里，刑事案件發案數有一個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西歷1992年我國提高了盜竊案件的立案標準，而不是案件發生的減少。此后，西歷1994年至1995年，我國政府又進行了一次“嚴打”，壓制了刑事案件上升的勢頭。然而，到了20世紀最后兩年，刑事案件發案數再次大增，突破了每年300萬起。此后十年至今，社會治安局勢依然嚴峻。
    是什么原因造成這一現象？第一，商品經濟。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基本上實行計劃經濟，因此，為了發財、獲利而實施的刑事案件失去了相當大的土壤。第二，相對公平。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并不富裕，這種不富裕既是同國外相比，也是同改革開放之后相比。因此，是否富裕并不是刑事案件發生的原因，是否公平才是原因。第三，社會管理充分。改革開放之前，城市管理很深入，企事業單位和街道社區都有完善的制度，農村地區也有公社和生產隊。改革開放之后，人員流動性突然加大，管理沒有跟上，大批流動人口處于失控的狀態。第四，受國外影響。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與外部世界相對隔離，國外很多容易引發犯罪的事物，沒能進入國內。改革開放之后，打開門窗，“蒼蠅也進來了”，賣淫、毒品等等死灰復燃，極易引發犯罪。第五，觀念改變。改革開放之前，人們并不以發財為第一目標，但此后，直到如今，發財成為人們生活唯一的目的，加上不公平，加上商品經濟，犯罪成為發財的重要手段。
    對于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樣認為那是最好的社會。從上述幾個方面來說，計劃經濟太強，幾乎完全取代商品經濟，并不是件好事。社會公平變成平均主義也不能長久。社會管理太嚴太死，嚴格的戶籍制度讓人失去不少自由，也不是個好辦法。與世隔絕同樣有弊端。然而，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在改變過去的某些不足時，一下子走得太過了，矯枉過正了，尤其是觀念上的徹底改變，整個社會都以金錢第一，發財至上，盲目接受國外的一切，大力提倡個人主義，“自由”成為一切怪異行為的最佳借口，……這些都是導致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的原因。
    有一個例子可以作為輔助證明。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在西方休克療法的改革下，突然進入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社會治安也同時突然惡化，犯罪直線上升。近年來，人們經常談論俄羅斯黑手黨，它也成為西方電影的重要題材之一。僅從有組織犯罪說，蘇聯解體后，西歷1991年，俄羅斯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為3000個，西歷1993年為4352，西歷1994年5500個，西歷1995年6500個。其中50個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俄羅斯全國有分支機構，擁有6000多名經常荷槍實彈、訓練有素的武裝人員。西歷1996年的數據顯示，70-80%的企業和銀行被黑手黨索要各種保護費。俄羅斯科學院的分析統計顯示，全國35%的資本掌握在黑手黨那里，80%的“表決股”被黑手黨掌握。人們說，那個時候，莫斯科街頭某人被開槍打死，太正常了。俄羅斯當時的總統葉利欽也不得不承認：“從黑社會組織的數量、活動規模看，現今的俄羅斯已超過意大利，成為國際社會巨大的黑手黨王國”。這是葉利欽在位時說的話，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當初他急速地滑向、無條件地擁抱西方社會，正是他這一悲嘆的原因。
    有人也許會說，當今西方國家不是這樣，社會治安似乎很好。這也許不錯。然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在走到今天的過程中，都有社會治安嚴重混亂的時期，不說不起眼的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毫無例外，在他們發展的過程中都有很長一段時間，犯罪猖獗，社會治安極其混亂。以美國來說，美國歷史并不長，但隨意殺人的階段延續了近兩百年。19世紀，最低的時候，一個殺手只收2美元，就可以替別人殺人。如此低廉的雇兇殺人價格說明什么？說明政府的法制形同虛設，殺人也成為充分市場競爭的謀生方式，有大量能夠提供殺人服務的殺手，充分競爭才導致了殺一個人只要2美元！在那個時候，有難度的殺人收費100美元，已經是當時的天價。而且，這么低廉的雇兇殺人費用還說明，殺了人之后，基本上都沒事，不會有法律追究。美國歷史上殺了幾十條人命的兇手最終逍遙法外的事例很多。與肖傳國花10萬元人民幣只為打人相比，肖傳國和方舟子如果生活在那個時期的美國，方舟子就要倒大霉了，死100次都夠了。
    這也是我經常要向那些膜拜西方的人說的話：如果要一模一樣照搬西方，社會治安的嚴重混亂就不可避免，這個階段有多長，也難以預料。當年，西方社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很多其他辦法，例如移民，轉移矛盾；奴隸制，讓一部分永遠受壓迫；殖民地，少剝削本國人，多剝削外國人，等等。這種方式在當今中國一個也不能用。因此，如果我們照搬西方，能否熬過社會治安混亂的階段，走到一個較高的平臺上，還是一個未知的前景。中國要建設現代化，必須走一條與西方不一樣的道路。僅僅從社會治安問題上，我們就能清楚地得出這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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