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假扶貧真幫富　　

張鳳耀　　

本人在“扶貧主體”短文中提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扶貧是政府一項重要職能。所以，扶貧必須以政府為主體；不能委托給民間組織，更不可推給民間。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　　

又在“扶貧目的”短文中提過，社會主義國家，扶貧是為了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社會主義目的。　　

還在“扶貧方式”短文中提過，為了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共同富裕，不能讓貧困農戶單打獨斗，必須由政府引導，把他們組織起來，因地制宜進行合作開發。　　

為此，政府要出資金，出人力，并承擔風險。否則，就不是人民政府。　　

政府是抽象的組織，要實施政府措施，都得靠人。這些人，過去叫干部，后來叫官員。扶貧要取得實效，有關官員既要德才兼備，又有健康的身體素質。　　

如今，德才兼備官員，并不很多。因為有三類官員，不符合扶貧的德才兼備要求。　　

第一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在官員隊伍中，擁有各式經營資產的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投資人、資本家等，漸漸多了起來。其中，既有明的，也有暗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譬如，原廣東省東莞市委書記歐陽德、中山市長李啟紅等等，都屬這類；官位有比他們更高的，也有比他們低的。到如今，已難計其數。　　

第二類，他們本身雖不具有明顯經營資本，但他們是各式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投資人、資本家等的代理人。譬如，廣東省原紀委書記王華元，公安廳長、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陳肇基等等。還有，不為貧困人群醫療服務的衛生機構、制造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教育機構等部門的一些官員，也屬這類。所有代理人，都只為富人謀利、服務。　　

第三類，“三證官員”。八十年代后期出現時，叫“三證干部”。后來，大概“干部”一詞被冷落，改叫“三證先生（女士）”。所謂“三證”，是指這些人，第一，擁有外國護照或居留證（身份證）；第二，有外國資產證（一般是投資移民）；第三，有國內公職證，是國內公職人員。擁有三證的公職人員中，很多是各類官員，這就是所謂“三證官員”。“三證官員”唯一信仰是個人利益。他們從擁有外國護照（向入藉政府宣誓，忠于新入藉政府，不忠于原出生國政府）起，已背叛了出生的祖國，自然不再對祖國和人民有興趣。　　

上述三類官員利益，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不一致，故民間常把他們統稱為“走資派”（第三類，其實又是漢奸、賣國賊）。　　

扶貧，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但與上述三類官員利益不一致，甚至相反。可他們表面身份又是官員 ，不能公開說不支持或反對扶貧。因而促使他們對扶貧工作，只是做做樣子，喊喊口號。十足像個第三者或旁觀者。這可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看得很清楚。　　

譬如，有的地方扶貧方針是，叫貧困者不要“等、靠、要”，要“自力更生”。官員們實際上就是袖手旁觀，不扶貧。　　

又如，有人在不長時期，在貧困農村人口中制造出48.5%的文盲率。制造出來以后又不理不睬；寧可讓學校學位空缺，也不讓打工者孩子入學，非收高價“借讀費”、“擇校費”等，這個費那個費不可。把窮孩子拒于校門外。　　

再如，公立醫院，用征收每人每次300元的掛號費，排除為不富裕人群服務，讓貧困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可謂是，醫院大門朝人開，有病不富莫進來。這類醫院 ，與上述教育機構類似，其頭頭也屬只為富人謀利、服務的“代理人”。　　

金融扶貧，只給大戶貸款，不給貧困戶貸款。還有所謂“扶貧基金”，名義上作扶貧貸款用，實際上大戶可貸10—100萬元，貧困戶只能象征性貸給3000元。都為大戶服務。　　

某些官員，表面上去看望貧困家庭，開口閉口都是“去打工！去打工！”明知打工的最低工資滿足不了生存需要，仍然這般大喊，目的是給“富士康”們提供數量更多的廉價勞動力。貧者貧到死，與他們無關；他們仍然西裝革履，風風光光，裝模作樣，溜溜晃晃。　　

如此這般，走資派所謂扶貧，其實都是假動作，不會有實效，只會越扶越貧。到頭來，社會會變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文盲一大堆，病人倒路邊。　　

真要扶貧幫困，政府必須動真格，出政策，出資金，出人力，擔風險。官員們要出真情，出氣力，出智慧。只有動真格，才能有實效。起馬得讓貧困人群能過上溫飽生活，孩子能上學，有病可得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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