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八九十年代以來，跨國食物公司和世界貿易組織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中向各國的農業政策滲透，向農村社區擴張。1993年，發源于全球南方的世界性農民組織聯盟“農民之路”成立，從此一度沉寂的“農民”以一種新的面貌重新走向世界的政治舞臺，成為持續抵抗新自由主義、令人矚目的重要力量。從捍衛農業生產資料的自主權和社區民主，到性別平等和婦女解放，再到對資本主義環境危機的農業生態學反思，農民之路作為一個活躍著的斗爭傳統，食物主權作為一個鮮活的政治話語，在運動歷程中也是不斷發展著的，既有過爭論和團結，也曾有誤用和歪曲。面對復雜的局面，行動者在包容差異性的同時，還需要堅守斗爭的現實性，使其斗爭的內涵不斷豐滿，團結得以維系。

　　內蒂·維伯(Nettie Wiebe)是這樣一個有著特別經歷的行動者。作為一個在加拿大農村長期生活和生產的農民，八九十年代農業政策的嬗變使得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廣大農民群眾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影響聯系在一起。在家庭農場的成長經歷以及年輕時代從事性別意識提升的斗爭經驗讓她見證了農業生產和主流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性別意識與農政運動的相遇，使她成為一名農政女權主義者。作為農民之路早期運動領袖中的唯一女性，她追求將婦女解放融入農民之路的運動精神之中。

　　今天，我們就從維伯的視角出發，重新回顧食物主權概念的興起過程、爭取性別平等的斗爭以及農業生態學知識何以產生的關鍵問題，感受行動者如何把多樣性融入到對共同事業和集體力量的培育中，并懷揣希望地前行。

　　作者 | 內蒂·維伯(Nettie Wiebe)

　　翻譯｜Ripple、裊裊炊煙、飛白、魚寶、侯憨、丁卯

　　內蒂·維伯

　　內蒂·維伯是薩斯喀徹溫大學圣安德魯學院(St. Andrew’s Colleg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名譽教授，也是食物系統國際專家小組(IPES-Food panel)的成員，她一生都將農業生產與社會活動、政治參和學術追求相結合。她曾擔任加拿大全國農民聯盟(NFU)的民選領導職務，任職長達十年。在她的領導下，全國農民聯合會協助建立了“農民之路”(LVC)。同時，作為最初在農民之路國際協調委員會中任職的唯一女性成員，她鼓勵和激勵婦女在捍衛糧食主權方面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

　　農民之路30年

　　圖片來源：peasantjournal.org

　　30年前，在比利時蒙斯市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一群來自進步小農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主導并起草了會議的議程，而這份議程是在沒有任何非政府組織、資助機構以及其他農村發展領域專家介入的條件下產生的。這是一次大膽的嘗試，它直接表達了全世界農民、務工農民及小農生產者的愿望和訴求。由這一倡議催生了“農民之路”(LVC)運動，如今它的隊伍已發展壯大，囊括數百萬農村居民和原住民，他們在世界各地建立聯盟。農民之路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農業社會運動。

　　我所在的組織（加拿大全國農民聯盟NFU）自成立以來就一直積極參與農民之路運動。20世紀80年代，加拿大簽署自貿協定，協定中帶有新自由主義和農業政策全球化的傾向，它要求加拿大的農業部門加大對國際面向的關注。為回應這一政策傾向，加拿大全國農民聯盟決定與小農生產者及農民站在一起，在捍衛家庭農業和抵抗企業支配上，我們有著共同的利益。

　　作為一名當選的領導人（任婦女主席，隨后任職主席），我努力增進組織團結并為農民之路作貢獻。在工作職責上，我既在北美/墨西哥地區國際協調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the North American/Mexico region)中履行職責，也承擔動員婦女參與農民之路的組織工作，同時在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CFS，以下簡稱糧安委）等全球組織中擔任農民之路的代表。

　　接下來，我想以一名農政女權主義者、農民、活動家和哲學家的身份談談自己的一些心得，這些心得根植于我數十年以來的經歷——在堅持種糧的同時，倡導集體行動以追求社會與政治正義，推進生態保護和增進文化福祉。我既不是要對農民之路或其他社會運動做歷史的批判性評價，更不是要否定性地描述學者或活動家在社會政治運動中所扮演的各類角色。在這個簡短的回顧中，我所要做的是探索知識所產生的情境，并將我自己的經驗和反思編入過往的和眼下的農業行動之中，成為錦繡之中一針一線。

　　一、站位決定視角

　　一個人如果想對學術探討、社會運動和行動主義做批判性評價，那么第一步必須是認識到自己在話語中的站位。我是一名女性，一位母親，一個活動家，一個農民和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學者。

　　作為東歐移居農民的孫女，我是英國/加拿大殖民定居戰略的受益者，這一戰略取代了加拿大西部的原住民游獵文化。由于該戰略在當時未能招募足額的英國移民，政策就為母語非英語的少數民族移民（主要是白人）開了口子，我的祖父母就是其中一員。因此，我對歐洲帝國主義綿延至今的影響懷有一種矛盾而微妙的理解。

　　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我的行動主義，受性別的影響最深。作為一名年輕人，我曾加入從事女權主義分析和女權意識提升的學生團體，這段經歷賦予了我解讀自身經歷和位置的工具。性別不平等是當時的主流文化，諸如性別暴力、缺失身體自主權、薪酬的性別差距、職業機會的不平等、社會規范對婦女的奴役與性物化，以及“女性依附男性”的普遍社會預期（女性的歸宿就在于將她的生活附庸于男性的追求），這些問題在今天依然以多種形式存在。理解這種性別不平等的危害，有助于超出性別領域，把握其他損害人權和造成不公的不平等權力關系。

　　我在家庭農場里長大，一輩子都在干農活，種莊稼和照顧牲畜是我的主要生計。但即便這樣，讓周遭承認我是一個農民還是頗為困難的。“農民”是一個如此頑固的男性化用語，以至于務農的女性不得不向他人呼吁將自己稱作農民，更別說是在農業領域獲得知識、專業技能和地位的認可，全世界范圍內的農業都存在根深蒂固的父權觀念。因此，農業領域的女權主義斗爭在農村就顯得尤為緊要。

　　除此之外，學歷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我的定位和工作。我對人應如何行動（倫理學意義上）的問題有濃厚的興趣，學習哲學不僅使我能夠聚焦自己的興趣，還能夠幫助我磨練思辨能力，對他人所提的假設以及論點和立場的一致性加以批判性的審視。這種正式教育十分有用，特別是在我們需要即時編寫文件和聲明的時候，因為在這種時候我們要在緊迫的時間限定內以書面的形式澄清運動的主張。（會后的決議起草委員會承載著許多這樣的記憶，當時我們加班加點到深夜，只為搜尋一個合適的詞語來表達農民之路至關重要的立場和訴求）。雖然我還遠不是一個農業或發展研究領域的學者，但我的哲學背景能夠支持我批判性地反思價值和原則，而正是這些價值和原則塑造了社區、運動和管理機構的內部關系，并影響著我們人類與我們所依賴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

　　具備上述條件和技能還有助于我們克服對農村人口，特別是對農民及小農生產者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認為農民沒有文化且“落后”，農民是如此無知以至于不能在現代世界中指出自己未來的方向。何為真正的“農民”(peasantry)，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分類范疇，這層范疇凸顯出一種復雜性，即以教育程度和財富占有為基礎的階級關系滲透進入“農民”這一用語之中，因此依據定義，在田間地頭勞作的人必然是一個缺乏知識和分析能力的下層階級。這種用語范疇有助于剝奪農民的政治合法性，由此為其他專家代表農民干預農業生產而掃清障礙。

　　無論是早期的行動主義，還是對學校不公平限制的小規模反抗，抑或是組織起來成功抵制一家煉鈾廠侵入我的家鄉(McConnell 1989)，這些實踐都讓我見識到集體行動的力量。保衛煉鈾廠的斗爭讓人看到保衛農村環境免受破壞性工業項目影響的必要性，也凸顯出農村社區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形勢。

　　《與農民共同前行》阿斯瓦特（印度“青年社會主義藝術家”） 作于2021年 | 圖片來源：公眾號“三大洲通訊社”

　　二、食物主權——話語的重構

　　1993年，農民之路的成立大會在比利時蒙斯舉行，此時，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議程正以區域和全球貿易協定的形式，迅速獲取合法性和權力，尤其是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GATT/WTO)的設立。在關貿總協定磋商期間，相關農業條款就以加拿大-美國自貿協定為范本(CUSTA)，該協定曾對加拿大的小農耕作與國內市場造成沖擊，而我們加拿大全國農民聯盟的家庭農場主也較早地受到此沖擊的影響。

　　1996年4月，農民之路第一次主要代表會議在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州召開。會上數百名農民、原住民和農村組織代表一致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和企業權力的擴張，因為這種趨勢嚴重威脅著世界各地農民、小農生產者、農村原住民社區的利益。因此，要說出我們反對什么很簡單，我們反對農業綜合企業對社區、環境、文化、生計和當地市場的破壞，以及與企業串通一氣的政府勢力。

　　但是，想要簡明扼要地道出一個替代方案就比較困難了。我還記得，我們曾經歷過漫長且深入的探討，有時甚至相互爭論，這樣的探討常常直至深夜，為的只是搜尋一個足夠精準的詞匯來表達我們的行動追求。傳統的“食物安全”一詞是不充分的，因為問題不僅僅在于提升食物產量抑或有效分配食物。我們所面對和把握的是權力和民主的基本問題，即食物生產資源（土地、水資源、種子和基因等）由誰控制，以何種目的控制；作物種類、種植方式、種植地點以及為誰而種的問題要由誰來決定。我們需要一種話語來表達我們斗爭的政治維度。

　　經過激烈的討論，我們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即我們的立場是為食物主權而戰。到今天，食物主權的概念在何處提出或由誰最先提出，記憶已然模糊。但它迅速成為了農民之路和其他運動的標志性概念。這種政治化的話語立刻引發了人們關于權力、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可持續性和文化的必要討論。這種話語重構將食物從市場商品的主要維度中剝離出來，重新嵌入到社會、生態、文化以及本地語境之中，讓食物成為營養供給、生計發展、意義創造和關系重建的源泉。

　　幾個月后，在羅馬舉行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農民之路公開提出了食物主權的一些基本原則。會上，廣泛使用的傳統術語“糧食安全”與新概念“食物主權”之間的界限和區別得以明確澄清。官方首腦會議承諾以技術轉讓和貿易自由化來增加糧食產量，從而減少饑餓和確保糧食安全。而食物主權則在食物生產的目的性和政治性上重塑了這種話語。

　　農民之路提出“食物主權”已有30多年，自那以后，“食物主權”發展成為一個富有強大影響力和變革性的廣為使用的概念，并且構建起眾多的斗爭。世界各地的農民以及其他人民運動和組織都采用了這一概念。在原住民的抵抗中，在社會正義的爭取中，在環境保護的運動中，甚至在民族國家的斗爭中，眾多主權斗爭陣線都接納和吸收了“食物主權”。舉例來說，委內瑞拉、馬里、玻利維亞、尼泊爾和塞內加爾等國的憲法以及最近的埃及憲法，都將“食物主權”納入其中。

　　2007年，國際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食物主權規劃委員會(IPC)在馬里發起了一次大型會議，各類運動組織、非政府組織和農民之路的盟友們均參與其中，大家一起擬定了食物主權的六項原則或要點。這些原則和要點又在多種場合被廣泛運用和重新解讀，人們甚至將其內涵擴展到食物的神圣維度。“食物主權”作為一個鮮活的概念并不屬于任何個體或地區，這個概念是由追求團結、平等、民主和正義的一系列過程所造就的。

　　“食物主權”的力量就在于它所表達的核心價值——人權、生態保護、公平的經濟/貿易條件、尊重文化多樣性、社會和平、性別平等和民主。這種信條不僅意涵廣博，而且富有號召力，足以讓多樣復雜的人群接納并相互聯合。這也使得這個概念雖有強大的一面，但也有脆弱性。

　　在我任職農民之路國際協調委員會期間，我們極其謹慎地分析并集體性地辨別構建團結的方法，我們希望這種團結能在保持多樣性的同時，又不削弱食物主權斗爭的激進內核。我們對農村和食物政治形成了自己的經驗和理解，我們堅信要保存運動的自主權就需要與國家和資助方的干預保持距離，這些行為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在關鍵政策立場上做出不必要的讓步。

　　鑒于食物主權框架的廣泛性和豐富性，這一概念有被曲解矮化、閹割操縱，甚至惡意濫用的風險。學者、研究人員和非政府組織做出貢獻，對各類情境下發揮作用的力量展開分析，農民之路與相關運動則尋求并受益于這項工作。此外，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農村發展學者應邀在農民之路的許多活動中進行演講和討論，分享了寶貴的理論知識。作為回報，有關食物主權的學術研究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筍般激增，這也表明“食物主權”概念對學者（和他們的學生）而言是一份極為豐厚的贈禮。

　　食物主權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因此，對食物主權成效的再審視以及對工作開展的優化也是持續發展的。理論上的探索揭示了這一概念的復雜性，甚至內在的矛盾性，這引發我們反思“食物主權”概念的使用范疇和局限。比如我們需要思考影響地方/地區/自主控制食物系統建立和資源配置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同時，與食物主權相關的政治、社會和環境背景也在長期且日益迅速地變化。對理論框架提出問題，并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中進行評估和采取行動，是學者/活動家長存的工作。

　　食物主權的實踐和理論是一種共生關系，我認為塑造和引導這種關系的主體首先必須是農民、小規模糧食生產者、原住民、手工業者、牧民、及其所在的社區。

　　三、性別平等——重塑空間與焦點

　　如上所述，全球大部分地區的農業都深受父權制的影響。諸如土地、牲畜、漁船等生產食物的資源主要被男性占有和/或控制。男性在食物系統和政策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由父權繼承的傳統、社會規范以及國家法律所強化。然而，食品的生產、加工和供應（為家庭獲取和烹飪食物）卻主要是婦女的工作。雖然婦女在食物系統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食物政策的相關決策卻很少將她們納入其中，更不可能平等地反映婦女的聲音。農民和農場組織往往也反映了這種性別不平等，農民之路及其諸多創始組織最初也是類似的情況。

　　《家務活》薩魯阿·拉烏達·丘凱爾（黎巴嫩）作于1948年 | 圖片來源：公眾號“三大洲通訊社”

　　1996年農民之路大會在特拉斯卡拉召開，會上的討論活躍且嚴謹，食物主權的框架和協議也從中產生，大會還確認了這一新型全球運動的網絡結構和方法論。各地區代表團選取了一位領導人，由其負責協調該地區策略和行動，并在農民之路國際協調委員會(ICC)中任職。但是當所選領導在全體會議上集體亮相時，人們發現這些領導完全由男性組成。

　　婦女的缺席使得與會代表團的實際情況不能得到充分反映，不僅沒有彰顯婦女在農村正義斗爭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也沒有顯示出女性對保護農民、農業(peasant agriculture)和農村社區的貢獻以及在一些地區建立起強有力農民婦女組織的功績。等到重新選舉地區代表團后，北美/墨西哥地區最終選出了一位婦女協調員。

　　我是國際協調委員會中唯一的婦女，但同時我也是數百萬農村婦女中的一員。我們生產食物以哺育家庭和社區，我們承擔廣大群眾的照護工作并保護環境，但在這些活動的公共決策中卻鮮有我們的位置，也聽不到我們的聲音。農村婦女爭取權利和平等的斗爭由來已久，新近成立的進步性農民運動為女性的充分參與創造了新的可能。然而運動也面臨著挑戰：為婦女參與決策打開空間，并確保婦女能在決策中占據應有的地位。

　　許多農民之路組織都有婦女的聲音，并且有堅實的女權主義平臺和有力的領導者，特別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這些組織已經有過大量有效的政治和性別平等培訓。他們采取這樣一種模式，即在主要組織會議召開前先召開婦女會議，這一模式為討論女性問題和需求提供了寶貴的空間，幫助婦女樹立在智識、合法性和發言權上的信心，讓婦女們在團結的氣氛和姐妹的情誼之中敢于發聲，相互鼓勵。

　　2000年，在第三屆農民之路大會召開之前，我們就先在班加羅爾組織了第一次農民之路婦女大會。以我所在組織(NFU)的模式和經驗為范本，我們提議改善農民之路的結構，以確保在組織領導中全方位的性別平等。《農民之路班加羅爾宣言》（十分自豪地）宣告：

　　農民之路是獨一無二且具有歷史意義的社會運動，是唯一一個承認性別間完全平等與兩性價值的全球性農民運動。大會以一場結構性的變革為此價值奠基，從而確保農村婦女與男性能夠平等地擔負起運動中的責任。我們力求在運動中建立典范，為開放民主的社會過程樹立榜樣。

　　婦女在運動中的廣泛參與從許多方面增強了農民之路的力量，她們為我們的話語和論述帶來了多元的視角與經驗，引入了重要的議題和維度。舉例來說，在中美洲的一系列早期會議中，參會婦女就強調過農業有毒化學品對婦女及其孩子健康的影響。有毒農業危害人類和環境，婦女對這種慘痛經歷做了尖銳的一手描述，這不僅證實了農業轉型的必要，也支持推動了有毒農業向生態農業的轉變。此外，婦女主導了農民之路的種子運動，在1996年羅馬世界糧食首腦會議召開時，在我們的食物主權開幕式上，它就成為了醒目的政治組成部分。婦女往往還是“米斯提卡”(Mística[1])這一標志性表演的主要組織者，這種表演的作用就在于為接下來的活動和集會定下基調。強大的反抗意志在其文化性、多元的表現形式和美感中得以孕育。

　　拉丁美洲的農村婦女

　　圖片來源：social.shorthand.com

　　農民之路的一大關鍵訴求是停止對婦女的暴力，這一訴求的成立完全歸功于婦女領導者。在2008年的馬普托市，第五屆農民之路大會正式開啟了表達這一訴求的運動，但回顧過往，在許多早期會議中，性別暴力議題曾多次緊急提請討論。性別暴力滲透在婦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很有必要將其視為父權制壓迫的關鍵部分。從家庭暴力到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再到性侵犯以及女性移民的極度脆弱性，婦女的身體安全和自主權是全球性的社會問題。農民之路認識到，默許性別暴力的社會規范從根本上破壞了農村婦女的權利、福祉以及農村生活。正如《馬普托宣言》所指出的：“如果我們不能在運動中根除對婦女的暴力，我們將無法推進我們的斗爭；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的性別關系，我們將無法建設一個新社會。”

　　和城市女性一樣，農村婦女承擔了家庭再生產的大部分勞動，如照護老幼以及從事家務勞動。在新冠疫情期間，這一點變得尤為明顯，因為女性照護工作的必要性和隱形性得以鮮明凸顯，人們無法再對此置若罔聞。以往人們對多元文化、傳統和家庭整全性的態度是保護和尊重，而上述變化挑戰了這些頑固的價值觀，這類價值觀正是以不平等的勞動分工、邊緣化的照料工作以及對婦女權力的削弱等多種形式來維持父權制度的長久存在。

　　因此，如果要保衛家庭，就必須改變這些陳舊的關系，因為“家庭是父權制度中最古老的工廠之一”。大眾的農民女權主義(Popular peasant feminism)既要面對保衛家庭（以及在世界上某些地區的“家庭農場經營”）中的復雜問題，又要反抗父權制的家庭結構以及損害女性平等的文化傳統。創造新社會的呼聲要求性別關系在個人維度、家庭維度以及全球維度實現根本性變革。

　　《玫瑰少年》比莉·贊格瓦（馬拉維）作于2015年

　　圖片來源：公眾號“三大洲通訊社”

　　在挑戰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規范時，農民之路不僅關注婦女遭受的普遍壓迫，而且將爭取平等、權利和尊嚴的斗爭置于農村婦女的生活情境中。例如，女權主義一般要求工資平等和社會保護，但農民之路中蓬勃發展的大眾農民女權主義運動則另有側重，它著重突出的是對土地和食物生產資源的獲取權、保護和恢復種子自主權、取締有害的采掘業以及捍衛和維護生物多樣性和基因資源。

　　立足于人權、平等和尊重多樣性，堅持將權利和平等擴展到所有人（包括婦女、女童和非二元性別），是女權主義的邏輯延伸。這是社會運動和其他公民社會組織在當前聯合國糧食安全委員會性別平等和婦女與女童賦權指南下所倡導的。但一些國家依然明確反對將性別多元話語納入社會規范框架，反對將性取向歧視定性為人權侵犯，這一現象凸顯了社會建構中根生蒂固的性別歧視。農民之路呼吁從根本上變革性別關系，但這一倡議還只是一個激進而有待實現的志向。

　　四、農業生態學——成長與認識

　　人們從事農民農業(peasant agriculture)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牧民、農民和漁民積累了特定的知識和一般性的知識，這些知識與土壤、水資源、植物、種子、季節、氣候、藥物以及實踐有關。然而，在兩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工業化進程中，農民與他們的知識不僅一同遭到貶低和忽視，而且在農業生產的主導敘事中，工業化農業成了養活世界的必需品。駁斥工業化農業敘事的證據并非不存在，但如果人們嘗試取代農業商品工業化和資本化的生產方式，那就將被打上不切實際、低效和無生產性的標簽。

　　我在上文就說過，農民之路以食物主權的視角重構了有關食品安全的話語，而農業生態學則是在政治和經濟上提供了另一種對主流工業化和新自由主義食物體制的強有力挑戰。具體而言，農業生態學強調食物的生產問題，并將其作為一系列政治話語的核心部分，這些政治話語涉及食物體系要改變誰、為誰改變以及為何必須改變。農業生態學作為傳統工業化農業的替代選擇，人們對它的關注已不再像以往那么熱烈，而是變得愈發分散，但農業生態學也成為了發起反抗、組織斗爭和鞏固團結的關鍵領域。

　　工業化農業對眾多生態破壞現象負有重要責任，比如水污染、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此類證據與日俱增，從而激起呼吁變革的公共壓力。在這種背景下，農業生態學獲得了其穩固的現實依據，而成為一種必要的選擇。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農民與他們的學術同盟之間持續開展交流對話并從事農業生態學研究。

　　Jose? Francisco Borges，生態犯罪，2004

　　圖片來源：公眾號“三大洲通訊社”

　　但直到最近，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等國際機構才開始舉辦有關農業生態學的研討會。糧農組織最初將關注點主要聚焦在生產方法，但它也承認“來自一些地區性會議的呼聲也很強烈，他們主張強化農業生態學社會和政治面向”。農業生態學的十個要素應運而生，并在2019年被采納，這十大要素包括：“知識的共創，人與社會的價值，文化與食物傳統，負責任的管理以及循環且團結的經濟”(co-creation of knowledge; human and social values; culture and food traditions; responsible governance; and circular and solidarity economy)。在近期，農業生態學的國際聯盟——農業生態學聯盟網絡(Agroecology Coalition website)得以建立并倡導以“農業生態學改造食物體系”，這一聯盟的構成成員廣泛，既包括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環保組織以及援助和發展機構，還接納了部分農民和其他民間社會團體。雖然一切看起來欣欣向榮，但人們所尋求的轉變還遠未得到保障。

　　近期，糧安委提出“農業生態學及其他創新方法”的工作流程，其中的經驗預示著某些危險。世糧委成員（政府）將“其他創新方法”納入協商，從而為某些建議倡導打開空間，這些建議指向對增加農資投入和創新生物技術的支持。這意味著最終文本的內容是矛盾的，它一方面呼吁更加分散和可持續的食物生產，另一方面又鼓吹高度資本化、工業化和高投入的食物生產。在文本內容之外，糧農委的這一舉措將農業生態學視為與其他“創新”并列的一種生產方法，農業生態學只是提升食物生產可持續性的眾多方法中的一種。這種將農業生態學單純歸類為另一種生產方法的做法，剝奪了農業生態學在真正的食物體系轉型中固有的政治和社會維度。

　　農業生態學顯然對投資者驅動的農業和主導的農業企業構成了威脅。主要企業的權力和利潤遭遇威脅和挑戰，因此這些群體自然會持續且強烈地反對生態農業。農業生態學還揭示了一些更深層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問題，即主流語境下的發展是將生產主義所追求的“效率”與生態可持續相對立，那么這種“發展”的內涵是什么？

　　這些分化的道路和敘述暴露出食物主權發展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這其中包括：科學證據的標準是什么，如何判斷數據的重要性和相關性，誰的知識更重要，知識何以稱其為知識，這些都是關乎認識論的哲學問題，但它們也是政治問題。知識就是權力——因此對知識的定義和運用將會對政策和生產產生重大影響。

　　幾十年前，我們就在加拿大的草原家庭農場開啟了從化學農業向有機農業的轉型。雖然我的同伴本就受過正規的農業科學教育，但是我們最主要的信息源和建議卻來自當地的有機農民，他們的諸多實踐經歷和材料是十分珍貴的。相較之下，現代農業科學以研究機構、企業實驗室和大學為平臺獲取知識，它們首要聚焦于技術型、高投入農業與生物科學，這點很少有例外。但是我們現在的農業生產經驗依靠的是傳統實踐、一手經歷和農民的知識，這些知識為推動本地食物生產的生態可持續發揮著作用，這點絕非是例外。盡管我們的這種實用知識經常被打上“非科學”的標簽而不為人視作是真正的知識，但這種知識本身有巨大的實用價值。

　　推廣生態農業(agroecological farming)，其關鍵策略包括支持農民間交流和組織由農民主導的培訓課程。世界各地的農業生態學實踐者，雖各自承擔不同角色，分屬于不同社區，立足于不同的地理區位，但大家的共識是發現和發明知識的人不應因此占有和專利化知識。知識應該由集體持有，與生活景觀相聯系并經常性地以人際關系為紐帶在世代間和社區中傳遞。形成有效認知的方法是多樣的，我們當前面臨的氣候和生態危機要求我們對某些邊緣化的知識來源和在世界中的存在給予重新評價和尊重。

　　正如尼耶萊尼宣言(Nyeleni Declaration)所指出的那樣，“作為食物生產者，我們的遺產對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這一點在婦女和原住民那里尤其如此，因為他們在歷史中正是食物和農業知識的創造者，而他們的價值是被貶損的”。

　　五、知識的生成——播種團結

　　多年前，我們在尼加拉瓜參加農民領袖大會，此時有一位代表姍姍來遲。他為遲到致歉，同時提到在前往會議的途中經過了七條河流，河流的河床已經干涸。我們開始思考并嘗試理解這些環境變化的原因和影響，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片沉重的沉默。這大約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在當時，氣候變化和生態破壞的惡果就已經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倍感憂慮。

　　據博客網站Totallycoolpix（2016年）報道，發源于安第斯山脈的巴拉圭皮科馬約河過去19年來正在逐漸干涸，現在河床已經干裂，很多巴拉圭凱門鱷缺水死去 | 圖片來源：浙江在線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施行使我們走到了一起，這些政策支持由大型企業控制農業和貿易，顯然造成了生態和文化的破壞。喪失生物多樣性和土壤荒漠化是與單一種植、化工用品投入以及工業化農業的其他特征密切相關的，土地掠奪則與森林砍伐息息相關。這些現象之間存在多種復雜的相互關系，但它們都是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危機的一部分。

　　不同于大型農業企業，那些將日常生活扎根于自然的人，身處這般世界，他們的生計有賴于對自然界的理解和日復一日的勞作，因而他們自然而然地對自然界形成了敏銳的洞察力。以大型企業替換這些觀察者，忽視他們的觀察和知識，這既是短視的，也是危險的。數十年以來，農民之路始終倡導農民農業，因為農民農業不僅能“為地球降溫”，而且農民農業作為一個傳統和本地知識的陣地，經歷了數個世紀的觀察和經驗，它對我們尋求應對舉措是至關重要的。

　　誠然，這種知識不被視作是科學，而不過只是民間的傳聞軼事，因此傳統的自然科學界也不置信于這種知識，但農業生態學日益突出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驗證和支撐，這一進展得益于農業科學家、農學家與實踐者相互合作，共同產出研究和出版讀物。這些科學文獻的產出來自于農民、小生產者與其他食物生產群體的協作，這類成果進一步表明，維系“生命之網”或自然系統需要考察復雜的相互關系，而合作和尊重對增進此類關鍵知識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成果和學術活動對運動而言十分重要，其重要性已經超出自然科學和物質世界領域，向更加多元的問題領域延伸，比如治理、社會組織、價值與倫理、文化、歷史以及集體和個人生活的多個方面。許多領域都對農村的社會正義斗爭做出了關鍵貢獻，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貢獻出自進步運動的盟友，他們不僅具備研究能力，并且主動將研究帶入運動之中。

　　舉例來說，在持續的土地改革斗爭中，農民之路和其他組織就依靠來自“食品優先信息與行動網絡”（Food First Information and Action Network，簡稱FIAN）和“聚焦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等組織的相關知識和人權導向。我們發起的種子和反轉基因運動也得到了研究上和知識共享上的支持，這種支持來自一個叫“侵蝕、技術、集中組織”（Erosion, 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Group，簡稱ETC）的數十年成果，該組織對企業集中和生物多樣性做了全面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關鍵的文獻參考。我們反對土地掠奪的斗爭則有賴GRAIN所共享的數據，這類數據往往是難以獲取的。來自諸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還對治理和政策議題提出建議，分析權力結構和趨勢，幫助我們定義和探索行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誠如在社會運動大眾大學(the Popular University of Social Movements)研討會上所重申的那樣，“大眾知識與學術知識對于指導我們的斗爭至關重要”。

　　社會運動要求我們專注于組織動員，以爭取更好的條件或應對可預見的危險，但我們也有相關能力（資源、時間和正規教育）缺失的問題，這將使得社會運動具有脆弱性，被外部的專業知識引導甚至利用的風險是存在的。自工業化和城市化以來，農民與農村社區就尤其受外部專業知識的影響，外部知識不僅取代農民和農村社區的知識，而且視技術和投資優先于生態保護、人類發展和文化。當人們將“發展”援助等同于“農業工業化”時，引進技術專家、培訓當地人口和投資就成為一種必要了。這種模式，無論其有意還是無意，都會邊緣化、削弱和貶損本土知識，并剝奪掌握這些知識的人的權力。

　　農民之路與其眾多成員組織從成立以來就一直有意識地主張、保護和尊重農民和農村群眾的專業知識的合法性。上述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議程常常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結構調整投資協議相聯系，對這種議程最為熟悉的人往往會對外部專業知識保持明智的警惕態度。在一些更嚴重的案例中，企業主單純出于謀取利潤而采集藥用植物信息，并匯總其他生物特征的傳統知識，這種行為招致了剽竊利用生物資源的指控。這些情況也進一步證實了本地知識的獨特價值和有效性。

　　食物主權訴求的提出，大規模反世貿組織運動的興起，以及針對土地改革、種子主權和反轉基因等社會問題所開展的廣泛行動，這些社會條件促使農民之路脫穎而出，聲名鵲起，農民之路因此引發了許多人的興趣，這其中就包括學者和研究人員。正如上文所述，農民之路和其他運動取材并受益于研究人員和學者的分析和數據。但是，在生產專業知識、維系主導地位和警惕剝削關系三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系。為了避免運動單純成為可供利用的研究項目或研究對象，具有學術背景的活動家在運動的內部起草了參與性研究的規范準則。雙方的合作必須相互尊重從而讓研究惠及彼此。學者和活動家不應將運動和運動的領袖僅僅視為研究對象，而應與其團結一致以實現共同目標，并且認識到彼此都在創造知識。

　　六、總     結

　　作為家庭農場合伙人，我扎根于這一角色之中，我的大部分工作也集中在食物生產、農業政策、食物系統和環境上。這些領域是人類社會的核心要素，它們相互交織，支撐著人類存在的方方面面。實現每個人享有健康、文化適宜、可持續生產的食物的權利，其重要性不容忽視。想要實現公正的和平社會，使人有尊嚴地生活，這種食物的權利就是基本要求。我認為，我們能在餐桌上擁有何種食物將從多個維度呈現我們當下的價值追求、社會關系和可能性。

　　置身于本地社區中，活躍于選舉政治中，活動于加拿大國家農民聯盟、農民之路、ETC、食物系統國際專家小組(IPES-Food)、糧安委的市民社會和原住民機制(CSIPM)這些組織之中，參與大大小小其他地方的運動，這些經歷對我自己而言，既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這些組織和斗爭領域都源于這樣一個集體性的承諾，即我們致力于改變社會，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平等、民主和健康的世界。但我們同時都面臨著重重挑戰，這些困難來自發達資本主義、企業兼并、威權主義以及根深蒂固的父權制。

　　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抵御強大的破壞力量，這正是眾多群眾和各類組織的工作，每一個人都為這場斗爭賦予了不同的要素。舉例來說，小農在加拿大和大部分“發達”國家中是受壓迫的少數群體，政治影響力十分有限。身為加拿大國家農民聯盟的成員，我們在農民之路中尋求與更廣泛的小農和小生產者構建團結關系，這些經歷也讓我們建立了對全球權力動態的見解，從集體中汲取力量，收獲鼓舞支持。另一方面，得益于斗爭的經歷，我們理解現代農業背后的諸多社會問題，高科技的研發和投用，工業化的推進，投資驅動的經濟模式和出口導向的農業將會縮減農場數量，加劇不平等和增加農場債務，我們對這背后的發生機制有了更深入的經驗。拋荒的農場、消亡的社區、污染的水源和肥力受損的土壤，這是我們與同行們分享的背景故事，以這些背景為出發點，推動分析和批判主流話語中的“發展”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的行動經歷教育我，單純以包容的態度對待多樣性是不夠的。多樣性還應當得到珍惜、欣賞和尊重。從生物層面和社會層面看，健康生態系統中那種復雜且相互依存的關系正是由類別豐富的種子構成的。培養多樣性需要耐心和關注，以及用多元的表達方式引導人們理解差異的重要性。將學術研究轉化為通俗的大眾語言，抑或將日常話語上升為嚴肅的研究思考，這正是學者和活動家的責任和貢獻所在。翻譯者的貢獻則在于跨越語言障礙和幫助互相理解，這種貢獻也是無價的。當我們涉足一些有理解困難的陌生領域時，藝術家、音樂家、“文化翻譯”和其他一些人則幫助我們跨越這些障礙，使我們在精神和政治上得以彼此相識并建立團結。

　　世界上，學習、認識和存在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雖然對團結的培養需要對共同事業和集體力量有充分認識，但這種團結并不倒向謀求一致性。

　　我堅信，知識的產生和分享也需要一種多樣性，對我們的生存和福祉而言，這種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同等重要。知識的多樣性與生物的多樣性是緊密相關的——這兩者都需要人類重新定位自身，學會欣賞和珍惜多樣性，而不是簡化、覆蓋甚至抹殺。

　　要成為活動家就需要懷揣希望，并傳遞希望。正如我在加拿大國家農民聯盟成立50周年時對成員們所說：“只有那些愿意相信改變可能性的人才會參與到實現改變的努力中來”。集體行動的力量、在共同目標上的團結以及相互尊重的關系則支撐和激勵著這種尋求改變的努力。

　　插圖作者：納塔莉亞·格雷戈里尼

　　圖片來源：公眾號“三大洲通訊社”

　　—END—

　　注釋：

　　[1]每個農民之路的集會通常都以米斯提卡開始，這是一種富含精神價值的“表演”。米斯提卡持續時間大約十分鐘，旨在向所有與會者呈現彼此之間的共性。它往往以音樂或詩歌開場，并且聚焦于某個我們想要凸顯的特殊議題，這類主題或許是有關種子的，比如種子的價值以及抵抗跨國公司掠奪種子的斗爭。最后，我們會以分發種子的形式結束米斯提卡。這是一種象征性的表演形式，它呈現的是我們與土地（屬于我們但卻遭到剝奪的土地）的關系。其他常見的重要主題還包括對婦女的暴力、男女關系以及家庭暴力或性別暴力。詳見https://viacampesina.org/en/mistica-is-one-of-the-principles-uniting-la-via-campesina/

　　文章來源：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23, VOL 50, NO. 2. 627-639

　　原標題：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s: activism, analysis,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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