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訥，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國族群政治史。代表著作《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人群分類與國族整合》、《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興衰》等。點文末“閱讀原文”，可訪問吳啟訥授權專欄。

　　琉球民族主義的前景與限制——再論琉獨與臺獨的差異

　　十年前，逢琉球亡國135年之際，我寫過幾篇有關琉球歷史和政治的文章，其中針對部分琉球讀者和中文讀者有關琉球獨立與“臺灣獨立”的關系的困惑和疑問，我寫了《琉獨與臺獨的差異》一文， 剖析這個外觀形似的對照組在內容上的四項根本差異。十年來，琉球知識階層的琉球文化意識和族群意識進一步上升，但在全面恢復民族獨立和全面恢復民族文化主體性的議題上，距離達成共識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琉球復國思潮的先行者對此也有強烈的無力感，他們在現實中的處境也面臨惡化的趨勢。

　　意在恢復民族獨立的琉球民族主義主張和現代琉球民族的建構方向，都具有充分的正當性，但卻面臨先天不足、后天營養不良的困境；意在恢復殖民主義精神秩序，否定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運動價值，反對中華民族獨立解放事業的臺獨民族主義，獲得了前殖民宗主國和帝國主義的全面支持，擁有豐沛的資源。琉球民族主義的限制何在，前景何在，這是本文想要初步探討的話題。

　　19世紀后期之前，琉球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一樣，都不是以西歐模式為樣本而建立的近代民族國家，自14世紀起，琉球從封建狀態過渡到中央集權領土國家的狀態，同時加入中國主導的東亞國際秩序體系，在這個體系的保護機制之下獲得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的保障。

　　17世紀初，日本薩摩藩覬覦琉球的財富，入侵并控制琉球，琉球在遭受薩摩掠奪和欺辱之際，并不敢將自身的處境通報給明朝和后繼的清朝，只能忍受國家利益和自主權利的損失，戰戰兢兢地維持脆弱的和平。自1879年琉球亡國之日起，以復國為目標的琉球復國運動即已同步展開，但這一運動一直存在重大的限制，使得它并未從爭取中國援助的政治呼吁發展成為20世紀初中國、朝鮮、越南等東亞國家普遍萌發的近代民族自決運動。

　　孤兒心態

　　琉球民族自決運動的限制之一，是由歷史原因所造就的琉球文化層面和心理層面的“孤兒心態”。

　　1879年當下的琉球復國運動未能從曾作為東亞國際秩序體系主導者的中國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除了中國尚未建立近代海軍這個無奈的技術緣由，中國本身的主權和利益在1840年以來也遭受到西方列強和日本的侵害，面臨著地緣政治的危機，無力恢復源自東亞自身傳統的安定和秩序。琉球復國志士從20世紀的中國革命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獨立戰爭中看到希望，“琉球青年同志會”和“琉球革命同志會”期待于戰后得到中國的支持，爭取琉球獨立或加入中國，但蔣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三度拒絕羅斯福關于由中國主導琉球前景的提案，讓琉球復國志士又一次失望，殘酷的沖繩戰役使得琉球人民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戰爭中日本人對琉球人的極端殘酷的種族差別待遇也令琉球人感到無比心寒，戰后琉球又陷入美軍占領和美日私相授受的命運，看不到主導自身命運的希望。三個多世紀無奈的處境，使得琉球人普遍產生強烈的“孤兒心態”。

　　這種“孤兒心態”真切而深刻，這與臺灣某些人將臺灣稱作“亞細亞的孤兒”，有意回避祖國人民數十年反帝斗爭和對抗日本侵略的浴血奮戰，讓臺灣回到祖國懷抱的歷史事實，訴諸人造“悲情”的情形之間存在重大的差異。

　　歷史記憶與身份定位

　　日本統治琉球近半數的時間并不將琉球人民視為日本國民，而是日本統治的化外之地，但這并不妨礙日本人以消除琉球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發展成為琉球民族主義的可能性為目標，篡改琉球的歷史記憶。

　　然而，在長達5個世紀的琉中交往當中，琉球除了在物質層面和基層文化上高度華化外，在精神層面也成為儒學浸染之地；除此之外，琉球還日本及南洋諸國的文化影響以琉球化，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琉球文化體系，這使得日本在正式吞并琉球之前的薩摩干涉階段企圖在文化上同化琉球的舉措成效不彰。吞并琉球之后，日本透過所謂學術研究，試圖證明“沖繩”并不是中國古籍中記載的“琉球”，因而并不屬于中國、夸大琉球語和日語的親緣關系，曲解琉球禮儀與日本禮儀的關系，這類全面同化政策還是未能完全突破琉球菁英文化的底線，使得琉球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歷史記憶。

　　但日本利用國家機器，打斷琉球編纂國家歷史譜系的傳統，透過有傾向性的學術研究和國民教育體系，向琉球人民灌輸“日琉同祖”的觀念，有意讓琉球人相信其建國歷史只是因中世紀交通斷絕而出現的“意外”，日本在沖繩的政治統治和文化同化“并不是”強加在當地人民頭上的殖民行動，而是“喚醒”沖繩人在三山和兩個尚氏王朝時期被隱藏的“大和魂”，去除與中國維持穩定宗藩關系時期的“惡習”，回歸日本“祖國”之舉。與此舉并行，日本同時強化“現代化”論述，為琉球傳統和中國傳統涂上“落后、粗野”的色彩，這個論述對國民教育體系下的青年的影響逐漸擴大，并延續至今。當今琉球社會對于亞洲價值存在廣泛的疑慮，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生活和國際正義的主張有相當程度的質疑，緣由在此。這個線索使得現代琉球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歷史記憶的同時，又在現實層面保存著對日本所呈現的“文明”的接受，在面對琉球民族主義所可能帶來的風險時，現代琉球精英和琉球民眾在衡量利弊后，往往選擇放棄獨立前景，在日本體系內爭取琉球人與大和民族的平等地位。

　　與琉球的例子相較，日本殖民者殖民臺灣之前，除少數參與科舉的傳統社會精英之外，臺灣大部分居民缺乏儒家核心理念的傳承，他們的族群意識基本停留在宗族的層面；乙未割臺后，臺灣社會大部分傳統精英回到大陸，面對日本堪稱粗暴的同化政策，臺灣普通民眾缺乏文化抵抗能力，他們對于的中國的歷史記憶，往往是經過民間宗教和地方意識改編的通俗化版本，欠缺文化深度。隨著時間的流動，日本強加給臺灣的警察制度教育體系和殖民經濟體系，以及引誘臺灣人在文化心理層面建立穩固的日本認同的系列舉措，在臺灣社會所受到的反彈越來越小，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到來時臺灣社會盛行主動參與戰爭，以此證明自己的日本身份為榮。這種經過體系性改寫的歷史記憶，使得1945年以后的臺灣社會去殖民化、重建中華民族認同的過程極其艱辛，它也成為今日“臺獨”訴求的根本來源。

　　戰爭記憶與立場定位

　　近世的琉球和臺灣島都經歷過戰爭，不過，在日本系統性的記憶改寫和政治壓制之下，薩摩與日本侵略琉球的戰爭以及日軍在1895年對臺灣人民反抗的血腥軍事鎮壓，在琉球和臺灣社會心理層面的影響都被壓縮到最低。與此相較，太平洋戰爭對兩地的影響顯得深刻而深遠。

　　對于琉球而言，“沖繩戰役”期間，日本軍隊強迫琉球居民集體自殺，其規模、殘忍程度和無法掩飾的種族滅絕動機，使得琉球人對戰爭充滿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由此產生在排斥日本右翼史觀的同時，在心理上也排斥一切戰爭。這一心態的表現，首先是1950年代在出現譴責日軍暴行輿論的同時，也出現了將日本視為“祖國”，推動回歸日本的“沖繩返還運動”這樣的矛盾現象，如果回到琉球的戰爭記憶中，就可以體會這種矛盾心理現象內在邏輯的一致性。

　　對于臺灣而言，由于美軍選擇琉球作為攻打日本本土的突破口，臺灣就逃過了美軍登陸戰的滅頂之災。美軍對臺北、嘉義等地的持續轟炸，還是造成了小規模的人員傷亡。如前所述，臺灣社會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以積極參與戰爭作為向日本殖民當局表達忠誠的管道，面對美軍的轟炸，臺灣人將怒氣轉移到美軍機場所在的中國大陸和與美軍并肩作戰的中國人身上，并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中，直接發泄到抵達臺灣未久的外省中國人身上。1980年代末期以降，部分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還將他們與日本人和琉球籍日本兵“并肩作戰”的歷史，當作幾群人同為“日本人”的認同驕傲。其實，戰后的臺灣人恢復了中國國民的身份，立即從“戰敗國國民”轉為“戰勝國國民”，相較于琉球人要和日本人一樣承受身為“戰敗國國民”的代價，臺灣人毋寧是無比幸運的，但他們在1970年代竟無比羨慕琉球“回歸日本祖國”，反而以一種扭曲的方式突顯了琉球的悲劇和臺獨的荒謬。

　　族群身分與民族自決

　　生存挑戰、歷史記憶和戰爭經驗，使得飽經命運捉弄的琉球人深陷孤兒心態和孤兒困境之中，未能成功地從傳統政治人群轉型成為現代民族，未能全面發展出以民族自決為目標的反帝民族主義；不僅如此，所謂“現代化”進步價值和“自由民主”意識型態話語，給琉球民族主義套上了更為沉重的枷鎖，以至于“琉球獨立黨─嘉利吉俱樂部”這個訴求琉球獨立的政治團體居然提出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政治主張，唯獨看不到真正的琉球民族主義：一方面主張琉球獨立，另一方面又主張琉球在日本內部自治；一方面主張違背美日意愿的琉球獨立，另一方面又支持受到美日實際支持的疆獨、藏獨、臺獨勢力；一方面反對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內外政策。

　　與主張恢復民族尊嚴、恢復國家獨立的“琉獨”主張相比，“臺獨”的真實方向是放棄民族尊嚴，切割國家主權，暗中恢復殖民主義有形和無形的遺產，他們試圖建構“臺灣民族”，只是為他們再殖民化的目標披上一塊“民族自決”的外衣，這件衣服與皇帝的新衣并無差異。但遺憾的是琉球獨立背后缺乏政治資源，而臺獨則擁有包括美、日及金融資本主支持在內的龐大資源。

　　但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來看，臺獨民族主義背后的美、日勢力和金融資本主義已經進入難以逆轉的長期衰退階段；琉球民族主義的主要方向卻與19世紀以來反帝、反殖斗爭和人民解放事業的方向一致，勢將突破歷史條件的限制，脫離晦澀不明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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