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巴黎奧運開幕式已經成為史上最大笑話！模仿世界名畫“最后的晚餐”的表演，對全世界四分之一基督徒的嘲笑；三位性別不明身份的人士從圖書館到房間的親熱，這些亂象讓國人屬實驚掉了下巴。

　　即使是以開放著稱的法國人，也懵逼了？他們驚訝，“我們法國是要在全世界瘋球嗎！”“我繳了30%的稅，就給我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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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LGBT會如此泛濫？這背后的淵源是什么？維持其持久蓬勃發展，泛濫西方世界的動力又是什么？

　　說到這里，就必須從美國LGBT問題說起，因為美國是LGBT的起源，美國國內的政治分裂也是LGBT目前最大的成果。

　　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是當下美國最為敏感的話題，也是導致當下美國社會撕裂的重要因素之一。2016年、2020年美國大選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相關問題上的激烈交鋒就是例證。民主黨是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領導者，共和黨則是反政治正確的領導者。民主黨拜登政府的部長級名單中有多人是同性戀，拜登上任伊始就簽署法令恢復了被特朗普政府廢除的“男女同廁案”，心理上自認為是女性的男人可以進入女廁所。拜登政府要求學校必須允許跨性別人士參與女性體育比賽，否則斷絕聯邦政府給予的教育經費；謀求實現全美大麻合法化等等。以上這些都是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產物。雖然拜登贏得了大選，但是民主黨眾議員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指出，“國民警衛隊大約90%是男性，且只有大約20%的白人男性投票給拜登。在國民警衛隊中，大多數人是保守派……真正想保護拜登的人可能不到25%，另外75%都是想對拜登做點什么的人。”

　　為何這種造成國家混亂和撕裂的主張能成為民主黨的施政綱領？深層次原因何在？主張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人群經常被稱之為左派、白左、進步派，站在推動歷史進步的角度，這些主張算不算進步？它們已經導致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的撕裂，未來會如何演變？

一、理清關于西方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概念的認識誤區

　　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是比較新的政治詞匯，1980年代在美國學術界才逐步成型。有人統計了“政治正確”這個詞在公共話語中出現的頻率，1990年以前在美國主流媒體基本見不到“政治正確”這個詞，而從1991年開始，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上，出現了七百多次。

　　在今天的西方，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兩個詞匯大多數時候是通用的。政治正確，是指態度公正，避免使用冒犯及歧視弱勢群體的用詞，或避免施行歧視弱勢群體的政治措施，如不能冒犯他人的民族、宗教、性別、性取向身份等。

　　按照國人通常的理解，政治正確應該是指正確的政治觀，在不同的社會中，所指的可能不盡相同。一般是指基于特定歷史時期，在特定國家或特定多數國家形成并受到普遍接受與維護的政治觀點或態度。比如在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所認為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堅持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等等。按照這樣的邏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正確理應是堅持資本主義制度，堅持私有制度為基礎等。但是在西方政治正確詞匯出現的歷史過程中，卻有明顯的名實不符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名實不符其實是普遍現象。美國民主黨、共和黨自始至終都堅持私有制度為基礎，保護極少數人和大資本的利益，但是在1990年代之前，政治正確這個詞匯并沒有出現在主流輿論，更不必說指代上述含義。民主黨、共和黨一直以來都信奉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理論，但是這些在美國并不被稱作“政治正確”的理論，而是被稱作“自由世界”“自由主義”的理論。而當政治正確理論真正進入主流輿論時，它所表達的主要含義卻不是兩黨最核心的共同的主張。政治正確本應是民主黨、共和黨共同的主張，但在現實中卻成為兩黨爭論的焦點之一。

　　那么，美國的政治正確詞匯和理論是如何出現和演變的呢？在1960年代，政治正確這個詞匯在美國的流行范圍主要局限于美國共產黨內部。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展開了批判，此舉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很深的混亂。在美共內部也出現一種觀點，一部分人嘲諷另外一部分人，你們跟斯大林路線跟得太緊了，只顧了政治正確，而罔顧了人道主義。此時的政治正確詞匯有點小圈子內自嘲的意味。而當時的美國統治階層都以“自由世界”為其旗幟，更不會接受“政治正確”這樣的固定軌道。在他們的話語體系里，“政治正確”意味著鉗制輿論，意味著極權。

　　1960年代，美國內部掀起規模龐大的民權運動、反對越南戰爭運動等。此一時期，少數族裔和少數人群的權利問題開始得到重視。不過此時，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理論還并未發展成型。要等到參與1960年運動的大批青年人大規模進入高校和學術界，并在1980年代成為學術界的骨干之后，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理論才逐步醞釀成型。此一時期，一批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左翼知識分子都投入了身份政治學術體系和理論體系的創建過程中。而一批保守主義者則將這些人的主張稱之為政治正確，在保守主義者眼中政治正確是貶義詞。

　　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的理論體系逐步完善之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民主黨逐步將該理論納入自己的政治綱領，進而在新世紀推動一系列法案的通過和實施。此后，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開始風靡美國和歐洲國家，并進而掀起了更大的紛爭。

二、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具體現象和內涵

　　政治正確、身份政治主要是從社會身份來劃分人群，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從政治經濟地位來劃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理論截然不同。政治正確、身份政治認為，在美國受壓迫最深的群體依次為黑人、婦女、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國人、穆斯林、性少數群體（英文縮寫LGBT，是對同性戀、變性人、跨性別戀者的統稱）和殘疾人。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構建了一整套反歧視、要求平等和自由的理論。不過它們的平等觀、自由觀和我們通常理解的有所不同。

　　比如在性別問題上，2016年奧巴馬政府推出“同廁案”，允許跨性別者按照自述，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更衣室，不需要醫生證明。類似政策在英國等也已經實行。2019年法國國會通過教育改革法案的一項修正案：未來文件、教材上不再有“爸爸、媽媽”的稱謂，而由“家長1、家長2”代替。修正案的初衷是宣揚同性戀平權。加拿大公務機構也有規定，不再使用父親、母親、先生、女士等稱謂，而以中性詞取代。美國一些高校也開始用伴侶一詞，替代丈夫、妻子。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為人們提供的性別選項竟然有58種。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同性戀、變性人、跨性別戀愛都已經進入小學教材，一些孩子“受啟發”甚至服用藥物改變性別，有些學校還不允許家長對其進行干預。

　　2019年，英國“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一位女權人士，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表了一些對跨性別者的看法，比如“性別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難以想象跨性別者進入女廁所、浴室的場景”。然后她被開除工作，因為“歧視跨性別者”。她提起勞動仲裁，結果仲裁庭判決她上訴失敗。此前英國已經出現多起案例，比如一位罪犯，自稱是女性，被關進女子監獄，在監獄中又強奸數名婦女。

　　為了推動政治正確，美國實行了一系列“肯定性行動”，在就業、升學、升職、培訓中為少數人群保留一定名額。男性白人與同性戀、變性人、跨性別戀者、女性、黑人一起競爭職位時，在同等能力下，甚至在男性白人更為優秀時，往往也是后者更容易被錄取。如果公司把職位給了一個男性白人，而不是特殊群體，很可能會被告歧視。不過雖然有這樣的優待，黑人的整體經濟地位并沒有提高。

　　今天的西方，不能批評性少數群體，不能批評婦女、黑人、穆斯林、殘疾人、少數人群，即使是善意的批評改進意見也會被劃為政治不正確。中國人有句老話，“要謙虛，要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而對于主張身份政治的人來說，“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改造”很可能是侵犯“我”的人權，是歧視。

　　這種平等觀、反歧視觀不僅適用于上述人群，而且是所有“少數人群”。由于不能批評癮君子，“大麻自由”在很多地方已經成為政治正確。馬克思曾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不過馬克思沒有料到在今天的美國和西方，鴉片已經成為人民的宗教。 美國許多州已經大麻合法化，俄勒岡和華盛頓州更是將海洛因、可卡因合法化。大麻合法化是民主黨力推的政策。2020年12月4日，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大麻機會再投資和刪除法》，將大麻從聯邦《管制藥品法案》中剔除，廢除非暴力大麻犯罪的定罪，并對大麻銷售征收5%的銷售稅。此前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已經大麻合法化，歐洲一些國家也放松管制。既然大麻合法化了，怎么能批評癮君子？

　　同理，老師不能說學生學習差，私下和學生說、背后和其他人說都不可以，這是歧視。這導致老師根本無法客觀評價學生的成績。如果客觀評價學生成績都不可以，如何提高他們的學業？這樣的平等觀、反歧視觀，隱含的是沒有是非標準、道德標準、價值標準，是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妨礙了人們認識自我、認識世界。

　　因為政治正確的禁忌，人們在日常用詞方面已經達到如履薄冰的地步。不能稱贊女人漂亮、美麗，那有可能意味著性騷擾，也有可能意味著向男權社會諂媚、馴服；不能說小男孩帥氣，那可能是性騷擾；不能隨便問一個男人是否有女友，憑什么認為人家不是同性戀、變性人、跨性別戀？另外，在不涉及人種的話題時，也輕易不敢使用“黑”“白”這兩個詞，那可能讓人聯想到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不能公開說圣誕快樂，要用節日快樂，否則就是不尊重穆斯林等宗教群體；病人不能叫“病人”（patient），要用“人”（people）或者個體（individual）。含有“男人”（man）的單詞要用“人們”（person）或者其他詞替換，比如“主席”（chairman）要改為“席位人”（chairperson）；還有更極端的，提到“男人”時不能用（man），應該使用“政治正確”的詞匯“壓迫者”（oppressor）；不能使用“男孩”（boy），應該使用“未來的壓迫者”（oppressor-to-be）。在政治正確、身份政治話語體系中，性取向正常的人數眾多的男性白人異性戀者，反而成為逆向歧視的對象。作為對抗，我們看到了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至上組織“驕傲男孩”（The Proud Boys）的出現。

　　如何理解上述現象？與美國長期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對比，身份政治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今天該理論的發展和實踐顯然已經走上極化道路，不僅沒有改變黑人等少數群體的整體政治經濟地位，沒有實現不同人群之間的和解、平等，反而進一步激化了族群分裂、男女性別戰爭。為何會這樣？為什么民主黨會選擇造成國家混亂和撕裂的主張作為其黨綱？

三、歷史和當下：1960年代民權運動與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深刻差異

　　要理解當下，需要看清歷史。一些學者指出今天美國和西方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萌芽于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1980年代在學術界逐步成型，而后從學術界擴展到社會，進入新世紀則流行于美歐民間。不過卻少有人指出，今天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主張與民權運動的理念已經有巨大差異。民權運動的理念已經被身份政治所修正、篡改。

　　民權運動是在世界大變革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范圍內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高漲的背景下誕生的，同時期既有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也有反戰運動、垮掉的一代運動，以及席卷歐洲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世界范圍內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因為這個時代背景，美國同時期的民權運動呈現復雜多樣的色彩。對比民權運動和今日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從宏觀上勾勒，主要有三大差異：

（一）領導者不同

　　民權運動的領導者基本來自美國群眾。政治正確的領導者則是民主黨，反對方的領導者是共和黨，領導權都在統治階級手中。

　　不管是主張和平抗爭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還是金被暗殺后被逼走上暴力抗爭的黑豹黨，抑或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其領導者、組織者基本都來自群眾。領導權不屬于統治階級。肯尼迪政府、約翰遜政府屬于資產階級左派，在強大的國內外壓力下，采納了民權運動的一些建議。不過他們并不是民權運動的領導者。因為領導權不在統治階級手中，其領導者屢屢被刺殺或坐牢。

　　而今天美國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領導者卻是民主黨。反對方領導者則是共和黨。特朗普廢除了奧巴馬政府的“同廁案”，反對大麻合法化，收緊移民政策，在許多問題都表達了反對立場。

　　當然，也有人會提出疑問，認為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運動是以草根組織形式出現的，而非民主黨直接領導，至少表面如此。這一點可以這樣解釋，任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會有脫離領導者指揮的民間自發行動，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還是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都會有脫離領導者指揮的民間自發行動、過火行動，但是這并不妨礙領導者的歷史角色界定。

（二）理論來源不同

　　民權運動的理論來源多樣化，既有羅斯福新政以來資產階級的左派自由主義，也有馬克思主義，還有泛非主義等；而今天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主導思想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自由主義，且與美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左派自由主義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有深刻不同。

　　主張和平抗爭的馬丁·路德·金的理論處于羅斯福新政以來資產階級左派自由主義框架內。為了挽救1929年彌漫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羅斯福政府出臺了一些與此前政府相悖的政策，增加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限制大公司和大銀行的自由，支持工人罷工。因為這些措施，當時的一些媒體批評羅斯福總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后來的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二者都是右翼自由主義）更是批判羅斯福粗暴干涉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

　　羅斯福新政擴大了資產階級左派自由主義的影響。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全世界掀起了要求獨立、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自由主義也順應歷史潮流，反對種族歧視，要求提高婦女權利。

　　另外，民權運動也有社會主義的理論。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紅色中國、古巴革命、蘇聯等都對民權運動產生影響。泛非運動的創始人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是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的黑人知識分子，晚年思想傾向社會主義，曾受到毛澤東接見。黑人運動領袖羅伯特·威廉（Robert Wilhelm）曾兩次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希望他發表聲明支援美國黑人。1963年8月8日,毛澤東發表聲明：“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激進黑人組織“革命行動運動”和黑豹黨的領導人，都非常推崇毛澤東。

　　今天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經常被稱作左派、白左，但是該理論并沒有社會主義的成分。

　　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在今天的西方也經常被稱之為“文化多元主義”“文化自由主義”“文化左派”，有的也稱其為“文化馬克思主義”。不過“文化馬克思主義”并不認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不認可階級分析法。他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已經超出了馬克思論述的范疇 ，工人階級已經集體變為中產階級 ，建立在經濟基礎和工人階級理論上的階級斗爭理論已經不合時宜。他們認為經濟基礎不是關鍵，關鍵是文化決定論。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葛蘭西、馬爾庫塞、法蘭克福學派等。葛蘭西認為新的無產階級應由罪犯、婦女和激進少數派組成。馬爾庫塞也有類似言論，在回答誰能領導社會革命時，他回答：一個由黑人、學生、女權主義婦女和同性戀者組成的聯盟。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秉持上述理論，他們希望“借助身份政治，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文化多元主義實踐，通過扶植邊緣群體的族群意識和次國家認同，來瓦解美國種族帝國主義的體制。”

　　表面上看，他們的理論和實踐的確導致了美國內部的混亂，但是其實他們并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想，并且還導致了一系列的虛無主義。而虛無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特征，虛無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和需求。虛無主義是愚民政策。而馬克思主義要求群眾覺悟，要求群眾清醒明白。文化馬克思主義雖然掛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但其實質卻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也許最初他們是有一些馬克思主義想法和味道的，他們期望這些少數人群能夠聯合起來。但是因為他們理論致命的缺陷，拋棄了經濟基礎問題和階級分析法，同時片面強調少數群體的利益，卻忽視甚而無視占人數最多的白人底層民眾的利益（在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之外，也有一些同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同時也講少數群體大聯合的學者，不過這樣的論述模式本身很容易就會滑入將少數群體與占人口最大多數的白人底層民眾分隔、對立起來），因此資產階級只要稍稍用力，將其主張極端化，便將他們的理論收編、為我所用。列寧說過，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謬誤。更何況，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正是因此，期望中的少數人群的聯合，迅速轉變為瓦解和對立。從這個歷史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感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控制的高超手法。

　　今天被收編了的身份政治最激烈的表現，是對美國奴隸制和美國歷史的重新認識。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美國歷史上的許多英雄人物雕像被推倒，包括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羅伯特·愛德華·李（Robert Edward Lee），因為他們是奴隸主。奴隸主的身份固然可惡，但是這些行為除了發泄并沒有任何批判性或建設性意義。在涉及資本主義根本政治經濟制度方面，身份政治并沒有提出變革綱領、主張。沒有成熟完整的綱領和組織，再多的抗議也只能是無政府主義暴亂的死循環。

（三）斗爭對象不同

　　民權運動中雖然也有群眾斗群眾的現象，但是其斗爭對象和目的更多的是要求改良或者革命，對象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主要斗爭對象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更多的表現為群眾斗群眾，人民的碎片化，因此擾亂了階級陣線。

　　民權運動中的派別不管是主張革命還是改良的，其斗爭對象大多集中于資本主義制度，要么徹底改造現有的資本主義主流社會，要么在現有的資本主義主流社會創造更公平的機會。不管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其潛在的目標都是要構建一個他們理想心目中的主流社會。當他們提到自由、平等一詞時，強調的都是普遍主義、共通性，而不是差異化。

　　今天的身份政治理論卻有很大不同。一些學者指出，身份政治“強調其他群體（無論是主流群體還是非主流群體）必須尊重某個群體的差異性，而非要求某個群體融入主流群體或者得到主流群體的承認”。其他群體就是其他群體，他們就是和我們不一樣。正因如此，不能批評女權主義、少數族群、性少數群體甚至是癮君子，即使善意的批評也不行。老師也不能說學生成績差，不能客觀評價學生成績。如果客觀評價學生成績都不可以，那么如何提高他們的學業？此種邏輯至少導致了三種結果：

　　首先，該理論的是非標準、道德標準、價值標準和真理標準等是主觀任意的，是道德和價值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因此妨礙了人們對真理和知識的追求，妨礙了人們認識自我和改造自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今天美國流行的反智主義也與此有一定關系。譬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一個是否戴口罩的科學問題卻引發美國全境的大游行和人民對立，爭論半年多未有定論。現代科學發展的頂尖國度卻出現此種反智現象，不得不讓人唏噓。

　　其次，從宏觀看，該理論把人群的某個特定身份固化、教條化，從而否定了一個人身份的多重性，否認了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群的普遍性、共通性。正是因此，才造成了人民群眾的碎片化、撕裂化，挑動群眾斗群眾。該理論過度關注少數人群利益，卻無視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的思維模式，從根本上拒絕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任何宏大歷史觀和階級觀。

　　再次，從微觀和心理學角度分析，如果某個個人、人群極端敏感，對于善意的批評意見、改進意見都不接納，反而認為是歧視，那么這個個人、人群就是極端自我中心主義的。而一個極端自我中心主義的個人、人群，是不太可能正確認識自我、認識世界的。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許多人被身份政治蒙蔽的現象甚為擔憂，他指出，“左派（此處指：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的政治規劃是普遍主義的：它是為全人類......身份政治本質上并非為了所有人，而只是為了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這就是左派為什么不能以身份政治為基礎的理由。它有一個更廣泛的議程。”

　　馬克思主義要求人民群眾的普遍性、共通性，要求他們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團結起來與剝削階級抗爭。而資產階級的身份政治則要求人民群眾的碎片化，挑動群眾斗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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