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 “臺獨工作者”賴清德在講話的第三段所謂“民主臺灣，世界和平舵手”中說：“早在1921年，蔣渭水先生就指出，臺灣是『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

　　眾所周知，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移花接木、偷換概念等等邪魔歪道，歷來是臺獨份子宣揚主觀唯心的“臺獨史觀”的認知作戰的騙術。這里，首先談談蔣渭水這句話的出處與歷史語境。

　　1921年10月17日，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日據下臺灣非武裝反日民族運動統一戰線---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市靜修女學校成立。作為主要發起人的蔣渭水醫師（1891—1931）在大會致詞時，提到臺灣是“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的概念。11月30日，他又用日文寫下<臨床講義---對名叫臺灣的患者的診斷>，在該會第一號《會報》發表。根據蔣渭水的兒媳婦傅力力女士的中譯稿，他條例寫道，這個名為臺灣的病人27歲(被日本殖民統治)，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現住“大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職業是“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他又寫道，這個患者非常明顯遺傳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圣賢的血統，素質強健，天資聰明，“幼少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清楚、意志堅定、質量高尚、動作靈活。但到清朝時代，由于政策中毒，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質量卑劣、操節低下了。轉居日本帝國以來，受到不完全的對癥療法，稍有恢復，但畢竟有二百年的長期慢性中毒癥，故不容易治愈。”當前的病癥是“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丑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濃、完全無朝氣。主訴：頭痛、眩暈、腹內有饑餓感。”他接著診查這個患者說，頭骨大，頭部比身體大，思考力應該很好，但因腦髓不充實，內容空虛，提問二三道常識，其回答不得要領。由此可想象是個愚蠢的低能兒。因此一聽稍難點的哲學、數學、科學與世界形勢，就頭暈、頭痛。因為勞動過多，手腳很大很肥。腹腔很瘦，凹進去，腹壁都是皺紋，像產婦似的有白線條。他認為，這是因為1916年來歐洲大戰的一時景氣而一時肥胖起來，從去年夏季以來腸子感冒，腹瀉，使得極度膨脹的腹部突然又縮起來的原故。據此，他診斷這個患者是“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病因是“知識營養不良癥”，“應及時適當地治療，要是療法不對又荏苒拖延的話，會病入膏肓，有死亡的可能。”再者，因為是慢性病，需要較長時間的治療，而它的根治療法就是要對癥下藥。他開的處方則是極量的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兒園、設圖書館與讀報社。只要趕緊按此服藥，“二十年會全治”。

　　問題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這樣一個患有“知識營養不良癥”的病人，如何能夠承擔“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的職責呢？

　　1924年8月1日，在“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治安警察法違反嫌疑”(治警事件)公判的法庭上，蔣渭水義正辭嚴告白自己的民族認同說:“民族是人類學上的事實問題，必不能僅用口舌，便能抹消的。臺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臺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么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國民是對政治上、法理上看來的，民族是對血統的，歷史的，文化的區別的”。他在辯論的結論又強調：“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是因為臺灣人把握世界平和的鎖鑰咧，世界平和的第一關門，是東洋的平和，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臺灣人應具有做日華親善之楔子的使命，依著臺灣人遂行這使命，東洋的平和，才能確保，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而附與極大的使命和鎖鑰的臺灣人，因為現時患著最［可］憐的病癥，所以全沒有力量可作為的，這的病因，是在智識的營養不良，所以文化協會，是因為要根治臺灣人的病根而設的云云。”1925年8月26日，他在《臺灣民報》第67號發表<五個年中的我>一文又再定位說: “臺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是世界平和的前提，世界平和是人類的最大幸福，又且是全人類的最大愿望，所以我臺灣人有媒介日華親善，以策進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動機,招來世界平和的全人類之最大幸福的使命就是了。簡直說來，臺灣人是握著世界平和的第一關門的鍵啦。”

　　在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同為發起人的周桃源和吳海水醫師的致辭也都指稱臺灣人“是日本臣民也是中國民族”，因此“愿做日華親善的楔子”，促進“東洋和平”。可以理解，在異民族殖民統治下，蔣渭水及其文化協會的同志們的民族意識，在公開的場所只能表達到“臺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芍趁癞斁?939年內部出版的《警察沿革志》卻清楚記載：“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問題，實繋于他們原是屬于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在夸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乎不可破的。臺灣人固然是屬于這漢民族的系統，改隸雖然已經過了四十余年，但現尚保持著向來的風俗習慣信仰等，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臺灣，只有一衣帶水，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臺灣人的觀念，平素視之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拭清，這實也難以否認的事實。”它又寫道，殖民當局早在“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時期就已偵知，蔣渭水與蔡惠如、王敏川等一派人物“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于世界，必定能夠收回臺灣?；谶@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時常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勵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

　　1927年3月12日，臺灣有志四五千人在臺北文化講座舉行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蔣渭水致開會辭并講演孫中山的歷史及主義，最后呼吁：“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的呼聲：和平、奮斗、救中國。”他在寫于同月的<我的主張>一文指出，“白色人的優越感，是擾亂世界和平的種”，同時又再概括強調，“要之，我的主張是：(一)世界須要和平。(二)想求世界和平，要先打破白色人的優越感。(三)要打破白色人的優越感，須組織大亞細亞聯盟。(四)大亞細亞聯盟的前提須策劃日華親善。(五)做為日華親善的媒介者，最適任的應屬臺灣人。(六)因此臺灣人可以說掌握著通往世界和平第一關的鎖鑰。”也就是說，在異民族嚴酷殖民統治之下的蔣渭水，在帝國主義世紀的地緣政治上，依然堅守民族立場，苦心孤詣想要通過“既是中華民族又是日本國民”的臺灣人為媒介，促成“日華親善”的反“白人優越感”(西方帝國主義)統一戰線，讓臺灣島承擔“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的職責。

　　1931年8月5日，蔣渭水不幸病逝，得年四十有二，遺囑交待：“臺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須極力奮斗，舊同志要加倍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期望為同胞之解放而努力。”然而，一個月后，9.18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展開侵略中國的行動。世界和平徹底被破壞了。臺灣的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了。

　　早在清康熙.雍正年間(1721-1722)，來臺征討朱一貴事件的福建漳浦人藍鼎元就說：“臺安一方樂，臺動天下疑。荷蘭與日本，耽耽共朵頤。臺灣一去，則泉、漳先為糜爛而閩浙江廣四省各寢食不寧，山左遼陽皆有邊惡。”臺灣首撫劉銘傳說：“臺灣為七省門戶，各國無不垂涎，每有釁端，咸思吞噬”。末代巡撫唐景崧也說：“臺灣逼近閩、粵、江、浙，為南洋第一要害，然我控之為要，敵據之為害，欲固南洋，必先保臺；臺若不保，南洋永遠不能安枕”。這些看法都是具有民族主體性的戰略眼光。因此，梁啟超認為“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

　　至于那個“臺獨工作者”假借渭水先生1921年診斷臺灣所開的處方說：“臺灣位居『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牽動著世界地緣政治的發展。”因此“在2024年的今天，臺灣的角色更加重要”，就只是偷換概念，強奸蔣渭水英靈的詐騙說詞，更是出賣臺灣人的中華民族立場，甘做帝國主義奴仆，謀取喪失主體性的所謂“獨立”的自欺欺人，必將遭到時代的唾棄與歷史的審判。(202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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