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陳雪飛老師的《社會安全與美國保守派領導人的政治編織術》一文。2024年7月18日，為期4天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密爾沃基落下帷幕，會議期間，特朗普被正式提名為2024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特朗普也將踏上第三次競逐白宮之路。事實上自2022年底美國中期選舉以來，特朗普總統候選人的地位便不斷鞏固，展現出“聚旗效應”。但為什么中下層白人選民要投票給一個代表中上層階級的政黨？陳雪飛老師指出，特朗普嫻熟地挑動起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三代“沉默的大多數”社會不安全感的神經，將自己打造成社會安全的最佳保護人，同時在文化層面通過未經雕琢的詞句、感情用事的表達與精致的知識精英劃清界限，精明地展現出與下層民眾的共情。而美國保守派領導人既堅持維護財閥利益又借助社會安全綁定“沉默的大多數”的政治編織術同樣也深刻影響著自由派，如拜登任期內的多項政策不僅展現了特朗普主義的泛在影響，也顯示了社會安全問題對當代美國政治的巨大塑造力。

　　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落下帷幕之后，特朗普正式宣布第三次角逐總統大位，為2024年大選蓄勢待發。盡管此次中期選舉沒有出現預期的“紅色浪潮”，共和黨僅以微弱優勢拿下眾議院，且沒有扳回參議院的頹勢，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也多有折翼，但特朗普背書的254位候選人，勝出率高達85%。在特朗普的支持下，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年僅38歲、毫無政治經驗的詹姆斯·萬斯（James Vance）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成為特朗普打白人中產牌、抓住“沉默的大多數”的閃亮名片；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在艱難獲選眾議院議長后對特朗普的致謝感言，也彰顯了“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對美國政壇的持續影響；而中期選舉后，特朗普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地位持續獲得鞏固。

　　這一系列“聚旗效應”表明，特朗普儼然已經從當初的“政治素人”成功轉型為一個“政治操盤手”，這不能僅僅歸因于總統職位的政治優勢，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特朗普頗具政治頭腦。用著名政治心理學家瑪格麗特·赫爾曼（Margaret Hermann）的領導人特質評估（Leadership Trait Assessment）工具針對特朗普的公開演講進行分析，會發現特朗普算得上是一位具有戰略頭腦的領導人。[1]這類領導人善于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確定可以實現的目標及其方式，決策比較靈活。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他以“政治素人”之身出人意料地戰勝了精明老到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盡管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敗北，他卻是歷屆總統競選中獲得最多選民票的共和黨候選人；盡管目前他官司纏身，他卻依然是2024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內最具競爭力的候選人。這是用“特朗普沖動善變，缺乏政治經驗，故而責任心低，決策混亂”[2]無法解釋的，當然，也不能用“偶然”“機遇”“幸運”之類的說法簡單概括。

　　事實上，特朗普的成功之處在于他突破“保守派困境”的能力，他“既能要來富人的錢，又能拿來窮人的票”。盡管他并不致力于像英國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那樣努力通過建立深入基層社區的強大網絡，打造囊括上、中、下三層的櫻草聯盟[3]，但他頗為嫻熟地挑動起“沉默的大多數”社會不安全感的神經，將自己打造成社會安全的最佳保護人，借此增加民眾支持，塑造出持久的政治遺產。[4]不過，這種建基于“沉默的大多數”所遭遇的社會安全問題的政治編織術，倒不是特朗普的發明創造，而是美國保守派領導人的慣用策略，但特朗普的確是集大成者。

　　一、美國保守主義的復興與“沉默的大多數”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當選美國第37任總統，美國的政治周期從（新政）自由主義轉入保守主義，讓尼克松勝選的，是堪稱特朗普右翼平民主義先聲的“南方戰略”。南方戰略借助美國白人對民權運動引發社會變革的恐慌不安，在社會政策上追求“白人至上”，吸引白人選票，推動了美國的政治重組。不過，南方戰略并非尼克松首創。1964年，被稱為“保守派先生”的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黨參加總統競選，盡管他鮮明的種族主義立場最終令其一敗涂地，但他史無前例地將民主黨鐵票區——南方五州轉變為共和黨的大票倉，由此成為南方戰略的舵手。在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看來，南方戰略的成功，不只是對1964年《民權法修正案》的應激反應，還是美國保守派對1930年代以來的新政自由主義的反擊。[5]而南方戰略成功的關鍵在于，對“沉默的大多數”的識別、挖掘和整合。

　　莉蓮·B.露賓（Lillian B. Rubin）的同名訪談錄[6]讓“沉默的大多數”變成了認識美國社會的“時髦”詞匯，但其所指并非固定的某一類人，而是因時而變的。1970年代，“沉默的大多數”主要是指六七十年代經歷過戰后輝煌又感受到衰落的美國藍領工人階級，1990年代，這一名詞開始涵蓋專業技術人員和低層次的白領工作者，[7]2010年代，該詞則指代地位不穩定的白人中產階級。這些人群最大的共同點是，在種族問題上受制于美國社會的政治正確不會公開表態，但會用手中的選票證明自己的存在，作為“沉默的大多數”，他們被視為美國保守派勝選的“中流砥柱”。1960年代末，尼克松發現，“白人工人階級”深受經濟不安全感和社會疏離感困擾，覺得自己身處被政府和社會遺忘的角落，更容易將其經濟和社會挫敗感轉化成種族偏見，他們就是尼克松的戰略顧問凱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所說的“正在崛起的大多數”，也就是露賓所指的“沉默的大多數”。于是，尼克松通過“仇恨情緒”與“安撫政策”兩手并用，將這些民主黨的擁躉成功發展成為共和黨的忠實“粉絲”，成為自己1972年競選的鐵票。[8]尼克松之后，羅納德·里根（Ronald Regan）、布什父子和特朗普也都是這種旨在抓住“沉默的大多數”的南方戰略的受益者。

　　但是，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共和黨的思想立場往往被標定為：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決策偏好也是對富人階層的長期利好。那么，希望在經濟和社會上有所改善的 “沉默的大多數”，為什么心甘情愿地支持一個站在富人立場的政黨？換句話說，共和黨如何能協調對權貴階層的忠誠與獲取白人工人階級選票之間的張力？

　　大量研究指出，共和黨應該為美國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惡化承擔更大責任。[9]在《美國的政治經濟》一書中，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Hibbs）通過比較兩黨宏觀經濟政策指出，收入差距在民主黨執政時期縮小，在共和黨時期擴大；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可能追求擴張，更可能冒通脹風險，共和黨則更傾向于利用緊縮政策解決通脹問題。[10]其結果就是，民主黨時期能夠創造更多就業，給窮人帶來更多好處，而共和黨的抑制通脹政策對高收入階層有益，對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幫助。[11]政治學者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合著的《推特治國》中也反復申明，正是共和黨擁抱財閥的政策令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峻。

　　追溯來看，尼克松還活在新政的尾聲之中，起碼還是個“紅色托利”式人物，盡管運用“狗哨式”的種族主義主張，但算是個支持新政所承諾的“福利國家”政策的保守黨。里根帶著里根主義席卷而來，他因對共產主義的猛烈攻勢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了一筆濃墨，而作為保守的鄉村中產階級和東海岸之外商業利益的代表，他是新政自由主義的真正掘墓人。里根信奉“供給學派哲學”，認為給中產階級和窮人減稅只能非常有限地刺激消費，給富人減稅卻能促使其在儲蓄和投資中發揮更為重要的角色。[12]在這一哲學觀念的指揮下，里根將很大一筆聯邦稅負從大企業和高收入階級那里轉移給中產和低收入群體，他逆轉了聯邦政府新政以來對窮人資助的持續增長趨勢。[13]繼任的老布什作為溫和的保守派一度想要呼應尼克松的舉措，卻打擊了新興的財閥統治。老布什沒有成功連任，也許他的確是被拋棄的，因為共和黨很快迎來了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革命軍”。1994年，金里奇當選眾議院議長，這是共和黨自1955年以來首獲眾議院議長一職，他將共和黨重整為向著財閥狂奔的列車，引領共和黨貫徹“美利堅契約”，保護“創造就業機會”的富裕階層。這也讓小布什意識到“總統”并非財閥們貫徹自身意志的充分必要條件，所以他要回報自己的根基，將注意力集中在富豪們最痛恨的稅種上，盡管他曾經嘗試轉向拉丁戰略并初獲成功，卻終因不可能退出財閥聯盟而失去拉丁陣營。[14]至于特朗普，他本人就是一個財閥，將里根奉為偶像，他對經濟精英的接納遠勝小布什。

　　這樣一個“財閥”政黨如何獲得“勞苦大眾”的選票？學者們常常聚焦于共和黨的文化政策，這的確有章可循。曾供職于里根政府的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表示，共和黨人要在南方贏得選舉，必須贏得高達70%的白人選票，這些人是“平民主義者”，他們在經濟議題上是自由派，但在墮胎、平等權利等社會問題上多是保守派，共和黨只要運作這些議題就有機會成功，關鍵是找到能引發低收入白人選民共鳴的語言，來解釋有利于高收入白人的政策，比如讓選民意識到減稅令黑人所受之苦甚于白人。[15]這似乎正是共和黨的競選策略，利用種族主義激起白人工人階級的怨恨，這種簡單粗暴的種族主義雖非大張旗鼓，但卻隱秘而持久。“福利”流向懶人，誰是懶人？阿特沃特的答案很清晰。總之，種族化和怨恨有利于保持白人選民的忠誠，即便財閥統治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共和黨人將日益公開的種族主義訴求與不平等的經濟政策結合在一起，將低收入白人和高收入精英整合在一起，強調種族化的群體身份有助于抑制選民對再分配政策的新需求，而精英對政黨經濟議程的把控則助長了不平等的趨勢。[16]只是，種族主義是個政治不正確的議題，為此，美國保守派領導者為其穿上了“社會安全”的外衣，并借此牢牢抓住了“沉默的大多數”。

　　二、“沉默的大多數”的社會安全問題

　　露賓揭示了1960—1970年代美國工人階級所經歷的因為貧窮而失去安全感的種種痛苦，他們的家庭被貶低，他們的文化被輕視，一些人盡力維持不穩定的“安居生活”，努力做個“體面的窮人”，另一些人則以酗酒、暴力、自暴自棄來逃避困窘。這像極了萬斯在《鄉下人的悲歌》中所描繪的他外公和外婆的生活。萬斯的外公和外婆是193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們是“熱心公益的一代”，或曰“公民一代”（即1910—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們經歷了戰后美國的繁榮，并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但自1960—1970年代始，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這些人的生活開始變得滿目瘡痍。萬斯的外公不能接受這種落差，用酒精和暴力麻醉自己，但萬斯的外婆堅忍地維持著最后的尊嚴，成為萬斯的精神動力。[17]從1970年代起，露賓初訪“沉默的大多數”；到20年后，1990年代她再訪“沉默的大多數”；再過20年，到2010年代，萬斯自傳中的“鄉下人”。其范圍涉及從藍領工人到低層白領再到破產的中產，三代“沉默的大多數”有著相似的“悲歌”。

　　要解決這一問題，顯然經濟是最終的根源，當代美國卻往往落腳在文化上。露賓提到過文化的思路；萬斯直接把文化視為重要的解題路徑；帕特南在分析美國自1960—1970年代開始的 “下沉時代”時，也提到了文化的重要影響。[18]這多少能看到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影子。波蘭尼用“嵌入式”概念反思經濟理論，強調了經濟問題事實上深嵌在社會關系之中。他指出社會災難首先是文化而非經濟現象，[19]正如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觀點，“人們為之工作和奮斗的目標是由文化決定的，而不是機體對諸如單純食物的匱乏這樣一種外在的、未經文化決定的情境的反應”[20]。那么，此處又該如何理解“文化”的意義呢？對于三代“沉默的大多數”而言，首要的當然是經濟地位的下滑，但令人們困窘的似乎不單純是沒法掙更多錢，更重要的是無法擁有穩定的生活、可預期的未來以及有尊嚴地活著。尊嚴包括自尊，也包括來自他人的承認、來自社會的需要感，這些東西共同構成一種安全的體驗。就像波蘭尼所說的，階級的利益首先是社會性的，直接指向身份、地位、等級和安全。[21]本文用“社會安全”這一概念統攝波蘭尼的觀點，其主要包括身份認同能獲得承認、社會地位能得到尊重、社會等級能向上流動、人身安全能獲得保障等方面，它們共同構筑了社會安全問題領域。也正是上述社會安全問題領域令共和黨針對白人選民的文化政策變得似乎順理成章了。

　　“社會安全”問題的興起，引發了廣泛討論。社會學家強調，社會安全與現代性帶來的不穩定性息息相關，只有控制社會風險方可實現；[22]國際政治學者認為，社會安全是一種集體的認同安全，是與保持傳統語言、文化、宗教認同、種族認同和習俗存續相關的體驗；[23]有多學科背景的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探討了心理學維度上的“不安全感”，將其歸因于劇烈的社會變遷，人們因此不再認同傳統的權威或價值，從而喪失了歸屬感，產生了普遍焦慮；[24]等等。簡而言之，社會安全是人們基于穩定的社會生活而獲得承認的主觀體驗，包含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反之，社會不安全則是因為不穩定的社會生活而經歷“喪失”的主觀體驗。這種喪失包括經濟上的，但更多是社會性的，比如身份、等級、地位的喪失。從美國的歷史發展來看，白人更傾向于認為自己一直在經歷“喪失”；而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則不斷在“獲得”。通常而言，受到社會安全威脅的群體難免會經歷文化貶損的過程，他們謀生的手段荒廢了，生存的社會、政治條件被破壞了，他們要么在厭倦中死去，要么在放任中浪費生命和財物，他們的文化再也無法為之提供值得努力和犧牲的目標。無論對一個民族還是對一個階級而言，后果都是自尊和道德水準的喪失。這些社會性的利益在一個國家內部縱橫交錯，一旦受到威脅，不同階層的人就會不自覺地形成合力來應對。[25]保守派領導人正是借此稀釋了經濟問題的重要性，通過運作社會安全議題謀取“沉默的大多數”的支持。經濟變化固然重要，但精英們成功地將其束之高閣，不能獲得尊重的社會不安全感成為平民主義的觸發器。[26]當然，矗立在三代“沉默的大多數”面前的，是一整個社會安全問題領域。對此，美國的保守派領導人形成了他們的一套社會安全策略，社會安全問題也因此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一個舉足輕重的政策框架。

　　三、保守派領導人的“社會安全”策略

　　政治理論家科瑞·羅賓（Corey Robin）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產、再生產并利用恐懼是美國政治經濟統治的長期工具。[27]恐懼往往來自不安全的情感體驗，一旦不安全源被定義為影響相當多人的集體問題，就很容易進入政策議程。政治領導人通常能在塑造集體威脅上發揮重要作用，[28]社會不安全感因此帶有很強的建構性。在默里·愛德曼（Murray Edelman）看來，這是符號政治的框架過程，這一過程主要包括定義事件的性質和解釋事發的原因，它有助于塑造大眾對事實的看法，以及對即將發生之事的期望。因為人們往往難以容忍模糊和復雜的情形，更易對極度簡化和扭曲的符號做出反應，換句話說，更易受刻板印象的影響，因此政治領導人就可以在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借助框架過程塑造大眾認知進而影響大眾行為，這尤其可能發生在人們無法適應現實而產生不安全感的情況下。[29]那么，美國當代保守派領導人是如何界定社會安全，如何解釋不安全感的肇因，從而塑造“沉默的大多數”對解困方案的預期的呢？

　　很多學者將1960年代視為美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正如帕特南所言，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一百多年，美國多個方面的發展趨勢都是一條倒U形曲線，從進步時代開始不斷向上攀升，直到1960年代“偉大社會”的巔峰，在那之后，美國走向了下坡路，經濟愈加不平等、政治愈加兩極化、社會愈加原子化、文化愈加個人化。[30]而就在1960年代末，繁華盛景已現凋敝之勢，美國的經濟在衰退、城市在衰落、失業率激增、暴力沖突不斷，整個社會安全狀況極為糟糕，每年被逮捕人數持續增長，有犯罪傾向的未成年人不斷增加。[31]這個轉折是政治選擇、經濟政策、文化取向、社會意識等諸多因素交織互聯造成的結果，但白人保守主義者更愿意將之歸咎于民權運動。

　　作為南方戰略的重要步驟，戈德華特將民權運動與街頭犯罪混為一談，意圖激發白人保守派潛意識中對犯罪和黑人的恐懼，進而用“法律與秩序”重述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盡管他幾乎失去所有黑人的選票，卻為保守派的“社會安全”策略奠定了基礎。“法律與秩序”也順理成章地成為1968年尼克松的競選口號，助其贏得了大選。當時，失業的青年男性黑人成為社會治安最不穩定的因素，尼克松在第一任期想以此為突破口避免社會失序，[32]所以曾決定采取有助于提升黑人就業率的“費城計劃”——也就是“補償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初步實施方案。不過，他還是從個人主動性出發，強調黑人得靠自己努力提升社會地位，主張不宜過于關注黑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利益，[33]所以他對《民權法案》這一“冒進手段”頗為消極，認為這種強推種族平等之法必然以傷害白人積極性為代價，這將導致社會更不穩定。這種觀點與白人群體在1960年代后半期積攢起來的失望情緒相互助推，[34]從而合法化了白人的恐懼心理——黑人獲得的太多、太快、太容易，而這些進步正是以犧牲白人利益為代價的，其結果是民權運動并非改善而是惡化了美國的種族關系。當時，對民權運動最強烈的抵制，來自南部邊緣地帶的保守主義勢力，這也正是尼克松所倚重的政治根基。因此，在種族問題上，尼克松小心翼翼地將經濟議題與社會政治議題拉開距離，對種族隔離進行“法律”和“事實”區分，最終在1972年總統選舉前放棄支持民權運動，并于1973年終止了“費城計劃”。[35]盡管生活在新政的尾聲里，尼克松還是擎起了保守主義的大旗，成為聚攏起第一代“沉默的大多數”之希望的人。

　　1980—1990年代，美國非洲裔移民大量增加，部分地區少數族裔人口的集聚導致白人比例明顯下降，從而引發白人對補償行動有越來越大的疑懼。因此，自1980年代開始，里根與老布什在種族問題上變得更加保守，這特別體現在對“補償行動”的壓制上，他們都堅持政府不養懶人。里根在競選時就宣稱，不能將機會平等歪曲成根據種族、民族或性別實施配額制，就業或教育領域的標準只能是能力和資格。[36]他在任上直接干預民權委員會的人事改革，促使其通過決議認定：配額制度否定多數族裔的平等權利，把白人群體變成了“新的受害階級”。總之，補償行動就是對白人的逆向歧視。[37]里根在各種公開場合反對補償行動，制造輿論引導公眾。老布什則通過否決新的民權法案等舉措，來延續里根的這一政策。1980—1990年代，美國開始出現有組織的反補償行動的思潮，白人民眾對這一行動滿懷敵意，使之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重要議題。[38]到了199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亞州的209法案，更是吹響了各地“反補償行動”的號角。里根和老布什聚攏起兩代“沉默的大多數”。

　　進入21世紀以來，補償行動越來越成為民權運動的紀念碑。小布什復刻了前幾任共和黨總統的態度，在公開場合表示不反對補償行動，但不接受配額制，因為配額是在不公平地歧視其他族裔，特別是歧視白人群體，這必然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政府應該提供能讓個體自助自立的政策。不過小布什一度想轉向“拉丁戰略”，打算實施惠及墨西哥人的“客工計劃”，意圖爭取墨西哥裔的選票，但他也非常清楚，對于美國白人而言，拉丁裔正是他們在21世紀所面臨的新威脅。根據2007年7月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數據，拉丁裔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群體。“客工計劃”可能帶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勢必加劇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狀況，這將是美國工薪階層的夢魘。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正如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湯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所言：“無論合法還是非法移民，在就業、學校、醫保、環境、國家安全上，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比所有這些問題加在一起還要嚴重的是：對文化的威脅。我相信我們正處于文明的沖突之中，總有一天，移民文化會在某些方面取代美國文化。”[39]上述疑懼以及來自黨內反移民改革派的壓力，最終讓小布什將拉丁戰略視為棄子，且在其任內簽署了在美墨邊界地區修筑隔離墻的法案，即《安全圍墻法》。簽署法案時小布什強調，該法案旨在控制非法移民的數量，有助于保護美國人民，讓美國邊界更安全。著名的保守派分析人士肖恩·特倫德（Sean Trende）指出，即使沒有拉丁裔選民的強力支持，只要能動員起“失蹤的白人選民”，共和黨也能贏得大選。[40]這聽上去很像是對小布什“拉丁戰略”的批評。從尼克松的“費城計劃”到小布什的“拉丁戰略”，盡管雙雙折翼，卻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對于共和黨而言贏得“沉默的大多數”的重要性。

　　前文提到的坦克雷多的觀點代表了美國保守派的長期憂慮，這正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我們是誰？》（2004年）的詰問。亨廷頓將美國和美國人的核心文化界定為盎格魯-新教價值觀。他認為，大多數美國人，無論其亞文化如何，都共享這一價值觀。他在書中寫道：“這是最早來北美的定居者帶來的文化，在將近四百年的時間里，它一直是核心文化，成為國民身份和國家特性的核心組成部分。”[41]一如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z）所言，美國的國家特性和團結來自盎格魯精英把自己的形象印刻到來自各個國家的移民者身上的能力和意愿。這群精英所持有的宗教信仰、善惡標準、政治及道德原則，三百年來一直都是美國的特色。盡管今天人們標榜美國的多樣性，但這一特色從未改變。[42]總之，美國人民的身份和國家特性是由最初的定居者所創立，且為世世代代從世界各地來美國的移民所吸收。這一文化的精髓就是新教精神，美國的信念也由此而生。這一盎格魯-新教價值觀在保守主義者那里是有共鳴的，包括特朗普。特朗普認同萬斯的敘事。在帕特南看來，萬斯的外婆所代表的公民一代，是20世紀美國最有參與意識、最具互助精神的一代，他們塑造了美國社會的“光榮與夢想”。[43]這一代人也最具盎格魯-新教精神，文化上頗為保守，但他們正在退出歷史舞臺。全球化、世界主義給美國帶來過光榮，也帶走了美國白人中下階層的夢想。這些人以白人基督教男性為主，他們曾經身處美國社會的較高等級，現在卻陷入種族地位喪失和世界地位喪失的多重威脅之中，特朗普因此在立足南方戰略的同時，將移民問題作為自己競選的核心議題。

　　參加過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就共和黨的長期運營而言，無法制造足夠數量的憤怒的白人選民是個大問題。[44]特朗普顯然深諳這個行當的運營邏輯。他在黑白問題上，甚至不再用“福利”作為委婉的說辭，而是直接回歸戈德華特，意圖在人們大腦中勾勒出一個威脅白人安全的龐大黑人犯罪團伙，在“黑命貴”運動中，特朗普的推文“搶劫開始之際，就是開槍之時！”正是其理念最淺白的呈現，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共和黨與美國步槍協會之間的緊密關聯。而移民的威脅正迫在眉睫，最直接的威脅當然是就業，但更重要的是對白人社會安全的挑戰，畢竟按照當下的人口發展趨勢，到21世紀中葉，白人將成為美國的少數群體，所以特朗普很熱衷于將小布什時期的筑墻計劃付諸實施。特朗普的勝選表面看來多少有些不可思議，但他成功的關鍵是抓住了美國三代“沉默的大多數”。在正在經歷衰落的地區，特別是因制造業崗位流失、自殺、過量用藥等因素正在經歷“絕望之死”，[45]且中年白人死亡數量急劇增加的地區，[46]特朗普獲得了廣泛支持。

　　同時，特朗普精明地展現出與下層民眾的共情，當然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他那些未經雕琢的詞句、感情用事的表達，甚至錯詞錯句，都是與精致的知識精英劃清的界限。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在美國，“愛國的公眾”和強調世界主義的“非國籍化的精英”明顯不同，精英日益脫離民眾，政府依賴精英，民眾對政府日益失望。[47]畢業于美國沃頓商學院的特朗普，用“粗鄙”的粉底修飾自己，這很難說沒有經過精心算計。英國伯明翰大學語言學家蘇珊·亢斯頓（Susan Hunston）對特朗普語言風格的研究也表明，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擅長使用小詞匯量、非正規語法結構和口無遮攔的言說策略，來展現自己與“普通美國人”的共同性。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平均每句話不到10個單詞的特朗普擊敗了平均每句話接近20個單詞的希拉里·克林頓。特朗普借助樹立“反智主義”形象，將從美國左派精英話語中消失的“階級”意象拿回來，贏得了低教育程度選民的支持，[48]同時借助貿易戰，把自己塑造成代表中心地帶的工薪階層與美國的外敵開戰的斗士。一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杰·科恩（Roger Cohen）所描述的，特朗普抓住了美國人收復失地的心態（irredentism），把自己打造成帶領普通人提高收入水平、重拾信心、奪回曾經失去的權力的領導者。[49]

　　四、結語

　　這正是美國保守派領導人政治編織術的關鍵所在，既堅持維護財閥利益的財稅政策，又借助社會安全的政策框架綁定“沉默的大多數”，“既要富人的錢，又要窮人的票”。當然，保守派的困境同樣也是自由派的困境，保守派基于社會安全的政治編織術同樣也深刻影響著自由派，只是后者所倚重的是毫無邊界的身份政治。歸根結底，兩者都是選票至上。

　　放眼世界，西方保守主義普遍遭遇了類似困境：制造業轉向虛擬金融業；各行各業中，不僅人與人在競爭，而且人可能被智能機器淘汰；愈加開放的全球經濟導致勞動者的生產生活更缺乏收入保障；福利制度在經濟下行影響下所提供的社會政策捉襟見肘；人員、財富、資源更自由地跨越國界流動，一切都失去了曾經擁有的確定性。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描述的：當“本土”這架航班開足馬力向“全球化”進發，中途卻發現根本無法抵達目的地，想要返航又發現出發地也已不復存在。[50]總之，人們彌散在一個“缺乏安全”的社會心理氛圍之內，深陷于身份、等級、地位、尊嚴等社會安全危機之中。

　　因此，美國的保守派領導人希望推動制造業回流、收緊移民政策、強化邊境安全、回歸主權國家和反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盡管對“沉默的大多數”而言很大程度上只是望梅止渴，但美國的自由派領導人，如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任期內同樣力推“美國制造”，同樣堅持所謂大國之間的長期戰略競爭，這既展現了特朗普主義的泛在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社會安全問題對當代美國政治議程的巨大塑造力。

　　注釋：

　　[1]赫爾曼依據三個維度—領導人傾向于尊重還是挑戰環境中的政治約束，領導人對外來信息傾向于依照固有態度有選擇地接受還是持開放態度，以及領導人的行為動機是解決問題、完成任務還是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將領導人劃分為“十字軍戰士”“有戰略頭腦者”“實用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特朗普是個更傾向于挑戰約束，不以固定態度認知外界事物，會在完成任務與建立關系之間尋求平衡的人。赫爾曼將這類人劃歸為有戰略頭腦的一類人。參見Margaret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A TraitAnalysis”, in J. M.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ill Clinton,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178 — 215。

　　[2]Alessandro Nai, Ferran Martínez i Coma, and Jürgen Maier,“ Donald Trump, Polulism, and the Age of Extremes: Comparing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ampaigning Styles of Trump and Other Leaders Worldwid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019, Vol.49, No.3, pp.1 — 34.

　　[3]參見陳雪飛：《無遠弗屆：國際政治學的視野》，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1—223 頁。

　　[4]Daniel Béland“, Insecurity and Politics: A Framework” ,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Vol.32, No.3, p.332.

　　[5]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6]［美］莉蓮·B.露賓：《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生活》，汪澤青、張衛紅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 年版。

　　[7]［美］莉蓮·B.露賓：“重訪沉默的大多數：1972 至1992 年”，載［美］莉蓮·B.露賓：《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第1—29 頁。

　　[8]［美］雅各布·哈克、［美］保羅·皮爾森：《推特治國：美國的財閥統治與極端不平等》，法意譯，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版，第45—48 頁。

　　[9]例如：Douglas A. Hibb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croeconomic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heldon Danzier and Peter Gottscalk, America Unequal,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 NY: Liveright Publishing Co., 2020。

　　[10]Douglas A. Hibb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p.218.

　　[11]［美］拉里·M.巴特爾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卿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50 頁。

　　[12]Thomas Karier, Great Experiments i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From Kennedy to Reagan,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7,p.76.

　　[13]Sheldon Danzier and Peter Gottscalk, America Unequal, p.29.

　　[14]［美］雅各布·哈克、［美］保羅·皮爾森：《推特治國》，第53—57、79、154 頁。

　　[15] Richard G. Darman, Files Folder Title: Politics 1984[Lee Atwater Reports, 1983],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reaganlibrary.gov/public/digitallibrary/smof/cos/darman/box-007/40-130-7241420-007-016-2016.pdf, retrieved November 10,2023.

　　[16]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and Margaret Weir, Who Gets What? The New Politics of Insecurit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p.15.

　　[17]參見［美］J.D.萬斯：《鄉下人的悲歌》，劉曉同、莊逸抒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 年版。

　　[18]帕特南的分析可參見Robert Putnam, The Upswing,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19]［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版，第164—166 頁。

　　[20]轉引自［英］卡爾 ·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第166 頁。

　　[21] ［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第161 頁。

　　[22]參見［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 年版。

　　[23]［英］巴里·布贊：《人、國家與恐懼》，閆健、李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5 頁。

　　[24]［美］哈羅德·拉斯韋爾：《世界政治與個體不安全感》，王菲易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年版，第4 頁。

　　[25]［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第162、165 頁。

　　[26]Noam Gidron and Peter A. Hall,“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tatus: Economic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Populist Right”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Vol.68, No.S1, S57 — S84.

　　[27]參見Corey Robin,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Daniel Béland“, Insecurity and Politics: A Framework” ,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Vol.32, No.3, pp.319 — 320.

　　[29]Murray Edelman,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7; Murray Edelman“, Symbols and Political Quiesc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0, Vol.54, No.3, p.699.

　　[30]參見Robert Putnam, The Upswing, 2020。

　　[31]Kenneth C. Laudon, Dossier Society: Value Choices in the Design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2 — 69.

　　[32]Samuel Leiter and William Leiter,“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Role in Modern Civil Rights Reform: A Sampler of Books of the 1990s” ,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1999, Vol.29, No.1, pp.175 — 194.

　　[33]［美］馬克·C.卡恩斯、［美］約翰·A.加勒迪：《美國通史》（第12版），吳金平等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年版，第684 頁。

　　[34]白人群體在1960 年代后半期的失望情緒，可參見陳雪飛：《百年歷史的鐘擺運動》，《讀書》2023 年第6 期，第45 頁。

　　[35]金海：《尼克松的民權思想及政策實踐》，《世界歷史》2002 年第6 期。

　　[36]Hugh Davis Graham, Collision Course the Strange Convergence of Affirmative Act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Americ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1.

　　[37]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76 — 177.

　　[38]胡錦山：《肯定行動與美國公眾的態度》，載劉釗等主編：《廈大史學》第2 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7 頁。

　　[39]Rosa Brooks, “How Immigrants Improve the Curve” ,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9, 2007, A35.

　　[40]Sean Trende,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hite Voters” , RealClear Politics, November 8, 2012.

　　[41]［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 年版，第51 頁。

　　[42]Benjamin Schwarz“, The Diversity Myth” ,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5, No. 275, p.62.

　　[43]參見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Robert Putnam, The Upswing, 2020。

　　[44]Nancy LeToruneau“, Republicans Can’t Generate Enough Angry White Guys” , Washington Monthly, December 11, 2018.

　　[45]對絕望之死的描述，參見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46]［美］雅各布·哈克、［美］保羅·皮爾森：《推特治國》，第149、177—178 頁。

　　[47]［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第289 頁。

　　[48]Susan Hunston, 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2nd ed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轉引自程巍：《讀寫能力與“鄉巴佬的悲歌”》，載《中華讀書報》2022 年8 月10 日，第13 版。

　　[49]Roger Cohen“, Trump’s Il Duce Routine”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 2016.

　　[50]Bruno Latour,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e Chang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London: Pol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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