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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制造了讀者和意林中的烏托邦

二手圣經 · 2024-07-21 · 來源:新潮沉思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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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一千年之后,人類依然能聽到我們這代中國人的思考

  最近,一個名為“進擊的白小瑩”的年輕女博主上傳了一段視頻,視頻的主要內容是質疑《讀者》雜志中部分文章的觀點,認為它們無原則地美化外國、美化西方以借機貶低中國,認為這些文章可能會誤導公眾。隨后,《讀者》雜志向她發出了律師函,要求她刪除視頻并連續七天發表道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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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事件迅速在網民中引起激烈反響,許多人開始挖掘并指出所謂的“公知文”中的問題。至今,《讀者》雜志的抖音賬號評論區仍然關閉。隨后,各種模仿賬號蜂擁而起,《意林》《青年文摘》等在2000年前后廣為人知的各個知名媒體無一幸免,都成為了“道歉”的對象。

  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20年前的回憶,《讀者》《意林》《青年文摘》等雜志在高中語文老師以“提高閱讀寫作水平”的名義,推薦給懵懂的我們,成為了在高壓的高中時期少數能夠“合法”閱讀的課外書。它們也成為了我這樣的學生在高中時期“開眼看世界”的窗口,各種“心靈雞湯”和“國外軼事”蜂擁而至,幫我構建起了一個“想象的異邦”。

  在這個想象的異邦當中,日本的十一歲孩子可以負重20KG在風雨交加的泥濘大草原上徒步一百公里,即使發著高燒也能硬撐著走到終點而不是因為得不到休息與及時救治而死亡;美國的孩子則能把四杯25℃的溫水合成一杯沸騰的開水;德國建造的下水道堪用一百年,還能在三米之內的小倉庫里找到用油紙包好的備用件;日本人開的餐廳里盤子一定要洗七遍,來打工的不懂規矩且喜歡偷懶活該成不了發達國家只配一輩子受窮給高貴的大和民族當碎催的中國人只洗了五遍就會被辭退。

  長久以來,這些媒體為我們塑造了“想象的異邦”,成為了我心目當中中國進步的方向,西方的文明、美好和富足,成為了懵懂的我批判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不足的依據,就如知名人類學家王銘銘所說“西方作為一種‘異文化’,變成東方社會文化發展的自我之前景。”2000年我上大學了,想象的異邦在網吧里開始崩塌,在BBS的左右派鍵政中開始崩塌,在科學教育、歷史教育和思政教育當中崩塌,在我的哲學專業當中崩塌。

  但是,我今天不想隨聲附和般模仿各位博主,繼續聲討那些構造想象的異邦的各路媒體。痛打落水狗固然有趣,但是找到縱容惡犬狂吠的狗主人更為重要,找到他縱容惡犬狂吠的原因更為重要。我打算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把我推入“想象的異邦”當中的語文老師和語文教育。

  01

  語文教育是一種意識形態教育

  任何教育都有意識形態屬性,語文教育是學習自身母語底層邏輯的過程,是具有最深刻的意識形態屬性的教育。

  阿爾都塞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利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社會大眾進行馴服,而學校則是重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他指出:“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一種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同時,還要求一種對現存秩序的規則附以人身屈從的再生產,即工人們對統治意識形態的歸順心理的再生產,以及一種剝削和壓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縱統治意識形態的能力的再生產。”

  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會的、傳媒的(出版、廣播、電視等)、文化的(文學、藝術、體育比賽等)等諸多方面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作用。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信息傳播,對個體進行體制化規訓和合法化“生產”。

  阿爾都塞的學生福柯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深入,深刻指出了現代教育的本質就是一種通過規訓與懲罰,形塑一個人意識形態的過程。他把監獄、學校和兵營放在同一個維度上進行觀察,指出三者本質上是一致的,而學校的不同性在于“教養機構則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動。刑罰的作用點不是表象,而是肉體、時間、日常行為態度……至于所使用的手段,就不是被強化和被傳播的表象體系了,而是被反復使用的強制方法,不是符號,而是活動:時間表、強制性運動、有規律的活動、隔離反省、集體勞動、保持沉默、專心致志、遵紀守法、良好的習慣。而且,歸根結底,人們試圖通過這種改造技術所恢復的, 不是卷入社會契約的基本利益中的權利主體,而是恭順的臣民。”

  從歷史上來說,中國古代的語文教育也是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屬性的。中國古代最基本的語文教育啟蒙書籍是“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包含了極其深刻的儒家人性論的教育。《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是宋代皇族和頂級貴族的姓氏。《千字文》的第一句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是一種世界觀教育。

  當然,整個中國古代的語文教育核心的目的是培養士大夫,在科舉取士成為國家主流人才選擇方式之后,中國的語文教育的意識形態屬性則更加凸顯出來。中國古代的語文教育的核心,是基于對意識形態經典著作的學習,著重培養士大夫的寫作能力。簡單地說,就是強調受教育者意識形態的輸入和輸出。

  現代義務教育起源于普魯士,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中,新教國家為推行宗教教育,提倡廣設學校。宗教領袖馬丁·路德是最早提出義務教育概念的人。改革勝利后,為使人們都有學習《圣經》的能力,路德頒布了《義務教育法》。所以當代語文教育自誕生起,就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屬性。

  后來,隨著文藝復興的發展,歐洲的各國在中等教育階段廣泛建設各類“公學”、“高級中學”、“文法學校”,這類學校以招收中上層男孩為主,以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為主,學習西方古典傳統,更把升學預備教育和培養上層職業者作為重要任務。

  這種學校以學習古典學為橋梁,著重強調論文寫作,以意識形態教育為核心,培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輸出者。大家如果讀過馬克思的高中畢業論文,就會看到這種教育下培養的頂級天才,雖然只有18歲,卻具有何種水平的思維創造力。

  當然,在其后隨著市場對有著科技基礎的工程師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增大,實科中學和技術職業學校逐步走上舞臺。但是“公學”、“高級中學”、“文法學校”在西方的地位依然是超然的。在19世紀,普魯士更是規定只有文法學校的畢業生才能進入大學或充任國家國官吏。

  而在英語世界,各個公學依然受到統治階級的追捧。在今天,英語世界的各類“公學”、法語世界的“高級中學”和德語世界的“文法學校”,在整個西方教育體系當中還是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是西方意識形態機器的發動機之一。

  02

  當代中國語文教育是一種基于實利主義

  以閱讀為本位

  以文學審美為方法論的教育

  當代漢語語文教育起源于新文化運動,它有著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同時也有著新文化運動的虛無主義特點。在今天,這個特點進一步體現為以實用主義瓦解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教育,以閱讀為本位,忽視寫作,以文學審美為方法論,虛無現實生活。

  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福建師范大學潘新和教授就指出:“清末民初語文教育倉促轉型之時……禁八股,廢科舉、興新學,辛亥革命,廢止讀經科,打倒孔家店,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西學東漸等,是現代語文教育發端的政治、文化語境。疾風驟雨式的社會、時代轉型,學界順勢而為,匆匆剪斷舊教育的臍帶,急切擁抱新教育的呱呱墮地。

  現代語文教育以反封建、科舉教育為旗幟,從貴族、古典向平民、白話教育轉向。教育目的從“為功名利祿”向“為生活”“為人生”改變。陳獨秀、胡適們倡導古典向寫實、文言向白話轉型的文學革命,蔡元培、黎錦熙們鼓吹“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教育革命,他們對傳統文化、教育精神的反叛與決裂,歷史功績不容置疑,然而毋庸諱言,不論在當時還是后來,他們均未對傳統教育進行深思熟慮的全面、系統的檢討,對其正面認知嚴重不足。”[1]

  用實用主義來瓦解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是民國語文教育設計的初衷,但是這種行為無疑是粗鄙而草率的。胡適、葉圣陶等人對舊式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但是,對如何建立新式教育卻并沒有深刻的思考。他們以一種粗淺的實用主義態度,倉促建立起了民國語文教育。

  葉圣陶認為,語文教育的的根本目的和價值是“養成善于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 “應付生活論”其本質是實用主義,而且是實用主義中最低級的實利主義。強調語文“器用”性,以獲取直接功利效益為行為準則。把語言(語文)理解為應付生活(物質、社會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應用化訓練。將這種基于實用主義的“應付生活”論,作為中小學語文教育的主旨,顯然是錯誤的。

  這種錯誤在于它否定了語文教育應當超越現實生活,為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重要作用。將實用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方面,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無論何時都不過時的,知識分子應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圣之絕學,為萬事開太平的歷史責任和道德義務,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其所效法的西方文明中最為積極的部分,既對人類命運思考的主題。

  正是因為以粗淺的實用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沒有以明確的意識形態經典著作為基礎,便迫使中國的語文教育對學生的信息輸入必須轉向以閱讀美文(優秀文學作品)為核心。因為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否定中國舊有的意識形態,但西方的意識形態既不符合我國現實,我國知識界對其也缺乏深刻了解,所以也找不到適合學生使用的西方經典文本。

  胡適和葉圣陶等語文教育的塑造者,只能以現實的文章作為救急之用,評定這些文字好壞的,只有直觀的美,而這些文字具體有什么思想,他們并沒有認真地思考。葉圣陶認為,閱讀是讀者和作者雙向交流的過程,也是讀者通過文字走近作者心靈的復雜心理過程。葉圣陶主張的語文教育以閱讀為核心,強調鑒賞、想象、語感、涵詠、揣摩、評論、詠誦的學習過程。這也是《讀者》和《意林》這種毫無思想深刻性可言的文字,出現在高中生案頭的原因。

  03

  當代中國語文教育斬斷了理性發展的內在邏輯

  語文教育的內在邏輯是讓學生學會母語編碼的內在邏輯,從而讓學生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從理性地思考到理性地輸出。

  無論是中國古代還是現代西方,語文教育都是以寫作為核心的。在當代的西方高中語文教育中,寫論文,是高中教育的重要環節。其中最為極端、最受爭議的,就是法國高中畢業考試的哲學論文寫作。而正是這樣以寫作為核心的教育,讓法國在近代以來文學家和思想家輩出。

  與之相比,當代中國的語文教育則是忽視寫作的,僅僅讓寫作從屬于閱讀,寫作只是閱讀的副產物。葉圣陶提出了閱讀和寫作比較的三論,從而高揚閱讀教育,貶低寫作教育:

  一是“根”論:“單說寫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沒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問那比較難捉摸的閱讀程度。”

  二是“基礎”論:“實際上寫作基于閱讀。老師教得好,學生讀得好,才寫得好。”

  三是“獨立能力、目的”論:“語文課程教學生閱讀課本,通過閱讀課本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閱讀和寫作是對等的兩回事,各有各的目的,這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現實教育當中,我們就會發現,以閱讀為中心的教育,不會像葉圣陶先生所認為的那般理想化。越是高超的文學作品,其意義就越深刻,可解讀方向就越多。但是現代教育又要求標準化,考試的標準答案,語文老師來確定的標準答案,不僅不能建立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閱讀互動,還限制了學生的思考。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網上經常吐槽的魯迅先生的《秋夜》中的名句,“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中學老師讓中學生去分析如此具有沖擊力的文字,其很多含義是學生是無法感受到的。

  以閱讀為中心的語文教育代價是沉重的,潘新和教授指出:“20世紀初草創的我國現代語文教育,一個多世紀來收效甚微、每況愈下。其發軔伊始,‘國文退化’‘搶救國文’等質疑、責難之聲便不絕于耳。”

  1942年,葉圣陶先生終于承認:“國文教學幾乎沒有成績可說。”1978年,語言學界泰斗呂叔湘先生在《人民日報》著文評論:“十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習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1995年,語文界第二代掌門人張志公先生坦承:“中國人學自己的語文甚至比學外語還要難,這是說不過去的事!我們這些搞語文的人是要承擔責任的。”

  2007年,《羊城晚報》記者采訪著名作家王蒙,他說,“語文教學和文學解讀把孩子教傻了”,“我要是考作文,都能交白卷”。2007年和2008年,北京大學溫儒敏先生分別對北大中文系新生與外校學生調查:學生對中學語文教學不滿乃至反感。

  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課標調研組大范圍調查:學生對語文教學評價為所有學科倒數第一。2013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撰文《北大教授呼吁:救救語文教育》,北京大學張海霞教授因絕大多數學生文稿不通,批評:“這語文都怎么學的?!”疾呼:“救救語文教育,救救我們的中華文化。”引發了學者廣泛共鳴。

  當下,這種以閱讀為中心的語文教育,進一步扭曲著我們整個民族的母語教育。2020年一篇題為《生活在樹上》的浙江省高考滿分作文引發了激烈討論,文章全篇充滿了各種生僻字詞和外國名人名言,讓許多網友高呼看不懂,諸如:“嚆矢、振翮、孜孜矻矻、袚魅”,“海德格爾、卡爾維諾、麥金太爾、韋伯”等冷門生僻的詞語和超出一般高中生認識范圍的哲學家。

  在身為哲學工作者的我眼中,這文章美不美尚且不論,所有哲學家名言的引用,都是驢唇不對馬嘴。而就是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信口開河般地胡亂用典,在某些評價體系中,卻是優秀的表現,簡直倒反天罡。

  在沒有了真規則之后,假規則、潛規則自然大行其道。據《錢江晚報》報道,陳建新為浙江大學副教授,自2000年開始擔任浙江高考語文作文閱卷大組組長,主持制定每年的作文評分標準,確定每年的滿分作文。除了出書和參與制作付費課程,陳建新還常以高考語文作文閱卷組長的身份,奔赴省內高中開設高考作文講座。浙江省蕭山中學老師撰文表示,陳建新在作文閱卷評判標準上有著至高的權威性。本次高考,陳建新曾力排眾議,給予《生活在樹上》滿分。

  這樣的假規則、潛規則是不會教會人如何正確表達的,只能教會學生如何用華麗的辭藻來鋪陳文字,甚至在這篇《生活在樹上》當中已經不是華麗了,而是在華麗追求到極致之后,病態追求似懂非懂的晦澀。而中國古人早就意識到,這種思想傾向會徹底毀滅我們民族的思想,只有回歸到用樸實干練的文字表達語言,才能真正地激發思想的創造力,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就是經典的例子。

  “古文運動”是對駢文的批判,而“古文”則指的是先秦到兩漢時期的散文。韓愈最先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 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推崇先秦至兩漢時期文字樸實干練的寫作風格。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成相輔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要文以明道。只有將“寫作以表達思想為核心的文章”作為語文教育的核心,才能“文起八代之衰”,才能迎來唐宋八大家的文學盛世,才能迎來宋明理學的思想高峰。

  如果我們不會寫作,那就意味著我們不會表達。如果我們不會表達,那就意味著我們永遠也無法真正地思考。

  04

  當代中國語文教育在批量制造虛無主義者

  當代中國語文教育在批量制造虛無主義者,這是新文化運動在剜去傳統文化的腫瘤時,留給中國文化最深的一道傷口,這個傷口至今尚未治愈,甚至會化膿、發炎,并擴散至全身造成更多的疾病。

  實用主義低微淺薄,若以其作為語文教育的指導思想,必然導致無法超越現實,因為實用主義要求我們盯緊現實需求。而對現實中的不滿的否定,又是人的自然思維傾向。所以,在重視閱讀教育的情況下,逐漸將文學審美作為當代中國語文教育傳遞給學生的重要的方法論,使文學審美在語文教育中代替了實用主義。

  文學審美要求我們對現實維持距離,在這個距離上否定現實,從而構造美以造成一種浪漫主義傾向。回到前面的問題,我們為什么需要《讀者》和《意林》去構造“想象的異邦”?就是我們在語文教育當中獲得的文學審美的方法論和浪漫主義傾向讓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這種充滿審美價值,遠離現實生活的美好世界真實存在。在想象異邦的構造過程中,《讀者》和《意林》只是為其構造提供了材料,而讓我們相信想象的異邦真實存在的,則是以閱讀為中心的語文教育。

  但是文學審美是有其缺陷的,文學不需要現實實踐,所以文學自然而然地很容易脫離“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原則,從浪漫主義滑落到虛無主義的領域。任何后發的現代化國家,都難逃從文學浪漫主義到虛無主義思潮的歷史過程。

  德國文學家讓·保羅第一次把深受費希特影響的德國早期浪漫主義命名為“詩歌上的虛無主義 (poetic nihilism) ”, 意指在文學領域表現的虛無主義。而真正讓虛無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是俄國文學家,虛無主義在俄國19~20世紀的社會和思想文化史上,是為世人所矚目的一種十分突出的社會思潮和社會現象。

  1830年代,恰達耶夫在俄國發出了虛無主義的先聲。19 世紀60 年代,俄國社會內憂外患,民主浪潮迭起。為解決十年農民騷亂,緩解政治動蕩,亞歷山大二世推行了一系列涵蓋行政體制、軍事、教育等領域的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1861 年的農奴制改革。

  然而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質上都是為維護其專制獨裁統治而設定的,難免保留了大量的舊制度殘余,農民、工人仍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生存境況的艱難使底層人民對改革,對社會現狀深感不滿,就叛亂而言,1861年的俄羅斯就有1186個領地發生了騷亂。

  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分子對于國家的出路、人民自由精神生活尤為關注,他們紛紛在報紙、雜志上發表政治、文藝主張,俄國文藝思想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屠格涅夫在長篇小說《父與子》中著力塑造的“新人”巴扎羅夫,是俄羅斯文學中第一個虛無主義者形象。

  此后,一系列形形色色帶有“虛無主義”特質的新人形象在俄國文學界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用文學否定俄羅斯現實,用文學構造一個想象的異邦成為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傳統藝能,而這個想象的異邦正是“西方作為一種‘異文化’,變成東方社會文化發展的自我之前景。”

  我無意在這里詳述俄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但是必須提示大家的是,俄羅斯民族至今還在為這個思潮流血。1830年代,恰達耶夫在俄國發出了虛無主義的先聲。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中期,虛無主義思潮在俄國形成并得到發展,皮薩列夫和巴枯寧為其代表人物。幾經分化和演變,在1870~1880年代之交,從虛無主義中演化出了“民意黨”的恐怖主義。

  俄國社會思想發展的歷史表明: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著親緣關系。如果說虛無主義的主詞是“否定”,那么,無政府主義的主詞則是“破壞”。從“否定”走向“破壞”,僅有一步之遙。同時,虛無主義也是恐怖主義的源頭和溫床,虛無主義的惡性發展和邏輯歸宿,就是走向恐怖主義。[2]而也同樣是這個思潮,引導俄羅斯知識分子毀滅蘇聯。

  在中國,這種從文學浪漫主義到虛無主義思潮,也體現在文學界,當然中國文學界有中國文學界的特點——一種無思想的虛無,和淺薄的否定。我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愛好者,但是從我有限的視野來看,中國文學界雖然也盛行虛無主義,通過無原則的審美批判,惡毒詛咒我們的國家、民族和文化傳統,通過構造想象的異邦來歌頌西方。

  但是“萬幸”的是,我們以閱讀為中心的語文教育,忽視了他們思想能力的構造,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思想水平不是那么高屋建瓴,基本上都是以咒罵和下三路為典型的低俗技巧,遠不及俄羅斯人那樣深刻的否定,從而徹底破壞自己民族思想的根基。

  王小波算是當代作家中最有思想的了,但是他最多也只是談談證偽主義。諸位可曾在中國任何作家口中,真正見到他們談論思想體系的建構?這是不幸,也是萬幸。不幸的是,我們作為后發國家,用文學構造想象的異邦進而否定自身的存在,是一種宿命,這種宿命導致我們在追趕先發國家的過程當中不斷地自我否定、自我懷疑,不斷地失誤、犯錯、摔倒、流淚甚至流血。

  萬幸的是,我們的語文教育以閱讀為中心,閹割了我們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力,導致這種自我否定、自我懷疑的破壞力比較有限。就和國內輿論界的某些公知一樣,只會在網上編造哈耶克的“名言”,卻根本不能理解其“人類理性的局限性”這樣偉大的論斷的真正破壞力。

  05

  結語

  讓我們回到文章的主題,“想象的異邦”的建構是一個后發國家追趕先發國家時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我們沒必要過于苛責《讀者》和《意林》,他們都是歷史浪潮當中的一葉浮萍,浮起來是歷史巨力的結果,沉下去亦然。我們真正應該反思的,是誰讓我們主動地去相信那“想象的異邦”,是當代中國語文教育。但也是這種語文教育,構造了當代中國文學界,構造了中國公知,構造了我們幾代人的意識形態。

  想象的異邦崩塌了,不是因為我們不再懷疑和批判了,而是因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當中偉大的進步,拉近了中西方的差距,甚至在很多領域大幅度超越了西方。想象異邦的崩塌,也是互聯網和自媒體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破除了知識分子對信息傳播的壟斷,讓我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當然,事物都有兩面性,舊的繭房被擊破了,也要警惕新的繭房逐漸形成。

  想象的異邦雖然崩塌了,但現在也不是嘲笑和洋洋自得的時候,現在,是我們自己靠著自己的思想建構“理想國”和“大同世界”的時候了。想象的異邦的支柱,是美國的霸權,而美國的霸權不過三十年,就顯示出衰落的跡象。

  如果西方秩序在短時間內解體,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思想體系,用自己的“理想國”和“大同世界”填補西方留下的真空,給全中國乃至人類帶來百千年的發展、正義與和平,成為了擺在中國思想界甚至每個大腦還能正常運轉的中國人面前的重要任務。

  希望在幾十年以后,我們的子孫不會埋怨我們這代人思想愚蠢。希望在百余年后,我們的子孫依然贊嘆我們這代人的聰明智慧與思慮深遠。希望在一千年之后,人類依然能聽到我們這代中國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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