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維護其經濟剝削和政治統治的重要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面對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思想界的廣泛影響，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機構開展了多方面的“文化冷戰”，廣泛滲透西方的高校、媒體、文化藝術產業及學術出版機構，并積極扶植和推廣一些帶有“激進”色彩但實質上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時髦”理論。為深入了解帝國主義的“文化冷戰”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廣泛影響，本刊對美國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加布里埃爾·羅克希爾(Gabriel Rockhill)進行了專訪。趙丁琪整理、翻譯加布里埃爾·羅克希爾接受訪談的內容。

　　加布里埃爾·羅克希爾，法裔美國哲學家、作家、文化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維拉諾瓦大學哲學系教授，巴黎批判理論講習班(Atelier de Théorie Critique)創始人兼主任。他在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盧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指導下獲得了碩士學位，并在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指導下獲得了博士學位。近年來，加布里埃爾·羅克希爾聚焦于西方左翼理論的階級根源與意識形態本質，撰寫了《激進歷史和藝術政治》(Radical History & the Politics of Art)、《當代思想背后的干預：歷史、政治和美學》(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知識界的世界大戰：馬克思主義與帝國理論工業》(The Intellectual World War: Marxism versus the Imperial Theory Industry)等著作，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一、帝國主義的輿論宣傳與“文化冷戰”

　　○(趙丁琪，下同)羅克希爾教授，您好!在冷戰期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推動政治、軍事、經濟領域的冷戰的同時，也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一場“文化冷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是如何進行“文化冷戰”的?中情局扶植的“文化自由大會”(CCF)開展了什么活動，產生了什么影響?

　　●(加布里埃爾·羅克希爾，下同)中央情報局與美國其他國家機構和主要資本主義企業的基金會一起，開啟了多方位的文化冷戰，旨在遏制并最終擊退和摧毀共產主義。這場宣傳戰的范圍是國際性的，涉及了很多不同的領域。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其影響范圍很廣，投入的資源也很充足，但在這場戰爭中他們仍然輸掉了許多戰役。勞爾·安東尼奧·卡波特(Raúl Antonio Capote)在2015年出版的書中透露，他曾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多年，在古巴從事破壞穩定的活動，針對的目標是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和學生。然而，被稱為“公司”的中央情報局所不知道的是，被它狡猾地拉攏來宣傳其骯臟伎倆的這位古巴大學教授，實際上是在欺騙那些自信的間諜大師：他實際上是在為古巴情報機構工作。這只是許多跡象之一，表明盡管中情局取得了各種各樣的勝利，但最終還是在打一場難以取勝的戰爭：它試圖強加一種不利于全球絕大多數人的世界秩序。

　　文化冷戰的核心機構之一是文化自由大會，它在1966年被揭露是中情局的外圍機構。休·威爾福德(Hugh Wilford)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將文化自由大會描述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藝術和文化贊助者之一。文化自由大會成立于1950年，該機構在國際舞臺上推廣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等“合作主義”學者的工作，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競爭對手，包括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文化自由大會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有大約280名員工，出版或贊助了50多家世界知名期刊，并組織了許多藝術和文化展覽，以及國際音樂會和音樂節。它還策劃或贊助了大約135次國際會議和研討會，與至少38家機構合作，并出版了至少170本書。它的新聞機構以12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免費傳播，覆蓋了600家報紙和500萬讀者。這個龐大的全球網絡被其建立者邁克爾·約塞爾森(Michael Josselson)稱為“我們的大家庭”，這句話讓人想起黑手黨。在巴黎總部，文化自由大會擁有一個“國際回音室”，可以放大反共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的聲音。該機構1966年的預算為207萬美元，相當于2023年的1950萬美元。

　　然而，約塞爾森的“大家庭”只是中央情報局弗蘭克·威斯納(Frank Wisner)所說的“強大的沃利策(Wurlitzer)管風琴”的一小部分。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列舉了大量證據，證明在1952年至1977年期間，至少有400名美國記者秘密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在這些披露之后，《紐約時報》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中央情報局“吸納了800多家新聞和公共信息機構及個人”。這兩份曝光文件是由記者在權威場所發布的，而這些記者本身也在他們所分析的網絡中工作，所以實際數據可能比估計的還要高。

　　阿瑟·海斯·蘇茲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在1935年至1961年間擔任《紐約時報》的主編，他與中情局密切合作，甚至簽署了保密協議。威廉·佩利(William S. Paley)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無疑是中央情報局在視聽廣播領域最大的資產。二者密切合作，安裝了一條直通中央情報局總部的電話線，不用通過接線員。亨利·盧斯(Henry Luce)的時代公司是中央情報局在周刊和月刊領域最大的合作伙伴。盧斯同意雇用中央情報局特工作為記者，記者成為特工們非常普遍的掩護職業。正如我們從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于1991年召集的“中央情報局擴大開放工作組”(Tack Force on Greater CIA Openness)中所知道的那樣，在上述爆料之后，這種做法繼續有增無減：“中央情報局公共事務辦公室現在與全國各大通訊社、報紙、新聞周刊和電視網絡……的記者都有聯系。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已經成功說服記者推遲、改變、保留，甚至放棄報道。”

　　中情局還控制了美國報業協會，成為新聞服務、雜志和報紙的所有者，并以此作為其特工活動的掩護。它還在拉丁美洲新聞社、路透社、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和里茲豪斯新聞社(Ritzhaus)等其他新聞機構安插了特工。研究政府虛假信息的專家威廉·沙普(William Schapp)指出，中情局“擁有或控制著世界各地約2500家媒體。此外，從特約記者到知名度很高的記者和編輯，幾乎在每一個主要媒體機構都有中情局的人員”。一名中情局人員對記者約翰·克魯德森(John Crewdson)說：“在任何時候，我們在每個外國首都至少有一份報紙，那些我們沒有完全擁有或沒有進行大量補貼的機構，可以通過收買的代理人滲透進去，他們可以印刷對中情局有用而非有害的故事。”在數字時代，這一過程當然還在繼續。亞莎·萊文(Yasha Levine)、阿蘭·麥克勞德(Alan MacLeod)及其他學者和記者詳細描述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在大型科技和社交媒體領域的廣泛介入。他們已經證實，主要情報人員占據了臉書(現在改稱“Meta”)、推特(現在改稱“X”)、海外抖音(Tiktok)、紅迪網(Reddit)和谷歌等的關鍵職位。

　　中情局也深深滲透到專業學者中。當“教會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發布1975年關于美國情報界的報告時，中情局承認它與“數百個”機構的“成千上萬”學者有聯系(自那以后沒有任何改革阻止這種做法，正如上文提到的1991年蓋茨備忘錄所證實的那樣)。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俄羅斯研究所，如同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研究中心(CENIS)一樣，都是在中情局的直接支持和監督下發展起來的。

　　中情局也深深卷入了藝術界。例如，它提倡所謂的美國藝術，特別是抽象表現主義和紐約藝術，反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它資助藝術展覽、音樂和戲劇表演、國際藝術節等，以傳播被吹捧為西方自由藝術的東西。在這方面，中情局與各大藝術機構密切合作。僅舉一個例子，參與文化冷戰的中情局主要官員托馬斯·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在加入該機構之前是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執行秘書。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主席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是秘密情報行動的超級協調員，并允許洛克菲勒基金被用作中情局資金的渠道。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董事中，我們發現了雷諾·德哈農考特(René d'Harnoncourt)，他曾為洛克菲勒的拉丁美洲戰時情報機構工作。約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和朱利葉斯·弗萊希曼(Julius Fleischmann)也是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前者曾為中情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SS)工作，并允許他的慈善機構被用作中情局資金的渠道。后者曾擔任中情局法菲爾德基金會主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裁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是美國心理戰項目(包括與中情局合作)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現代藝術博物館國際項目的董事會成員。正如這一關系網所表明的那樣，資產階級統治階級與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密切合作，以嚴密控制文化設施。

　　關于美國政府與娛樂業的關系，已經有很多書籍研究過了。馬修·阿爾福德(Matthew Alford)和湯姆·塞克(Tom Secker)指出，國防部(DOD)以完全和絕對的審查權參與過至少814部電影，中央情報局至少參與了37部，聯邦調查局有22部。至于電視節目，國防部總計支持1133部，中央情報局22部，聯邦調查局10部，其中一些已經播出了很長時間。當然，除了這些可量化的案例之外，國家安全機構和好萊塢之間還有實質性關系。約翰·里佐(John Rizzo)在2014年說：“中央情報局長期以來與娛樂業有著特殊的關系，非常重視與好萊塢的風云人物——制片公司高管、制片人、導演、大牌演員——建立關系。”在反恐戰爭的前九年，他曾擔任中央情報局副法律顧問或代理總法律顧問，在這段時間里，里佐密切參與了美國的全球引渡、酷刑和無人機暗殺計劃，他非常了解文化產業如何為帝國屠殺提供掩護。

　　這些以及更多的活動揭示了美帝國的一個主要特征：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景觀帝國”。其核心工作之一是進行爭奪人心和思想的戰爭。為此，它建立了龐大的全球基礎設施，以便參與國際心理戰。它對主流媒體近乎絕對的控制，在最近為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爭取支持的努力中，已經清晰可見。其24小時不間斷的惡毒反華宣傳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很多勇敢的活動家的不懈努力，以及它的宣傳與現實本身相違背的事實，“景觀帝國”并不能完全控制意識形態和宣傳敘事。

　　二、民主幻象、言論自由與法西斯主義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被西方視為自由民主的典范。但您認為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您能解釋一下您的觀點嗎?

　　●客觀地說，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是作為一個共和國建立的，所謂的開國元勛們公開敵視民主。這一點從《聯邦黨人文集》、美國的建國文件以及最初形成的治理實踐中可以明顯看出。眾所周知，在《獨立宣言》中被稱為“無情的印第安野蠻人”的美國土著居民，在新成立的共和國中沒有被賦予民主權利，來自非洲的奴隸和婦女也沒有。對于普通的白人工人來說，情況也是如此。正如特里·波頓(Terry Bouton)等學者詳細記載的那樣：“大多數普通白人不認為(美國)革命建立了一個以自己的理想和利益為首要目標的政府。相反，他們確信革命精英重塑政府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破壞了普通民眾的獨立性。”畢竟，制憲會議并沒有建立總統、最高法院或參議員的普選制度。唯一的例外是眾議院。然而，選舉資格是由州立法機關設定的，普遍要求以擁有財產作為投票權的基礎。因此，當時的進步批評家指出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在談到美國時說：“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將新憲法描述為“在自由民中建立專制貴族的最大膽的嘗試，這是世界上從未見過的”。

　　盡管“共和國”一詞在當時被廣泛用于描述美國，但在19世紀20年代末，當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因其種族滅絕政策而被稱為“印第安殺手”——參加總統競選時，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民主主義者，并要求結束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貴族的統治。盡管治理模式沒有發生結構性變化，但像杰克遜這樣的政治家和其他精英成員及其管理者開始用民主這個詞來描述共和國，暗示它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當然，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著：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寡頭統治的委婉說法。

　　與此同時，美國的階級斗爭已經持續了兩個半世紀，民主力量經常從統治階級那里贏得非常重大的讓步。選舉的領域已經擴大到包括參議員和總統，盡管選舉人團制度尚未廢除，最高法院大法官仍然是終身任命的。但選舉權已擴展到婦女、非裔美國人和土著美國人。當然，這些重大成果應該得到捍衛、擴大，并通過對整個選舉和競選過程進行深入的民主改革，使其變得更加具有實質性。然而，盡管這些民主進步很重要，但它們并沒有改變財閥統治的整體體系。

　　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在一項非常重要的基于多變量統計分析的研究中證明，“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有組織的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實質性的獨立影響，而普通公民和大眾利益團體的獨立影響則很小或沒有”。當然，這種財閥式的統治形式不僅在國內有效，在國際上也同樣有效。美國試圖將其反民主的商業統治形式強加于任何可能的地方。威廉·布魯姆(William Blum)孜孜不倦的研究顯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14年，美國顛覆了50多個國家的政府，其中大多數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美國是一個財閥帝國，而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

　　當然，我確實認識到，出于各種原因，資產階級民主、形式民主和自由民主等表達經常被用來表述這種形式的財閥統治。同樣值得強調的是，財閥統治下某些形式的民主權利的存在，是勞動人民的重大勝利，其重要性無論如何也不應被貶低。我們最終需要的是一種辯證的評估，它能解釋治理模式的復雜性，其中包括美國寡頭對國家的控制和人民通過階級斗爭贏得的重要權利。

　　○您怎樣理解資本主義國家所標榜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真的存在嗎?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試圖將言論自由問題與權力和財產問題隔離開來，從而將其轉化為支配孤立個人行為的抽象原則。這種方法試圖排除任何對媒介工具的唯物主義分析，以及誰擁有和控制這些工具這一最重要的問題。因此，這種意識形態將分析領域從社會總體轉移到理論原則與個體話語之間的孤立的抽象關系。

　　這種方法的優點之一是，某些人可以被賦予抽象的言論自由權，而這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被傾聽的權力。這是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里的大多數人的狀況。原則上，他們可以用自己喜歡的任何方式表達自己的個人觀點。然而，在現實中，如果這些觀點不符合傳播工具的所有者想要傳播的觀點，那么它們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變得無關緊要。人們根本就不會被給予傳播他們觀點的平臺。由于統治階級對媒介手段擁有如此強大的權力，以至于他們讓許多人相信審查制度并不存在，這些觀點甚至可以在公眾不太注意的情況下被公開壓制或暗中禁止。

　　如果資本主義主流之外的觀點能夠獲得廣泛的受眾，并開始獲得真正的權力，那么我們就可以知道剝削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會做什么。他們以打擊階級敵人以及摧毀傳播其思想的基礎設施的名義，廢除任何對言論自由的支持，這是一段很長的歷史。我們可以以《外國人與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帕爾默搜捕”(Palmer Raids)、《史密斯法案》(Smith Act)、《麥卡倫法案》(McCarran Act)、麥卡錫時代或“新”冷戰作為例子。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資產階級幾乎完全控制美國國內通訊手段的事實，幾乎就完全呈現在世界面前。除了在“油管”(Youtube)和社交媒體所進行的廣泛審查，尤其對“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審查外，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追隨他們反俄反華的宣傳，以及對美國代理人戰爭的無條件支持(盡管最近一些保守派已經開始把俄烏沖突看作展示自己反戰姿態的機會)。資產階級主張的言論自由權，等同于賦予統治階級控制傳媒工具的自由，以便他們可以自由決定誰的觀點值得被推廣和廣泛傳播，誰的觀點可以被邊緣化或無視。

　　○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法西斯主義的治理模式是所謂自由世界秩序中所存在的非常真實的一部分”。您為什么會這樣認為?

　　●我一直在構建一個解釋框架，對占主導地位的“單一治理模式”提出疑問。根據這種觀點，每個國家——如果不是處于公開的內戰中——在特定的時間點只能有一種治理模式。這種非辯證模式的問題很容易在美國等西方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國家中看到。

　　正如我在一篇關于這個主題的文章中所寫的那樣，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數萬名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平反。許多人通過“回形針”等行動獲得了前往美國的安全通道，并融入了美國的科學、情報和軍事機構(包括北約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其他許多人被編入了歐洲各地的秘密留守部隊，以及歐洲情報網絡，甚至政府。還有一些人被運送到了拉丁美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就日本法西斯主義分子而言，他們很大程度上在中央情報局的扶植下重新掌權。他們接管了自民黨，并使其成為充斥著日本帝國前領導人的右翼俱樂部。這個由美國帝國主義扶植的經驗豐富的反共分子組成的全球網絡，參與了骯臟的戰爭、政變以及種種破壞活動和恐怖活動。如果說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擊敗了，主要是因為大約2700萬蘇聯人和2000萬中國人作出了巨大犧牲，但這并不意味著法西斯主義被消滅了，包括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中也是如此。

　　人們可能會忍不住說，就像進步的自由主義專家有時聲稱的那樣，美國在國外推行法西斯主義形式的治理，但在國內保持了民主。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一些著作中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總是需要考慮三個不同的維度：歷史、地理和社會階級。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要考察整個人口，而不僅僅是那些與自由派專家處于同一階層的人。例如，考慮一下土著人口。許多人——尤其是最貧窮的人——仍然是種族主義警察恐怖的目標，正在為基本的人權和民主權利而斗爭。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部分窮人和非裔美國工人以及移民身上。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理解喬治·杰克遜(George Jackson)對美國的尖銳批評，他稱之為“第四帝國”。人口中的某些部分，即為生存而斗爭的少數族裔窮人和工人，通常主要由國家和準國家的暴力來鎮壓而不是通過民主權利和代議制度來治理。那么，我們為什么會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呢?此外，我們不要忘記，納粹自己在美國學習到了最先進的種族隔離治國方式，并明確地將其作為典范。

　　多元治理模式的范式是辯證的，因為它關注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階級動態，以及并非所有人口都以同樣的方式治理這一事實。例如，在美國，職業管理階級/階層的成員確實享有某種意義上的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可以在各種形式的合法階級斗爭中得以實現。那些在資本主義的桎梏下被過度剝削的人群，往往會被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特別是當他們開始組織起來試圖打破桎梏的時候。他們受到了警察的恐怖暴力，他們所謂的權利往往受到不分青紅皂白地踐踏，就像1968年至1976年間被聯邦調查局和警察殺害的29名黑豹黨和69名美國印第安積極分子一樣。

　　要理解資本主義的治理是如何真正發揮作用的，重要的是要采取精細的辯證方法，關注其不同的治理模式。所謂的自由民主就像資本主義的好警察，向順從的主體承諾權利和代表權。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來治理“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以及那些渴望成為他們的人。法西斯主義的壞警察則用來對付國內外貧困人口、少數族裔和心懷不滿的人群。顯然，由好警察來統治是更可取的，捍衛和擴大哪怕是有限形式的民主都是有價值的戰術目標(尤其是與法西斯分子完全接管國家機器的恐怖政治相比)。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就像在警察審訊的情況下一樣，好警察和壞警察在為同一個國家和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通過使用資產階級民主的“胡蘿卜”或法西斯主義的“大棒”，來維持甚至加強資本主義社會關系。

　　○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意味著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正在上升。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您如何評價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沖擊國會大廈的事件?

　　●特朗普給法西斯勢力壯膽，并鼓勵他們的活動。他是一個極端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是一個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然而，特朗普現象是帝國主義秩序內部更大危機的征兆。由于多極世界的持續發展、中國的崛起、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以及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持續衰落等原因，法西斯主義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在崛起。

　　在美國，拜登在2020年大選中的競選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著這樣一個理念組織的，即他有能力將國家從法西斯主義中拯救出來，因為他會尊重權力的和平移交和法治。的確，資產階級民主遠好于公開的法西斯獨裁，因而爭取資產階級民主以及反對法西斯獨裁的斗爭是重要的。盡管資產階級民主往往是腐敗的、功能失調的和虛假的，但它確實為某些人群提供了進行組織、政治教育和獲得權力的空間。盡管如此，那種將美國民主黨視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堡壘的觀點是嚴重錯誤的。在上任后，拜登并沒有立即采取措施以煽動陰謀罪將特朗普關進監獄，而現場的法西斯主義者只是受到了非常謹慎的處理(很小的一部分人被指控，而且對他們的判決都非常輕)。直到這個事件發生幾年后的現在——2024年總統大選前的宣傳階段，一些當時的參與者才開始面臨牢獄之災，特朗普也在多個方面受到起訴。此外，拜登政府沒有采取行動認真扭轉美國的種族主義警察暴力和大規模監禁制度(這是他幫助建立的)，也沒有采取重大措施解散法西斯組織和民兵。雖然拜登沒有像特朗普那樣公開支持本土的法西斯運動，這顯然是一個積極的進步，但他的團隊一直在推動美國的帝國主義議程，并積極支持烏克蘭等國的法西斯主義發展。

　　至于對國會大廈的沖擊，這一事件并不僅僅是反對拜登當選的“自發性起義”，正如我在一篇關于這個話題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它得到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統治階級的支持，美國政府最高層也默許該事件發生。美國大眾超級市場公司(Publix Super Markets)繼承人朱莉·詹金斯·范切利(Julie Jenkins Fancelli)為“停止偷竊”運動提供了大約30萬美元。特朗普家族圈子也直接參與了抗議活動的集資，為此籌集了數百萬美元:“特朗普的政治機構向1月6日事件的組織者支付了430多萬美元。”因此，這絕不是一場草根運動，而是一場有組織的行動。此外，有非常明確的跡象表明，情報部門、軍隊和警察的最高指揮部默許了對國會大廈的襲擊。任何熟悉國會大廈為防止進步的抗議活動而采取的嚴厲安全措施的人，只要根據錄像和當天只有1/5的國會警察值班的事實，就會立即意識到這一點。然而，我們現在知道，陸軍司令部對國民警衛隊的延遲部署負有直接責任，在國會大廈附近待命的國土安全部特工也沒有被動員起來。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事情，都表明美國政府最高層是沖擊國會大廈行動的共犯。

　　對于任何認真研究過美國國家安全部門開展的心理戰歷史的人來說，2021年1月6日事件的一些因素與那段歷史重疊。需要澄清的是，這并不意味著這是資產階級媒體兜售的那種愚蠢的陰謀，比如沖擊國會大廈的人全都參與了陰謀，或者稱這些人都是被雇來的演員。這些行動是在“需要知道”的基礎上進行的，也就是說，在理想的情況下，只有在指揮鏈最頂層的少數人參與了密謀。在他們下面，很多人完全對陰謀不知情，而是自己主動行動的。這就造成了高度的不可預測性，從而助長了自下而上自發行動的表象，這為高層的陰謀決策者提供了掩護。

　　對于參與資助、培育和默許沖擊國會大廈的幕后操盤手，我們需要了解的還有很多。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更多的信息出現，在此之前，我們至少知道，這對拜登政府來說是一次極其有利的事件。它讓喬治·拜登帶著令人驚訝的“我們民主的救世主”光環跌跌撞撞地上臺，這為他的右翼舉動以及統治階級壓迫勞動人民的持續戰爭提供了非常薄弱的掩護。特朗普幾乎立刻就被平反了，而不是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媒體傀儡——像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和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這樣的人——幫助構建了一個模糊的敘事，根據這個敘事，他和他的追隨者是一個可怕的政府陰謀的受害者。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熱愛自由、反對“大政府”的叛逆者，并以一個所謂的局外人的身份為自己的再一次總統競選做準備。目前尚不清楚對他的起訴會走多遠，但起訴他的時機非常可疑，因為這些起訴是在事件發生整整三年之后，而此時正值另一個選舉周期，兩位帝國主義候選人之間又將展開一場勢均力敵的競逐。

　　三、身份政治的悖論與新的左翼理論的建構

　　○您如何理解近幾十年在西方左翼中盛行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作用和功能?

　　●身份政治和與其相關聯的多元文化主義一樣，是長期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特征的文化主義和本質主義的當代表現。后者試圖將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和經濟關系自然化。例如，身份政治不承認種族、性別、性取向和其他形式的身份認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歷史結構，他們將這些范疇自然化，并將其視為政治傾向無可置疑的基礎。這種本質主義掩蓋了在這些身份背后起作用的物質力量，以及圍繞這些身份展開的階級斗爭。這種狀況特別有利于統治階級，因為當他們被迫對唯物主義的反種族主義和反父權斗爭的要求作出回應的時候，還有什么比一種本質化的身份政治更好的回應方式呢?這種身份政治對非常現實的問題提出了錯誤的解決方案，因為它從來沒有解決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壓迫的物質基礎。

　　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理論家的作品中，他們自我宣稱的反本質主義版本的身份政治并沒有從根本上與上述意識形態決裂。他們試圖將一些范疇理解為個人或群體可以質疑、玩弄和重新演繹的話語結構，以此來實現對這些范疇的解構。在解構主義的意識形態范疇內工作的理論家，從來沒有對造就這些范疇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這些社會關系是集體性的階級斗爭的主要場所。他們也沒有參與現實的對生產關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集體斗爭的歷史。相反，他們傾向于利用解構主義和實際上去歷史化的福柯的譜系學來碎片化地思考性別和性關系的問題，因而充其量是一種自由多元主義。在這種自由多元主義中，階級斗爭被利益集團的訴求所取代。

　　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傳統——正如多梅尼科·洛蘇爾多(Domenico Losurdo)在他的權威著作《階級斗爭》中所展示的那樣——有著以多元形式深刻理解階級斗爭的歷史。這意味著它包括了關于性別、國家、種族和經濟性的階級(我們還可以加上性取向)之間關系的斗爭。由于這些范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呈現出非常具體的等級形式，馬克思主義遺產中最優秀的元素既試圖理解它們的歷史淵源，又試圖從根本上改造它們。這可以從反對強加于婦女的家庭奴隸制的長期斗爭，以及為反對帝國主義而進行的斗爭中看出。當然，這段歷史是斷斷續續的，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部分原因是某些馬克思主義流派——比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已經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污染。然而，正如洛蘇爾多等學者以其卓越的學識所證明的那樣，共產黨人一直是這些階級斗爭的先鋒，他們通過觸及這些問題的根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反對父權統治、帝國主義的奴役關系和種族主義。

　　在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在美國發展起來的身份政治，試圖掩蓋這段歷史，以便將自己呈現為一種全新的意識形式，好像共產黨人根本沒有考慮過婦女問題或民族/種族問題。因此，身份政治的理論家傾向于傲慢而愚昧地斷言，他們是第一批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并認為自己克服了所謂的庸俗還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想象的經濟決定論。此外，他們非但不承認這些問題是階級斗爭的場所，反而傾向于利用身份政治作為反對階級政治的楔子。即使他們做出了將階級整合到他們的分析中的姿態，他們也通常會將其簡化為個人身份問題，而不是結構性的財產關系問題。因此，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往往是附帶現象的，這意味著他們關注的是表征和象征主義的問題，而不是通過對社會經濟秩序的社會主義改造來克服家庭奴隸制和種族化的過度剝削關系。因此，他們無法推動根本性的和可持續的變革，因為他們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源。正如小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經常以他標志性的尖刻智慧所爭辯的那樣，身份認同論者非常樂意維持現存的階級關系以及我想補充的帝國主義關系——只要統治階級和政府管理機構中被壓迫群體的代表達到必要的比例。

　　除了幫助取代西方左派內部的階級政治和階級分析之外，身份政治還將左派分裂為圍繞特定身份問題的孤立的群體。它不是通過階級團結來對抗共同的敵人，而是通過鼓勵勞動者和被壓迫人民首先認同自己是特定性別、性取向、種族、國家、民族、宗教團體等的成員，從而分裂并征服勞動者和被壓迫人民。在這方面，身份政治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在更深層次上是一種階級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目的是分化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以便更容易地統治他們。因此，毫不奇怪，身份政治是帝國核心的職業管理階層的統治政治。它鼓勵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認同自己的特定群體，并通過冒充該群體的特權代表來推進自己的個人利益。此外，我們應該注意到，覺醒主義(wokeism)也有驅使一些人投入右翼懷抱的作用。如果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鼓勵一種與競爭性個人主義相結合的族群心態，那么，作為對他們被“多元化產業”(即身份政治)剝奪公民權的回應，白人和男性推進他們作為制度的“受害者”的特定政治議程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缺乏階級分析的身份政治必然會被右翼甚至法西斯主義所利用。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身份政治是帝國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工具之一，它最近的意識形態根源在于近幾十年的新左派運動以及列寧早先在歐洲左翼中診斷出來的社會沙文主義。分而治之的策略被用于通過煽動宗教、民族、國家、種族或性別沖突來分裂目標群體。身份政治也成為帝國主義干預和插手以及組織暴亂的直接理由，無論是宣稱解放阿富汗婦女、支持古巴“受歧視”的黑人說唱歌手、支持拉丁美洲“生態社會主義”土著候選人，還是其他眾所周知的宣傳行動，美帝國主義都將自己表現為受壓迫身份群體的仁慈恩人。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純粹象征性的身份政治與階級斗爭的物質現實之間的完全脫節，因為身份可以而且確實為帝國主義提供了一部分掩護。因此，在這個層面上，身份政治最終也是一種階級政治：一種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政治。

　　○對于今天的全球左派來說，我們應該如何抵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霸權?我們應該建構什么樣的革命理論?

　　●在資本主義世界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霸權是通過它對文化機器，即對整個文化生產、分配和消費體系的驚人控制來維持的。艾倫·麥克勞德(Alan MacLeod)寫道：“五大公司控制著美國人90%以上閱讀、觀看和收聽的內容。”正如我們在上面簡要討論過的，這些大公司與美國政府密切合作。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在1981年的第一次工作人員會議上明確指出了他們的總體目標:“當美國公眾認為的一切都是假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的虛假情報計劃已經完成了。”

　　這就是在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進行思想斗爭的客觀條件。因此，那種認為我們只需要發展出正確的分析、分享我們的個人觀點，就能夠通過理性的論證和對話說服人們的觀點是天真的。要擁有任何真正的力量，我們必須集體努力，找到對我們有利的利用權力的方法。在我目前與詹妮弗·龐塞·德·萊昂(Jennifer Ponce de León)合著的一本書中，我們對作為階級斗爭場所的文化進行了考察，我們試探性地區分了三種不同的策略。第一種是特洛伊木馬策略。這種策略是利用資產階級文化機器來對付其自身，利用其非凡的基礎設施來偷運——并進而廣泛傳播——反霸權信息。第二個重要的策略是為思想的生產、流通和接受發展出另一套文化宣傳機器。在這方面有許多重要的努力正在進行，從替代媒體、出版物到教育平臺、文化空間、活動家網絡和社區中心。詹妮弗和我都參與了批判理論工作室，致力于進行這類工作。第三種是社會主義文化宣傳工具。這些宣傳工具是在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了權力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發展起來的。他們生產的新聞、信息和文化為資本主義文化機器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替代品。僅舉西半球的兩個主要例子——古巴的拉丁美洲通訊社(Prensa Latina)和委內瑞拉的南方電視臺(Telesur)，它們正在做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重要工作。

　　關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革命理論，我完全同意程恩富的觀點。他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許多其他人的工作，令人信服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是創造性的，需要經常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洛蘇爾多所說的一種隨時代而變化的過程。目前，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發展出一種既能理解又能制止法西斯主義、世界大戰和生態崩潰的革命理論，是我們目前最需要關注的問題。同時，由于我生活在帝國主義的核心區域，所以我認為發展這一區域的革命理論和實踐也是至關重要的。到目前為止，這一地區尚未受到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理論的影響。

　　總而言之，當前最重要的革命理論是能夠推動完成復雜而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理論。自1917年以來，全球發生了許多令人驚訝的事情，我們從中得到了很多教訓。今天的全球形勢看起來與第三國際鼎盛時期或所謂的冷戰時期大不相同。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與致力于國家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合作，建立新的國際框架，以抵制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如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東盟等)。最近西非和中非一些國家的動蕩，挑戰了法國在該地區的新殖民主義政權和西方帝國主義所建立的牢籠。理解和推進這些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反殖民主義的斗爭，以及為推動新興多極世界所進行的斗爭，是一項至關重要的理論和實踐任務。與此同時，闡明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與多極化發展之間的斗爭如何能夠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前進的鋪路石，這也是我們當今最緊迫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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