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算法時代，人工智能賦予了傳播智能化屬性，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傳播已然發生嬗變，其發生機理與演進理路可從技術邏輯、政治邏輯與媒介邏輯等維度進行審視。透視當前意識形態傳播嬗變的特征，面臨張力失衡、旨歸失義、話語失效的風險。因此，需從透明解釋、資本駕馭、價值馴化等層面對智能化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播進行治理，為切實提升算法時代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力和凝聚力筑牢根基。

　　算法在互聯網技術形態、數據傳導樣態和意識形態的政治生態等層面引發了格局重構，推動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技術架構、主客體關系及過程控制范式的智能化嬗變。與此同時，以畫像標識、精準匹配與導流推送為主要特性的智能化信息分發與擴散，深刻影響了個體的思想狀況、道德規范、價值判斷及行為方式，同時導致認知繭房、圈層固化與技術崇拜等問題的加劇。探究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的智能化嬗變機理，更深層次地對智能算法的意識形態屬性進行研判與審視，描摹智能化背景下意識形態傳播圖景，探尋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風險及其治理進路，對于切實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力和凝聚力、大力推動網信事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智能化嬗變的演進邏輯

　　“以智能算法、算力和大數據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正悄無聲息地對網絡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深度嵌入與整合”，算法通過技術工具嵌入、資本邏輯操控等方式對意識形態傳播產生多方位、多類型、多元化的影響。價值、話語、資本等各類要素的相互博弈及智能算法技術的規模化應用，促使意識形態傳播愈發智能化。意識形態智能化為個體提供一種更有效、更便捷、更客觀的傳達與感知模式，具體表現為意識形態產品智能化、意識形態傳播方式智能化、意識形態與接受者交互智能化。

　　1.基于智能算法技術賦權的隱性價值運作

　　算法是人工智能技術構成中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其社會屬性則為權力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作為數據資源配置的底層支撐，算法為信息的獲取、處理、分析提供了全新的工具，重繪了網絡傳播版圖，充分展現其蘊含的意識形態屬性與權力邏輯，對政治信息的傳輸、社會價值的建立、公共決策的擬定、國家社會交互等領域形成牽制。

　　智能算法技術的價值承載表現為三種賦權邏輯：一是算法具有順序結構、條件結構和循環結構三種基本邏輯結構。其中每一種結構都存在價值嵌入，順序結構中的等式設定、條件結構中的條件設置、循環結構中的循環路線都意味著價值設置，每一個符號背后皆含有現代性的價值指代。二是算法運行中，需要對各類要素、模型進行選擇。比如向定點目標人群推送信息的算法推薦，需經過生成合成、個性化推送、排序精選、檢索過濾、調度決策等算法運作環節，面臨向誰推薦、推薦什么、如何推薦的選擇，而這一系列選擇都蘊含了設計者的目的性與價值導向。三是從算法發展階段來看，無論是目前的AI-AGI（通用人工智能）還是未來發展方向的AI-ASI（超級人工智能），都是對類人思維的模擬與超越。而思維形態和價值形態密不可分，在馬克思看來，思維是人類精神活動的底層邏輯。“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即是說，思維支配著包含價值塑造的思想，意味著人工超級思維在超越人的思維過程中也將留存人類思維的基因。搜索、AI和文本處理三合一的具有強大能力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也是通過大規模學習人類的語言來進行對話，理解對話的上下文語境，進而使用更接近人類日常的語言做出回應。以ChatGPT、文心一言為典型代表的AIGC的訓練都離不開最關鍵的一步：為使用真實的用戶評價標記生成內容的排序，從而訓練出獎勵模型。真實的用戶評價既反映了選擇人群的思維，也反映了其價值意蘊。

　　智能算法技術賦權的價值運作不同于傳統的顯性價值呈現，而是采取一種隱性價值模式。這種隱藏性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算法處于智能化產品或活動的底層，易被認為處于一種不可視的“非存在”狀態；二是由于諸多算法存在算法黑洞，具有不可解釋性，遮蔽了算法的價值存在。

　　2.重塑政治主體意志的主流話語構型

　　智能算法技術的價值內存及特征決定了其必然會被政治主體引入傳播與應用的政治場域，成為驅動政治建設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技術路徑。從政治主體的角度來看，算法是智能化背景下主流政治思想在技術方面的一種拓展，延伸治理層的政治意識，推動政治主體的意識形態在更高程度上獲取社會認同，日益成為社會治理的積極策略。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技術是與經濟、政治、文化共同造就社會環境穩定或變更的基本要素。運用算法權力對主流話語構型重塑是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的直接要求。重塑政治主體意志的主流話語構型是指政治主體通過對智能算法技術的管控，依據算法和價值關系規律，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設計、傳播和效能的再建構，產生主流話語權力及其話語推廣效度。重塑政治主體意志的主流話語構型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貫穿智能化背景下意識形態的全部建構與傳播之中。

　　重塑政治主體意志的主流話語構型需要遵從話語的形成與傳播規律以及語言的語音、詞語和語法構成來分析。語言是思想的器官，語言結構是由語法所決定的，語法既是語言的建構法則，也是語言的內在邏輯。而算法是通過算法語言來實現的，算法語言也由其特定的語法所決定。因此，重塑智能化背景下主流話語構型需把握算法語言的語法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語法的邏輯關聯，加快構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

　　重塑算法時代政治主體意志的主流話語構型主要呈現三種理路：一是政治主體利用算法運行，形成與核心價值體系相符的主流話語傳達機制，利用算法推薦實施主流政治話語的有效傳達，從而達成智能算法技術對政治話語的構型。二是政治主體通過智能算法技術來傳遞思想意志，構建擬態政治信息氛圍，在算法的規則中培育公眾對主流價值的認同與堅守。三是政治主體依照算法的技術特點，統攝算法治理中相關個體技術運用的話語要義，對非主流社會意識進行管控從而將其歸入治理話語機制，在紛繁復雜的網絡場域中更好地維護主流政治話語的主導權，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地位與宣傳效能。

　　3.嵌入政治與資本場域的結構性交叉

　　智能算法技術的結構、特點與使命決定了其政治嵌入的必然性，同樣也會引發資本的進入，從而形成嵌入政治與資本場域的結構性交叉。資本的浸入是資本的本性和智能算法技術的特征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資本的擴張本性會向每一個新技術點滲透。智能算法技術的先進性、生產性、支配性與資本的內在性具有很強的契合性，即資本占領智能算法技術具有長期的獲利性和增長性。另一方面，從智能算法技術的發展邏輯來看，算法創新也需要大規模資本推動。因為智能算法技術是一項巨型、遞階型的核心技術，不僅需要大量的智力推動，還需要持續的產品反饋。

　　智能算法技術嵌入政治與資本場域的結構性交叉具有不同于傳統技術的新特點，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共生性，即在算法時代，智能算法技術的應用離不開政治的導入，同樣也離不開資本的滲透與參與，兩者共同處于影響智能算法技術設計、應用和發展的共生狀態，缺一不可。二是矛盾性，即在技術、政治、資本三者之間，尤其是政治與資本之間存在目的性及功能性上的沖突。三是互構性，即在智能算法技術中，政治與資本不僅存在矛盾，還存在相互促進、相互轉化、相互建構的辯證運動。政治對算法資本的駕馭，不僅可以提高政治的主導力，也會推動資本的規范利用。反之，算法資本在合法有序的框架下運行，不僅可以推動智能算法技術的高質量發展，也會促進政治主體理念的彰顯。四是媒介性，即政治與資本場域的結構性交叉是在算法媒介的聯結下實現的。從常規的網絡宣傳媒介到算法支配下網絡智能化宣傳媒介，傳播路徑的發展歷經從單向（客體→主體）至雙向（客體?主體）的升級，形成技術與人深度融合的傳播范式。

　　二、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智能化嬗變的風險

　　習近平指出：“網絡已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智能化背景下，智能算法技術擁有選擇、界定、推送資訊與記載、留存個體信息的權力，通過網絡間接影響著傳統媒介的價值評估與掌控權。此時，一旦算法權力失控，人的主體性地位以及技術的意識形態建構供給等層面都將面臨重大風險。

　　1.基于技術主體裹挾的意識形態偏置

　　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場域存在更多張力，公眾意見在大數據的海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算法的影響。一旦智能算法技術的主導使技術理性遮蔽了主體的價值理性，將產生算法異化的風險。具有類自主性的智能算法在技術行業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持續浸入個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知，致使個體在價值領域與思想認知等層面受制于技術異化的作用，引發算法異化和人的發展的根本性矛盾。此時，或許會出現“人創造了種種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卻陷入在這些方法的網羅中，并最終失去了賦予這些方法以意義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卻成了自己所創造的機器的奴隸”的狀況。一旦人的主體性被裹挾，受控于智能算法技術，將可能引發主流意識形態的“偏置”風險。

　　智能算法技術的意識形態屬性不僅直接影響公眾的輿論導向和社會穩定等政治安全，還會融入受眾的個人自我構建中。在馬克思看來，個人的自我建構是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的矛盾運動。在人機交互的智能場域中，算法的價值策略不僅外在地以物化形式直接影響人的對象意識，同時也以隱性思維形式改變人的思維結構和理解圖式，進而影響自我意識和知識體系。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的相互作用，將系統性地重構人的自我存在，招致人的主體性被隱性控制的風險。

　　在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還存在多種主體性被侵害的風險。算法在數據協同過濾系統為使用者供應私人定制的過程中，使用者的主體意識易遭受蠶食，繭房效應愈發嚴重，導致主流意識形態存在信息孤島危機。智能算法通過有意識地影響議程安排與議題的確定，無形中加劇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式微的風險。一旦算法對數據的幾度過濾和分化使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偏置，主流媒介的議程安排權與議題確定權也將面臨持續弱化趨勢。

　　2.基于算法偽中立性的意識形態偏移

　　算法通常被理解為具有價值中立的技術特征，以建構包容、普惠的數字世界。但是算法與其他一切技術一樣，每一種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識形態，也就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一種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算法的偽中立性體現為其內嵌網絡信息制造、數據分發與媒介的運用流程，其先天的技術本質將被潛移默化地消弭，繼而變為某種思想意識的宣傳媒介和呈現方式。資本邏輯“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算法價值中立的引導掩蓋了資本邏輯與技術理性，遷移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意向，削弱了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力。資本邏輯下提前設置的各種決定和與其彼此契合的行為規定和差異化生活，將廣泛異化的實然景觀描述成應然生活，以更為隱蔽的形式奪取了個人自由和選擇權，進而產生約束效果，完成其隱性權力體系的建構。智能算法技術的強大生產力使市場經濟中存在的資本趨利性與資源掠奪性進一步展現，資本的盲目延伸使其演變為影響與變更社會環境的軟性權力。此類軟性權力從外部的“從上至下”轉向了內在的生命化、常規化，讓算法所具備的權力更無法被認知和展現。

　　資本利用智能算法技術中的偽中立性來滿足用戶的訴求從而獲得認可，不僅對人類之于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解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在泛娛樂狀況造成的信息致癮情況下，此類精神枷鎖構建的數字游戲等娛樂虛擬世界高度掌控了用戶的心理，使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被各種泛娛樂內容所代替和擠壓。高度娛樂化、定制化的精神鴉片可能使娛樂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要內核，崇高的理想信念和艱苦奮斗的精神意志被逐漸銷蝕殆盡。

　　3.基于擬態環境供給的意識形態偏向

　　算法時代的擬態是對于客觀世界的一種模擬，是智能傳遞媒介利用各種價值的抉擇與再加工呈現的符號化的信息場域。在此類感知模式下，個體得到的感性并非對客觀現實的重現，而是算法對事件抉擇、重新加工的虛擬成像。于是，大眾將在真偽之間迂回而難以正確判斷，導致自身在真假難辨的信息浪潮中無可適從。智能算法技術建立的擬態和現實的偏差，將對個體的政治理解與政治態度形成誤導，讓主流意識形態出現失語與缺場等問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引領變得阻力重重。

　　擬態環境下的監督主體轉移造成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親和力式微。在過往的擬態環境中，信息傳播中的糾偏體系由于角色定位清晰通常可以將擬態環境的負面影響提出警示。但是，在算法營造的擬態環境內，人人都能自行成為信息的生產方或接納方，兩種角色高度重疊，受眾也不再因身份定位而受到限制。由此，身為信息流量與流向的核心操控方，智能算法成為價值導向的基本操控方，此類操控因利益驅動使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效度降低。“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智能算法利用植入的軟件代碼促進了數據過濾和推薦、數據研究和處置的能力高度躍升，而代碼對價值的評估與內容的參考條件是預置的、冷淡的計算機語言。此類代碼對受眾愛好與行為的機械評估，以及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掌控與研析不夠，難以體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無法達成傳播中的情感溝通與共振。擬態環境中的監督主體轉移致使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力度式微。智能化背景下網絡語言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傳達機制的矛盾，互聯網語言的泛娛樂化、低級化的思潮，帶來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失語風險。

　　三、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智能化嬗變的治理進路

　　1.技術祛魅要求下實現算法語言的透明解釋

　　作為技術的算法依然是一種社會建構，它解決了人類生活中的一系列問題，其在實質上也是社會、政治與文化等現象的一種體現。馬克思指出：“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技術祛魅要求人為技術立法，而不是技術為人立法。算法時代下，人為技術立法在本質上是被技術異化的人的主體性復歸。

　　人的主體性復歸必須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即人對算法語言的可解釋性。算法語言不可解釋性來自算法黑箱，算法黑箱的形成來自兩個原因：一是用戶并不清楚算法設計者的目標、意圖、原理、邏輯等，從而失去對算法后果的監督和評估；二是由于算法的多層結構，數據在訓練后能夠形成一定的自我決策力，使得算法設計者也難以準確知曉運行的規律。第一種情形是用戶失去主體性；第二種情形是設計者失去主體性。無論哪一種類型，主體都失去了對算法的支配和責任追蹤。因此，只有提升算法語言的可解釋性，才是筑牢主體性回歸的基礎。

　　當今世界是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的融合，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對當代人來說，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三者結合形成了我們的生活。主體性的復歸是構建一種可以協調技術和自然環境、生態及人的精神態度的體系。人類生活的環境是一個蘊含世界觀和生命觀的語言世界，是確定往一個由人類的語用世界建立的豐富精神世界，抑或是往一個算法語言掌管的信息矩陣方向發展，人類共同體須有自覺審思。于是，應當剝離依賴技術的迷惑外衣，就技術內涵來思考。“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本身”，智能算法技術歸根結底是人的意義，技術進步的旨歸是達成人的解放、自由、發展。應當規避技術崇拜觀和技術本體論，建立將人的進步作為價值指向的技術升級觀，依照主流意識形態跟進傳播科技的迭代，以人的主體性為重，推進由算法本體往人本方向的蛻變。

　　2.算法正義視閾下為資本設置“紅綠燈”

　　智能算法技術下意識形態的傳播需要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但也要充分認識其消極作用。習近平指出，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有些資本野蠻生長，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資本對技術理性的野蠻依附與算法的隱秘性是導致算法時代意識形態傳播旨歸失義的兩個核心要素，偏見、歧視與規則也以此為前提。防范智能算法技術導致的各種意識形態風險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構建與其相契合的國家治理機制、權責關系與法治規定。根據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來確立發展路徑，需在有效利用資本中構建“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的正義算法。對技術理性的依賴主要是受到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標的影響，在對算法的應用行進中，資本注重的是內容推薦的效用性與使用者的忠誠性，而不是人性的訴求與豐富性。因此，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確保意識形態傳播的安全。

　　在治理理念上，算法構建主體在編制算法原則時需更加注重公共價值與人文關懷，提升對平等、人性尊嚴的思考，于根本上降低算法“壓榨”、霸權與不合理利用的現象。行政與法律力量應當參與并規制技術和資本的壟斷，進而實現牽制與協調智能算法技術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關系的目標，實現“在智能算法技術運行過程中要適當剝離商業資本和算法迭代的關聯邏輯，以減弱智能算法技術的話語控制和影響能力”。在治理主體責任上，各類主體應當遵循算法時代的治理思想、治理機制、治理水準的現代化規律。政府主體不僅需展現出市場的生命力，確保智能算法技術的穩定進步，完善方針上的指向與法律維護，監管市場做法，穩定市場環境，防范由于智能算法技術過度運用導致風險問題的發生。平臺主體應當對其宣傳場地中的流通數據給予嚴格把關，防范外部勢力通過網絡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入侵。應當按照智能算法技術宣傳場域的風險問題來改進有關的法律規定、監管模式，再建新技術條件下各種主體的權責關系和治理模式，營造政府機構、媒介、企業與自媒體創作者共同治理的良好生態。

　　治理體系構建上，應當全方位地促進算法運行法制規定和法治環境的建設，防范大型網絡系統出現壟斷數據的行為，規避壟斷資本市場管理不利于話語環境的構建。健全將反壟斷法當做典型的法律機制、監督審核體系、治理懲罰體系，防范大型企業利用壟斷影響趨勢、管控輿論風險，從而使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環境更為清朗，捍衛主流話語的權威性。

　　3.價值馴化下強化主流意識形態引領的“普照光”效應

　　馬克思認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在一切思想與精神生產中，主流意識形態就是起決定作用的“普照光”。智能算法具備價值的承載性，就意味著它可以被主流價值所馴化。將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導引入智能算法技術的底層邏輯與結構內，發揮其“普照光”效應，能在價值維度上使算法傳播變得更為科學、高效。經主流價值馴化的算法能夠推動技術進步、社會責任和價值體驗的共同發展，達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交互融合。主流意識形態是智能算法技術建設的精神指引，是網絡信息文明發展的基礎要素，應當從根本上提升主流意識形態“普照光”對智能算法技術的價值引領力、傳導力、輻射力。

　　一方面，技術進步應當服從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實現價值與科學的統一，將主流意識形態的普照性與算法代碼的技術性相互結合，達成價值觀念和技術建設的同向同行。將擁有主流意識形態代碼作為節點建立的網絡空間結構納入算法場域，對個體實施無形的主流意識形態指引。此時，網絡的技術特征由于擁有主流意識形態代碼的嵌入，將徹底獲得價值校正。由此，需對算法中可能存在的意識形態構建者即軟件工程師進行相應管理。需在用人、過程與責任方面嚴格把關，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算法開發的主要規則，以主流意識形態為主要結構單元，將主流意識形態代碼植入網絡空間體系內。進而言之，應當促進主流媒介和智能系統的交互發展。可尋求信息差異化分發的反向模式，構建以聚類算法為底層架構的新聞內容分發平臺，協調相關性和差異性關系，提升主流價值內容的引領效度，并提升其接納主流意識形態內容且轉變成自身對價值認同的感召力。

　　另一方面，利用頻道的開發與具體規定，提升優秀內容推廣和分發的優先級；強化人工處理內容的核實，降低不良信息的源頭輸出量；運用流量的形式鼓勵創造含正能量的內容，使正能量內容持續呈現于網絡中。利用多種方式來整合完善相關供給主體，強化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中的主導，發揮主流意識形態“普照光”的作用，切實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力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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