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當我們提到轉基因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孟山都和先正達等跨國農資公司一直在為轉基因搖旗吶喊，他們聲稱轉基因食品不僅是安全的，而且可以解決世界的饑餓問題。而對于公眾而言，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其最關心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追問，轉基因作物導致世界的食物體系發生了哪些改變？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哪些影響？又給農民的生存帶來了怎樣的危機？

　　事實說明，轉基因作物既沒有帶來農業增產，也無法解決全球饑餓問題，其食品安全性依舊存疑，它的推廣迫使自然環境與無數農民的生計面臨毀滅性的災難。

　　本文是食物主權2017年翻譯的文章，主要列舉了與轉基因爭議相關的十個核心問題，并提供了有力的證據，給予了明確的回答。

　　作者｜Claire Robinson, MPhil, Michael Antoniou, PhD, and John Fagan, PhD；

　　翻譯 | 齊苗 秋爽

　　01

　　第一問：轉基因作物真的可以增產嗎？

　　轉基因作物不能增加潛在產量，甚至有時導致減產。盡管在近幾十年來，主要農作物的產量確實有所提高，這主要是基于傳統育種方法，而不是轉基因[1]。高產是一種由許多基因共同合作而產生的復雜的遺傳性狀，而科學家目前還沒有完全理解這些基因的合作方式。現有的粗糙技術并不能通過基因工程把高產基因轉入到農作物中，目前尚待研發的轉基因技術也做不到。好的農業種植方法，比如有效保持土壤肥力，對于產量最大化是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

　　一項比較過去50年美國和西歐玉米、油菜、小麥三種主要作物產量的研究發現，與西歐大部分的非轉基因作物產量相比，美國的大部分轉基因作物產量降低，并且農藥使用量提高。有觀點認為，西歐不愿使用轉基因技術而導致它落后于美國，可真相是：美國轉基因作物的大量種植看來正在使美國不管從產量還是可持續性方面都落后于歐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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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問：轉基因作物會減少農藥使用嗎？

　　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被改造成在除草劑噴灑后還能存活，通常噴灑的是草甘膦類的除草劑，比如農達。在噴灑此類除草劑后，除了這種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所有在農田里的植物都會被殺死。世界范圍內廣泛種植的超過80%的轉基因作物都被改造為耐受一種或多種除草劑。大概98%的商品化轉基因作物被設計為耐受除草劑或者含有Bt毒素殺蟲劑（蘇云金芽孢桿菌殺蟲劑）[3]。除草劑和殺蟲劑嚴格意義上都是農藥。

　　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導致了除草劑使用的大規模增加[4],[5],[6],[7],[8],[9]。美國農業部收集的數據顯示：在1996到2011年間，由于抗除草劑作物的種植，美國除草劑使用量增加了2.39億公斤，這大大超過了因轉基因Bt作物種植而帶來的化學殺蟲劑使用量的下降，后者僅達到5600萬公斤。農藥使用總量大約增加1.83億公斤，而如果同等面積的土地種植非轉基因作物的話，農藥使用量會降低7%左右[5]。

　　轉基因Bt作物即使在減少殺蟲劑使用方面的效果也不佳。與靠種植轉基因Bt作物而帶來化學殺蟲劑使用量的微減相反，到2007年截止，法國已經有效降低了除草劑使用（達到1995年水平的94%）和化學殺蟲劑使用（達到1995水平的24%）。截止到2009年，除草劑使用降至1995年的82%，殺蟲劑使用甚至降到12%。德國和瑞士也看到相似的趨勢，而這些成果都不是通過種植轉基因作物來實現的[2]。

　　這些良好趨勢的實現并沒有導致畝量或農民收入的嚴重下降。一個由法國政府科學家們在2011年進行的研究發現，通過采用綜合的農業技術，農藥使用量能夠降低30%，同時只造成產量微降（當前水平的96.3%），而且不對農民收入造成任何影響[10]。

　　如果考慮到作物自身已經變為了一種農藥，就更不能說轉基因Bt作物能減少或消除殺蟲劑的使用。轉基因Bt作物攜帶的殺蟲劑量比它們所替代的化學殺蟲劑量多得多——在多抗轉基因Bt玉米中含量高達19倍。

　　轉基因支持者宣稱轉基因Bt作物中的Bt毒素對非標靶生物和哺乳動物無害。他們下的這種言論是基于如下邏輯——歷史證明，從土壤細菌中提取的天然Bt毒素，在化學農業和有機農業種植用做殺蟲劑時，是安全的。

　　但是轉基因Bt作物中所含的Bt毒素與天然的Bt毒素在結構和作用方式上都不同[11],[12],[13]。不像天然的Bt毒素只在害蟲腸道內激活并在日光中快速降解，在轉基因作物中的Bt毒素已經被預先激活，時刻都處于“激活”的狀態。研究已經發現轉基因Bt作物對蝴蝶[14],[15],[16]和其它一些對農民有好處的益蟲比如七星瓢蟲[17],[18]和草蜻蛉[19],[20]有害。實驗室和農場動物飼養實驗中都已經發現轉基因Bt作物對哺乳動物有毒性[21],[22],[23],[24],[25],[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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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問：轉基因作物可以幫助農民長久有效地解決雜草問題嗎？

　　導致轉基因作物除草劑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抗草甘膦的超級雜草迅速蔓延。農達及其他草甘膦配方的過量使用已經引起了進化壓力，這意味著只有那些對除草劑有抗性的雜草[29]才能夠在噴灑后存活，并把它們的抗性基因傳到下一代。為了控制這些雜草，農民們不得不噴灑更多的除草劑或者除草劑混合物。

　　據一個行業調查顯示，2012年，美國受抗草甘膦超級雜草侵害的農田面積已經擴大到了6120萬英畝。2012年，差不多一半的被訪美國農民報告抗草甘膦雜草出現在他們的農場中，比2011年的34%大幅上升。這個調查還顯示，抗草甘膦雜草蔓延的勢頭越來越強，從2011的25%增加到了2012年51%[30],[31]。

　　當抗性雜草首次出現時，農民們通常會試圖噴灑更多的草甘膦除草劑來控制它們。但是久而久之，噴灑再多的草甘膦除草劑也不再有效了[29],[32]。農民們被迫求助于毒性更強的除草劑和除草劑混合物，包括2,4-D(越戰時使用的有毒脫葉劑橙劑的成分)和麥草畏[32],[33],[34],[35],[36],[37],[38]。

　　一些美國農民選擇回歸使用勞動力密集的方法比如犁地，甚至手工拔草[39]。2007年在喬治亞州，由于抗草甘膦的豬草蔓延[40]，1萬公頃的農田被拋荒。有報道說，在美國南部的這些抗草甘膦豬草太頑固，甚至把農機都弄壞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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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問：在美國，已經有數萬億份的轉基因餐被吃掉，因此轉基因作物沒有毒性或致敏作用，對嗎？

　　對實驗室動物和農場牲畜的飼養研究發現，轉基因作物，包括已經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具有毒性和致敏作用。轉基因作物自身帶來的或者其農藥殘留引起的后果包括：

　　肝臟和腎臟中毒[12][22][21][28]；

　　肝臟擴大[42]；

　　肝臟，胰腺和睪丸功能紊亂[43],[44],[45]；

　　肝臟老化加速[46]；

　　消化系統功能紊亂和肝臟與胰腺細胞變化[23]；

　　消化和吸收功能下降[47]；

　　腸道細菌改變[48],[49]；

　　腸道異常[24]；

　　腸膜過度生長，與癌前病變情況相似[50],[51]；

　　血液生化成分改變，多器官損傷，對男性生育能力有潛在影響[26][25]；

　　免疫系統紊亂[52][53]，免疫反應[49][53]，以及過敏反應[54]；

　　腎臟和心臟的酶功能紊亂[55]；

　　胃病變和不明原因的死亡[56],[57],[58],[59]；

　　子宮內膜密度較高[60]；

　　嚴重胃部炎癥和子宮增重[61]；

　　器官重量發生變化[50]，這是中毒或疾病的常見癥狀；

　　更多的研究細節和發現可以在“轉基因神話和真相”中找到(神話 3.1).。【編注：“轉基因神話和真相”報告原文鏈接：

　　http://gmomythsandtruths.earthopensource.org/】

　　在迄今為止對轉基因食品進行的最為深入的喂養研究發現，對老鼠長期投喂一種商業化的轉基因玉米以及種植玉米過程中殘留的極小量農達除草劑后，老鼠的肝臟、腎臟和腦下垂體遭到了嚴重損傷。研究還發現，被投喂轉基因玉米和農達的老鼠得大腫瘤的機率和死亡率均增加[62]。未噴灑農達的轉基因玉米與噴灑過農達的轉基因玉米具有相似的毒性作用，這表明，轉基因作物自身是有毒的。

　　這個研究遭受了挺轉人士的強烈攻擊，并在它通過同行評審并發表一年后被發表的期刊撤稿。然而這個撤稿遭到全世界幾百名科學家的反對[63],[64]。關于這個研究以及它撤稿的詳細討論能在“轉基因神話和真相3.2”讀到[65]。

　　有人提出，已經有數萬億份的轉基因餐被吃掉，但并沒有產生任何不良影響。這一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目前并沒有流行病學的研究來跟蹤轉基因食品的食用情況，并評估是否存在與食用轉基因相關的不良影響。更甚的是，這樣的研究在轉基因食品被消費最多的大洲——北美，基本上是不可能進行的，因為在那里轉基因食品并沒有標識【編者注：美國加州于2017年3月通過立法強制標識轉基因】。除非食用轉基因會引起了急性和明顯的反應，并可以立即追溯，否則無法將不良反應與轉基因建立關聯。普遍的慢性病的發病率上升，如癌癥、過敏，或者腎臟肝臟損傷，是很難甚至不可能與轉基因食品的消費建立起關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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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問：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作物能否“共存”？

　　轉基因作物的基因不能被控制、堵截和召回。一旦被釋放到自然，它們就會通過異花授粉和自然播種持續生長并繁殖。另外，在收獲、儲藏和運輸過程中，轉基因作物有可能與非轉基因作物混合。

　　因為這些原因，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作物及有機作物的“共存”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非轉基因和有機作物被轉基因所污染。這就使得農民和消費者沒有選擇，迫使在未來每個人都生產和消費很可能已被轉基因污染的作物。

　　轉基因污染事件已經使食品和轉基因行業以及美國政府，丟失了市場，對生產者的法律損害和賠償以及產品召回上損失數百萬美元。案例如下：

　　2011年，一種未經授權的轉基因Bt殺蟲劑大米Bt63，在中國市場上在售的嬰兒配方食品和米線中被檢測出來[66]。受污染的大米產品也在德國[67]，瑞典[72]2011年，美國有1.1萬名稻田被轉基因污染的農民對發明這種轉基因大米的拜耳公司提起訴訟[73]，拜耳公司同意支付7.5億美金賠償。另一個法庭還命令拜耳向大米出口公司Riceland支付1.37億美金，彌補Richland在歐盟市場的銷售損失[74]。

　　2009年，一種未經授權的轉基因亞麻品種CDC Triffid污染了加拿大的亞麻種子，這導致了加拿大亞麻對歐出口的崩潰[75],[76]。

　　在加拿大，轉基因油菜籽種植導致的基因污染實際上已經使得種植有機非轉基因油菜變得不可能[77]。

　　在西班牙，隨著轉基因玉米種植面積的擴大，有機玉米產量不停地下降，這是由于轉基因玉米的花粉污染所致[78]。

　　2000年，轉基因Star Link玉米，由Aventis（現為拜耳下屬公司）生產，被發現已經污染了美國的上市玉米。StarLink已經被批準可用于動物飼料，但不能用于人類食用。這迫使該公司要召回全世界受StarLink污染的食品。據估計，食品業的損失大概有10億美元[79]。一個研究推測StarLink事件導致2000-2001年間，生產者收入損失達2600萬至2.88億美元[80]。

　　如果我們考慮到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自由實際排擠了吃非轉基因和有機作物的自由，關于農民應該有種植轉基因作物的“選擇”的言論就變得空白無力。即使只有一個農民選擇種植轉基因，也會對其他希望生產有機和非轉基因產品的生產者和食品商帶來巨大的商業風險。并且，研究[81]和實踐經驗[82]顯示一旦轉基因作物被一個國家引進，農民對種子的選擇就會減少，非轉基因種植會從市場消失。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種子市場被幾家大量投資于轉基因和相關的農業化學產品的大公司所壟斷控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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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問：我們需要轉基因作物來增強營養？

　　挺轉派很早以前就宣稱基因工程將會提供更健康和更有營養的“生物加強型”作物，然而你在市場上根本見不到這樣的營養強化型轉基因食物！反倒是由于基因改造過程中出現的無法預計的影響，一些轉基因食物比同種的非轉基因食物更缺乏營養[84],[85]。

　　通過轉基因工程來改善作物營養的最著名的嘗試當屬強化β-胡蘿卜素的轉基因“黃金大米”【編者注：可參見食物主權網站文章《別再上當了：黃金大米20年謊言大揭秘》，http://www.rmswzq.com/article/8266.html】。β-胡蘿卜素可以在人體內轉化為維生素A。在貧窮的南方國家，維生素A缺乏導致眼盲、疾病甚至死亡，這種轉基因作物恰恰是準備在那些國家進行推廣的。然而，把黃金大米當作奇跡吹捧了十多年之后，它仍然沒有上市。

　　挺轉派認為是過分規管和反轉活動導致遲遲無法推進黃金大米商業化 。但是延遲上市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基礎研發問題。第一代黃金大米品種所含的β-胡蘿卜素嚴重不足，以至于每天需要進食數公斤這種大米才能保證維生素A的日攝取量[86]。因此需要研發出含有更多β-胡蘿卜素的新轉基因大米品種[87]。

　　另外，如何使黃金大米與農田中的優良品種進行回交育種，也耗費了很長時間[88],[89]。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一篇2008年的文章表示：黃金大米與受亞洲歡迎的秈稻品種進行回交育種，尚“有很長的路要走”[90]。

　　此后，有不少文章發表，再次指責過分規管和反轉活動阻礙轉基因黃金大米的應用[91],[92]。2013年2月，負責研發和推廣轉基因黃金大米的機構國際稻米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IRRI）發布了一份聲明，反駁了挺轉派的兩個觀點：黃金大米已經研發成功；以及已被證明是有效的。針對第二個觀點，IRRI表示：“關于日常食用黃金大米能否改善維生素A缺乏癥病人的狀況，以及能否減少發生諸如夜盲癥等相關病癥，現在并沒有定論”，因此，應該繼續進行研究以弄清這些問題[93]。

　　當時，IRRI預計，把轉基因黃金大米推廣給農民種植“還需要兩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在2014年初，菲律賓的田間試驗發現轉基因黃金大米無論是產量還是田間表現都不能達到讓農民滿意的標準，于是這個計劃就被無限期推遲了。IRRI注意到，“很不幸，（轉基因黃金大米的）平均產量比農民們已選擇的同類的當地品種還要低”[94]。

　　解決維生素A缺乏癥（VAD）的廉價而有效的方法早已經有了，要更大范圍地推廣，唯一需要的就是適量的資金。世界衛生組織（WHO）實施已久的VAD項目為有需要的地區發放維生素A補充劑，也鼓勵母親進行母乳喂養，并教導人們如何在后院種植胡蘿卜和葉菜—這是兩種廉價、有效且廣泛易得的辦法[95],[96]。

　　在引入轉基因黃金大米的目標國菲律賓，發放補充劑和教育項目已經成功地應對了VAD問題。僅僅在十年前，菲律賓深受VAD問題侵擾。5歲以下兒童中的VAD所占比重在1993年、1998年以及2003年分別為35%、38%和40.1%。但是2008年的數據顯示出顯著下降。在5歲以下的兒童中，只有15.2%有VAD，而在懷孕期和哺乳期婦女的比例分別只有9.5%和6.4%。換句話說，5年間VAD患病率大幅度下降，現在的水平僅僅比公共健康的安全臨界值略高[97],[98]。

　　這些數據顯示出基礎公共健康項目成功地拯救了生命，而轉基因黃金大米呢，盡管耗費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仍然一無所獲。導致人們患上VAD喪命的原因絕不是拒絕轉基因黃金大米，而是因為錢都耗費在昂貴而失敗的轉基因技術上，而不是花在已經證明卓有成效的項目上。

　　β-胡蘿卜素是自然界里最廣泛存在的分子之一，綠葉類植物和水果中都含有豐富的β-胡蘿卜素，所以根本就沒有往大米里強塞β-胡蘿卜素基因的必要。如果生物強化型作物是必要的，那么非轉基因的富含β-胡蘿卜素的橙色玉米早就在那啦[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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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問：我們需要轉基因作物來喂飽世界嗎？

　　像“我們需要轉基因作物來喂飽世界日益增長的人口”這樣的觀點到處在被重復。但是在轉基因作物并沒有真正帶來增產（見上述第一條）的情況下，轉基因何以解決世界饑餓問題呢？而且，在適應貧瘠土壤或者應對氣候挑戰方面沒有任何轉基因作物比非轉基因作物更勝一籌。這是因為，比如像高產、適應土壤貧瘠和極端天氣這些復雜的基因特性是許多基因共同協作的結果，而我們對這個過程并不全然了解。像這樣復雜的基因特征不可能被“轉”入農作物里的。

　　事實上目前已有的全部轉基因作物都是抗除草劑型或者含有某種殺蟲劑，或者兩者兼備。兩種主要的轉基因作物——大豆和玉米，用途大多為給密集養殖產業提供動物飼料、為汽車提供生物燃料，以及供應人類食用的加工產品——這些產品是供應給富有國家的，跟滿足窮人的基本食物需要和解決饑餓問題沒半點關系！轉基因企業主要對它們的股東負責，對商品市場的高利潤感興趣，而不是想喂飽全世界。

　　一份由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贊助、由400位科學家編寫，并獲得58個國家認可的關于農業未來的重要報告，并沒有把轉基因作物列為應對貧窮、饑餓和氣候變化的良方，就是考慮到轉基因作物產量“不穩定”、安全性堪憂，而且限制性的轉基因種子專利權可能影響貧困國家的糧食安全。這一報告呼吁轉向“生態農業”的耕作方式[101]。

　　在南方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地區的可持續農業項目已經取得大幅增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的巨大成效[102],[103],[104],[105],[106],[107]。

　　一份2008年的聯合國報告檢視了在24個非洲國家所進行的114個農業項目，其中發現，采用有機或者類似有機的做法能增產平均超過100%。在東非，有一處增產達到128%。這份報告得出結論：在非洲，有機農業比化學農業更有助于實現糧食安全，并且在長遠來看更有可持續性[108]。

　　水稻強化栽培體系（The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簡稱SRI）是一種通過改變對植被、土壤、水和營養的管理來促使灌溉水稻增產的生態農業方法。SRI基于以下耕作原則，包括降低種植密度、為根部和植物生長改善土壤條件和灌溉方式，以及改善植物札根的方法。根據康奈爾大學的SRI國際網絡和資源中心（SRI-水稻）反饋，SRI的效益已在超過50個國家顯現：產量增加20%-100%或更多，所需種子減少了90%以及耗水量減少了50%[109]。

　　這些結果提醒了我們，植物的基因只是解決糧食安全的其中一部分問題，另外的部分是作物的種植方法。保護水土、減少外部投入等可持續的耕作方式不僅為現存人口保證了充足食物的供應，也為下一代留下了肥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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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問：常規育種還是轉基因，哪種方法更能培育作物的有用性狀？

　　常規植物育種在培育有用性狀的品種方面遠超轉基因技術，這些性狀包括對抗極端天氣和貧瘠土壤、更優化的養分利用、復雜抗病性狀以及強化營養價值（生物強化）的建立。有時候也利用標記輔助選擇（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簡稱MAS）來加速常規育種。這種方法通過指引自然、常規育種的過程，快速將一種植物中所含重要目標性狀的相關基因組合起來。MAS不涉及將外來基因轉入寄主植物，因此避免了基因工程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種方法得到環保主義者和有機種植群體的廣泛支持。目前的擔憂集中在用這種方法培育的種子的專利權上。

　　常規育種和MAS使用很多現存的作物品種來創造一個多樣、靈活而有強適應力的作物基礎。轉基因技術恰恰相反——它使作物多樣性變得狹窄，而且是一種僵化的技術，需要耗費很長時間和巨額資金投入來獲取每一個新性狀[110],[111]。

　　至于挺轉派聲稱只有基因工程可以取得的植物特性，其實通過常規育種也能獲得，下面列出的只是其中幾個例子。在下面這些常規作物中，很多已經開始商業化種植，并且在農戶的土地上表現不凡。GMWatch網站上有更完整的數據庫[112]。

　　1）高產、抗蟲、抗病型：

　　非洲農民種植的高產、抗多病豆類[113]；

　　非洲高產、抗病木薯[114]；

　　提供給亞洲非轉基因市場上的多個澳大利亞高產玉米品種[115]；

　　非洲農民種植的寄生性雜草 “獨腳金”（Striga）及抗旱、抗低氮土壤的玉米[116]；

　　抗谷物蛀蟲的玉米[117]；

　　高產、抗病的“綠色超級稻”[118]；

　　抗孢囊線蟲的高產大豆[119]；

　　抗蚜蟲大豆[120],[121],[122],[123]；

　　甜果型高產番茄[124]；

　　高產、抗蟲鷹嘴豆[125]；

　　抗線蟲、害蟲和萎蔫病（一種真菌引起的疾病）的番薯[126]；

　　高產、高營養、抗蟲“超級麥”[127]；

　　抗晚疫病和其他病害的土豆[128],[129],[130],[131],[132],[133],[134]；

　　抗結線蟲土豆[135]；

　　抗環斑病毒木瓜[136]。

　　有一種轉基因抗病毒木瓜[137]，挺轉派們聲稱它拯救了夏威夷的木瓜產業[138]。然而，這種說法大有問題。盡管從1990年代晚期開始，轉基因木瓜主導了夏威夷的木瓜生產，但夏威夷農業部門報告說，2009年的木瓜年產量比環斑病毒肆虐最癲狂的時候還要低[139]。夏威夷當地媒體的一篇文章說，轉基因并沒能拯救夏威夷的木瓜產業，自2002年以來，木瓜產量一直在下降。這篇文章援引產量下降的一個可能原因——市場排斥，這問題從一開始就困擾著轉基因木瓜[140]。

　　2）抗鹽型

　　抗高鹽土壤的稻米品種[141]；

　　在高鹽土壤中比普通品種增產25%的硬性小麥[142],[143]；

　　各種可以抗高鹽土壤的印度原生作物品種，由印度保種非政府組織“九種基金會”保存。

　　基金會報告，在2004年海嘯侵襲后，他們將一些種子分發給農民，使他們得以在鹽漬地繼續耕種，盡管科學家們當時警告農民需要暫時拋荒[144]。

　　3）營養強化以及增進健康型

　　飽含油酸的大豆，高油酸避免了會產生不健康的反脂肪的氫化過程[145]；

　　針對維生素A缺乏患者的富含β-胡蘿卜素的橙色玉米[146],[147]；

　　含鐵質高的小米、含鋅高的小麥以及富含β-胡蘿卜素的木薯[148]；

　　富含具有抗癌功效的抗氧化劑和花青素的紫色土豆[149],[150]；

　　富含抗氧化劑番茄紅素的西紅柿，研究發現番茄紅素可以減輕患心臟病、中風和癌癥的風險[151]；

　　富含花青素和維生素C的紫色西紅柿[152]（約翰·英納斯中心的轉基因紫色“抗癌”西紅柿獲得的公眾關注要比這個傳統品種大得多[153],[154],[155]）；

　　低致敏性的花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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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問：轉基因作物技術能精準到保證沒有意外發生嗎？

　　挺轉派聲稱轉基因是一項精準的技術，它可以將蘊含了所需性狀的基因轉入寄主植物，以保證達到預期結果，且沒有任何未預期效果的出現。但基因工程的過程卻十分粗糙、缺乏精準而且具有高度突變性（參見“轉基因的神話和真相”，神話1.2）[157]。它導致轉基因作物的基因、蛋白質和生物化學組成發生不能預計的變化[158]，這些變化甚至能產生不能預計的毒性或者過敏反應（參見上述第4條）、營養問題（參見上述第6條）[159]、作物減產以及對環境的不可預計影響（參見上述第2條）[160]。

　　聲稱“新的基因工程技術使得轉基因技術更為精準和可預測”的說法并沒有依據。例如，關于鋅指核酸酶技術（ZFN），兩項研究發現，這類技術導致人類細胞系中未預期的脫靶效應，并產生一系列有危害的負作用。另一項新技術CRISPR-Cas9被發現可以導致人類細胞基因組的許多區域中非預期的基因突變[161]。

　　Cisgenesis（有時也叫做“同源轉基因”）是一種這樣的基因工程：它人為轉換屬于同一物種或近親的生物體之間的基因，打破常規育種的限制，使同種或近親物種之間交換基因。轉基因工程是將包含來自不相關生物體的基因序列組件引入生物體寄主的基因組，相較于轉基因工程，同源轉基因顯得更加安全且更為大眾接受。然后，在Cisgenesis中，基因序列組仍然含有來自不相關生物體的基因成分，如細菌和病毒。Cisgenesis與轉基因一樣具有突變性，在基因組、基因表達以及一系列細胞、組織以及整個生物體這些不同層面的運作，Cisgenesis具有跟轉基因一樣的破壞性效應。研究顯示，Cisgenesis可以引起植物未預期的重大變化[162],[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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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問：為什么作物要被轉基因？

　　盡管非轉基因種子也越來越多地被專利化，但轉基因種子具有專利當局審查所要求的“創造性的一步”，因而更容易取得專利。打從一開始，引進轉基因種子就與食物產業的集中化和專利化密切相關[165]。例如，一份1992年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物[166]就表示，在種子業界，企業的主要焦點應該放在種子市場的重組，使種子市場更進一步融入農化行業，對其形成更大依賴。根據專業組織ETC【編者注：ETC是一個關注農業、生態和科技的民間組織】的報道，僅僅10間公司就控制了全球2/3的種子銷售。

　　基因工程和專利為上述的行業壟斷充當了重要工具。轉入植物的基因序列被批準專利之后，專利范圍可擴展至種子、植物以及任何由那些轉基因植物育種或者衍生出來(比如，營養繁殖)的植物，(這種專利控制）再從農場和食物生產環節延伸到如食品和生物燃料等市場整個鏈條[167]。

　　因此專利成為行業兼并集中化的重要推手。它們阻礙甚至截斷了其他育種者獲取生物材料的途徑。相較而言，在非轉基因種子領域一直采用的傳統植物品種保護（PVP）系統允許以進一步育種為目而自由獲取商業種子（“育種者”豁免權）。所以PVP成為服務于其他育種者的公開資源系統[168]。

　　專利不只是封鎖人們獲取某個品種的基因材料的途徑，壟斷權甚至延伸到用專利基因序列繁殖的后代。所以在植物雜交之后，專利化的基因序列可以在后續代系中積聚。于是，與PVP系統中的育種者豁免不同，只要專利持有者不特許，任何其他育種者都不能使用專利化的種子來進行進一步育種。這些專利的主要目的不是保護發明，而是實現資源的壟斷[169]。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那些擁有專利的企業來說，轉基因不能增產、不能減少農藥使用，或者不能表達有用的性狀，這些一點都不重要。正如專業組織ETC的一份報告說，“這些新技術不需要對社會有用或者在技術上有優越性（比如，他們不必奏效）來達到盈利的目的。他們只需要驅逐掉競爭者以及脅迫政府放棄監管。一旦市場被壟斷，技術表現得如何就無關緊要了[170]。”

　　圖文來源：GM Watch

　　原文鏈接：http://www.gmwatch.org/files/10-Questions-about-GM-Foo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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