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討論解放思想前置性問題的第二篇，從現代性危機出發，論述實事求是對現代性危機的克服與超越，以及實事求是原則之于解放思想的先決性關系。全文732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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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現代性”的研究是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顯學，韋伯、涂爾干、吉登斯、哈貝馬斯等大家的論述層出不窮，相關文獻汗牛充棟。僅是討論現代性為何，現代性思維為何，就可以搞出諸多大部頭的論述。所以，我在這里開宗明義，直奔主題，基于歷史簡單說明我對現代性的理解。

　　哈貝馬斯

　　現代性是指啟蒙時代以來的“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和機器大工業的產物，現代性思維是現代社會實踐的產物，同時也反過來影響現代社會。

　　現代性思維，首先表現為一種基于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思維原則，在這種原則的推動下，現代思維面對自然時表現為科學思維，在面對社會時表現為推進民族國家的歷史實踐，并且形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制，創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為核心的價值理念。現代性思維是強力而有效的，這套理念不僅造成了西方在思想上的霸權，同時也成為了鉗制發展中國家的有力思想武器，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不公平交易的全球化體系下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成為唯一具有潛力重塑世界局勢的國家。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共同構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同時也是引入馬列主義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

　　那么，就必須看到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包含著超越西方現代性思維的“硬核”。在現代性遇到嚴重危機的今天，我們就必須更加深入地來討論這一思想原則的哲學機理對現代性思維的超越。

　　當然，我們既然在這里嘗試討論實事求是原則對西方現代性思維的超越，就需要將兩者放在同一個維度上進行比較，那么文章中就難免出現用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術語來討論毛澤東思想的段落，可能會導致某些同志不快，在此先行致歉。

　　第一重超越：基于實事求是思想原則，反對普世主義（Universalism）和理論優先原則

　　從實事求思想原則提出的歷史過程來看，這一思想原則的第一論敵，就是普世主義和理論優先原則。普世主義和理論優先原則是西方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其關鍵在于強調西方思想和理論的普世性，他們認為，只有西方的理論是普世的、合法的，西方理論之外產生的任何知識都是非法的。

　　在現實的革命斗爭當中，毛主席認為，任何號稱普世的理論和價值，都需要放到現實的革命環境中（地方性）受到檢驗，而現實革命實踐經驗（地方性的知識）同樣有必要從經驗上升為理論，成為整個理論體系當中合法的組成部分。

　　普世主義是西方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石，它幾乎貫穿了整個西方思想史，而從未改變。普世主義是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概念，認為宇宙間的一切地方都遵循上帝的法則，簡單的理解就是法則（Law）是宇宙運行背后的秘密，所以普世主義必然是以一個既定理論為中心的體系。

　　托馬斯·阿奎那等經院哲學家認為存在一種自然法（Nature Law），既是宇宙中的自然規律，同時這個法則也是上帝賦予人類的普遍道德法則。在近代歐洲啟蒙運動中，普世主義達到了高潮。伏爾泰、盧梭、康德等思想家提出了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他們認為這些價值是理性和人性的共同基礎。當今，普世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重要思想資源，從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概念的提出和被西方思想界用作重要的輿論武器，就可以看出其在整個西方話語體系當中的重要地位。

　　普世主義最大的缺陷在于只承認西方理論體系產生的知識，而否定將西方理論體系之外的經驗和教訓上升為知識，從而加強了理論體系本身的“霸權”，閹割了后發文明從自我實踐當中產生理論的能力。坦率地說，普世主義在自然領域是一定道理的，如果宇宙只存在一種物理學規律，那么在物理學意義上，普世主義的確是正確的。但問題在于，這個規律被基督教思想家非法的推進到了社會實踐當中，認為只有西方文明體系產生的理論才是知識，而后發民族所產生的知識是非法的。

　　這種思維本質上是服務于基督教意識形態的擴張，基督教神父們正是在這種強橫的邏輯下，迫害異教、燒死女巫、屠戮各個殖民地人民。這種邏輯也隨著啟蒙思想傳播，播散到了各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經過改頭換面服務于西方殖民。正因如此，只要是接受了現代西方社會科學思想的人，往往就會成為西方中心論狂熱的維護者。這一點看看我國的文科教授和翻譯家的表現即可。

　　在中國革命歷史當中，本本主義者就是這樣一群人。他們首先實現關心的不是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關心的是中國革命是否符合“理論”。當然，這個理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而是本本主義者想象中必須維護的理論。如果現實不符合理論，那么中國的革命就是錯誤的，現實就必須被糾正。

　　毛主席所強調的實事求是思想原則，首先是現實實踐優先于理論的思想原則。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現實相結合，從而確保了后發文明通過自身政治實踐產生理論體系的可能性。用后現代哲學的話來說就是：實踐優位地方性知識優先于普世的理論。

　　所謂地方性知識，不是強調某些知識只能用于地方，而是說知識首先誕生于特定區域與特定實踐。毛主席早年投身革命時就非常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現狀，形成了對中國革命性質、特點的獨到見解，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系列著作。

　　1929年12月，毛主席在親自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第一次提出要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強調“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1930年5月，為糾正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毛主席撰寫了《調查工作》（1964年重新發表時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對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大聲呼吁“注重調查，反對瞎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明確提出共產黨人要堅持“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已躍然文中，這是我黨歷史上關于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最初表述。這個思想在《實踐論》當中獲得其哲學的表述。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在這第一重超越當中，確立了毛澤東思想認識論的第一原則，即是實踐優先于理論。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強調了人在現實實踐中的評判標準，不是實踐是否符合理論，而是實踐是否能夠成功，這是人實踐和認識的第一原則。

　　人類實踐，是知識的“本原”。知識來源于基于現實成功的實踐，即一個“對象”從實踐當中產生出來。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一定會相當地贊成，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對象性（Vergegenständlichen）真理，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當然，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也驗證了這一原則的正確性。

　　坦率的說，實事求是這個思想原則并不是沒有缺點，實事求是強調在現實實踐當中發現事物的規律性，實際上指出所有的知識都是地方性的，那么很可能存在著一種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原則的提出，則指出了一條最弱意義上的普遍主義理論，從而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共同形成了理論論證的閉環。

　　第二重超越：將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作為中間環節，統一了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

　　理性分裂成為純粹理性（即關于科學的理性）和實踐理性（即關于道德的理性）是當代西方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特點，這是基督教意識形態崩潰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兩個思想運動的產物。

　　這一思維特征造成現代性思維只強調科學理性，而無視道德目的的現狀，最終導致當代歐洲社會系統性的危機。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要求主體回到具體的歷史情景當中，在現實的政治抉擇當中，通過實事求是實現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的重新統一。

　　實踐理性分裂成為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產物。在前現代思維當中，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是統一的，或者用更加哲學的話來說，就是認識論和倫理學的統一。古希臘哲人認為，美德即知識；中國古代哲人認為，知行合一致良知；基督教也有相似的論述，認為上帝是全知全能且至善的。

　　但是隨著中世紀末期基督教意識形態的解體，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先后從基督教意識形態母體中剝離出來，但卻形成了絕對的分離。從伽利略到牛頓，以科學為核心的思維將自然從基督教意識形態當中分離出來，逐步成為以當代物理學為核心的科學理性體系。

　　比之科學理性，現代性思維視野下的道德理性不僅難產，而且先天不足。宗教改革沖破了基督教的樊籬，個人主義在市場經濟當中野蠻生長。現代政治的本質是圍繞市場形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制，創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這個過程并不需要道德理性，而只需要各方基于利益精算的政治哲學。

　　這一點在德國哲學史上表現地特別清晰，從康德開始，基于科學的認識論哲學體系特別發達，而對于道德理性的哲學研究卻日漸枯萎。所以，現代性思維影響下的政治不需要關于道德的理論，不需要考慮文明的前途，而只需要在市場上的精算。科學在狂飆突進，經濟在迅猛發展，但是政治水平卻裹足不前，這就帶來了歐洲文明系統性的危機。在政治上，這種危機表現為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在思想上，這種危機表現為斯賓格勒、尼采、海德格爾等思想家的著作。

　　尼采

　　毛主席面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危機，將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作為中間環節，統一了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理性對西方現代性思維的第二重超越。

　　所以毛主席首先強調，在面對歷史進行決策時，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歷史的能動主體依據現實情況和科學理性進行抉擇，才能作出正確決斷，才能真正意義上尋找正確的革命道路。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為了統一全黨思想并為制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奠定思想基礎，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期間又從思想路線的角度，不僅系統闡述了堅持實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且對實事求是的科學含義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界定。

　　其次，基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走群眾路線，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實現了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的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只解決了科學和歷史理性相結合的部分，如果僅僅只強調這一條，這樣的科學理性是無主體的，干枯的理性。相反，毛澤東思想的理性觀，是植根于中國歷史和人民的。

　　毛澤東思想有中國哲學的種子，從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到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直接的來源是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淵源，更進一步是中國傳統哲學民本主義的思想。但是，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重復，而是根本的超越。

　　關于這一點相關論述頗豐，我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歷史有規律，但是很難說有目的、有終結，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主體的選擇就必須為自己確定自己的目的。那么，革命黨以人民的利益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自身統治的科學性依據和合法性基礎，則有效鏈接了歷史理性和道德理性。

　　毛主席將人民的利益視為自身奮斗的目標，將人民的力量視為自身力量的源泉，兩者形成了一個正反饋系統，從而真正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當然，在這里必須指出的是，我們不能自命自己是人民，也不能自命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必須基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深入到人民群眾當中，通過走群眾路線，通過調查研究了解人民疾苦，才能真正說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第三重超越：用事實求實克服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是一種現代病，它是現代性思維的必然結果。從當下的角度看，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給予了當代人克服虛無主義的思想武器。

　　現代性政治是基于保護弱者和平民權利的政治，這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但是卻幾乎不思考如何培養引領社會發展的強者這一問題。所以，現代性政治是一種庸人的政治，資產階級不再像以前的統治階級那樣強調自身的美德，而是猥瑣的躲在“自由法治”的背后，貪婪地剝削人民。

　　早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被資產階級所取代的封建貴族，就嘲笑資產階級低賤和無恥。如果不相信的話，諸君可以看看美國“蘿莉島事件”。資產階級強調科學理性，強調法律規則，反對克里斯瑪型的政治偉人，甚至反對具有歷史能動性和道德選擇能力的社會精英。所以，尼采會指出社會中絕大多人不過是庸人，海德格爾會說我們生存在被“常人”包圍的世界當中，而這個由庸人和常人組成的社會，最終整個會滑向系統性的虛無主義。

　　坦率的說，當代人并不真正掌握科學理性，他們掌握的是科學理性的劣化版本計算理性，這種計算理性和市場經濟的利己主義結合才是當代人思維的基礎。自胡塞爾起，西方思想家視科學理性為洪水猛獸，認為科學理性是當代社會困境的來源，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案。

　　但實際上，科學知識的掌握分為兩個過程，一個是生產知識的過程，一個是學習知識的過程。科學共同體生產知識的過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性。而絕大多數人都是經過學校學習掌握科學知識，在規訓中，科學如何由科學共同體產生的實踐歷程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唯一有價值的就是精算和考試。

　　而這種精算又和人們日常的市場經濟實踐相結合，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利己主義者。這些利己主義者在面對現實歷史變化時顯得尤為迷茫，一方面他們缺乏必要的道德思考，另外一方面他們面對歷史和道德時，總是感到無比的困惑不安，只有否認道德的存在，否定他人依據道德理性進行的道德抉擇，他們的思維才能正常運轉，所以這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必然會迅速變成虛無主義者。現代性危機的程度越深，虛無主義者就越是大行其道。

　　最近社會上開始談論起解放思想，然而這個話題下面珠玉與泥沙俱下，很多精致利己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聲音魚目其中，借著解放思想的大旗發表各種陳腐私貨和奇談怪論，完全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

　　我們說前面說到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是當代人克服虛無主義，超越現代性危機的思想武器。那么，一個必須要承認的事實前提是，當代，不論以我們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還是以西方哲學界和左翼思想界的觀點，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現代性危機都是在不斷加重，而不是減弱的。

　　那么顯然，進行新一輪解放思想的目的，必然是為了使我們遠離現代性危機，而不是向它靠近，那么解放思想也必然建立在對當下的現代性危機進行實事求是的判斷基礎之上，不然思想就成了無源之水。

　　回到前文論述的現代性危機產生原因。第一個問題是基督教意識形態式的普世主義與理論優先原則，第二個問題是科學理性和道德理性分裂，第三個問題是計算理性和市場經濟利己主義導致的虛無主義。

　　面對這三個問題，歐美思想家們提出的認識觀念與解決方案林林種種，卻往往都止步于象牙塔和著作中，難以真正實踐。

　　究其原因，任何一種試圖解決時代危機，改變社會軌跡的思想運動，都必然要回答這種思想是為了誰的發展而解決問題。在中國的近現代史而言，這一問題的答案必然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發展而解決問題。在西方而言，平等，民主等原則的主體本來也應當是西方語境下的“人民”。然而，現代性危機下，西方社會已經無法回答“人民”到底是什么。

　　這有兩重原因，第一，西方社會的階級意識被身份政治對立和復雜階層屬性高度分化，統治階級不希望多數群體具有基于階級的“人民”身份共識，普通人往往也遺忘或不自覺地背離了“人民”這個歷史主體。這導致哪一種思想，都無法找出一個有明確意識的歷史主體去落實踐。第二重原因是基于全球化利益鏈條上端的西方，已經背離了歷史主體的身份，變成了阻礙發展的因素，廣大亟須通過變革獲得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才是“人民”這個主體。

　　那么，今天的我們，如何以實事求是的原則，從歷史和實踐中回答誰才是人民，什么才是“人民”這個歷史主體，就決定了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對抗和解決現代性危機，克服歷史虛無主義。以實事求是的原則厘清人民的概念，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解放思想才是真正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的思想運動。

　　在中國的近現代革命史中，人民這一概念始終有清晰的定義。然而正如剛才所說，當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階級意識被身份政治對立和復雜階層屬性高度分化。我國在高速發展幾十年之后，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免面臨同樣的情況。

　　回顧毛主席的群眾工作經驗，始終脫離不開幾個原則：

　　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強調在調查研究中走群眾路線，強調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高度結合，強度基于調查研究，進行歷史決策，實現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毛主席這些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做群眾工作，引導群眾運動的方法早已擺在那里，但今天的我們，面臨復雜的社會階層意識也已經不能照搬先輩們的經驗，只能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從其中學習方法，吸收養分，探索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實踐。最后，總歸是要實現實踐性和理論性的統一，尋找提升人們在科學和道德兩方面理性融合的思想方案。將實事求是作為認識世界的途徑，同時也將之作為任何歷史抉擇的先決條件，最終實現對現代性困境的超越。

　　尾聲

　　1917年，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遷入岳麓書院，校長賓步程手書了《漢書》中的一句成語——“實事求是”，懸掛在岳麓書院講堂。此時，毛主席正寄住在岳麓書院的半學齋，從宿舍打開窗戶，就能看到書院的匾額。

　　在日后的革命歲月里，無論是對農民運動的親身實地調研，還是被撤職后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始終從中國國情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并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著名篇章。毛澤東思想與革命隊伍一同壯大，印證毛主席對于實事求是思想原則的執著。1943年11月，在延安的中央黨校，為了給學員創造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全校師生參加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的大禮堂，將要竣工時，黨校的同志請毛主席題詞，毛主席題寫的正是——“實事求是”。

　　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今天，歷史召喚著我們去創造世界和改造世界，我們更有必要領會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的深刻意涵。在創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在世界的歷史當中留下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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