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問題已成為今年選舉中年輕人的中心議題之一"。

　　臺灣將于2024年1月13日舉行領導人選舉（本文發表于1月10日——譯者注）。

　　往年的選舉主要圍繞與中國大陸的兩岸問題展開，而在今年的選舉中，勞工問題已成為年輕人的中心議題之一，一個新的政黨正試圖贏得年輕人的支持。

　　這是為什么？這將如何塑造臺灣政治？

臺灣的政治格局

　　臺灣的政治格局一直被最大的反對黨國民黨和執政黨民進黨所壟斷，前者因其在1949年至1987年戒嚴專制時代的統治而為世人所銘記，后者則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民主化運動中崛起，并在過去七年半的時間里一直控制著“總統”和立法機構。

　　兩黨都主要吸引老年選民，50歲及以上的選民在兩黨中各占一半。相比之下，4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更傾向于2019年成立的新政黨——由前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成立的民眾黨。

　　民進黨和國民黨歷來在兩岸問題和中國大陸對國家民族的威脅問題上針鋒相對。這次選舉也不例外，國民黨將這次選舉塑造成與中國大陸的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與此同時，民進黨將其定位為臺灣民主與中國大陸威權之間的選擇。民眾黨則另辟蹊徑，瞄準地方政治，關注年輕人的不滿，打擊腐敗。

　　《天下》雜志最近做了一項調查，發現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選民雖然分別把“國家安全”和兩岸關系排在首位，但對于民眾黨和中間派選民，以及4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來說，他們的首要議程是經濟發展。臺灣的貧富差距在年輕選民中也排在第二位。

　　民進黨在2014年的運動中站在學生一邊，抗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試圖推動與中國的貿易協定，認為這有可能使臺灣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更容易受到中國的影響，因此民進黨在前兩次選舉中成功吸引了更多年輕選民。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負責人張育萌告訴《聚焦臺灣》，十年過去了，由于民進黨 "似乎對年輕人在住房和通勤方面的困境缺乏了解"，年輕人正逐漸遠離民進黨。

最差工作場所之一

　　在過去八年中，最富有和最貧窮的20%家庭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成為發達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中最嚴重的差距之一。2022年，臺灣最富有的10%的人占全國收入的48.1%，在發達經濟體中位居第二，僅次于美國的48.2%。

　　民進黨政府在執政期間一直強調臺灣的GDP增長速度快于亞洲四小龍競爭對手，但大部分增長并未惠及工人。臺灣的工資中位數僅為人均GDP的53%，最低工資僅為31%。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分別為80%和40%。更糟糕的是，臺灣最低工資和中位工資占GDP的比例迅速下降，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卻保持穩定。

　　2024年，臺灣的最低工資僅增至每月27,470新臺幣（約合882美元），在發達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四。包括房價在內，臺灣的整體生活成本并不比比利時、德國、荷蘭和英國等國家低多少，這些國家的最低工資比臺灣高150%至170%，約為6萬至7萬新臺幣。

　　根據我的計算，臺灣的最低工資至少需要4萬至5萬新臺幣，才能滿足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在內的基本生活標準。計算采用了Numbeo（一個提供全球城市和國家生活數據的網站——譯者注）的生活成本估算。其基礎是確保生活工資，使個人能夠體面地生活，滿足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住房和公共交通，以及參加基本的娛樂和文化活動。住房抵押貸款也包括在內，因為近90%的臺灣人表示希望擁有自己的住房。然而，截至2022年，臺灣的工資中位數僅為43,167新臺幣，這表明有一半人口的工資可能是貧困工資。然而，盡管臺灣的最低工資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但其增長速度也是最慢的。

　　不僅如此，臺灣工人的工作時間也是世界上最長的之一，在發達經濟體中僅次于新加坡。臺灣還是帶薪休假天數最少的國家之一（僅次于美國），也是母親帶薪產假和育兒假天數最少的國家之一。臺灣的帶薪休假天數（包括帶薪年假和公共假期）僅為19天，而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帶薪休假天數為30天；母親的帶薪產假和育兒假僅為35周，而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帶薪產假和育兒假為52周。

　　因此，由于臺灣的工作條件較差，在發達經濟體中，臺灣工人的生活滿意度、工作樂趣和參與度最低，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進入職場之前，臺灣學生的在校時間也是最長的。

　　最令人擔憂的是臺灣房價的快速增長，在過去的三到四年里，一些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番，因為臺商因中美貿易戰和制裁而返回臺灣，他們帶回的資金推高了房價。由于沒有國際外交承認，臺灣很少出現在全球比較中。盡管如此，臺灣的房價在發達經濟體中仍是最高的，臺北的房價與紐約、倫敦和巴黎等全球頂級城市不相上下。

　　截至去年第三季度，臺北一套公寓的平均價格為2,499萬新臺幣（80.2萬美元），而紐約的中位數為72萬美元。然而，臺灣的最低工資只有這些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臺北的房價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5.5倍（截至去年第三季度），而香港和悉尼在2022年分別為18.8 倍和13.3倍，這兩個城市已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難以負擔的市場。

　　臺灣工人平均要拿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2.1%來支付住房費用，在其他發達經濟體中這一比例僅為15%。居住在臺北的人需要支付工資的66.5%。臺灣的房價應降低50%至60%，才能與生活成本類似的其他發達經濟體相媲美。然而，臺灣沒有任何政黨打算將房價降至這一水平。

　　自1997年經濟危機以來，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歷屆政府壓制工資增長，任由房價肆意上漲，臺灣的工資停滯不前和房價不斷攀升的問題日益惡化。在現任“總統”蔡英文的領導下，臺灣最低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她的其他民選前任。然而，臺灣的最低工資仍然太低，無法擺脫長期工資停滯的狀況。

　　蔡英文承諾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新臺幣30,000元，但卻食言了。難怪《紐約時報》報道稱，"在其采訪的年輕人中，相當多的人對臺灣的兩大主流政黨表示失望"。

關注民生問題

　　兩個主要政黨都認識到了臺灣年輕人的不滿。國民黨內部人士告訴《聚焦臺灣》："微薄的工資和飆升的房價讓許多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失望，導致他們對政治漠不關心"。民進黨也承認："年輕人不滿意。我們看到了這一點，也感受到了這一點。

　　"年輕人的憤怒也是民進黨在2022年地方選舉中失利的原因。民進黨在選后的一份報告中承認，"年輕選民和溫和選民的支持""大幅"流失，并坦率承認，由于民進黨的傲慢，"選民選擇對民進黨進行制衡"。

　　然而，民進黨似乎并沒有吸取教訓。在“總統”候選人中，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最不愿意提出更進步的社會政策，而該黨顧名思義應該是更"進步"的政黨，這真是諷刺。到目前為止，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是唯一一位提出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月新臺幣33,000元目標的候選人，但這仍只比目前的水平高出20%。

　　賴清德和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都只說要推動產業升級，提高工資。柯文哲說要改善高等教育，但這忽略了臺灣工人的教育程度已經很高，但薪酬仍然不足。此外，賴清德有很多機會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因為他是蔡英文第二任期內的現任“副總統”，但他在這方面做得很少。賴清德還曾因在護理人員提出新臺幣3萬元的低工資問題時告訴他們應該出于好心工作而遭到嘲諷。

　　2015年蔡英文參選時說臺灣人放假太多，2016年上臺后更是砍掉7天國定假日。在這次選舉中，侯友宜提出至少恢復兩天公休日，但賴清德和柯文哲并沒有提出類似提案。不過，柯文哲提出將產假由8周增至10周，再逐步增至14周。

　　2023年9月，7名消防員在一場火災中喪生，此后，臺灣的消防員和警察一直在抗議，要求獲得成立工會的權利。除教師外，包括消防員和警察在內的臺灣公務員不得組織工會。陳建仁總理甚至對消防員成立工會提出警告，稱應謹慎評估，因為這將 "引發是否允許其他類型的公務員成立工會的問題"。

　　因此，政府只愿意讓他們成立權利較小的特殊協會，甚至要求達到400名公職人員的門檻才能成立——這與賴清德的立場相同。相反，侯友宜和柯文哲都支持公營部門員工成立工會。高永文更建議把成立工會的門檻由30人降至10人，但這仍高于日本和南韓的兩個門檻。

　　民進黨也在奮起直追。在侯友宜和柯文哲提出臺灣65歲及以上的國民健康保險免費后，民進黨政客們對他們的提議嗤之以鼻，質疑從哪里來的政府收入能負擔增加的支出。但就在他們提出建議幾天后，國家健康保險管理局宣布，將考慮為這個年齡段的人提供免費的國民健康保險，并承認這是由于侯友宜和柯文哲的選舉建議而促使這樣做的。

　　在侯友宜承諾將最低工資提高至新臺幣33,000元后，賴清德急忙承諾，如果當選，將在任期內徹底落實最低工資法——這是蔡英文在兩次選舉前做出的承諾。賴清德做出承諾幾天后，“行政院”（或臺灣內閣）匆忙批準了一份最低工資法案草案，并將其送交立法院，立法院在大選前一個月通過了該法案。

　　媒體對這一立法過程大加嘲諷，報道稱該法律花了七年時間才獲得通過，而且只是迫于選舉壓力。即便如此，該法還是受到了當地勞工團體的批評——工會表示，該法應確保年度最低工資與消費者價格指數同速增長。盡管如此，當多個反對黨提出修法建議時，卻遭到了民進黨主導的立法院的阻撓。

　　勞工部長許銘春聲稱，“世界上沒有任何法律規定最低工資上漲不得低于某個指數”，這完全無視了盧森堡和比利時確實存在這樣的政策，該政策確保公民薪水在法定最高和最低工資之間。

　　國民黨也在自己的游戲中擊敗了民進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臺灣的大學學費是世界上最高的。繼賴清德提出提供新臺幣25,000元學費補貼，以縮小公立與私立大學之間的差距后，侯友宜更進一步提出新臺幣5萬元的學費補貼，以徹底縮小差距。侯友宜還承諾將償還學生的學費貸款利息。即便如此，相對于臺灣的工資來說，大學學費仍然太高。

　　繼賴清德提出將保障性住房供應增加到100萬套后，侯友宜提出更高的120萬套。甚至在選舉結束之前，內閣就已經批準了賴清德的計劃，將學費補貼提高到新臺幣35,000元，并將保障性住房提高到100萬套，但這引出了一個問題，即賴清德已經自2020年起擔任“副總統”。柯文哲據此指責賴清德正在利用“國家”資源“收買選票”。

　　到目前為止，已經很明顯的是，民進黨在過去七年里頒布了更進步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即使在去年地方選舉失敗后，政策實施卻仍然拖拖拉拉。戴維森學院教授雪萊·里格告訴《紐約時報》，“無論民進黨要為年輕人做什么，他們現在就應該做。很多年輕人對經濟感到不滿。”然而，直到民進黨面臨其他“總統”候選人的競爭以及再次選舉受挫的可能性之后，民進黨才在過去幾個月突然推出了多項政策。

愈加缺乏信任和愈加孤獨

　　臺灣的收入分配不均，致使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臺灣人越來越不信任他人，不愿意幫助他人，也更加孤獨和以自我為中心。研究表明，更大的不平等會導致更大的社會距離，讓個人感覺自己比其他人更優越、更有權利。更大的社交距離還會導致信任程度降低，從而加劇敵對情緒，并增加暴力和兇殺的風險。當人們感受到這樣的壓力——他需獲得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以掙到足夠的錢來維持生計——就會導致精神分裂癥等更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在臺灣工資水平嚴重不足的背景下，是歷屆政府都沒有充分解決的高度腐敗的經濟體系——根據《經濟學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或政商勾結程度來看，臺灣在發達經濟體中排名第二。

　　國立政治大學助理教授錢宜群的研究發現，民進黨“與移民工人的雇主存在諸多聯系，包括在企業中擁有財務股份”，她認為，這是“移民工人政策方面的改善非常有限”的原因。民進黨立委候選人吳崢也揭露，前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和他的妻子前國民黨議員陳錦錠的財富，如何從1993年的新臺幣2.3億元，增加到去年的111億元新臺幣和329塊地，并質疑這是否與他們的權力地位有關。地方政府的土地炒作是臺灣房價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臺灣也是發達經濟體中賄賂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也是其經濟中從事地下經濟和存放離岸財富最多的地區之一。臺灣在財務保密方面也名列前茅，因此，要確保臺灣企業公平地報告其財富，以便按比例返還給工人，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相反，臺灣工資不足使臺灣人更容易受到欺詐——在發達經濟體中，他們因欺詐而損失的經濟份額最大。

　　臺灣經濟的高度腐敗與臺灣工資不足有關。研究解釋說，“腐敗扭曲了決策，有利于那些付得起錢的人，并進一步使這些人致富”。收入不平等還導致家庭在經濟上變得脆弱，并容易成為詐騙目標。此外，隨著個人開始認為社會道德不高、腐敗更加普遍，他們感到“在道德上不再有義務避免腐敗”，從而進一步助長腐敗行為的蔓延。

　　當高度兩極分化的社會中的選民（如臺灣的情況）忠于特定政黨時，問題會變得更加復雜，研究表明，這導致他們更愿意“縱容而不是懲罰不道德行為”和腐敗，從而當腐敗成本相對較低時，這種現象就更加根深蒂固。

　　賴清德和柯文哲表示，應進一步進行產業升級，生產更高價值的產業，以提高工資。然而，現實情況卻是，臺灣的低工資幾乎沒有激勵企業投資于更大的創新并提升價值鏈。與此同時，不透明的經濟體系鼓勵他們為自己積累利潤——臺灣的利潤份額是發達經濟體中最高的之一。與此同時，臺灣技術的多樣性和創新性卻排名墊底。

　　鑒于不平等和腐敗的嚴重程度，臺灣人比其他發達經濟體更傾向于認為，經濟不平等和腐敗威脅到了他們的民主，政府應該與之斗爭。事實上，在發達經濟體中，臺灣人對“國家”民主的支持率是最低的，而且由于認為地區經濟形勢下滑，臺灣人也更傾向于支持不受立法和選舉約束的強勢領導人，認為這有助于制止對社會的侵蝕。這種觀念也促使柯文哲等候選人產生一種上帝情結，將自己的政黨比作耶穌會，并將自己比作耶穌。

　　因此，臺灣的工資不足和不平等威脅著該地區的民主。當民進黨開展保護臺灣民主的運動，卻沒有拿出更有力的政策來改善臺灣人的民生時，這是虛偽且無效的。

選舉后的不平等

　　盡管民進黨被視為唯一捍衛臺灣“主權”的政黨，但其在提高工資和縮小臺灣貧富差距方面的乏力嘗試，導致許多年輕人認為民進黨的政治家與時代脫節，紛紛拋棄民進黨。

　　但年輕人也沒有淡化“主權”問題的重要性。調查顯示，臺灣年輕人對大陸的警惕性最高，對大陸解決兩岸關系的做法認同度最低。

　　因此，盡管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提出了相對較為進步的社會政策建議，但由于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系，該黨被視為對臺灣“主權”的威脅，并被大多數40歲以下的年輕人所拒絕。就在選舉前一個月，其副主席夏立言突然宣布訪問中國大陸，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大陸干預臺灣選舉的進一步擔憂。民進黨和國民黨也被認為在兩岸問題上煽動民眾，以避免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

　　對民進黨和國民黨的不信任促使年輕人投入臺灣民眾黨的懷抱。然而，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列夫·納赫曼在采訪臺灣年輕人時解釋道：“年輕人對柯文哲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對柯文哲及其政策的真正欽佩，而是出于挫敗感。”記者楊威廉的采訪表明，年輕人希望投票支持民眾黨，以打破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雙頭壟斷，他們認為這阻礙了臺灣的變革。

　　然而，柯文哲的兩岸政策模棱兩可，從支持與中國大陸建立更密切的關系轉向聲稱自己的觀點與民進黨一致。此外，柯文哲的社會政策并不是特別具有變革性，即使柯文哲聲稱要打擊腐敗和黑社會政治，他的政黨也一直在與黑社會人士一起競選。

　　臺灣的選舉受制于老一輩，導致兩岸問題引發政治癱瘓，而年輕人的擔憂則被擱置一邊。年輕人希望打破兩黨的統治，這取決于他們是否出來投票，但由于他們的懷疑程度很高，不確定有多少人會這樣做。青年人的失望情緒還可以從40歲以下的候選人競選數量上看出——只有16.2%的立法席位由青年人競選，這是自200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雖然臺灣的選舉歷來都是民進黨和國民黨根據其兩岸議程進行的，但對臺灣民生問題日益增長的擔憂，導致一部分臺灣年輕選民支持第三方，希望地方問題能夠成為臺灣全境選舉的中心議題。

　　民進黨可能會贏得“總統”選舉，但會失去立法院多數席位。與此同時，柯文哲希望民眾黨成為立法院第三大黨，扮演擁王者的角色。然而，鑒于三黨提出的社會政策都太弱，無法縮小臺灣的貧富差距，臺灣社會只會變得更加不平等，下次選舉可能會變得更加兩極分化。

　　羅伊·恩格（Roy Ngerng）是一位社會活動家，他撰寫有關臺灣低工資和收入不平等問題的文章。羅伊此前是新加坡的一名活動人士，主張建立更公平的社會保障和養老金制度。他還從事艾滋病毒教育工作，并且是醫學教育、可持續發展和虛假信息領域的研究員，研究社會問題如何導致人們更容易受到國家主導的宣傳的影響，以及對政府和民主的不信任。

　　原文鏈接：https://labourreview.org/labor-politics-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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