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下崗職工訪談錄》第69輯中，曾記述一位湖南株洲某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王師傅的人生自述：
我是1964年生，是湖南人。我初中畢業后，讀了三年技校。后經分配參加工作。
我們廠是“三線”建設時期，從南京遷到株洲的一家大型化工機械廠。
在當時那個年代，廠里有很多附屬的教育機構，如子弟學校等等。當時的湘東化機廠是化工部直屬的央企，是從70年代初三線建設時期從南京搬遷到湖南的大型央企，相關的基礎配套設施都很齊全，幼兒園、小學、子弟學校還有醫院、電影院、溜冰場等等，與一個人生活中密切相關的生活娛樂設施都配備有。那個時候，在技校一起上學的同學絕大多部分都去了工廠里上班工作。
我進入工廠后一直勤勤懇懇地工作，年年都能獲得“先進工作者”。工作一年后，廠里的黨支部書記來找到我，推薦我入黨。后來，我接手了廠里的團支部的工作，日常的工作非常認真，經常獲得“優秀團員”等榮譽。
1994年起，我去湘東化機廠駐長沙辦事處工作。
1997年開始，就陸陸續續地出現工人離職、請假外出打工的現象，離開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多。
2002年國慶過后，廠門口便貼出“解除勞動合同人員”名單，我的名字也在這上面。
工廠沒有辦理任何的合法手續，也不給給任何的補償措施，在這樣的前提下單方面非法解除了我與工廠的長期勞動合同。截止到當年，我在這家廠里工作了十九年。
2003年到2006年，我多次回到工廠找相關領導提出異議，但是廠方推拖不予以理會，像我這樣的員工有數百人，沒有任何補償，也沒有任何解決工人養老問題的方案。
下崗后我干了太多的活，身心俱疲，造成了不少的傷病，至今在女兒家休養……
二十余年后，曾經歷過工人階級破碎、國有企業解體、百萬職工隕落的湖南省——更是毛主席的故鄉，于2023年5月27日，由其官方機關報刊、毛主席1964年為之提筆撰寫報名的黨媒《湖南日報》，向舊日歲月的“改革先鋒”柳傳志先生，敬賀八十大壽，驚異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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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建國三十五周年，也是改革開放政策落地的五周年，當時被稱為所謂“欣欣向榮、風氣大開”的一年。
那年的閱兵式也是一派和諧歡騰之景，游行的隊伍中甚至打出了直呼領導人姓名的標語，似乎一切都在朝著美好的方向發展……
同是那一年，剛滿不惑的柳傳志從中科院下海，遠在山東濰坊擔任技術開發中心辦公室副主任的處級干部盧志強，也起飛單干，成立山東泛海集團。
兩個原本的體制內人士，開始了“創業”的第一步。
四年后，1988年2月25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
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確了“使住房這個大商品進入消費品市場”的改革發展趨勢，第一次公開了“開發房地產市場，發展房地產金融和房地產業，促進房地產業、建筑業和建材工業發展”的全新構想。
1988年，敏銳察覺到房地產行業的黃金未來、開始將業務轉向建筑和房屋開發的，就是盧志強。
兩個月后，1988年4月，聯想集團、貿促會下屬的中國技術轉讓公司與香港方導遠公司(呂譚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資公司：“香港聯想”。
這就使國有的計算所公司有了一個“外商”、一個“外資”作為盟友。
為照顧缺乏資金的港方，“香港聯想”注冊資金僅90萬港元。其中聯想集團投入30萬、技轉公司投入30萬，兩家國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
雖仍是國有企業控股的合資企業，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轉公司是國家在港注冊的中資機構按“外資”入股，已為柳傳志實現“從100%國有，到民營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瓜分條件。
這其中，貿促會下屬的這家“中國技術轉讓公司”非常引人關注——如果沒有這個中國技轉，談何港商的入伙和香港聯想的成立，又談何日后柳傳志對聯想的私有化?
可是在聯想內部、包括柳傳志本人，對1988年中國技轉公司的“雷鋒式幫助”這么多年幾乎是絕口不提。
原因很簡單：1998年中國技轉的董事長是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
也是在1988年，憑借著一張張土地批文轉手就可以賺上百萬、并在美國成立了“泛海國際有限公司”的盧志強，結識了正在把聯想一步步私有化的柳傳志。
同時，盧志強進入了泰山會。
2000年時，“聯想集團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業被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66086萬元，中國科學院出資42955.93萬元持有65%的股權，職工持股會出資23130.11萬元持有35%的股權。
2001年6月22日，經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聯想集團控股公司”更名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簡稱“聯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
可以看到，從成立至2001年6月，“聯想集團控股公司”都是中科院100%控制的國資企業，即中科院持股65%，職工工會持股35%。
然而，到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這三個月間，泛海的盧志強突然半路殺出，開始籌措個人資金：每月一減持，共套現了民生銀行(中國首家民營銀行)45.3億元；
緊接著，2009年，盧志強以27.55億的價格從國科控股手中買入聯想集團29%的股份，正式成為聯想第三大股東；
再接著，盧志強向柳傳志等5人轉讓9.6%聯想股權；
最后，聯想職工持股會轉給盧志強9.5%的聯想股份，聯想就這樣完成了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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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其后，聯想控股股東會確定了新一屆董事會和監事會，董事會由5人組成：柳傳志、鄧麥村、曾茂朝、盧志強、朱立南，由柳傳志擔任董事長；其中鄧麥村為中科院副秘書長，曾茂朝為計算機所所長，這兩人代表中科院，柳傳志與朱立南兩人則代表管理層。
在有了盧志強的強勢加盟后，聯想董事會的話事權已落在柳傳志手中。
打完了中科院股份的主意，接下來就是打職工持股會股份的主意了。
2010年9月27日，柳傳志、蔡金芳、朱立南、李旻、曾茂朝等7人在北京成立北京聯持志同管理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然后，以北京聯持志同作為執行事務合伙人，相繼成立了14家“北京聯持會XX管理咨詢中心（有限合伙）”，中間以數字區分，比如“十肆”、“肆”等——這十四家“聯持會”，股東均為當時在職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員工。
然后以這14家“聯持會”為主體，在2010年12月29日，共同成立北京聯持志遠管理咨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柳傳志等成立的聯持志同，也是這個聯持志遠管理咨詢中心的執行事務合伙人。
成立后第二天，2010年12月30日，聯持志遠與聯想控股職工持股會簽訂《合并協議書》，內容為由北京聯持志遠吸收合并聯想控股職工持股會。
吸收合并完成后，聯想控股的股權變更為：中國科學院持有36%，北京聯持志遠持有35%，泛海控股集團持有29%。
由此，職工持股會的股份，全部量化到高管層和員工個人持股的公司，即北京聯持志同。
在北京聯持志遠的14家“聯持會”股東中，最大的一家為“北京聯持會拾伍管理咨詢中心”，持股比例為11.71%——而柳傳志正是其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72.14%！
………………
就這一番操作，當年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別列佐夫斯基都要直呼高手。
再一年后，2011年12月，盧志強的泛海以協議方式將其所持聯想控股9.6%的股權，轉讓給柳傳志、朱立南、陳紹鵬、唐旭東、寧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聯持志遠也以協議方式，分別又向泛海和黃少康，轉讓其所持的9.5%和1.5%股權。
兩個月之后，2012年2月，泛海再次以協議方式，將其所持聯想控股8.9%的股權，轉讓給北京聯恒永信投資中心(有限合伙)。
轉讓后，聯想控股的股權結構變更為：中科院持有36%、北京聯持志遠持有24.00%、泛海控股持股20%、北京聯恒永信持股8.90%、柳傳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陳紹鵬持股1%、唐旭東持股1%、寧旻持股1.8%、黃少康持股1.50%。
而受讓泛海控股8.9%股份的北京聯恒永信，也是聯想控股高管的持股公司，上述個人股東名單中沒有出現的楊元慶、郭為、曾茂朝、李勤、劉軍等人，均是北京聯恒永信的股東。
至此，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計持股比例為44%，完全超過了中科院持股比例，聯想控股徹底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聯合控股的局面，將中科院和職工持股會實質性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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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想崛起的過程中，一個新中國國有資產流失歷史上的美名：MBO，逐步浮出水面。
MBO，即“高級管理層收購”。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于實行宏觀經濟調控，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受到全面影響。
這一期間，諸多國有企業發生大面積虧損，從歷史背景看，這一階段的國企的嚴重虧損不僅與企業機制有關，更在一定程度上與政府層面的宏觀經濟調控有關。
但是在當時，采取的唯一辦法就是將國企推上了社會、推到了“公海資本”的面前，一賣了之。
其時，公有制企業的“改制”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發展民營經濟”和“引進外資”為口號，紛紛攀比公有制企業“改制和“民營經濟”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企業為光榮。
在這個時期之前，對原來的集體企業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許多國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僅基本限于原來的中小型公有制企業——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蔓延，在各地實成了一場運動。
地方政府紛紛出臺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讓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以極低的代價取得國有企業的私人控股權。
國企工人曾形象地把這樣的“股份制改造”，描述為“量化到個人，集中到干部”。
當時最先發生的就是山東諸城將本縣國有企業全賣光的改革案例，彼時竟是作為正面事件宣傳，全國開始學習“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國有的中小企業總的數目減少了63000家，從原來的20余萬家只剩16余萬家，大型企業還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這些中小企業所有制轉型均是先是采取“全體職工購買”、后演變為“經理人購買”的方式。
2002年10月時，北京大學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老師，曾去山東濟寧市參觀考察櫻花紡織集團和大成服飾公司時，發現這兩家原先的國有企業已全部實施了管理層收購型即MBO的企業產權改制：擁有1000多名職工的大成服飾公司的總經理個人擁有企業30%的股權，擁有4000多名員工的櫻花紡織集團整個的股權由管理層一班人馬擁有。
但實際上，這兩家企業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國企，特別是櫻花紡織集團，被實施MBO時完全是一個優質企業。
這就是無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這一波國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壞的國企，不由分說……
2002年以后，大部分國企事實上已經度過了經濟困難期，效益開始好轉，利潤也開始大幅上升——在這樣的前提下，卻依舊掀起了大規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開始，各地經貿委嘗試給大型國有企業直接下任務，國資委還下發一份《關于開展國有企業規范改制檢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業和地方國資委，要求條件成熟的企業限期完成MBO式的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這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2003年，當時一度被國內的某些“經濟學家”定為“MBO年”，宇通客車、粵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試行了MBO方案。
那時候對大型國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剝離外圍資產，又名“主輔分離”，這是一個和MBO齊名的歷史詞匯。
如青島海信集團，將其所擁有的海信大酒店賣給了潔神洗滌公司，更名為潔神大酒店，海信購物廣場則實現了“管理層收購”，海信集團由33%的控股降為3%的參股。
還有些企業會先進行“主輔分離”，然后再對企業資產的主干部分進行MBO改造。
到2003年時，“主輔分離”被看作是國有企業能夠抓住的“最后機會”，全國各地在發改委的部署下，均開始了國企產權改革的“最后沖刺”。
2003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資產總額為80億元的60家國企，還宣布下一步要掛牌出售500億元的市屬國有工業企業資產；
緊隨其后的是重慶，市委加緊起草《重慶市產權交易管理辦法》，準備用3至5年的時間將重慶1000億元國有資產全部變現；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對5家大型國有企業成功實現國際招標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約50家國企進行國際招標…
………………
這一波大規模私有化，嚴格觀察，我們與之前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們是進行了一場靜悄悄的隱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舉社會主義的大旗下，不知不覺地通過私有化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也就為一大票綿延至今的財閥奠定了政策基礎。
今天中華大地的諸多財閥，細數其歷史，七成以上都有國資背景……
也就是被稱為俄羅斯“私有化之父”、擔任過俄副總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
私有化與其說是解決經濟問題，倒不如說是解決政治問題，是5％的經濟加95％的政治。對于俄羅斯來說，要創造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更重要的是要摧毀共產主義政權遺留的經濟基礎。
以至于到今天，歷史的演進與發展下，資本家圈養的輿論軍隊已幾近龐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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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23日，經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確認，擔任俄總統可持續發展問題特別代表的丘拜斯已卸任該職務，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當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群眾逐步意識到國有資產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實并非一系列天花亂墜的商業模式改革，而是一個不可粉飾的歷史現象：腐敗。
否則，僅僅揪著國資流失的點根本打不痛他，因為這實際上早就被定義為一種“歷史模式”，被定義為一段“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征程”……
當代的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都證明，讓盡可能多的買者相互競價，賣主才可能得到盡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會盡可能縮小買者由購買所獲得的贏余。
在公有企業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員代行出售公有財產，他們不會有足夠的動力去贏取公有資產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夠的動力為個人獲得蠅頭小利而讓公有資產遭受重大的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私有化的公有企業所有權實行真正公開、公平、公正的拍賣，而任由少數官員與購買企業所有權的人私下商談，那就無論是將國有企業“賣”給“民營企業家”還是原企業領導人，都會是實際上的低價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這一點，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也曾有隱晦的表達：
這些年，我國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主要是對國有資產所有權歸屬認識錯誤和混亂造成的，這種錯誤就是認為國有資產由政府代表，結果地方的縣市政府有權處分國有資產，實際上就淪為縣長、市長有權處分國有資產！
根據我國憲法規定，行政機關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在政府職權范圍的事，行政首長有權作出決定。可見，政府行使國家所有權，就會在地方形成省長、市長、縣長可以隨意處分全民所有的財產的狀況。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險的。
一些地方，一二個領導決定，或某個政府部門決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資源給轉讓劃拔給私人或私人企業，把國有企業給賣了，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代表機關討論決定，更沒有征求職工組織即工會的意見！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鄉太行飯店，1998年以60萬元“改制”，改制后領導層持股達60%；2005年拆遷，開發商一口氣開出了4000萬元的“補償價”——這意味著那些在“改制”中“買”下了企業所有權的企業領導層，從這個企業的土地上賺取了近70倍的“投資回報”。
這就難怪原企業職工當時憤怒地上訪。
2005年6月時，江蘇省無錫市商業大廈職工曾有過靜坐請愿的壯舉，每天白天在大廈大門口的臺階上都至少坐著五六排身著大廈制服的大廈員工，人數為三四百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
參加那次行動的都是大廈的正式員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銀員。
靜坐的人不時唱起《國際歌》和《國歌》，這樣的行動持續了至少四天。
引發這次群眾性斗爭的直接原因，是那時正在推進中的無錫商業大廈“國有企業改制”。
無錫商業大廈有著本已復雜的權屬關系：一方面，有一個A股上市公司“無錫商業大廈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該公司的每股收益達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這個上市公司又有個母公司，該公司的核心資產正是國有的無錫商業大廈本身。
國有的無錫商業經營得并不壞，無錫商業集團是當地百貨零售業的龍頭企業，2004年完成銷售額40億元，利稅1.65億元。
可就是這樣一個經營得很好的國有控股企業，卻恰好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按照“靚女先嫁”的邏輯，為了消滅公有制企業，這是非得“槍打”不可的“出頭鳥”。
也正是這種“靚女先嫁”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引發了群眾性的反抗斗爭……
早在1998年之前，遼寧省也實行過所謂的“一元錢賣國企”政策，這是對數年前民主德國被聯邦德國吞并統一前夕的“一馬克賣國企”的模仿。
白送遼寧境內國有企業股權，當時極大便宜了許多靠“開發”或倒賣土地發財的所謂“企業家”。
毛主席時代的“打工人”們，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都交給了國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儲存下來，結果一夜之間的私有化又使得眾多公立的礦山、煤田、汽車廠被以白菜價賣給民企和外資，連祖輩們的養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來支付……
2011年，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在評價蘇聯的改革時曾說：
當時在黨的高層精英群體里，他們最渴望的就是把國家的財富化為己有。在權力和財富之間總是存在矛盾，有一個不可逾越的界線。比如有人當上州委書記，他就有各種各樣的特權，他就能控制那個州里的幾乎所有財富。一旦退了休，他就會失去這些權力和所掌控的財富。所以他們就極力渴望把這些財富變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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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03年那個所謂“MBO年”，一年內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籌建，資金規模超過100億元，出資人則以外資和國內民間資本為主，一些缺少投資項目的上市公司當時也參與在其間。
值得注意、也是后來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階段由花旗銀行、梧桐基金、紅塔創投等國內外金融巨鯉合資的MBO基金，也已開始初步運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時為MBO創造了通過信托投資公司代管股票、讓信托公司作為主體進行金融信貸的可行渠道，最終成就了一場外資深度參與的私有化狂歡，也為此后入世了的中國做了外資涌入的鋪墊，綿延至今。
我這里再提個事兒。
在那芬著名的證監會16號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籌資時，其財務報告除了國內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外，還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發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領導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著名的猶太大鱷喬治·索羅斯。
領導當時這么說道：
歡迎你出席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會舉辦的國際論壇會議。你的新書在中國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賀”、“可以看出，現在的國有企業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近幾年，我們在國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是國企的海外上市，已經籌集到幾百億美元的資金，國內上市企業每年也可籌集1000 億至2000 億元人民幣，我們在推進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進。
索羅斯則回復：
我認為，中國應首先發展國內金融市場，為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做鋪墊。開放的順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動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再著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其他國家如日本有過類似的經歷”、“應該創立機構投資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認為中國有這方面的人才，如留學歸國人員及香港、臺灣等地華人有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開放前培養中國的金融市場。最后一點，中國要開放，還要允許信息的自由流動、自由討論、思想自由——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我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待過較長時間，在這些國家設有基金會，對它們有所了解。
領導最后又說：
從你的談話里，我學到很多東西，以后有機會再談。你有什么意見可以直接告訴我，可以寫信給我，也可以找他們，王夢奎、辛福坦（當時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
…………………………
曾經在蘇聯大型國有企業烏拉爾機械制造廠工作過的亞歷山大·貢恰羅夫，2011年在受訪中公開傾訴道：
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況都很差。我丟掉了工作，在八個月之內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為零的狀態。
烏拉爾機械制造廠，曾是一家擁有3.4萬名職工的大型國有機器制造企業，在私有化的進程中僅賣了372萬美元。
低價賤賣的企業遠不止這一家，當時超過500家蘇聯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1萬億美元，卻只賣了72億美元；12.5萬家蘇聯國有企業的平均售價，竟然只有1300美元……
這與此同時，卻是一大批雄偉挺立的俄羅斯寡頭，坐擁眾多在一夜間拔地而起的能源財閥，把控了俄羅斯人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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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價值連城的俄羅斯資源庫，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無產階級的“泥腿子們”用血肉之軀從俄國內外的資產階級手中打拼下來的，卻在半個多世紀歸給了一幫由紅色重新變為白色的新貴族們。
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失，這是一曲時代的悲歌，它在中華大地曾經以三十年前北方鄰居轟然坍塌的背影為教訓，卻又竟然在陰差陽錯之間成為了自己的“世紀先聲”。
2010年，劉仰在《國企改制的一個經典案例》中還披露過一個事實：
牧羊集團原先是揚州市邗江區糧食局下屬的邗江糧機廠，創建于西歷1967年。1996年初，從工廠制變為公司制，成為江蘇牧羊集團有限公司。
這時候的牧羊還是一家國有企業，但在2001年，牧羊實行“股權優化”，國有股比例從78.32%降至4.83%，自然人股東比例由以前的10.49%升至83.97%。
這是令我困惑的一個地方，為什么國有股比例突然大幅度下降？雖說國企私有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在牧羊的這一突然私有化的過程中，究竟有什么沒有公開的事實？
據我所知，一些國企的私有化大都是把股權分給員工，但是2001年時，牧羊完成了私有化，股東數卻只有19人。
據牧羊現在的介紹，目前它有員工1380人左右，2001年時可能不是這個數字，但也不至于只有19人。那么，牧羊集團當初從國企變成私企，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操作方式？
另有數據顯示，當初牧羊私有化后，自然人所擁有的股權74.84%屬于經營班子。
我不知道本人以下的理解對不對：當初國企的廠長、書記等管理班子，在國企私有化后，成為了私企的老板。兩年后，西歷2003年，包括許榮華在內的5位大股東擁有牧羊集團全部股份的85%。可見，在這兩年中，大股東人數持續減少，其中應該有一個“兼并”的過程。
我的問題是：國企原管理班子成為經營持股也未尚不可，但是，他們分別以設么方式、什么價格持股？分別實際出資多少？
我看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數字，許榮華當初出了50萬，便擁有了15.51%的股份。這實在是有點令人驚訝。按照媒體說許榮華在看守所里被迫轉讓了價值1.5億的股權，等于是說在4、5年的時間里，牧羊集團私有化后，個人股東的財富暴漲了300倍！如此驚人的財富增長速度，恐怕世間少有。
這與蘇聯解體后一眾前蘇共高官搖身一變成為寡頭私企的高管，何其相像。
2000年底，中國資本所有權結構中，國有資本只占26%，集體占9%，個人資本占有57%，港澳臺和外資占有8%；到2008年，全國資本性資產中，國有資本只占10.50%，集體資本占2.76%，個人資本占79.92%，外商資本占6.82%。
然而實質上，這個“個人資本”當然不包括昔日作為領導階級而存在的工人與農民，數以億計的工農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國企覆滅的大潮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后面。
以致于到今天，我們依舊在承受二十余年前經濟大地震帶來的歷史遺留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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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7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哈爾濱市城鎮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張明杰受賄、濫用職權，同案被告人王紹玉受賄一案進行公開宣判，以受賄罪判處張明杰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濫用職權罪判處張明杰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受賄罪判處王紹玉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對涉案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沒收、追繳。
2022年3月24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哈爾濱市城鎮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張明杰受賄、濫用職權，同案被告人王紹玉受賄案二審公開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就在2021年上半年，張明杰之女、著名歌星曲婉婷還在微博一如既往地為她媽“鳴冤”。
數年如一日，人至賤則無敵。
中紀委網站給予曲婉婷母親被判無期的評論是四個字：
民心所向。
還記得2021年3月底爆出的黑龍江企業侵占國有林地26年建山莊的案子嗎，鯨吞土地產權這事，就越看越像曲婉婷她媽啊…
二十多年了，東北到今天竟然還在發生國有土地、國有資源被掠奪的事…
我只能說，人類從歷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曲婉婷媽媽張明杰是一個典型，2017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里高小琴伙同祁同偉、丁義珍買賣土地、變更土地性質的案件，就可視為張明杰案的藝術翻拍。
張明杰曾任哈爾濱市道里區政府副區長，主管農村征地工作，在職期間利用職務與哈爾濱市東江農業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奇共謀，在齊齊哈爾鐵路客運專線工程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哈爾濱市土地儲備中心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過程中，虛構哈爾濱市原種繁殖場土地使用權已經轉移的事實，騙取征地款3.4985億元人民幣。
這些，都是老一輩工人積攢下的血汗錢。
此后，又由他人代表張明杰與魏奇簽訂《合作協議》約定利益均分。
雙方合作股份為各持項目50%的股份及項目利益，經偵查，案發時雙方共同控制的哈爾濱先發置業有限公司賬面資金為人民幣6500余萬元，固定資產為門市房49套(價值人民幣1.1億余元)及途銳越野車一輛(價值人民幣80余萬元)、依維柯客車一輛(價值人民幣19萬余元)，共計折合人民幣1.8億余元。
按《合作協議》約定，上述款物的50%應歸張明杰及另一名被告人所有，二人共同受賄折合人民幣9000余萬元。
這個魏奇是張明杰的老相識了，張明杰任職哈爾濱市建委信訪辦時，就幫他處理過道里區田地大廈違法拆遷的“麻煩”，“平定”數百名上訪群眾……
東江公司在并購原種場后，張明杰在繼續主管原種繁殖場職工安置工作的過程中，又未按規定由轉讓方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
當時，張明杰私自批準同意將6160萬元人民幣違規轉入由東江公司實際控制的以原種繁殖場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中，并由受讓方東江公司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000余萬元人民幣至今未還。
同時，張明杰還利用主管農村征地工作職務之便，收受下屬榆樹鎮黨委書記孫某、鎮長劉某感謝其下撥征地款而給予的好處費10萬元。
2009年，6160萬換來了3.5億：黑龍江省與鐵道部共建的哈齊鐵路貨運專線，以及哈爾濱城投集團，需要用地，便找上了魏奇，出價3.5億。
再然后，魏奇就出逃加拿大溫哥華了。
在早先庭審過程中，檢方以張明杰犯罪金額特別巨大及拒不認罪等為由，建議判處張明杰死刑——然而，張明杰的辯方律師以證人與張明杰有利害關系、檢方查案時有“不規范行為”、“應該啟動非法證據排除及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界定模糊”為由，認為張明杰無罪………
東北、華北兩地區整整一代下崗工人、超3000萬人口的失業家庭，翹首期盼“還一個公道”的死刑，依舊未來。
7
我國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尤其是經歷過80年代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后，仍舊可以屹立于東方大地、沒有改弦易轍變色、沒有步蘇聯亡黨亡國后塵的最大法寶，正是在于我國擁有一大批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掌舵著如萬噸巨輪般的國有資產，去同（依靠早期殖民積累崛起的）西方跨國公司相抗衡、相競爭。
是國有資產，在關鍵時刻支撐住了共和國的根基，也穩固住了公有制基本盤、穩固住了全民所有制利益。
國家是國有資產所有權的唯一主體，人民是國有資產的唯一受益者，即“國有資產屬于全體人民”。
我們的國有資產，是千萬烈士在毛主席的帶領下通過武裝暴力革命，用鮮血和生命從舊社會盤亙割據的地主階級手里搶奪而來、獻給新中國四萬萬工農階級的寶貴果實。
因而，以死刑懲治貪污犯、懲治侵吞國有資產的蛀蟲，特別是數額極其巨大的貪污高官，這從來不為過。
回想1949年3月5日-13日，全國即將解放之際，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毛主席彼時就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彈理論，要求：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
毛主席還告誡全黨：
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們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所謂“糖衣炮彈”理論，是毛主席基于對當時國際國內現狀的判斷而提出的。
其判斷依據，正是來自于時任美國總統、著名反共狂魔杜魯門的策反戰略。
早在四年前，1945年，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演講，杜魯門也在場。當時的演講包括以下內容：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將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地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
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蘇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這就是“白蟻戰略”，杜魯門主義的寫實寫照。
八年之后，同時也是《板門店停戰協定》簽署二十天之后的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一文中嚴肅指出：
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
此時，已經通過一場震動西方世界的抗美援朝戰爭宣布新中國國威、特別是我軍軍威的毛主席深刻意識到：敵人已經不太可能企圖通過熱武器來侵略中國黨和人民，尤其是在朝戰中連原子彈都沒能嚇倒志愿軍的情況下。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
恰恰是在戰事激烈的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毛主席親自下令打響了新中國的反腐第一槍：槍斃劉青山和張子善。
劉張二人本是建國功臣，跟隨我黨我軍屢次立功。特別是劉青山曾領導開辟文安洼抗日根據地，為實實在在的抗日英雄。
然而建國后兩人擔任天津地委書記和副書記，僅一年時間徹底淪陷，利用職務便利貪污建筑工款、救災資金以及騙取銀行貸款等達當時面額171億元！
“我為國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年，革命勝利了，我享受一點怎么了？”——這是劉青山當年被批捕后，最初始時趾高氣揚的表態。
同時，劉青山本人還沉迷吸食鴉片，這都讓毛主席怒不可遏。
1951年底隨著三反運動開始，天津行署副專員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著824名代表的面，實名舉報劉張，引起了巨大轟動。
毛主席的態度非常堅決：
這不是普通的貪污，這代表著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正在侵蝕我們一些干部的信念，這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
正是因為他們的地位高，功勞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這才能起到一個表率作用，才可能挽回20個，200個甚至2000個犯了錯誤的干部。
今天，什么人會害怕毛主席的年代，不言自明。
《突圍》中侵吞國資的男主的臺詞，像極了痛恨文革的柳傳志
8
1998年3月19日(農歷1998年2月21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正式提出，本屆政府的任務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
“一個確保”，就是確保1998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8％，通貨膨脹率小于3％，人民幣不能貶值；
“三個到位”，一是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確定在三年內徹底改革金融系統，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商業銀行自主經營的目標要在本世紀末實現；三是政府機構改革的任務要在三年內完成。
“五項改革”，是指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投資融資體制、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改革。
三年后，入世前夕，如前文所述，領導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著名的猶太大鱷喬治·索羅斯。
早在1997年的十五大后，當時中央就提出所謂“國有經濟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行業布局上有進有退”。
東北三省隨即開始進行“嘗試”，到2003年時，遼寧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僅剩2000戶左右；黑龍江省2002年初統計結果是地方大中型企業484戶，其中國有獨資超過半數，初步實現多元產權的133戶企業中，72戶國有股絕對控股。
對此，時任黑龍江省委企工委副廳級巡視員的李必鑫甚至公開發聲：
黑龍江省這幾年資產流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敢。
在這股風潮之下，當時的東北亂象連連：使用僅一年的10臺原價值248萬元的自卸車，在企業改制評估中確定的成新率僅為50%，僅此一項導致國有資產凈值減少110萬元；一座賬面凈值為463萬元的企業辦公樓，在改制中經過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后的凈值僅為223萬元，凈值減少240萬元……
就這樣，國有資產成了部分改制企業的廠長經理們一夜暴富的“盛宴”。
由于在資產評估環節人為壓低國有資產凈值、會計師事務所超越職責權限進行資產評估等問題，二十年前的東北一些地方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國資流失問題相當觸目驚心。
一些地方性配套法規和制度不健全，也使國企改制中對國有資產流失的監督約束力被嚴重削弱。
比如當時長春市房屋重置價格每年度應由有關部門根據市場供求和價格情況予以確定發布，但是從1999年發布當年房屋重置價格以來，長春市長達十年至今未發布新的指導價格。
這直接導致了1999年以后的房屋重置價格政策出現空檔，使國有企業改制中對房屋重置價格的評估依據出現問題，甚至給國企改制中一些人鉆政策空子留下可乘之機。
如長春某區屬國有企業改制時辦公樓賬面凈值在2006年時為463萬元，經過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后凈值僅確定為223萬元，凈值減少240萬元，其評估依據就是1999年發布的房屋重置價格，沒有新的依據。
而事實上，1999年以來，長春市建材市場及房地產價格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1999年發布的重置價格已經根本無法準確反映2006年的市場價格。
9
2021年5月，東北疫情突然抬頭，而因為沈陽流調軌跡，莫名得火了沈陽雞架，一度沖上熱搜第一。
雞架成為東北熱門小吃，這當然歷史悠久，但是真正促使吃雞架這一食俗大面積在東北、特別是沈陽民間鋪展開來的歷史誘因，實際非常苦澀，就是源自前文的1998年3月19日：國企解體，工人下崗。
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全國股份制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沈陽的國有企業開始瓦解，大批的工人遭遇了史無前例的下崗潮，僅一個75萬人口的鐵西區工人就有近五十萬人下崗。
原來的鐵西區曾是著名的核心工業區，煙囪高聳入云，工廠轟鳴不斷，各類鋼廠、水泵廠、電纜廠、新華印刷廠、東北制藥廠，比比皆是。
后來一夜之間，聽著老舊的電視里傳來劉歡靡靡悠揚的《從頭再來》，沈陽整整一代國企人從此失去了鐵飯碗。
沈陽有一路公交車是202路，從和平區沙山發車，穿越和平、鐵西、進入皇姑區段的塔灣站。據當地人講，司機師傅都不愛跑這條線，因為這條線附近的老百姓窮，所謂“素質低”，有上車不給錢的，有罵人的，有搶座位的，有小偷小摸的……
這條線路跑的是鐵西區與皇姑區交界的地方，這里的下崗工人最多，是沈陽當時最底層的人群。
有人那個時候還給202線公交命名為“下崗車”。
窮苦的沈陽工人不得不“消費降級”，有的人干起了街頭小燒烤，有的人不再頓頓有肉蛋奶。
正是在這時，便宜的雞架成了沈陽人餐桌的主角，它滿足了喜好飲酒的配菜需求，也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保留了一絲“手中有肉”的尊嚴。
在國企時代，東北幾乎所有的社會公共服務都配合著就業綁定在一起，工廠辦幼兒園、辦學校、辦養老院、辦大食堂，以至于在財政層面的社會福利基本為零的前提下，東北地區實現了水準頗高的整體福利水平。
然而下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會公共服務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國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緊隨其后便是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
與強行解散國企相同步的，是被強制下崗的工人們由國家養老變為現收現付（代際補償制），這同樣是一種單方面的打破契約……
根據2002年2月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全國下崗職工報告：1998-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
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但從一開始，新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資金籌措的困難，發生了昔日國有企業老職工的賬戶中沒有基金積累或者積累很少的「空賬戶」問題，并由此引發此后十幾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時需要“花錢退休”——填補賬戶空白，才能退休并領取養老金的亂象。
2009年時，一項針對沈陽國企下崗職工的研究中，隨機挑選了21位被買斷工齡的受訪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強制買斷的，有6位是半強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選擇買斷工齡。
當時，一年工齡的價格在各省不同，東北地區約2000元。也就是說，一個工齡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區區幾萬元錢，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馬路上，舉著“木匠”、“鉗工”的紙板討生活。
而這些東北男人們的妻子，在世紀之交的關內外往往擔負著街頭“賣藝”的家庭職責，以及在各個風月場所里陪酒少婦的角色……
從1998年開始，廣州、東莞、廈門、麗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風月場所，大量充斥著南下掙錢的東北女人，以及尋歡作樂的北京高官、山西/內蒙煤田老板、東北礦山老板。
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損，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階級的尊嚴被碾壓、被踐踏。
在寧浩的電影《心花路放》中，馬蘇飾演的在云南大理從事三陪服務的女人，即操著東北口音。
不知是否寧浩有意為之，但電影場景頗具黑色幽默。
在歐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也有相當大比例的捷克女優——經歷了國家解體的捷克，和中國東北地區如出一轍：遭遇了社會制度變革、休克經濟療法，整個國家的重工業基礎毀于一旦。
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女人，往往就會成為時代翻覆的最直接犧牲品和最現實寫照。
10
今天的人們往往會不屑于東北人曾經的“鐵飯碗”，認為是國家過分照顧、讓東北人“貪了舊制度的便宜”。
事實上，東北人的鐵飯碗從來就不是白端的，鐵飯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犧牲。
計劃經濟，準確來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準戰時體制”，以應對北方蘇修和東面美日韓聯軍的威脅。
從抗美援朝到抵御蘇修，沖在最前線的都是東北人民以及東北的國有企業。
國家的要求很簡單：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東北的國企必須能夠迅速轉入戰時狀態、擴大軍工生產、支援前沿戰線。
像典型的哈爾濱自動化儀器儀表廠、哈爾濱風華機器廠，就專門有一條軍工線，專供戰時。
所以東北的國企工人可以視為“全員戰士”。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
想想當年高崗是怎么起勢的，就是在搞建設的同時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在東北后方為彭老總輸血。
結果1991年，偌大的蘇聯突然崩了，中國頓時失去了北方威脅，壓力盡釋，東北國有企業的龐大福利也瞬間成了一種“累贅”，進而壞賬、積債……
同時，自1979年就逐步廢止的知青下鄉政策導致了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召回城市，強行往國企里面塞，造成了體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鍋飯、“一份工三人干”等惡況（那些沒能進入國企的青年便游走街頭無所事事，隨即迎來了83嚴打……以致于后來又迫于無奈、搞了一段時間的“知青重返農村”運動），這些也是在人為地給東北國企敲響喪鐘。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發難：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
相當一個多數干部，跟x路線走，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不講究無產階級政治；蘇聯之所以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蘇東都沒有搞過民主改革系列的領導權建設，沒有這樣的政治可供破壞和毀損，這個問題意識和眼光就不存在。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一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赫魯曉夫除了物質刺激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不想其他的辦法。
僅僅十年之后，自1979年開始，以武漢國棉一廠廠長張保新的回憶為代表，國企工廠的權力開始“上升化、壟斷化”，比如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就被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
可以說，1979年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已開始逐漸褪去《鞍鋼憲法》的痕跡，而越來越多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進入八十年代后，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
宣傳《鞍鋼憲法》時，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在《漫長的季節》里，正是宋玉坤這樣的人物。
最先發現這一變化是法國學者貝特蘭，他尖銳地指出問題并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
正是從這種“工廠專制主義”開始，到了1984年，“一長掛帥、四總當家”也被擺上臺面。
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將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廠長取得如下權力：廠長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廠長任免或聘任中層干部；廠長提出工資和獎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業享有勞動招工權，有權決定用工形式；廠長可以制定企業的重要規章制度，可以獎懲職工，包括“晉級獎勵和開除處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法規，明確：
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隨后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有77.6%。
通過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使企業財產所有權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權；廠長獨攬支配生產資料使用、產品分配、獎懲勞動者等權力，獲得了可以開除工人的無上權力，在工廠中形成了“對工人的專制”。
按照毛主席的話說：
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資本的力量一旦在企業中取得優勢，就必然按照獲取最大剩余價值、最快增殖的邏輯發展，管理層盜竊國有資產、私開小工廠的現象就自然出現了。
在我看來，這才是毀掉國有企業的真正元兇，它為解體和下崗埋下了伏筆.
前文提及的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曾經有言說：
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
那么沈陽的財富“分”給了誰呢？
1999年初，時任沈陽副市長馬向東、財政局長李經芳、建委主任寧先杰三人，在澳門頻繁出入賭場，被國家相關部門一舉拿下；一年后，“東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陽王”劉涌正式被公安機關逮捕，其背后靠山、時任沈陽市長慕綏新隨即下野。
慕市長與之前落馬的馬市長就此一起落位沈陽歷史，江湖人稱“慕馬案”。
那場震動幅度巨大的沈陽官場大地震，牽連甚眾，總涉案人員達100多人，其中副省級1人，副市級4人，僅各級的“一把手”就有17人，貪腐金額達數百萬美元。
至于曲婉婷她媽那種，涉案金額近3.5億元人民幣，換作了曲婉婷留學加拿大一年20萬、一學就是九年的學費……
回到“雞”的話題，彼時恰逢中國大量引進白羽雞，相較于傳統的三黃雞，白羽雞生長周期快、肉質也不錯，中國的養雞業快速成長、一躍成為了世界三大白羽肉雞生產國之一。
市場上的鮮雞供應由此達到一個可觀的規模，這也讓雞架在東北的“下沉市場”逐漸流行，成為貧苦又好聚眾飲食的下崗工人熱愛的食物。
肉少骨多、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架，能夠被東北人做出花來，以致于到今天形成了十幾種吃法、甚至可登大雅之堂、成為沈陽飲食文化的一部分，這是勞動人民的智慧所就。
一如過去重慶江畔的碼頭工人撿食各種動物腎臟下水涮燙食用、造就了獨具特色的重慶火鍋；又如《鋼的琴》里，一群工友們可以在破碎的工廠里用廢物廢料做出一架嶄新的鋼琴。
工人階級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小小餐桌上，在塵塵廢墟里，總是不屈的，總是不死的。
但是苦中作樂，不應因樂而忘記舊苦。
如若有錢吃肉，誰愿意啃雞骨頭啊？
老舍的《茶館》里有這樣一句臺詞：
我愛咱們的大清國啊，我怕它完了，可是…誰愛咱們啊！
姜文的《一步之遙》里也有一句臺詞：
感謝大清亡了國嘛，咱都是暴發戶！
一個轉身，兩個階級。
顯然，有一個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觀史實是無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謂的“下海潮”，本質并不是貧民階層的致富經，而是各路二代們的斂財路與洗白池。
普通的群眾階級是沒有資源和本事創建聯想集團等時代性民營企業的，等待他們的除了大下崗，別無其他。
工人階級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后面。
11
曲婉婷這樣的人，她們之所以能夠走上寫歌唱歌的職業燒錢道路，正是源于黑手攫取國有資產的“英雄母親”（曲婉婷自己的話）。
在1999年，那個人均工資只有一千多的時候，張明杰就給女兒曲婉婷買了一架鋼琴——當年的鋼琴價值多少錢？看過電影《鋼的琴》的人都知道。
《鋼的琴》的導演張猛曾回憶：
1999年，我在鐵嶺評劇團看到一架木質鋼琴，是當時他們團里的人做的，那時候我開始想這架鋼琴的故事。
鐵嶺有一個鋼材市場，里面有一大堆失業的工人，他們失業后買了跟自己以前工作時一樣的機床，變成了一個個小作坊，但其實這些工人們又都集結在一起，你想做個什么東西都是在這個市場里完成——兩個“念頭”碰撞到一起，就萌發了《鋼的琴》的創作。
一個人在突然失業后面對社會時最陣痛的時期，是我一直想拍的，我不想人們把那個時代遺忘掉。
正是在“那個時代”里，張明杰送曲婉婷去了加拿大音樂學院上學，一年學費20萬+，一讀就是九年。
后來，“學成歸來”的曲婉婷回國開演唱會，門可羅雀，無人問津，于是豪氣的張明杰便大手一揮把一張張上千的門票自己買下來，然后白送出去！請人來聽她女兒的演唱會。
2019年8月，哈爾濱中級法院開庭，此間檢方去掉此前指控張明杰的貪污罪，將原有三項罪名變更為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
曲婉婷在2015年接受哥倫比亞大學采訪的時候說：
我的母親是我的英雄，她是一個勤奮的人，她給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管她是如何得到的。
曲婉婷奢華的海外生活和昂貴的音樂學費，是數千國企退休工人的安置費、是所有工人養家糊口的救命錢。
而張明杰貪污受賄、賤賣國企土地，卻把那些曾經為了建設國家奉獻了自己一生的國企工人，當作包袱輕輕松松甩掉、斷了數千家庭的生計。
當年種場有566名職工被違規解聘，那些工齡接近20年的老職工，其遣散費不足2000元。
失業之后，所有工人沒有退休金、沒有安置費、沒有一分錢的收入，在零下幾十度的哈爾濱冬天這些“被下崗”的國企工人們生活有多艱難可想而知，其中有一名職工因患病無醫療保險治療，最終上吊自殺。
真的是人間悲劇。
至于曲婉婷？走上歌星之路、收割粉絲韭菜、裹挾輿論流量，就可以化身音樂偶像、洗白資本原罪，真的是“完美犯罪”。
娛樂圈里像曲婉婷這樣帶著原罪“追尋夢想”的玩意，一點都不少。
比如華晨宇的大伯，湖北鑫銀貴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讓說嗎？
跋
2015年12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
2016年3月，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黑龍江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國有企業要‘借東風’，激發內生動力，在競爭中增強實力”；
2018年9月，在東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開深入推進東北振興座談會，強調“要依靠創新把實體經濟做實、做強、做優，堅持鳳凰涅槃、騰籠換鳥，積極扶持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盡快形成多點支撐、多業并舉、多元發展的產業發展格局。”
…………………………
“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一切權力服務于人民。領導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決不能把它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2010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黨章中的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2015年10月29日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當共產黨的官，當人民的公仆，拿著國家資源去搞行賄受賄、去搞權錢交易，這個賬啊，總是要算的！”——2021年3月5日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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