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今天,下午14時28分4秒,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映秀鎮、面波震級8.0級的汶川大地震,驚動全國,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汶川地震嚴重破壞地區面積約50萬平方公里,其中極重災區共10個縣(市),較重災區共41個縣(市),一般災區共186個縣(市);在四個月時間內共計造成69227人遇難、17923人失蹤、374643人不同程度受傷、1993.03萬人失去住所,受災總人口逾4600萬。
關于地震,或慘烈或溫情,十多年來各媒體已有諸多視角的報道敘述,我想聊聊的是當時汶川救災過程中我軍繼1998年長江世紀大抗洪十年之隔后,又一次展現出的武裝動員能力。
今再回望,歷史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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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03年的非典發生于黨的大會(2002)之后,這場汶川地震又是一場發生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一年后的災難。
先來看一看汶川地震之前的國際形勢。
就在地震爆發前一個月,2008年4月7日,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來到法國巴黎,27歲的火炬手、也是我國著名女殘疾擊劍運動員金晶在傳遞過程中,突然遭到埋伏在巴黎街頭的藏毒分子的襲擊。
藏毒分子試圖從坐在輪椅的金晶手上搶奪火炬并毀壞,但是金晶當時拼命用嬌小的身體死死護住奧運火炬,沒有讓藏毒分子得逞,可謂捍衛了奧林匹克尊嚴,也捍衛了國家尊嚴。
這次事件直接導致了國內轟轟烈烈的“抵制法國家樂福”運動,是2012年保衛釣魚島運動(抵制日貨)之前我國最大聲勢的反洋浪潮。
這股愛國主義聲浪的最高潮也是那一時期伴隨奧運氛圍達到的民族情緒最高潮,客觀上也一定程度加劇了中西方的對抗,進一步促使了西方媒體對北京奧運的歪曲抹黑和隱性抵制。
正如去年我們經歷過的西方媒體群體性潑污北京冬奧會,十五年前某些西方輿論機構甚至將北京奧運會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相提并論。
時任德國聯邦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基民盟黨人波倫茨就聒噪:
德國運動員不該前往北京參賽!
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當時憂慮
地震可能讓中國失去奧運會。
美國之音則幸災樂禍:
災難,混亂毀了中國‘慶祝’年。
最窮盡力氣攻擊北京奧運的就是南希·佩洛西——就是在十四年后公然竄訪臺灣省的老女人,美國眾議院議長,自中國1993年首次申辦奧運會以來她就率領其反華團隊不斷發出噪音,反對和抵制北京申辦奧運,加劇了奧運政治化。
2001年2月時,佩洛西曾伙同蘭托斯、考克斯等反華議員反對北京申辦奧運,聲稱:
中國在上次申辦奧運會后的八年間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就在巴黎火炬傳遞鬧劇中,佩洛西再次攪動世界輿論,以此前的3.14拉薩暴亂為抓手,公開會晤藏獨老和尚。
在參觀藏人寺廟時,兩人甚至手牽著手,刻意表現出關系非同一般。
同時,就在2008年上半年,美國軍方與臺灣偽府達成協議,在2007年9月和11月已經連續對臺軍售價值22.3億美元的P-3C巡邏機+標準二型導彈和價值9.39億美元的愛國者PAC-2+升級套件的情況下,繼續謀求在2008下半年向臺灣出售總價達64.45億美元的4套愛國者導彈發射組、330枚愛國者PAC-3型導彈、30架AH-64E阿帕契直升機30架、32枚UGM-84L魚叉block 2型等武器。
同樣是在上半年,2008年3月下旬,美軍“小鷹”號航空母艦駛離母港日本橫須賀基地,開往臺灣海域,與美軍核動力航母“尼米茲”號匯合
在2007年夏天時,美軍就曾動員兩萬人、330架戰機和三個航母戰斗群(斯坦尼斯號、小鷹號、尼米茲號)的超大規模兵力,在中國即將召開十七大之際,于關島海域舉行“2007勇敢之盾”海空聯合軍演。
其演習假想區域正是設定為臺灣海域,彼時美軍還叫囂:
絕對有各種能力處理在亞太地區的所有危機。
而2008年3月再調航母奔赴臺海的目的只有一個:為所謂“臺灣大選”以及陳水扁所謂“入聯公投”造勢,挑釁中國。
從3.14中國拉薩暴亂起始,配合著格魯吉亞局勢(薩卡什維利配合美國、強行侵占與俄羅斯交好的南奧塞梯),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2008年上半年對東北亞地區的武裝逼近可以說是磨刀霍霍。
這就是汶川大地震爆發之前的國際形勢。
2
再來說說地震爆發之前的國內局勢。
2008年4月12日,美國之音官方“通令嘉獎”了《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長平,表彰他在“捍衛新聞自由”、“擺脫政府控制”、“促進社會民生進步”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
美國之音還旗幟鮮明地宣布:
南方報系代表了中國媒體未來的方向。
那是金晶巴黎火炬騷亂的五天后。
于金晶在巴黎的遭遇,不論是對事件本身的報道,還是對后續引發的國人反法反洋浪潮,南方系媒體集團的口徑態度都是一致的嗤之以鼻、冷嘲熱諷。
同時,南方系對3.14拉薩暴亂的姿態也是“另成一派”。
事實上,早在之前的2007年末西藏老和尚和新疆老婆娘雙雙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時,《南方都市報》 就于2007年12月17日特刊社論所謂“《國家榮譽制度當奠基于人類普世價值》”。
該文落筆可謂重拳出擊:
就像諾貝爾和平獎,無論這個獎項頒給誰,它都會堅持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守衛人類和平的道義責任……
那一時期,鼓吹“拆了故宮建白宮”的南方系輿論攻勢,經歷過的同志應都有印象。
也是在那一時期,“軍隊國家化”的論調在南方系的鼓動下登上中國輿論舞臺,對解放軍的潑污、對人民軍隊政治功能的歪構成了2008年比較顯性的爭鋒。
南方系攻擊解放軍、解構和挑撥軍民關系由來已久
正是在這樣內外夾擊的局面下,汶川大地震爆發。
是成為壓垮神經的最后一根稻草,還是成為扭轉內外交困格局的契機?這支在八十年前由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人民軍隊,最終在川西大地給出了答案。
3
地震發生10分鐘后,中國地震局發布的第一條震情短信被送到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國家救援系統當即啟動。
當天下午,胡主席緊急通過內電向中央軍委首長要求:
動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以最快的速度、用最短的時間查明災情。
隨后解放軍抗震救災指揮組組長,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陳炳德,立即傳達貫徹重要指示,并特別交代應急辦:
這是特殊時期,要建立特殊機制,簡化程序,急事急辦,特事特辦,重要信息不必綜合,可以直接用白紙條傳來。
全軍旋即迅速啟動應急機制,成都、蘭州兩大軍區第一時間派出部隊奔赴災區。
12日下午15時40分,陳炳德簽呈了第一份出兵命令:
派某集團軍工兵團國家地震災害緊急救援隊趕赴災區。
12日傍晚18時10分,胡主席打來電話,詢問部隊救災準備情況,陳炳德報告:
部隊4400人正在向災區機動,但道路保障情況不好。
12日傍晚19時20分,陳炳德急電四川省軍區作戰值班室,要求省軍區蘇巍副司令員:
馬上組織部隊進入災區,民兵預備役部隊可以直接行動,現役部隊也可邊行動邊報告,在災區附近的一切部隊都可以使用!
但是災區的滿目瘡痍僅靠駐災區附近的部隊遠遠不夠,必須立即大規模增兵。
根據1998年長江抗洪的經驗,為加快部隊投入速度、便于組織指揮,同時考慮到當時全軍部隊執行戰備訓練任務情況,軍委內部一個“集中使用濟南軍區部隊、適當調集其他部隊、多路多方式開進”的方案逐步形成。
12日晚間21時34分,陳炳德不顧程序,直接急電濟南軍區范長龍,下達預先號令:
濟南軍區兩個集團軍必須立即做好執行抗震救災任務的準備,隨時待命出動。
12日晚間22時34分,胡主席向陳炳德來電:
當務之急是救人!兵力出動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陳炳德向胡主席提出:
為加快速度,建議派空軍的空降兵趕赴災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派小分隊傘降查看災情。
胡主席當即同意,并要求注意空降兵傘降的安全。
陳炳德隨即報告軍委,并與空軍指揮領導通話商定有關事宜,要求空降兵某部隨時準備出動。
12日晚間23時50分,胡主席再次來電話詢問部隊抗震救災部署情況,陳炳德報告:
重災區是汶川、北川、綿竹、什邡等地,成都軍區某集團軍1萬人正準備緊急機動,空軍空降兵某軍6000人明日早上8點出發,防疫醫療分隊同時趕赴災區。
一個小時后,經胡主席和中央軍委審批,總參謀部發出《關于參加抗震救災的命令》,正式做出調動第一批達3.4萬名官兵規模的救災軍隊參加抗震救災的軍令。
一時間,舉世驚嘆。
就在12日當晚,成都軍區某集團軍一支22人的先頭突擊隊首發出陣。
由于交通地貌全部被毀,突擊隊全員徒步向震中映秀鎮進發,于13日中午12時火速到達,并第一時間向中央報告了映秀鎮災情。
13日晚間23時15分,200名武警官兵冒著生命危險,強行軍到達汶川,用海事衛星電話向中央首次報告了汶川縣的災情——汶川,這個與世界隔絕了33個小時的孤島,等來了解放軍!
14日12時25分,武警8740部隊在震后兩個小時內于參謀長王毅帶領下,逾600名官兵緊急出發、向汶川開進。
其中,15名空降兵不顧大霧彌漫、無地面信號引導、高原山地無空降場的環境困難,冒死帶傘跳出機艙營救——說實話,在氣象地形等極為復雜的情況下,超常規實施傘降,風險是很大的,這已經與戰時狀態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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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12日地震當晚,全軍緊急抽組50支醫療隊,次日全部空運進入災區。
從12日到15日的3天時間里,我軍武警部隊和解放軍部隊共出動近11萬官兵,從數千公里以外軍區挺進受災最嚴重的58個鄉鎮。
這些部隊除成都軍區之外,都是來自全國各省的軍區,最主要的是北京、濟南和蘭州等軍區的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武警等單位。
其中包括各大戰區特種兵、海軍陸戰隊和空降十五軍等20多個兵種,通過空中投送、鐵路運送、公路摩托車甚至徒步行進的方式,晝夜兼程向災區疾進。
震后40小時內,我國鐵路部門響應軍委要求,專門為救災行軍開通25列專車,運送搶險部隊達1.5萬人次。
此外,由于汶川地區為山地,地形崎嶇陡峭,當時直升機救援是核心中的核心。
但是十五年前我國空軍發展遠沒有現在這般強大,不論是軍用直升機還是運輸機,我空軍規模也遠不如眼下。
為保證能更快的完成救援任務,當時汶川災區幾乎調動了各大軍區的所有直升機,中國民航和空軍共出動各種機型飛機達7084架次。
短短一周內,所有的受災村都有救援部隊挨家挨戶的進行搜救行動。與此同時,800萬噸物資通過公路、鐵路和航空的方式向災區運去,抗震救災專用物資足足裝了416個火車車皮。
整個抗震救災期間,全軍共108支醫療隊、3700名醫務人員趕赴災區,救治傷病員達80萬人次,收治傷病員7萬余人,以最大努力挽救受傷人員生命。
在地形復雜、氣候多變的川地條件下,陸航部隊出動上百架直升機飛行4000多架次,轉移危重傷員、解救被困群眾7800余人,空運空投救災急需物資2200多噸。
5月16日,胡主席乘專機趕往四川在綿陽南郊機場落地,后坐大巴前往災區,穩定軍心和民心。
這一切,西方世界全部都看在眼里。
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兵力最多、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縱觀整個人類軍史,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軍隊都難以做到,直到今天。
從紙面數據看,3天集結11萬大軍的速度或許并非世界第一,戰備水準最高的美軍曾做到在2天內集結10萬人的記錄——但美軍的這個記錄是在事先有完善的規劃且準備協調好了所有交通工具和一切路線后才達成的。
而十五年前的中國事先并沒有任何規劃和準備,完全是在突如其來的地震爆發后隨機應變和臨時決定的情況下所達成的動員規模。
同時,在地震發生后通往災區的很多道路都被摧毀,我軍不但沒有現成的道路,反而還需要自己修路后才能通行。
這已然是又一次長征的再現!
如汶川威州鎮,一座橫跨岷江的光輝的“紅軍橋”,1935年時紅四方面軍主力曾受阻于此,七十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救災中又一次阻攔我軍步伐,然而人民子弟兵竟又一次徒步跨越這座天塹,救汶川百姓于危難之中。
震后一天,通往北川和青川的道路被搶通;
震后兩天,通往平武和臥龍的道路被搶通;
震后三天,綿竹至北川的道路被搶通;
震后三天,第一條通往汶川縣的道路被搶通;
震后五天,通往映秀鎮的道路被搶通;
震后十二天,寶成鐵路109隧道被搶通。
BBC當時評論:
中共的軍隊已經三十年沒有作戰任務,但是在四川的緊急行動還是徹底地展現了這支軍隊的即戰力,特別是發達的指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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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角度看,當時汶川救災所體現的十萬級別規模的調兵和諸兵種協同作戰的實戰能力,令西方世界、特別是軍界——尤其是日本軍界、美國軍界和臺灣偽軍,極為震撼,不得不重新評估解放軍的戰時水準和中國的戰備標準,也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對華政策。
此后,以輿論滲透、文化顛覆為主的顏色革命重新抬頭,成為2008年下半年上臺的奧巴馬政府核心的對華打擊策略。
汶川大地震的二十七年前,蘇聯曾經舉行過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西方-81軍演”。
當時蘇軍出動了十個以上的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和近衛坦克軍,在前線航空兵 遠程航空兵以及國土防空軍的伴隨下,進行了大縱深裝甲合成突擊戰術的演練。
那場軍演,蘇軍出動的總兵力超過五十萬人,可謂鐵流滾滾,聲勢駭人。
當時的西歐諸雄在顫抖,美國媒體也在隱憂,可是真正聰明的、藏在深宮處的那一小撮美國大佬卻在暗笑。
從“81軍演”,幾乎就已經能夠預見蘇聯的悲劇和美國的勝利了。
因為這支看似龐大且強大的帝國主義軍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軍隊——已經完全沒有一丁點蘇維埃人民軍隊的模樣。
美國人從來不畏懼你的鋼鐵洪流,美國人真正畏懼的是你的共產主義思想,是你的社會主義制度。
作為對比,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我軍作為一支「人民軍隊」的風范,才是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觀察分析、特別是對解放軍戰斗力的先前評估。
一支能夠用血肉之軀為汶川災民開辟天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遠遠要比一支坐擁“沙皇炸彈”“T72坦克”的蘇聯軍隊,更讓西方感到恐懼。
除了我軍的“人民性”,另一個在當時為西方側目的就是汶川救災過程中基層黨建的重塑。
這一點,不得不提時任國家副主席的領袖。
十五年前,領袖赴四川考察抗震救災工作時,重點談的是黨的建設。
每到一處,他都要了解在抗震救災中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發揮作用的情況,著手建立“帳篷黨支部”。
在察看四川巴蜀江油發電廠設備損壞情況時,他就要求企業黨委發揮核心作用、必須第一時間組織黨員干部加固廠房、搶修設備。
如今,神華四川能源公司江油發電廠雖已經歷了改革重組的變化,但企業黨組織把方向、保落實的領導核心作用沒有變。
一個黨組織就是一個戰斗堡壘,千千萬萬共產黨員就是災區群眾的主心骨。
實踐證明,抓好基層、打好基礎,是我們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的重要保證,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不能放松。
十五年前,中央組織部經研究決定:
在特大災難面前,部分黨員自愿交納大額黨費支援災區,雖然過去沒有先例,但這是在和平時期遇到特殊重大情況時,黨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具體體現,是發揮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有效載體,是增強黨的號召力、凝聚力的有益嘗試,應當予以尊重和鼓勵。
新疆、內蒙古、廣西、海南、貴州、西藏、青海、寧夏8個本沒有援建任務的非災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黨員們不約而同的上交了這筆“特殊黨費”。
截至2009年9月30日,這8個沒有援建任務的非災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接收捐贈款物28.63億元。
捐贈款物支出22.49億元,其中用于應急搶險0.89億元,用于災后重建1.18億元,其他重建支出0.35億元。
而全國的4559.7萬名共產黨黨員繳納“特殊黨費”的總額達到97.30億元——這個數字,當時恰好相當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黨員交納黨費的總和。
汶川十五年,「共產黨員」這個稱號穿越時空愈發響亮。
跋
救災能力,就是戰爭能力。
這一點,在過去三年(特別是2020年)的全球抗擊新冠肺炎大業中已經體現了各國各軍在應對突發災難時的指揮部署能力、兵種協同能力、物資調配能力、工業再生能力等,其參差不齊的現狀。
不要說對比中國解放軍的火速調兵動員(如空軍調動運-20從上海直飛武漢),某些國家的軍隊竟然自己都能“中招”感染新冠,這種重大技術失誤是軍隊紀律的嚴重缺失、也是動員滯后和組織能力低下的顯性表現。
領袖領導下的我軍軍改已逾六年,七大軍區改五大戰區也逾六年,改編武警部隊歸中央軍委直管逾四年,聯勤保障部隊、戰略支援部隊等或新軍種、或新副戰區級部隊迄今也成立近六年。
包括抗擊疫情在內的諸多救災行動中,其實戰能力都在宏觀或微觀的層面得到了檢驗,如2015年尼泊爾“4·25”地震中的西藏樟木大轉移,4250余名群眾全員撤離;再如2015年四川“8·13”特大泥石流,綿竹清平鄉5400余名群眾提前撤離;再2017年的九寨溝地震,僅用21小時將6萬多人從震中轉運疏散到安全地帶——乃至今年的蘇丹撤僑,這些人民軍隊的壯舉都是相當值得欣慰的。
欣慰的不僅是我軍的作戰水準在軍改中得到了提升,更欣慰的則是從1998年的長江抗洪,到2008年的汶川救災、2020年的抗擊新冠中得見:1997年的十五大和2012年的十八大,兩次扭轉政治頹勢、重塑軍隊靈魂,純潔初心不變。
這支軍隊,始終是一種人民軍隊。
如毛主席說的:
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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