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東莞“無人工廠”的建立登上了中國各大報紙的頭條。這一看起來有點未來主義的場景使得工廠拿到了當地政府發放的津貼。

　　20世紀10年代中期，由于勞資糾紛和農民工的短缺等問題，多個工業城市出臺了像東莞一樣的激勵政策，以期廠商更新技術，加快實現自動化。在2013年，中國成為了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這一步伐在2015中央政府出臺“中國制造2025計劃”后再次加快；在2019年，全國共售出140,500臺新機器人，是五年前的兩倍。

　　然而“技術進步如何影響工人”這一問題仍有爭議。不論是自動化對國內外龐大勞動力群體帶來的潛在風險，還是國內近年來伴隨機器人化而出現的越來越洶涌的勞工維權浪潮，這些現實問題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中國工人會為分得“機器人紅利”而斗爭嗎？中國的技術升級軌跡與全球北方的有什么不同？本文作者從自動化進程對就業的影響、對工人技能的影響、工人對于工廠技術提升的反應以及兩個實際案例對前面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分析。

　　自動化對就業的影響

　　盡管中國廠商的技術升級只開始了幾年，但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已經令人擔憂。在作者親自調查的四個東莞工廠中，勞動力在每條生產線大約減少了67%到85%。根據東莞市的公開數據計算得出，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率大約是每條生產線74%。

　　但是，暫時我們沒有看到大量因此失業的工人游蕩街頭。原因如下：第一，廠商技術升級是逐步進行的；第二，流動工人周轉率很高、工資結構特殊，雇主可以用其他策略逼迫工人退出。例如，在東莞，加班工資占約占每月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那么雇主只需要減少加班就會迫使工人辭職，同時也不需要支付強制性遣散費。第三，少數工廠會借機吸收剩余勞動力以擴大生產規模。

　　自動化對工人技能的影響

　　此問題同樣富有爭議。布雷弗曼及其信徒秉持著自動化過程對去技能化的信念，認為此過程完成了“概念”與“實操”的分離。而與此相反的“高技能”假設則認為計算機化會幫助工人獲得知識，例如社會化、對社會快速變化的反應能力等。這兩種說法都因帶有技術決定論的傾向而遭到批判。William Form則提出技能的改變依賴于“技術的種類、產業組織、工會實力以及其他許多因素”。因而，引進先進設備時，對工人的培訓仍然十分必要。

　　在國內熟練手工藝人群體中，因為他們工資相對較高、也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去技能化的過程在這一群體中體現得十分明顯。例如，在東莞，一個經驗豐富的木匠一個月可以掙6000-8000人民幣——而2015年本地的平均工資只有3489元。汽車制造工廠中，經歷了崗位輪換制度的多能工人雖然也很難被替換，但經過技術升級后的工作被自動化大為簡化，他們對于雇主來說遠沒有那么重要了。

　　對女工的影響方面，傳統觀點認為機器可以減輕人力勞動強度，從而對女工的權益有益。但是實際上，多數雇主在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都持有對女工“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等刻板印象，女工反而比男工人獲得了更少的培訓機會。

　　對工人的訓練方面，由于國內以前的發展道路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生產，故制造商對給工人提供訓練的積極性也普遍不高，給出的培訓質量和內容也是參差不齊的。作者調查學習的8家制造商中，只有一家從事高精度金屬加工的工廠在培訓工人，因為工藝流程對工人技能有基本要求。同樣地，東莞地區的勞動力流動率相當高，也少有工人愿意將收入用于新技能的學習中。

　　工人對于自動化進程的反應

　　近期的研究表明，一線生產者們對自動化是漠不關心的甚至是帶有敵意的——接受采訪的工人們認為他們可以輕松找到新工作，只有不到30%的工人擔心他們會因此失業。同時，大多數工人接受采訪時將技術進步視為必然的，而他們很少人真正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行動。例如，一位富士康的工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不太擔心被機器人替代，因為沒有人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如果被解雇，就去其他地方工作。

　　文中給出了兩個工廠的工人對于自動化進程的不同反應與結果。生產家具的D工廠沒有工會，而伴隨著自動化進程，老工人們失去了強大的議價能力。他們的罷工，在雇主眼中也沒有以前那么有威脅。為日本生產汽車配件的T工廠工人們雖然依靠集體談判制度減少了一些損失，但是自動化以來福利的銳減、工廠人數的減少、被開除的資深員工、大打折扣的遣散費等，都很難令他們將這次集體談判的結果解讀為一場勝利。

　　結語：機器的掌控者？

　　上世紀60到80年代的工會行動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確實一度為勞工權益提供了保護，但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工會削弱等負面影響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在主流意識形態中技術決定論的影響下，大多數工人將工業自動化看做不可逆的趨勢，但是08年次貸危機后，一些老工人也開始逐漸質疑機器代替和削弱勞工的合法性，然而這些罷工的目標卻只是獲得和之前一樣的工資和福利水平，而非獲取自動化進程中的更合理份額。這一方面是因為工人沒有參與自動化決策進程的途徑——即便在有集體談判制度的公司也一樣；另一方面是經濟主義的工會也大多關注即時的經濟利益，而不太關注工人的長期權力；其三是我國工人的階級意識仍然處在萌芽階段。早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就指出，資本主義的技術升級意味著機器中的“死勞動”對人類勞動者的剝削，但是由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技術決定論的影響，工人們難以意識到“機器換人”背后代表的含義。只有工人們真正意識到“死勞動”的本質時，他們才能真正成為機器的掌控者，這顯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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