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選拔任用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優秀干部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所在，為此，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導向明確、程序規范的干部任用制度。然而，基于對2013—2019年因腐敗被追究的142名中管干部的案情分析，我們發現了與制度設計目標相悖的另一種景象，即被追究的干部的首次腐敗年齡平均為44歲，平均戴罪從政的腐敗潛伏期約為13年。部分官員在職務升遷的過程中伴隨著各式各樣的腐敗行為，腐敗時間最長的竟達24年之久。除了一部分官員有效隱匿腐敗事實導致組織失察外，還有一些腐敗潛伏期官員在上級知情的情況仍然得到提拔晉升。作為戴罪之身的干部是如何通過層層考察不斷獲得提拔的，其背后的深層次邏輯及運行模式是什么？

　　一種解釋認為，社會關系會對干部晉升產生影響，弱化了原本的干部晉升選拔指標。有學者研究指出，在中國依附權威、以忠誠交換保護是獲取安全感的最佳方式，因此政治官員需要同追隨者結成強烈的依附關系，前者需要后者充實派系力量，后者需要憑借前者的力量保護自身權力。因此，政治標準容易從對黨的忠誠演變為對上級領導的個人忠誠，從而鼓勵政治庇護關系的滋生，使政治庇護關系影響領導的人選和任命。職位資源的稀缺性，以及關系等非正式制度的運作，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官員的行為，引發了政府外部社會個體對官員職位的追求和政府系統內部的謀位型腐敗。

　　另一種解釋認為民主推薦機制、監督機制等程序的可操作性導致了干部任用領域的腐敗。在民主推薦階段，存在簡單以票取人和拉票等不正之風。在考察階段，政績上級認定對領導干部任用中群眾公認原則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解，而擴大自下而上參與也受到法規、非正式做法和黨政干部頻繁輪換等漏洞的阻礙。在事后監督機制上，存在問責主體單一化、問責過程和結果不夠透明、集體領導體制下責任認定困難等問題。盡管增加了自下而上的監督，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并未從根本上重塑干部激勵機制，即取決于上級權威的干部任用權和下級監督之間的矛盾并未解決。

　　盡管有學者關注到，在行政權下放的過程中，橫向問責機制缺乏削弱了上級機關對干部的監督，導致地方主要領導的政治壟斷，中央實際上在干部招募、晉升和監督等關鍵問題上失去了控制權。但卻忽視了地方政府干部任用權失控的過程以及地方干部任用領域系統性腐敗的形成邏輯。現實中不排除官員腐敗行為隱藏較深、腐敗問題沒有被發現而導致的“邊腐邊升”現象，但也存在一些官員腐敗現象已被領導或組織察覺但仍然被提拔重用的現象。本文重點分析干部任用權權力結構和權力過程，挖掘干部任用權在自上而下的發包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權力邊界，探討非制度化運作下干部任用領域的團體依附，以裂變式腐敗揭示地方政府干部任用權失控的成因。同時，依托案例素材分析干部任用裂變式腐敗系統的類型及生成邏輯，對腐敗潛伏期官員晉升這一消極現象進行理論解釋。

　　▍干部任用權的雙重維度：一個“結構-過程”視角

　　從權力結構—權力過程解釋權力現象是一個全面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從這兩個維度對干部任用權進行深入剖析也具有重要意義。權力結構是權力主體之間靜態的、穩定的關系；權力過程是權力主體之間動態的、運行中的聯系。干部任用權的權力結構與權力過程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境中，是干部任用權的根本所在。干部任用權的規定要通過建構特定的權力結構與權力過程來實現，腐敗潛伏期官員不斷得到提拔晉升，必定是干部任用權規定的結構或過程遭到破壞或本身存在不合理之處，被不法分子利用產生的消極后果。

　　1. 結構維度的干部任用權：復合集權與層級管理

　　權力結構是權力的制度化配置，中國政治制度下的“黨管干部”決定了干部任用權是一種集權型權力結構，是一個黨委（黨組）提名權、部門推薦權、部分干部群體建議權、人大選舉權、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權等權力的復合體。在這些權力要素中，黨委（黨組）是決策主體，承擔由誰推薦干部、確定考察對象、醞釀人選、討論決定干部人選、監督檢查干部任用情況等職責；組織（人事）部門是執行主體，承擔分析研判干部、推薦人選建議、執行干部考察過程、受理有關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舉報和申訴等職責；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機關、巡視機構是組織監督主體，承擔監督檢查責任，下級機關和黨員、干部、群眾等構成群眾監督主體。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承擔依法推薦、提名和民主協商等職責，其中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與黨委形成分工制約關系，例如選任制官員由黨委向人民代表大會推薦，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決定任命，而黨委推薦的候選人可能在人大選舉中落選。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成為權力聚集的核心，承擔決策執行、監督制約的雙重責任。

　　干部選拔任用的縱向權力結構呈現層級化特征，主要權力來源于上級，這與現行干部管理“下管一級”的原則有關。按照縱向管理權的不同，中共中央只管理中央各部委和地方省級干部，省級黨委也將干部任命權力逐級下放到地市級和縣區級，中管干部為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備案的干部，其任免權在中共中央；省管干部的任用權在省委組織部，范圍為省屬部門正副職、下轄地級市市委常委及人民政府正副市長、下轄縣（市、區）委書記和縣（市、區）長等。層級化還體現在不同級別干部任用需要向上級管理部門進行請示報告，上級黨委（黨組）、組織（人事）對下級任用干部負有監督責任。各級黨委通過干部任用權管理官員的任命，下級黨委（黨組）通過游說的辦法向上級黨委（黨組）表達對干部任用的意見，互動的結果與下級黨委（黨組）掌握的政治資源以及政治業績有關。

　　2. 過程維度的干部任用權：集體決策與個人負責

　　權力過程是權力的具體運作方式，從整體上看，干部任用是“組織（人事）部門分析研判和動議-黨委（黨組）提名-職能部門推薦-組織（人事）部門考察-黨委（黨組）集體決策”的過程。各個權力主體之間基于法定程序、既定規則開展互動。權力過程主要依賴于同級紀檢監察機關、巡視機構的監督以及權力主體的內部制約。具體而言，干部任用過程呈現有限公開、黨委內部醞釀等特征。有限公開主要體現為在干部任用的一系列過程中，針對干部的動議、民主推薦、考察、醞釀、討論決定等環節通常只在領導層面公開，且參與主體不能泄露任用信息，否則視為違反組織紀律。黨委內部醞釀貫穿干部選拔任用全過程，各級黨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依照黨委議事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決策過程。例如黨委會議召開前存在就議決事項進行醞釀的過程，即“黨委主要負責人對會議議題先行交換意見，統一思想認識，為開好會議做好準備”。黨委決議方式為黨委成員逐項發表意見，以口頭、舉手、無記名投票或者記名投票等方式表決，書記、行政一把手、分管組織工作的副書記、組織部長、紀委書記五人小組為這個過程的重要主體。黨委集體討論的民主集中制，以集中為內核，程序上體現民主的精神，以民主來降低集中的決策風險。

　　▍非制度化運作下的干部任用及其裂變式腐敗

　　總體而言，我國的干部任用權呈現單向、集權型權力結構特征，上級在干部任用中的決定權較大；權力過程各環節獨立性較弱，在上級控制下容易出現制度空轉現象。正是這些制度上的不足，使得部分官員利用職權突破任用過程的法治化程序，在非制度化運作的過程中形成由下級官員向上級蔓延的裂變式腐敗，繼而形成若干個團體依附系統，造成官員晉升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1.干部任用權的非制度化運作

　　干部任用有一套既定的權力運行機制，權力主體在權力行使過程中的變通空間有限。但在大量的干部任用腐敗案例中，規范的干部任用制度在實際過程中并未得到有效執行，非正式權力運行充斥其中，產生諸如考核標準失衡、目標替換、主動索賄等非制度化運作現象。

　　其一，干部任用領域考核標準失衡。地方與中央之間存在委托—代理政治關系，由于委托人——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作為代理人的地方會利用已經得到的授權拓展自己的權力。黨政機關的歸口管理制度，意味著除了干部任用權，地方黨委還承擔經濟發展的關鍵任務或階段性工作。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央對于官員考核的主要取向是經濟增長考核指標，地方政治精英群體將經濟績效作為彰顯政績和向上獲取更多政治資源的砝碼。官員內部考核與控制呈現結果導向、人格化的趨勢，上級依照下級提供的信息進行考核和控制。對于官員個體來說，能否取得讓上級看得到且易衡量的經濟績效決定了個人的政治升遷。例如，上級對干部候選人進行考察時，德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體現在考察材料、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紀實表上，評價要點不僅包括政治立場、思想政治品質、黨性修養、接受教育、組織觀念和執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情況，甚至還列出德行反向測評指標。但從干部黨紀處分文本中看到的卻是與德相悖的情況，如“生活上腐化墮落，大搞錢色交易，道德敗壞”，“目無道德法紀，甘于被‘圍獵’，把公權力變為謀取私利的工具”等，凸顯干部任用過程中選拔標準與實際情況的失衡。

　　其二，干部任用的公共目標被替換為謀取私利的工具。政治決策往往不是取決于決策的整個過程，而是取決于決策過程的某個環節和某個人的意志。上級黨委是干部任用的決策、執行、監督主體，領導干部選拔任用中的決策實現的是職位的配置，擁有職位即掌握了調配公共資源的權力，若將這種權力視為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腐敗者就有了以非法手段謀取這種稀缺職位的動機。在權力失范的條件下，由于某一機構和某一個人的權力超越了制度和法律的束縛，就可能將干部任用的公共權力異化為個人私權，將任用權力的過程異化為謀取利益的權力交易。實踐中，干部任用權中黨委（黨組）與組織（人事）部門的核心地位，往往會演化為黨委（黨組）一把手與組織（人事）部門一把手的個人權力，復合集權異化為個人專權，出現因人設崗、操控過程等現象。由黨委（黨組）集體討論確定干部任用人選的黨委集體決策機制，名義上是任用權集體負責制，實際上是關鍵少數人掌握決策權，陷入“集體決策失靈”。

　　其三，掌握干部任用權的核心主體主動索賄。在干部任用權的分配上，上級黨委（黨組）擁有控制權、監督權等正式權威和否決權、干預權等控制權威。黨委（黨組）在選拔干部時依賴于組織（人事）部門的推薦，組織（人事）部門負責干部任用的具體過程，大多數情況下組織（人事）部門會根據黨委（黨組）的偏好來擬定候選人，在黨委（黨組）無特別意向人選時，組織（人事）部門的醞釀和推薦意見顯得尤其重要。而在干部任用領域的腐敗案例中，個別黨委（黨組）和組織（人事）部門主政官員的實際表現與其所接受的職權委托不一致，利用職權突破任用過程的法定程序，進行人情交換甚至主動索取賄賂。2013—2019年間落馬的142名中管干部中，有140人的罪名為受賄罪，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成為下級官員和企業家“圍獵”的對象。接受賄賂的黨委主要負責人在黨委會討論干部任用之前，以醞釀的形式達成某種共識，致使討論決議變為走過場、走形式。

　　2. 裂變式腐敗：官員團體依附共同體的形成

　　干部任用權的非制度化運作將解構或化解制度規定的權力結構與權力運程，造成個別領導干部非法控制任用權的后果，由此導致人事權依附性強、制度實際約束力下降等，給干部任用腐敗帶來便利，裂變式腐敗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產生并發酵的。

　　腐敗裂變式擴散是指腐敗從個體到群體再到更大群體的擴散過程和倍增現象，它反映了腐敗的迅速擴散對政治體制破壞的嚴重性。在官員普遍關心晉升的情形下，干部任用權的非制度化運作，形成一個由利益共享、利益輸送構成的既相互保護又相互制約的團體依附系統。官員團體依附系統脫胎于“一把手”對干部任用權公共屬性的歪曲、下級對干部任用權復合集權性的曲解，形成于團體依附系統內下級對上級的經濟賄賂、語言賄賂等，并通過系統內的忠誠度控制得以鞏固發展。從構成、行為、過程等維度來看，團體依附系統有如下特征：（1）它既存在于官員與官員之間，也存在于官員與商人之間，從大量案例來看，混合型系統即官官、官商混合是一種普遍形態；（2）對于加入系統的官員來說，系統內的人要優于系統外的人，存在群體內偏愛；（3）團體依附系統內個體之間既有互相保護、互相協助又有互相鉗制、相互抗衡；（4）團體依附系統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群體內生態和群體外環境而不斷推進，可能與其他圈子形成或共謀或斗爭的關系，形成裂變式擴散。

　　官員團體依附系統的運行邏輯為團體忠誠度控制和唯政績的目標導向，通過歪曲、感染、仿效、蒙蔽等一系列方式，將名義上邏輯縝密的選拔干部的制度安排轉化為實現領導個人意志的工具，突破干部選拔任用的制度化程序，造成干部選拔的非制度化運作，導致大量腐敗潛伏期官員得以晉升。首先，控制者在干部醞釀、初選環節，破壞公共權力的基礎，通過歪曲干部任用制度攫取私人財產，維護小團體利益、平衡各種權力關系。其次，當干部任用制度被歪曲時，示范機制開始發揮作用，誘發更多權力主體在干部任用權運行過程中尋租。再次，隨著層層尋租鏈的形成，原本依靠非法上位的個體成為領導干部后，會傾向于把這種生態變得更加惡化，更多的腐敗潛伏期官員得到提拔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適者生存、趨利避害的本能會讓一個正常的官員在制度的歪曲下成為腐敗的主體，開始仿效這種尋租行為。相對穩固的權力關系網絡結成后，團伙內的官員有自我強化的內驅動力，繼而攫取資本、拉攏腐蝕更多官員，鞏固捍衛既得利益。團體依附系統內的上位官員也會不斷擴張關系網絡，對于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推薦范圍以外的領域或職位，也會不遺余力予以控制。最后，腐敗潛伏期官員晉升對官場風氣、官員的社會公信力危害極大，當某一地區的政府、社會中充斥著“劣幣驅逐良幣”“逆淘汰”的情景，基層群眾不再對組織、權威產生信任，興起的自然是干部任用權的非公共運用和對法治的踐踏，干部任用權所產生的消極效應也會延伸至經濟、教育等領域。

　　▍干部任用裂變式腐敗系統的類型及其生成邏輯

　　將選拔“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這一公權力歪曲為實現個人利益和個人政治意志的手段，破壞了公共權力的基礎。將干部任用的復合權力曲解為黨委一把手或組織部門一把手的權力，由此催生、催化了官員團體依附系統的初成，造成干部任用的制度運行結果與設計目標之間的偏差。而在裂變式腐敗系統內，上級出于何種考量致使腐敗潛伏期干部得以提拔，以及這種考量的生成邏輯是什么，是需要深入闡釋的問題。

　　1. 效率優先型：政績考核壓力下對腐敗潛伏期官員的包容

　　德才兼備是官員晉升的重要標準，“德”正向評價要點多為“政治立場堅定、堅持民主集中制、黨性修養好、忠于職守、秉公用權、家庭關系融洽”等模糊性指標，沒有一種簡單的量化方法來測定官員的德行指標是否完成，所以實踐中往往設定德行反向指標，即以最低標準來衡量干部是否達到要求。“才”更多表現為“能、勤、績”的合集，既包括工作創新、業務能力、敬業精神等，也包括履職成效、解決熱點難點問題的能力等，干部的才能體現在轉型升級與質量效益、民生改善與社會保障、文化發展與科教進步、平安建設與環境保護等方面。對官員能力的測評有量化的指標，且不設上限。在“德有下限、能無上限”的干部任用考察體系下，上級的政績導向和下級為晉升而出政績的行動邏輯，引發了對干部德行的選擇性忽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地方官員的廉政風險，擴大了腐敗潛伏期官員發展的空間。

　　從政府組織角度來講，面對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多任務發包，下級政府出于政治晉升激勵形成對上負責的行動邏輯；而面對不同地區間發展的競爭，地方政府面臨巨大的績效壓力，經濟業績突出的官員成為選拔重點。在經濟增長目標管理機制之下，有一套特定的政府行為體系，一般而言，中央制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全國標準線，地方政治精英為獲取豐厚的政治資本和亮眼的政治表現，有動力在中央政府發布的經濟增幅基準線上層層加碼，向下級政府層層發包，而要確保完成甚至超額完成目標任務，需要有能力的政策執行者。對于承擔地方治理重要責任的地方黨政領導來說，選拔出能夠對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益處的官員，實現經濟增長管理目標，有助于凸顯自身政治業績。在“下管一級”的干部任用制度下，省委省政府的業績是由轄區內所有下級黨委政府的業績共同組成的。作為上級的省委省政府更多關心地市縣的業績，即能否為所在省份帶來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效益。政績出干部展現了地方官員在政績激勵下的行動邏輯，經濟錦標賽下隱含著效率優先兼顧廉潔的非法治化選擇，追求經濟政績也會導致主政官員忽略法治建設。

　　從官員個體角度來看，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將經濟績效作為考核官員重要指標的背景下，均有在競爭激烈的干部隊伍中獲取晉升籌碼的動機。在科層制結構中，上級對官員所負責的活動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官員為上級領導提供的信息是有選擇性的，在強調以經濟績效為目標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是顯性指標，且容易衡量；而廉政目標是隱性指標，難以充分掌握和客觀衡量。因而經濟績效成為衡量官員政績最直接的量化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對政治觀、品行的考察。另一方面，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高速發展時期，制度的完善速度落后于問題的產生速度，一些制度甚至成為發展效率的阻礙，官員需要在效率與規則之間進行權衡取舍。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經濟體制下，地方政府掌握一定的經濟裁量權，具有經營土地、開發區建設的多重經濟任務，官員在具體實踐中易突破法治規則，遵從經濟邏輯優先原則。

　　2. 政治控制型：團體依附下的忠誠度控制與潛伏期官員任用

　　“由于結構上把政治代表與行政服務不加區隔地融合在一起，中國政治官僚制內部存在著政治忠誠與勝任能力之間的嚴重緊張”。在團體依附系統內部，官員個體依賴對上級領導的追隨而獲得政治資本、職位升遷和物質財富，通過與上級領導建立穩定的特殊關系實現個人利益，因而在實踐中將對政治信仰的忠誠變成了對上級領導的個人忠誠。

　　為確保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國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來規范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制度規定設置了較低的界限。在權力主導的資源分配模式下，部分官員能夠通過超常規和非程序正義的做法，以人情、金錢等方式突破行政制度約束，擺脫外部監督的掣肘，較快獲取資源以接近目標。這類官員能夠以高效率獲取上級官員的信賴，但在從下往上升遷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沾染突破法治的“原罪”。在中國情境下，“官員個人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違背社會道德、法律和傳統規范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腐敗行為”，干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違法或不道德行為均可能成為上級控制的手段。在團體依附系統內部，上級官員以忠誠度控制作為思想控制的權力。在此情境下，揭發腐敗官員的違法行為，對團體而言鮮有利益回報甚至會引發依附系統內的塌方，因而上級往往采取掩蓋或虛化的態度。團體依附系統內的一些領導也借由對團體成員的控制將系統向前、向上推進，從而謀求更大的利益。

　　3. 權力尋租型：跨越公權邊界的謀利型交易與潛伏期官員任用

　　作為源頭性腐敗的買官賣官成為腐敗潛伏期官員晉升的一大主因，公職人員通過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或主動向他人索取財物，利用職務權威突破干部任用過程的法治化程序，從中謀取利益，此即塞繆爾·亨廷頓所謂的“用政治權力來換取金錢，用金錢換取政治權力”。以S省原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N為例，其買官賣官主要發生在2003—2011年任職L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在調查中，有30人（其中有29人是黨員干部）給他行賄，遍及L市所轄全部13個縣市區。這些黨員干部在給N行賄的同時，也在收受下屬黨員干部的賄賂。這種行為的發生主要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地位不平等引發官員心態轉變，初步形成官商相互支持的關系網。官員政治地位與商人經濟地位之間的落差，導致官員心態發生轉變，希望通過尋租方式換取平衡。第二階段，官商關系網從下往上蔓延，并從經濟領域滲透至政治領域。官員以入干股的形式獲取經濟利益，或通過幫助商人擺平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障礙獲利；商人也會資助官員晉升，以獲取官員未來的幫助。在這個利益共同體中，企業會通過官員權力在資源審批、資源整合、土地征收以及社會關系疏通等方面獲取利益。官員在升遷過程中需要花錢“公關”時，企業就充當買官賣官資金中介，甚至在各方利益團體中充當中間人的作用。第三階段，地方主政官員帶頭進行權錢交易，形成惡劣示范。官員被“圍獵”的過程是從突破受賄“豁免底線”開始，一旦突破底線，就從選擇性受賄逐步變為習慣性受賄。第四階段，制度設計的干部選拔任用標準虛化，送錢多少成為干部提拔的標準。下級想獲取升遷時，就向上級主動提出隱晦表達，在獲取積極回復信號后按照“行情”送錢。但在形式上，官員的任免還是按照嚴格的組織程序進行，至少一切都要看上去“合理合規”。“書記說出來，組織部長記下來，碰頭會上定下來，常委會上念下來，墻上一周貼下來，過場這樣走下來”，這種政治環境會影響不少官員的心態和行為，他們從期望落差到心態發生變化，從認知轉變再到行為轉變，一步步成為權力異化市場的一份子。

　　在異化的干部任用權力市場，作為上級領導者扮演甲方角色掌握干部任用權及其他稀缺資源，而具有晉升需求的官員則充當乙方的角色，這種簡單的供需關系構成了買賣雙方交換的基礎。謀利型尋租行為形成了一個“企業家-下屬官員-乙方官員-甲方官員”權力尋租鏈，企業家基于競爭性經營與干部所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土地開發權形成合謀關系，乙方官員為謀求官職的進步而向企業家索賄并向上級官員行賄，干部任用權力成為了商品和等價交換物。

　　如果一個官員在步入仕途晉升通道的第一步就伴隨著貪污、賄賂等違法行為，那么其取得權力后必定會期待攫取更多財富。在科層制權力結構中，作為一個相對低層次系統的甲方可能是相對高層次系統的乙方，官員層層賄賂，一個系統上方有更高級別的系統，系統具有不斷向上推進的內驅動力，從而使非制度化運作成為干部任用的實際運行規則。謀取官職的源頭性腐敗必然造成系統內的官員個體更多考慮上級領導的需求而形成唯上的政治邏輯，嚴重破壞當地的政治生態和發展環境。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列的干部任用裂變式腐敗系統的三種類型在現實中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存在相互交融的情況。

　　▍結論與討論

　　干部是公共政策的執行主體，干部的素質和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標。中國特定的制度安排決定了地方政府掌握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的多數資源，而公共資源的有效運作需要依靠政治精英群體來完成。為此，中央確立了一套程序公正、目的明確的選賢任能制度，官員可以憑借工作實績和道德考察，獲取政治晉升機會，成為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推動力量。然而，基于對腐敗干部的案例分析，發現個別干部在已然違反法律的情形下依然得到晉升，凸顯地方政府干部任用權的失控，剖析這背后的深層次邏輯，可以為防止公權力專斷濫用提供樣本借鑒。從制度角度分析，干部任用體系諸如選拔體制、交流機制、群眾基礎考察機制、領導小組討論機制等設計較為嚴密合理，如果僅從社會風氣、官本位思想等角度解釋這種腐敗情況，可能會將現實問題簡單化。干部任用制度本身并不會造成腐敗行為，是行使權力的腐敗官員將公權力進行了非公共運用。權力主體會依據制度情境進行感知和判斷，由此引發權力運行方向的變化。

　　基于對腐敗官員案例的觀察和實證調研，本文從權力結構—權力過程的雙重維度入手，對干部任用權進行解構。結構維度來看，干部任用的提名權、推薦權、建議權等雖然掌握在不同主體手中，但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仍掌握權力核心；過程維度來看，干部任用權的各個環節的互動性較弱。在集權型權力結構和趨向單向的權力過程中，掌握或有能力影響任用權的官員個體，一旦利用職權突破法治化程序，極易造成干部選拔的非制度化運作，具體表現為干部選拔標準失衡、公權力目標替換、主動索賄等，將名義上邏輯縝密、環環相扣的選拔賢能制度轉化為謀取群體利益的工具，由此導致下級官員向上級蔓延的裂變式腐敗，形成官員之間的團體依附系統。在這個系統內存在三種運行邏輯：一是政績考核壓力下的效率優先導向。在團體依附系統內，官員晉升德、能、勤、績、廉中的“能”，被歪曲為敢于突破法治規定采取非常規手段發展經濟的魄力，而這些習慣于非程序正義的官員獲得晉升后會越來越偏離正常軌道，這種政績觀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官員腐敗行為的虛掩。二是以鼓動忠誠為主的政治控制導向。在系統內廉潔不是首要的行為約束，對上級忠誠才是最首要的目標，上級通過政治升遷、經濟誘惑、情感羈絆等一系列方式實行忠誠度控制，從而培養一批對上位者忠誠度高的成員，在這種情形下，領導干部揭發官員的腐敗行為對其無益，反而能夠通過不揭發來形成合謀關系。三是謀利型交易下的職位尋租導向。掌握干部任用權的官員對于企業家而言掌握資源配置權，對于下級官員而言掌握任用權，無論是企業家作為主體的行賄買官或是官員為了升遷的向上行賄，揭發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關系鏈對行賄受賄雙方均無益處，因而買賣信息更難獲取，行賄受賄關系粘度較高，雙方形成的合謀關系更加牢固。通過以上分析，試圖勾勒出腐敗裂變式系統內地方政府的選官邏輯和干部任用權失控的深層次原因。本文從學理層面對腐敗潛伏期官員為何以及如何能得到晉升進行了分析，從邏輯推導上并不能得出腐敗官員團體依附系統不斷擴大和增多的趨勢。未來亟須在干部任用領域構建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以黨委（黨組）為核心、組織（人事）部門有效執行、社會媒介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監督的權力運行體系，保障權力高效率運轉的同時防止權力專斷濫用，豐富中國特色功能性分權體系的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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