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呂德文老師的《豐縣事件背后，我們應該反思什么？》一文。4月6日、7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案，依法數罪并罰，判處董志民有期徒刑九年；認定時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得犯拐賣婦女罪，依法分別判處有期徒刑。自2022年1月27日，“豐縣生育八孩女子”視頻流傳網絡、引發輿情起至今，豐縣事件終于告一段落。但豐縣事件折射出的基層治理、歷史遺留問題，仍需要相關各方深刻反思、長效處理。呂德文老師在文中認為，歷史遺留問題通常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在豐縣事件上，豐縣基層黨委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其責任源自對現實問題的無視，而非對歷史遺留問題的漠視。在呂老師看來，對待歷史遺留問題，比起“翻舊賬”，更合適的辦法是個案化處理。鄉村干部應當成為人民群眾的一份子，實際為廣大鄉民反映問題，并切實為群眾解決問題。

　　豐縣事件折射出的基層治理、歷史遺留問題，依然需要相關各方的深刻反思與長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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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于歷史遺留問題，重新認識八九十年代

　　歷史遺留問題通常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改革開放浪潮下，中國對基層社會的從嚴管控有所松動。在這一特殊時期，車匪路霸、婦女拐賣等基層惡性事件相對頻發。如今很多人對八九十年代有許多浪漫想象。但殊不知，那個年代雖然自由開放，卻也意味著混亂。農村有“三農”危機，城市有下崗，這些都是那個年代涉及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地區的主要問題還停留在爭取“生存權”層面，基層政府也普遍是“汲取型”政權，其首要目標是維持生存。類似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問題很難得到逐一解決。這就給如今的“問題遺留”埋下了種子。

　　重新審視這些歷史觀念、問題遺留，會發現其中有十分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層存在大面積“灰色地帶”，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那么清晰。比如，就拐賣婦女兒童這件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情境中，其實比較復雜。有些人“抱養小孩”是通過熟人介紹，甚至不存在金錢往來。人販子從西南地區拐帶婦女到平原地帶，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正常婚姻流動”。“買家”買媳婦的錢，無非就相當于介紹費和彩禮錢，他們未必覺得這是“十惡不赦”的事情。

　　▲電影《盲山》

　　所謂歷史遺留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昨日之“問題”，故而造成了困擾。今天我們對人權的認識提高了很多個數量級。簡言之，在全面脫貧的今天，生存確實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對個人的權利，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很是能夠觸動社會神經。這一方面說明過去的確落后，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今天的確是進步了。

　　基于以上三點，2022年2月23日召開的徐州市四套班子全體（擴大）會議提出的“對歷史遺留問題，部分干部不愿觸及背后的深層次矛盾”，這一說法是有失偏頗的。客觀上，歷史遺留問題是時代問題，是系統問題，基層干部不可能解決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反過來，如果不顧方法，不顧實際地去觸碰，反倒會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在這件事情上，豐縣的基層黨委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責任源自對現實問題的無視，而不是對歷史遺留問題的漠視。

　　▲2022年2月23日徐州召開市四套班子全體（擴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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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關于地方社會，重新審視“中國腹地”

　　豐縣地處黃淮海平原的核心地帶，屬于中國的“腹地”。相較于別的地區，哪怕山高皇帝遠的西南山區，這一地區的封閉性都比較強。筆者2008年在豫東平原調研時，當地還習慣于男性外出務工，女性留守家中；這些地區也普遍主張本地婚，極其排斥外地婚。而同一時期，很多地區的人口流動早就蔚為壯觀，外地婚已經成為普遍現實。地域社會的封閉性，就導致一些傳統觀念和文化完整地會延續下來。又因這一地區在歷史上是生態不穩定的地方，大多數村莊歷史可能悠久，但姓氏比較多。因此，地方社會有極強的競爭性，村莊內部往往分裂為多個集團。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再加上現實中的社會競爭，就使得當地的男孩偏好較為明顯。

　　中國腹地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同樣一個文化現象，你可以說它是優良傳統，也可以說它是封建糟粕。比如，當地八九十年代的底層群眾存在“買媳婦”現象；現如今，當地普通群眾面臨高價彩禮的困擾。這兩個現象一脈相承，都和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相關。可問題是，你要深入當地文化內核里去看，中國腹地的農民也許是最具責任感、最勤勞的群體。為人父母的把為子女成家立業當作自己的“人生任務”，哪怕不惜耗盡自己的一生。正是因為有如此負責的父母，才有“買媳婦”和“高價彩禮”。

　　▲高價彩禮

　　回到這一事件本身，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問題，從拐賣婦女的路線圖看，為什么豐縣及其所處地區是買入地區，而西南地區是賣出地區？實際上，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區域，就人口和自然資源的爭奪來看，這一流動方向具有必然性。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是一個農業社會，黃淮海平原的農業產出可以壓倒西南山區。更重要的是，西南山區在文化上相對“自由”，且沒有太強的文化底蘊來維系地方社會的再生產；而黃淮海地區之所以是中國腹地，恰恰在于它在傳統上是一個文化高地，具有極強的文化內聚力。哪怕是在今天，隨著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全國統一的婚姻市場也建立了起來，拋開城鄉差異和東西部經濟發展的落差的因素，這種人口流動的格局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地處“中國腹地”的豐縣

　　基于對徐州和豐縣在處理這一事件中的不良表現，很多自媒體自覺或不自覺地展開了對當地的“地域黑”，我覺得大可不必。中國文化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文化，沒有哪一個地方社會的文化是只有好的，沒有壞的。并且，我們最好還是秉持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不能厚此薄彼。況且，每一個地方都在變化，我們等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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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于事件處理，如何看待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今日中國是一個時空壓縮的社會，不同群體、不同觀念，共存于一個空間范圍中。這一事件之所以難辦，和中國社會正處于巨變時代有關。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大多數農民，或多或少都還存在封建觀念。但今天的年輕人，已經接受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洗禮，那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未必還存在，更多的是受消費主義的影響。而還有一批知識群體，可能還進入了后物質主義時代。這一事件有許多“標簽”，是我們這個特殊時代所賦予的。

　　對于歷史遺留問題，我認為“翻舊賬”式的方法并不妥當，更合適的辦法是個案化處理。隨著時代進步，基層社會已在逐漸吸納、消化歷史遺留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我們首先要實事求是，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基層生態中考慮問題，承認當時的社會缺陷、觀念落后，理性認識問題的根本。然后，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遺留問題時間跨度長、牽涉面廣，要抽絲剝繭、逐層逐個地做好精準處理。說到底，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是要維護當時人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絕不可額外制造次生災害。

　　多年來，豐縣事件未得到特殊個案化處理，說明地方基層政府仍存在系統性行政惰性，當地始終未能學會干凈利落、一塵不染地解決問題。應該說，歷史遺留問題確實難辦，但難辦不意味著不辦，更不意味著要一拖十、十拖百，最終使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集中爆發。事實上，在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精神障礙患者的管理服務、殘疾人權益保護以及弱勢群體生活保障等方面，基層有足夠的政策工具去重視和解決這一個案。應該反思的是，當前基層治理脫實向虛，未能與鄉村社會實際、群眾生活緊密結合，這些問題到底是基層的作風問題，還是整個行政系統的缺陷？我傾向于是后者。當務之急，是讓鄉村治理“返璞歸真”，鄉村干部不能成為“職業官僚”、不可穩穩坐在辦公室，他們必須成為人民群眾的一份子，為廣大鄉民反映問題，扎扎實實解決群眾疑難雜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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