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烏鴉正在經歷北京今年春天第8次的沙塵天氣。
經過了疫情的洗禮，在這個春天，華北地區的朋友們，又被隔三差五的沙塵堵在了門里。
從4月10晚上鬼哭狼嚎似的大風，到第二天早上出門室外一片昏黃，讓人不禁納悶，這究竟是穿越到了《銀翼殺手2049》的拉斯維加斯，還是夢回瘋狂麥克斯片場？
而就今明兩天，沙塵暴藍色預警又至，仍將影響我國北方大片地區。
如果是在北京待了有些年頭的人，此刻的感受也許是“爺青回”：以前北京沙塵天氣，乃至比較嚴重的沙塵暴確實算是多發，但中間有好些年沙塵“銷聲匿跡”，這兩年怎么又多起來了？
這個觀感也是能得到數據支撐的。據2018年數據，2008-2017年這十年，北京年均沙塵日數減少到4.3天，其中沙塵暴日數為0.1天。然而巧也巧在這個2018年，因為從這年開始有點“巔峰回落”的意思：從2018年到2022年的五年，平均沙塵總次數和沙塵暴次數反而比前面五年（2013-2017）“反彈”了。
圖源：中國天氣網
不光是北京，很多北方人，現在對沙塵都是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記得從很小開始，“退耕還林、治沙退沙”等等口號就已經寫入教科書，成了每個孩子的必修。
圖源見水印
而在年紀更大一些的朋友的回憶中，三四十年前的沙塵暴，可比如今的更加來勢洶洶、遮天蔽日。
在7、80年代的北京，一到春天就會陷入綿延不斷的沙塵天氣中，在不少人的回憶里，黃沙漫天的北京那都是春天的基本設定。
數據顯示，北京50年代平均沙塵暴日數、揚沙日數和浮塵日數分別是90年代的8倍、14.5倍和3.2倍，可見當年沙塵肆虐的情況有多么嚴重。
不過隨著環保工作的進行，這種情況到了90年代末有所改善，沙塵也一度接近消失。
按理說，隨著環保工作的持續推進，沙塵天氣的趨勢不應該是繼續下降嗎，怎么這兩年出現了反復呢？難道說“防沙治沙”不管用了，還是說防治沙塵有個什么“上限”，到頭了就會反彈？
1
沙塵天氣在我國被分為5個等級，分別是浮塵、揚沙、沙塵暴、強沙塵暴和特強沙塵暴。
圖源見水印
沙塵天氣的起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大風刮起了干燥的沙土，然后刮到了城市等人類聚居區。
說學術一點，地表干燥的沙土，以及大風天氣，外加上北方冬末初春，土地剛剛解凍，雨水還未降臨造成的異常干燥，成了沙塵最直接的成因。
每當春季，來自蒙古西部的氣旋，把干燥的塵土砂石裹挾著一股腦沖進城市，就造成了這黃沙漫天的災難。
而我國華北地區因為北接廣闊的戈壁、草原、沙漠地區，（在無干預情況下）一馬平川，無所阻攔，成為了沙塵的天然走廊。
根據中科院2001年發布的文章《關于我國華北沙塵天氣的成因與治理對策》，華北地區春季的大風天氣，多半和所處地區的特定氣候，以及全球性氣候變化有關。
2001年左右，反厄爾尼諾現象頻發，導致中國北方地區春季大風天數激增，相應的沙塵暴數量也飛速上漲。
在大型氣候異常現象暫時停歇后，沙塵天氣的數量也有所下滑。
總的來說，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引起的極端天氣，沙塵暴和霧霾不同，基本上是無法“消除”掉，且必然會發生的。
不過，沙塵的一度高發，卻和經濟活動脫不開干系。
根據2000年左右的調查顯示，內蒙古自治區南部以及河北省西北部，是華北地區沙塵天氣的主要源頭。
這些地方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曾經因為經濟發展的需求，過度開發了自然環境。
根據數據統計，從1986年起的十年，黑龍江、內蒙、甘肅、河北等地的草原、森林等地被過度開發，十年內，全國共開墾面積為174萬公頃，而保留耕地總面積只有88.4萬公頃，占開墾總面積50.8%。如此一來，大片土地因為水土流失導致荒漠化，最終成為了沙塵暴的沙土來源。
過度放牧造成的草原沙土化；過度砍伐造成的森林衰退；以及不合理用水導致的水土流失是導致土壤沙土化的三大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大規模的露天開墾礦物、不合理的城市規劃等行為，也為沙塵暴提供了大量“彈藥”。
由于缺乏統一政策指導，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開墾政策，有些地方在破壞，而同期也有些地方在進行治理。
比如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后旗和庫倫旗所轄部分地區就一直在保持植樹造林，從1975年開始，讓當地森林面積增加了一倍以上，成果斐然。
在經濟落后、急于補上短板的情況下，大規模的開荒、開墾實在也是飲鴆止渴的無奈之舉，只是在環保意識比較欠缺的當初，確實造成了很大惡果。
總的來說，我國在當年的發展階段對土地沙土化的情況有治理，也有破壞，但破壞的程度要遠遠大于治理，而且，無統籌規劃的治理，效果也大打折扣，更遠遠談不上“屏障作用”。
隨著科學發展的推進，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障生態平衡，逐漸成為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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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沙塵的兩大起因分別是氣候和土地。鑒于目前我們尚無干涉氣候的科技水平，那么在沙源地減少土地沙化、防風固沙，就成了我國防治沙塵暴的主要手段。
于是，在北方地區等沙塵原產地大面積種植綠植，從1978年起就成為了我國重點的環境保護工程，這項英文名為“Green Great Walls”的工程，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三北防護林”。
如今，三北防護林工程已經進行到了第六期。
盡管三北防護林作為國家級項目，得到了相當多的資金投入和重視，但在種樹防沙的歷程中，仍然有不和諧的聲音出現。
2021年初，就有媒體報道庫姆塔格沙漠邊緣的2萬畝“三北”防護林帶遭“剃光頭”式砍伐，而砍伐的目的，則是為了種植經濟作物葡萄。
這也側面反映出這項事業推進的過程之艱辛，所幸在全國各地防沙治沙的工程中，多數地方最終貫徹得不錯，其中多地成績格外突出。
以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為例。民勤地處河西走廊正中央，毗鄰騰格里沙漠，是西北地區重要的防沙根據地，也是河西走廊主要的沙塵策源地之一。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一代一代的民勤人就致力于從沙子手中搶土地，不為別的，只為了多一畝地種糧食。
但是在落后的經濟條件和科技水平下，民勤的治沙道路可謂是異常艱辛，在常年和沙漠的拉鋸戰中，持續處于下風。
到了2007年，民勤縣的荒漠化面積甚至高達94.5%，當地人民還在貧困線和沙窩子邊緣苦苦掙扎。
不過在這之后，民勤縣采用了全新的稻草網格治沙法，就地取材，把梭梭樹等灌木種植在稻草制成的網格之上，逐漸一米一米地從沙漠手中奪回了土地和水分。
經過數十年的堅持，如今的民勤縣治沙效果已經頗具成就，人工造林面積高達230萬畝，林地資源面積占全縣的53.86%。
曾經寸草不生的沙漠荒灘，如今成為了河西走廊的主要農產品出口地，困擾河西走廊武威、蘭州、金昌等地的沙塵問題也得到了極大緩解。
民勤的治沙史，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防沙治沙工作的縮影。
此外，我國還有陜西省毛烏素沙漠從版圖上“消失”的奇跡。
僅在1992~2015年間，中國的沙漠總面積就減少了8.67萬平方公里，成績斐然。
同樣來自中國科學院《關于我國華北沙塵天氣的成因與治理對策》一文——從1950年代起到90年代末，我國華北地區沙塵天氣的出現次數呈現減少趨勢。
能有如此成就，我國堅持數十年來的防風防沙工程功不可沒。
總的來說，從最早的單純種樹防沙，到后來逐漸立體、全面化的綠化手段，可以說，我國在防沙治沙方面的成就，是一步一個腳印踩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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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防沙治沙，工作不可謂不盡力，成果不可謂不顯著，為何近幾年的沙塵還是會反撲呢？
因為沙塵是沒有國界意識的，境內的沙塵策源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不等于中國的土地就不會遭受沙塵的侵襲，近年來沙塵的主要來源，是北邊的鄰居——蒙古。
蒙古國與我國大面積接壤，氣候自然也是與我國北部延綿的，而且，受限于地理位置和單調的生態環境，蒙古的氣候只能是更干、更冷、風更大。
蒙古國的年平均降水量為230mm，不到我國平均（550mm）的一半。即便是如此可憐的降水量，在該國的分布也非常不均。
蒙古西北毗鄰俄羅斯，山脈縱橫，地形復雜，降水量相對較為豐富，年均達500mm左右。
而和我國接壤的東南方向，以平坦的草原平原為主，受到氣候影響，年均降水量僅有20mm。
同時，蒙古作為內陸國，地勢較高，境內的降水約有95%都會通過河流流出，根本存不住水，據計算，每年僅有3%的降水可以滲透進土壤當中，供草木生長。
氣象、地理等多重因素，決定了蒙古是個常年干燥缺水，容易導致荒漠化的國家，干燥少雨的南部地區，基本都以戈壁為主要地貌。
而這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又受到了人為因素的破壞。
畜牧業是蒙古國的主要產業之一，該國僅有300萬人口，卻有6600萬以上的牲畜飼養數目，可以說當地的畜牧業長期處于一種靠山吃山的狀態。
蒙古國飼養牲畜數量圖
過去的蒙古，延續了傳統的游牧習慣，人群和牲畜群跟隨草原和雨水的變化進行遷徙，這樣可以保證水草的周期性恢復，不失為一種良好的循環狀態。
但這種方式畢竟效率低下，很難穩定地養活人。在吸收了蘇聯集體農莊的經驗之后，蒙古國也將畜牧業變成了大規模、高集中度的牧場模式。
于是乎，大批人力與牲畜都集中在固定的區域進行放牧活動，本就脆弱的水草環境經不住如此大的壓力，大片大片的草原在經過幾輪的放牧之后，瀕臨枯萎。
集體化看來沒能解決蒙古的人地矛盾，那市場化行嗎？市場化取向下，蒙古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最主要是一項產業的興起——礦業。
根據數據統計，近年來礦產業逐漸在代替畜牧業成為蒙古的主要收入來源，早在2016年銅、金、銀、鈾、煤等礦產占有了蒙古總GDP的20~30%。而位于蒙古東南側的奧尤陶勒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銅礦之一。
由于落后的生產水平，蒙古的礦產大多都采用露天采礦的方式，當然造成大面積的土地破壞，讓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更為嚴重，給荒漠化火上澆油。
長此以往，蒙古的生態環境已經處于非常惡劣的情況，首都烏蘭巴托常年受到空氣污染困擾，而南部的一些水流和湖泊早已干涸。
近十年內，蒙古國的沙塵暴發生次數已經是上世紀60年代的4倍之多，環境惡化已經給這個脆弱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客觀上，應當承認，尷尬的地理環境和地緣位置，幾乎注定了蒙古和貿易、海運、海洋等經濟重頭產業毫無緣分，在經濟發展策略上它的回旋余地不大。但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在全球各國相應的發展階段，普遍存在。
你得有解決問題的意愿，才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我國也經歷過的過程，以前看似無解的人地矛盾，如今也呈現出耳目一新的面貌。
首先這個決心和開放尋求國際合作的心態，我們在現在的蒙古國，看不到一點影子。
尾聲
沙塵的問題，更加突出地展示了生態環境保護為什么是一個“國際問題”。
雖然不少國境線是依照自然地理單元之間的界限劃分，但歸根到底自然界壓根不認人類自己劃定的界限；而同時人類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往往是以政治實體為單位，也就是只能管到自己的“境內”。
這樣的一組“匹配”，讓很多國家即便擁有了環保意識，實行了有效的環保措施，仍不能免受周邊的影響，自己的環保政策效果也大打折扣。
經典原理
就沙塵的防治工作來說，我國花了數十年時間，將肆虐國內城市區域的沙塵情況緩解了不少，但也對鄰國蒙古的現狀無能為力。
而且越來越極端的氣候，只能讓極端大風、干燥天氣越來越頻繁，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點希望，在全球的氣候變化大車輪面前顯得相當無力。
未來，能源轉型和環保等議題，恐怕需要從“為人類福祉”的民生價值觀式話題，轉變為政治、經濟、能源和科技的實質性博弈。畢竟，制定和實施政策的人要是不動起來，環保這個國際問題只靠呼吁是呼吁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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