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們：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怎樣的危機值得全球關注？當美國的一個地區銀行成為收益曲線倒掛（即債券短期利率高于長期利率）的受害者時，地球幾乎停止了轉動。美國初創科技公司最重要的融資機構之一硅谷銀行于3月10日倒閉，預示著西方金融世界將產生更大的混亂。硅谷銀行倒閉幾天后，接受加密貨幣存款的少數銀行之一簽名銀行面臨破產。緊接著，成立于1856年的老牌歐洲銀行瑞士信貸銀行因長期風險管理不善倒閉（3月19日，瑞銀集團同意緊急收購瑞信銀行，意圖遏止危機）。有關國家的政府召開緊急線上會議，金融巨頭召集各國央行負責人乃至國家首腦，新聞媒體警告說如果不迅速為整個金融體系鋪設安全網，將有系統失靈的危險。短短幾小時內，西方各國政府和央行就籌集到挽救金融體系的數十億美元。此次危機是萬萬不可惡化的。

　　世界上的其他嚴重事態可以叫做危機，但不足以引起西方各國政府嚴守銀行體系那樣的緊急應對措施。三年前，樂施會發布報告稱，全世界22個最頂級富豪擁有的財富比所有非洲婦女的財富還多。這一事實比銀行倒閉更令人震驚，卻沒有推動任何議程，遑論證據表明，導致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正是西方金融體系不受管制的掠奪性借款操作。我們4月的匯編《生存還是負債：新殖民主義的桎梏和非洲尋求替代方案的努力》（Life or Debt: The Stranglehold of Neocolonialism and Africa’s Search for Alternatives）將對此進行闡述。

　　1月，一份關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在非洲發生倒退的重要報告發布，而得到的反應是沉默。由非洲聯盟、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編寫的《2022年非洲可持續發展報告》（2022 Afric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表明，由于金融發展失敗，非洲國家將無法完成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新冠疫情之前，非洲4.45億人（占其總人口的34%）處于極端貧困，而這個數字在2020年增加了3000萬。報告估計，到2030年，非洲的極端貧困人口將達4.92億。沒有人為這樣的持續性災難拉響警鐘，更談不上為賑濟非洲人民迅速籌集幾十億美元了。

　　《開始的終結》亞歷山大·斯昆德·博格森（埃塞俄比亞）作于1972-1973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非洲婦女更易受到疫情的沉重打擊。據該組織報告稱，婦女從事個體經營的情況較為普遍，其經濟困難往往沒有反映在國家的統計事項里，有關數據因此被掩蓋。去年，全非洲數十萬人上街抗議，就生活成本危機向政府質疑。這場危機令大多數人耗盡收入。當收入下降、社會服務崩潰時，婦女所承擔的家庭勞動量越來越大：照顧老人和孩子、照料患病和饑餓的家人，等等。由一家泛非女性主義平臺撰寫的《非洲女性主義關于新冠后經濟恢復的聲明》（African Feminist Post-COVID-19 Economic Recovery Statement）對目前的情況做了如下評估：

　　女性在面臨經濟震蕩時財務狀況更不穩定，但她們需要的社會安全網卻是缺位的，這揭露了當前發展路線的失敗，它只重視發展效率而忽略非洲的民生。事實上，新冠疫情佐證了女性主義者長期強調的觀點：是婦女用無償的照料和家務勞動補貼了各經濟體和市場賺得的利潤，如此重要的工作，在當前的疫情中都沒有得到承認和政策扶持。

　　《美無處不在》耐克·戴維斯-奧昆達耶（尼日利亞）作于2013年

　　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當天，在非洲各地開展的抗議活動關注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及其對婦女生活的具體影響。樂施會的驚人評論（“全世界22個最頂級富豪擁有的財富比所有非洲婦女的財富還多”）以及這些婦女的生活現狀并沒有引起全世界的危機響應。全球各大資本并無緊急電話磋商、各國央行也未召開緊急在線會議，沒有人關心日益深陷貧困的民眾（他們的國家因曠日持久的債務危機而走上緊縮道路）。3月8日的抗議活動大都關注食品、燃料價格上漲，關注由此給婦女帶來的生活困境。從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反抗奴隸式勞作的公開行動，到坦桑尼亞全國農民團體網絡反抗性別暴力的示威，城鄉工會組織、政黨、一系列社會運動組織將婦女組織起來，她們走上街頭，呼喊喬西·姆帕馬的口號：“為領路的婦女讓路。”

　　喬西·姆帕馬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持續跟蹤新冠疫情對于新殖民主義和男權制的強化作用，代表作是2020年11月的《新冠沖擊與男權制》（CoronaShock and Patriarchy），該文也提出了應對這一全球衛生、政治、社會、經濟危機的一系列女性主義訴求。那一年的早些時候，2020年3月，我們發布了女性研究系列《苦難的婦女，抗爭的婦女》（Women of Struggle, Women in Struggle）的第一篇研究報告，文章指出，經濟收縮和緊縮政策使得婦女失業人數增加，對婦女照顧家庭、服務社區造成更大的壓力，導致婦女自殺增多。為了回應這些惡劣問題，我們還介紹了世界各地涌現的婦女抗議活動。當時我們認為，我們能為這些斗爭所作的一個貢獻是去深挖這些運動中大都被遺忘的婦女的歷史。過去三年來，我們發布了三位女性代表的傳記文章：印度的卡納克·穆克爾吉（1921-2005）、厄瓜多爾的內拉·馬丁內斯·埃斯皮諾薩（1912-2004）以及這次南非的喬西·姆帕馬（1903-1979）。每年我們都會發布一位女性的傳記文章，像卡納克、內拉、喬西這樣，她們曾為超越男權制和階級剝削的社會主義奮斗過。

　　上世紀20年代末，在南非波切夫斯特魯姆發生的反對住宿許可證的抗議活動，常常在市政廳與當局對峙。照片攝于遠處。

　　上世紀20年代初，生于南非黑人工人階級家庭的喬西·姆帕馬加入了非正規勞動隊伍，洗衣、打掃、做飯。當種族主義政權企圖推行限制非洲人流動的政策和法律時，她進入政界，反抗有關法令（比如南非西北部波切夫斯特魯姆的住宿許可證制度）帶來的壓迫。成立于1921年的南非共產黨組織了許多反抗種族隔離法律的抗議活動，教會工人利用自己的“勞動以及組織或拒絕勞動的能力”，正如他們在傳單上的宣告。“這是你們的武器，要學會使用它們，從而令暴君臣服。”

　　1928年，喬西加入南非共產黨，在組織工作和政治教育意愿上都得到了幫助。上世紀30年代，她搬到約翰內斯堡，開辦了傳授思想和基礎數學、英語的夜校。后來，喬西成為最早進入南非共產黨高層的黑人勞動婦女之一，后來化名“紅領巾”前往莫斯科參加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喬西作為南非共產黨婦女部門負責人的領導下，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了南非共產黨，主要原因是它所提出的問題與她們息息相關，而且鼓勵婦女與男性一起斗爭，推動更為進步的性別角色概念。

　　1954年4月17日，南非婦女聯合會在約翰內斯堡貿易大廈召開首次會議，喬西主持了“婦女爭取和平”的主題會。

　　這一歷史大多已被遺忘。當代南非關注的是《自由憲章》（1955年6月26日通過）的重要性，而較少有人認識到，就在前一年，南非婦女聯合會通過了《婦女憲章》（1954年4月）。正如我們在研究文章中所寫，它“最終成為南非種族隔離結束后一些憲法權利的基礎”。《婦女憲章》由代表23萬名婦女的146名代表通過，喬西就是其中之一，她代表德蘭士瓦全體婦女聯盟參加會議，并成為南非婦女聯合會德蘭士瓦分會主席。《婦女憲章》呼吁同工同酬（至今尚未達成）和婦女建立工會權。南非種族隔離政府注意到喬西在南非婦女聯合會中的領導作用，于1955年禁止她從政。她寫信給聯合會的同志說：“不管有沒有喬西，斗爭都將繼續，直到勝利的那一天。”

　　1956年8月9日，兩萬名南非婦女在首都比勒陀利亞游行，要求取消種族隔離的通行證法。這一天如今成為南非的婦女節。在游行過程中，婦女們唱道：“打擊堅如磐石的婦女，你必將一敗涂地。”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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