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依稀記得18年，畢業生就已經遇到了“最難就業年”，然后你會發現，這個“最”是沒有盡頭的，以至于之后年年都是“最難”。

　　這體現在延后就業上，我們看到那會考研人數蹭蹭地漲——19年的考研人數是340萬，同比18年漲了50萬，到了22年已經接近460萬，23年為474萬。那么就業市場又是什么情況？最近 “孔乙己”文學紅遍了網絡。“年少不懂孔乙己，讀懂已是書中人。”一種“生不逢時”的情緒在網絡上蔓延，找工作不如意的大學生們紛紛自嘲為“孔乙己”。

　　文憑的意義

　　過去幾十年，學歷文憑為什么重要？

　　簡言之，因為它通過制度的形態，高效率地給一個人的信用背書。

　　這套信用被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稱為“文化資本”。

　　當然，文化資本不完全等于是文憑，也就是說，“有文化”不完全等于文憑高，反之亦然。在當時髪國這個那種精英教育氛圍濃厚的地方，受過良好教育是一種看不著的資本，更多來自家庭代際傳遞，在特定的場域里，它就像一層光暈，讓你的舉止都區隔于普羅大眾。反過來對普通人來說，這也是一種不平等，一種符號性的暴力。

　　實際上拿這套理論套別的地方，不一定靈。

　　比如社會學家在日韓的實證研究表明，東亞社會學校課程設置和考核方式高度一致化，使得繼承來的文化資本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有限，這反而導致了學歷文憑比教育本身更為重要。

　　可以想象，在比以往更加制度化的文憑社會里，會驅使著我們經過多年的寒窗苦讀，來兌換一個“敲門磚”，當然也可能兌換到一件脫不掉的“長衫”。當你敲開門，跨過這道門檻，此時你已被制度識別為（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腦力勞動者。

　　從象牙塔進入商業社會，人們企圖把自己的高等學歷視作把自己勞動力賣個好價的憑證。不過現實不是制度化識別來背書就能高枕無憂。商業社會中，學歷作為一種象征個人能力的通貨，用來交換（購買）工作機會時，與所有通貨一樣，根據經濟學的規制，當供給（高等學歷者）不斷增加而貨物（崗位）卻有限時，價格就會飛升。

　　文憑的通貨膨脹

　　寫《文憑社會》的左翼學者柯林斯提出“文憑的通貨膨脹”這一概念，說的是社會獲得高等學歷的人越來越多，崗位對于學歷的要求也水漲船高，比如柯林斯說在美國，現在高中文憑對找工作幾乎已經沒有用了——它的用處僅僅只是進入大學。在過去美國人能夠以較低的文憑得到的職位，例如警員，現在要求應聘者擁有本科學歷；而想成為警長則需要犯罪學或者刑事司法專業的碩士學位。

　　舉一些我國的例子吧，比如35年前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現在是自稱“孔乙己”；比如最近北京的碩博畢業人數甚至超過了本科畢業人數；比如現在中學教師招聘已經開始要求名校博士學歷；比如某校要招收圖書管理員，最低也必須是碩士文憑，像那種自學成才的湖南的師范生（在民國也算高學歷了），肯定是不要的。

　　學歷的深造最開始是一種避險的手段，大家想象用更高的學歷讓自己脫穎而出，可是當有個定律叫“我也是這么想”，于是都紛紛采取避險措施，便意味著依靠學歷的門檻進一步提高。

　　在柯林斯寫作《文憑社會》時，本科學歷的商務經理是很常見的，而現在這種職位多數都必須需要一個MBA學位（而這種現象在其他行業也普遍發生），詭異的是，越貶值，對MBA需求越是上竄，學工商管理的人越多，學成出來后被管理的就越多。

　　不同國家教育通脹的速度當然是有所不同，但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都不約而同地都走上了這條道路。

　　擴張的機制

　　也正是從20世紀后半葉以來，社會學家們做了許多實證調研，證實了高技能需要通過高教育獲得的說法本身是有問題的，教育水平的攀升遠遠實際上超過了工作技能升級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存在著某種“教育過剩”。

　　為什么說高技能需要通過高教育的說法獲得本身是有問題的？

　　一個人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會穩固他的社會經濟地位，但這并不是通過提升工作技能來實現的。事實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崗位中通過非正式方式習得的，對于文科來說更明顯，就像現在很多人抱怨在大學里很難學到實際的東西，并且大部分學校的財政也趕不上工業界、企業界日新月異的發展。

　　但這個時候作為教育體制代表的老教授就跳出來告訴你“君子固窮”、“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云云，校園內外都充滿了歡樂的空氣。

　　這種回應在今天無疑顯得虛弱。很大程度上，文憑通貨膨脹之所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立大學擴招，而公立大學如果學生能獲得財政補助，不管是直接補助還是通過低息貸款，這都是一種隱藏的轉移支付。即使是在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受歡迎的地方，例如美國，教育的神話背后也有大量的財政撥款。

　　如同柯林斯在《文憑社會》里提到的，“因為要養活小學、中學和高等學府里的數百萬教師及行政人員”，而鼓勵人們繼續學歷深造，強調擴招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暫緩進入社會的時間，也能夠一定穩定社會，有效延緩資本社會產生的崩潰，“背后也隱藏的凱恩斯主義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巨輪不會沉沒。”

　　擴招也是為了中底層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試想一下，一旦要把公立教育的負擔甩掉，將大學私有化，不壓低價格，確實一定程度會遏制學歷的通脹，普通家庭要么考慮高昂的成本選擇不讀書，要么大學畢業后人均背負著大量學貸。其結果就是成本大量轉移到中下層。

　　所以日益激烈的考研競爭程度，本身和資本主義內生的東西有關，是凱恩斯主義緩和矛盾的結果，我們要不斷與文憑賽跑，卻也是現階段生產力下我們需要承受并且去改變的。

　　另外一點，柯林斯指出，在學歷通脹的背景之下，那些受教育程度比普通工人更高的人，也不見得比普通工人創造更高的價值。

　　所以我們進入下一個命題：

　　“孔乙己”終究是要無產化的

　　“知識分子”=“非工農階級”的觀念，長期以來比較深入人心。放到古代封建社會，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孔乙己》的故事背景正是晚清，那時候科舉制度已經被廢除。孔乙己“原來讀過書，但終于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于是愈過愈窮”，根據這個推斷，孔乙己年輕時候還是想考中科舉的。

　　從茴字的五種寫法來看，孔乙己在當時本身也是少數人。

　　根據羅友枝（Rawski） 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國清代的教育與大眾識字》所描述，19 世紀 80 年 代中國男性識字率為 30~45%，女性識字率為 2~10%。其數字又遭到質疑，認為此數字過于樂觀【2】。以下為徐毅所估算數字：

　　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孔乙己當年讀書的目的是走向仕途，這樣的路徑，與創作于不同年代的《范進中舉》有著相同之處。我們需要問的是，多年趕考而將家財散盡的范進，如果不能中舉，命運會不會和孔乙己是相似呢？而孔乙己若考中科舉，許是也要似范進這般，歡喜瘋了，亦無從得知。

　　多年以后，中舉的孔乙己家中也遭“竊書”，他會說出“竊書不是偷”而放了人家，還是和丁舉人對自己做的事情一樣。我想更多是后者。

　　言而總之，孔乙己作為舊秩序下的少數知識分子，在那個新舊交替、內憂外患的時代，舊秩序無法容納這個“自己人”，但孔乙己堅持認為自己和丁舉人是一樣，所以一直穿著“長衫”。最后被打斷腿，其實就是斷了他的路，那個秩序已然容不下那么多自己人。

　　如今，時代是不同了，（雖然新舊交替的時代總有神似之處）。單就接受教育的人數增加這點看，這是一個值得樂觀的事態。然而，社會的進步需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教育的擴招，造成了文憑的通貨膨脹，以及社會對學歷要求水漲船高，又遇上了全球經濟衰退，導致畢業生無法獲得滿意的崗位，甚至失業。自然就有了“孔乙己文學”，他們要對自己個人處境的擔憂，也是表達著對結構的不滿。

　　如果將“985”“211”等學歷折算為收入以及對應的社會身份。得不到便會失落，這很正常。回想近年來，“小鎮做題家”一詞火遍網絡。

　　許多人讀書的目的正是“知識改變命運”，尤其是一些人的父母輩從事體力勞動，在這幾十年資本積累模式下，未能獲得身體健康和社會保障，他們會更加希望子女從事“體面”的工作，“體面”不僅包含著收入的體面，還包括一個受到尊敬的社會身份。

　　參考我國近代無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在大眾視野中形象的變遷與待遇的變化。這很符合曾經風靡一時的“苦孩求學”故事脈絡。一家子用汗水澆灌一個孩子的求學之路。即使父母為白領群體的學生，他們的祖父母輩也大概率曾為工人、雇農、長工、小手工業者，經歷過以前受地主盤剝，激蕩的歷史與吃苦的記憶還在流淌在血液中。

　　說到底，中國幾十年的迅速發展，在全球資本上升期，在資本與貨幣的賦權下，一些人擁有看似“體面”的社會身份并不久遠。

　　終究是：如果沒有見過陽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反過來想，如果一個學生寒窗苦讀，進入名校，一畢業就從事“體面”的中產工作，獲得社會身份，可能不會關心自己的社會身份之外的事情，也可能像我過去遇到的嘲諷臺下為“十年前都是考不上大學的主”的那位老師（曾是天之驕子）那樣，只關心自己的驕傲。

　　長此以往，其消費結構和意識形態都不會有大的改變，更遑論在歷史層面進行著“新舊更替”。在一個沒有獲得穩定社會身份的群體\階級，或者并不滿足于此的群體\階級，方能看到更多可能性。

　　但我們必須承認，知識階層無產化對于Z世代將會是一個內心充滿迷惘的過程(當然也要考慮到之后AI對于教育投資堆積起來的白領工作的沖擊)，有些人想逃，想潤，有些人就通過考試一直延后就業，也有人會在孔乙己視頻下刷“我苦讀十幾年，他們卻讓我去做運輸”，面對不可避免的勞動者的事實，仍然會心有戚戚焉。

　　但無論是衰退周期，還是“學歷貶值”，許多事不以我們的主觀看法為轉移，當我們試圖去認清局勢，縱觀整個社會，去發現和接觸更多的人；明確我們是誰，和我們準備處于什么樣的位置，腦和臀連接起來的那一刻必然是要來到的，我們管這叫知識階級無產化，無產階級知識化。

　　參考資料：

　　【1】19 世紀中國大眾識字率的再估算 徐毅 Bas van Leeuwen

　　【2】《中國清代的教育與大眾識字》（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羅友枝（Ra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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