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火熱的社區團購

　　社區團購，是真實居住在社區內的居民團體的一種互聯網線上線下購物消費行為，是依托真實社區的一種區域化、小眾化、本地化、網絡化的團購形式，是依托社區和團長社交關系實現生鮮商品流通的新零售模式。在近年來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和互聯網產業快速發展以及面臨新冠疫情這一新形勢的背景下，這種經營模式終于受到眾多資本的瘋狂追捧，得到飛速發展，是風頭正盛的“互聯網＋”行業的一個縮影。

　　國內社區團購的發展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年我國上線了第一家團購網站。2016年，社區團購平臺在長沙正式出現[1]，并在之后的幾年內小有發展。2020年的新冠疫情為其發展按下了“加速鍵”：防控中被大大限制的線下零售業和居民被改變的消費習慣促成了社區團購的爆發式增長。在疫情的幾個月里，社區團購成為人們獲取基本物資的主要渠道，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所有調研人群中，居民通過團購獲得生活物資的比例達到47%。

　　疫情期間，封控政策和受限的物資配送能力限制了居民獲取生活物資的渠道。由于封控帶來的交通管制，承擔城市物資運送的貨運行業受到嚴重沖擊，貨運總量明顯下降。物資缺乏，運力有限，居民在電商平臺上搶菜十分困難，社區團購則成為獲取物資的重要支撐。社區團購采取集采集賣的方式，一定程度緩解了運力緊張的壓力，且方便集中消殺，比較符合防控的規定。社區團購模式跳過了多級批發商的周轉，從原產地到團長再到消費者手中的路徑更加簡化，運輸效率更高。疫情下居民更加看重效率，希望下單之后能盡快拿到商品，社區團購基本可以滿足這一需求。

　　正因為社區團購的模式能夠較好地適應疫情管控這一新形勢，凡是有名的互聯網巨頭一一跑步入場布局社區團購。據證券時報·數據寶梳理，2020年6月份，滴滴旗下社區團購品牌“橙心優選”上線。7月份，美團宣布成立“優選事業部”；8月份，拼多多旗下社區團購項目“多多買菜”上線；10月份，蘇寧菜場社區團購平臺在北京上線；12月11日，京東集團發布公告表示，將向社區團購平臺興盛優選投資7億美元……從此，這種由團長組建社群，邀請用戶在團購App或小程序下單，次日用戶到達相應自提點取貨的零售模式終于變得普遍了起來。社區團購在疫情中被點燃，而在此之前，社區團購行業不斷收縮，一度被認為是不可持續的生意。

　　社區團購領域資本的火熱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同時發生著。《2021年度中國社區團購市場數據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社區團購交易規模達1205.1億元，同比增長 60.4%。繁榮的同時是無序，各平臺開打價格戰，以燒錢的方式吸引消費者，同時更多互聯網公司的入場讓競爭加劇，眾多社區團購企業遭遇困境，多家頭部企業退市。因為價格戰嚴重影響到市場環境，有關部門一度介入，但只是治標不治本。盡管眾平臺面臨著某種程度上的困難，但社區團購這一模式本身具有的節約購買時間與金錢成本、更能適應疫情管控等優點是傳統零售模式難以比擬的。2022年的疫情再次掀起了社區團購的熱潮，社區團購暫時一甩之前的頹勢，煥發出新的生機。

　　時間來到2023年的當下，眾多企業、平臺在社區團購領域的激烈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見了分曉：市面上以美團優選（美團旗下，騰訊是主要股東）、淘菜菜（淘寶旗下，阿里系）、多多買菜（拼多多旗下，騰訊是主要股東）三個團購平臺為主，而其他平臺即使是之前市場份額靠前的十薈團（阿里巴巴是主要股東）、興盛優選（騰訊是主要股東）、橙心優選（滴滴旗下）等不敵，紛紛退出，目前基本上是三大平臺互相消耗，繼續以各種燒錢、讓利手段企圖淘汰競爭對手并壟斷市場的階段。在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線下零售業逐漸恢復的新形勢下，已經發展起來的社區團購憑借著節約中間成本、下單次日送達等獨特優勢，很可能成為未來居民生活中的常駐角色。

　　社區團購的發展歷程充分驗證了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中的著名論斷——壟斷本身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自由競爭走向壟斷。

一、 價格戰下的團長們

　　當下的社區團購模式中，團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區團購以居民社區、大學城等為依托，其運作機制在于：平臺招募團長，團長建立門店，拉動人脈組建微信群，并在群里發布優惠信息，用戶點擊鏈接進入App或小程序在團長的門店下單，貨到以后到團長門店自提。在該模式下，用戶只需要瀏覽商品，支付完成下單和自提商品即可；平臺運營者需要維護平臺、保障商品對團購門店的供給；剩下的所有工作，從建立和維護門店，運用人脈和資源發展用戶人數，維護日常的下單量，到維護團購微信群，接收、保存和分揀[2]商品等，都是團購團長們的工作。團長即為供應商與消費者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梁。

　　因為團長工作的客觀需要——要有充足的身邊的人脈資源發展團購用戶、要有足夠的空間保管等待自提的商品、要有足夠的精力去維護團購的日常等——平臺會優先接觸一個社區內的零售商店店長、物流驛站的站長或者物業等。因此，社區團購團長很多時候是兼職，而不是全職，而也常有一個團長同時和多個平臺“合作”的情況。到2022年8月，公開的數據稱穩定的社區團購團長有200萬個，這個數據顯然是有所保留的，因為光是拼多多上海的團長就高達80萬，所以有機構稱，如今全國的團長總數已超過1000萬。

　　團長們不是平臺的員工，而是和其他“互聯網＋”產業的非平臺員工的普通從業人員如打車司機、外賣騎手、家政工人等一樣，和平臺保持著“互惠互利”的“合作關系”。但因為單個社區內的團長的較難替代性，他們的地位相對更高，這一般會體現在收入上。相較于現如今競爭激烈、收入逐漸減少的外賣騎手等職業，團長們除了較難替代這一優勢外，還有一個保持收入較穩定的原因是平臺競爭導致的讓利。平臺為了在競爭中爭取不敗地位，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錢吸引和發展團長。

　　團長們沒有基礎工資，而是通過“完成任務”獲得“紅包獎勵”，直白地講收入取決于其負責門店的下單商品件數，即“下單越多，酬金越多”。為了更大程度地調動團長工作的積極性，在這種“計件制”的基礎上，團購平臺通過多種游戲化的方式刺激團長進行主動勞動：首先是獎勵晉級，根據一個團購門店每周的銷售量和金額，平臺會給門店評“星級”，“星級”越高，團長可獲得的每單的提成獎勵就越高；其二是新客下單獎勵，團長邀請新用戶下單可獲得較為豐厚的邀請紅包，平臺根據邀請用戶量給予紅包獎勵；其三是任務挑戰賽，根據“多勞多得”原則，獎勵金設置成階梯狀，每一級階梯會有3～4個任務，完成任務里的推廣人數和銷售金額要求，即可獲得相對應的紅包獎勵。在眾多現金紅包活動的“鼓舞”下，團長一般都會積極地進行相關業務，以獲得較為豐厚的物質獎勵。例如筆者身邊，一個積極運營的擁有近百位用戶，每日穩定有幾十單量的團購門店，團長每天在一個平臺上能夠獲得大幾十到一百多元的收入，結合到團長多平臺工作的情況，這個“兼職”一個月能帶來幾千元的收入。

　　這位團長同時是一家商店的老板，在疫情期間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慢慢開始了社區團購方面的工作。她感嘆道如今做小生意錢不好掙，趁著現在平臺燒錢讓利的時候在團購上多掙點錢，以后很可能就不這么容易賺到這么多錢了。這位團長的顧慮是合理的。首先是幾年來以燒錢打價格戰等形式的競爭已經造成了無數團購平臺的倒閉，其次是如果之后某平臺在市場競爭中終于取得了絕對優勢地位，燒錢競爭的實際需求減弱，對于團長、用戶的讓利可想而知會減少。

二、 平臺運作與“數字勞工”

　　20世紀70年代，斯邁茲（Smythe）系統地闡釋了“受眾商品論”，他認為媒體平臺通過提供免費節目吸引受眾，并將受眾創造的收視率作為商品轉賣給廣告商，在這一過程中，受眾才是真正的商品。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受眾商品”的概念與時俱進發展成Fuchs所指的“數字勞工”（Digital Labor），以此來形容在互聯網平臺進行生產的群體，他們的勞動看似自由靈活，實則煩瑣且不穩定。隨著移動傳播媒介的嵌入，過去由鐘表界定的時空律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取而代之的是由移動傳播技術再造得更加立體多維的時空座架，勞工群體須重新調整工作節奏適應資本所制定的新勞動秩序。

　　因為社區團購商品多為食品和日用品和下單次日送達的特點，也出于平臺現金紅包日結的特點，團長們一般需要每天工作，才能最好維持團購運行和實現較穩定的收入。歸根結底，團長的收入取決于其負責自提點的下單商品件數，在這種“計件制”下，社區團購團長們工作的核心是每天如何推動更多的用戶下單，這和他們的收入直接掛鉤，而發展用戶、維護社群、接收分揀并存儲等其他工作都是“從屬”于這一核心的。團長們為了獲得更多收入，只有每天推動更多用戶下單這一方式，而相應的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量也隨之增加。在這種看似公平透明的獎勵陷阱下，平臺給團長們一種“公平感知”，仿佛他們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他們自己，即觸發其主動勞動的意愿。社區團購團長這份工作隨時隨地通過手機便可以進行相關工作的特點，和獎勵陷阱一同促使團長們花費更多本該是休息和娛樂的時間，將這些“數字勞工”們引向過勞。

　　在資本主義勞動生產中時間壓縮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一是要單位時間內完成盡可能多的勞動任務，實現高效利用率；二是要縮小勞動任務之間的時間間隙，提高勞動的生產率。對于團長們來說，這份工作看似只需要“動動手指就可以完成”，什么時候做、做多少好像也是自由自主的，實則他們需要付出很多勞動時間。這背后是由于平臺通過其內嵌的智能算法系統對團長勞動過程中的“送達時間、分揀時間、取貨時間、確認收貨情況”進行精細化的數字管理與監督，這種實時更新的智能算法技術促使團長必須在司機送到貨后盡快進行揀貨分類，提高服務質量。同時，為避免團購成員聚集性取貨，團長壓縮自己的休息時間，對貨物進行分類標記，并將缺貨的商品提交售后申請。一位團長接受采訪時說道： “貨送來，你要負責任，還得分揀、裝袋，把每個人買的東西理到一起并裝到一個袋子去，貨多時早上要花三四個小時的時間打理。不然理不出來貨，顧客就站在這兒一直等著你。”團長在忙碌的節奏中已然忘卻時間的存在，甚至失去反思的時間與可能性，從而陷入了一種不自覺的時間競賽中，數字資本正是通過吸納團長剩余生產力的方式實現勞動剩余價值的最大化。

　　移動通信技術的普及使團購平臺資本全天候彈性控制團長的勞動時間成為可能。一位團長介紹道：“當團長，不僅是線下理貨這么簡單，還需要花很多時間點來點去的手機操作上，一些人缺貨打電話讓我退款，我要在手機后臺進行審核確認，還有商品質量問題要退貨的，貨又不送還到自提點來，我既要和顧客溝通聯系，又要在平臺后臺審核，一天下來其他事情不用做，只解決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就夠忙了”。團長的工作實現了從固態到液態的流動，工作時間與休閑時間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弭，平臺企業通過最大限度吸納團長的休閑時間從而實現資本的彈性積累目標。團長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后，通信軟件上不斷彈窗的群聊信息，還需要在休息時間解決一些用戶的售后問題，團長需要隨時待命。“這個群里每天都有很多信息需要回復，有些人有事情耽擱了很久沒有來拿菜，就會發消息讓我幫他放到周邊固定的地方，他自己到時再去提貨。有時也會讓我交給小區的管家再轉交給他，感覺一天都在為這些瑣事奔波勞碌。”一位團長表示。

　　情感勞動（Emotion Labor）是Hochschild1979年在情感社會學視域下提出的概念，他認為情感可能被控制或自我演化、自我壓迫成勞動過程的一部分。在團長的勞動中，情感勞動最具有隱蔽性。團長為做好口碑管理，避免用戶流失，達到變現目的，在與消費者溝通的過程中不斷嘗試協調好兩者之間的動態建構關系。團長付出情感勞動主要存在于兩種場景：一種是因團購售后服務事件臨時調動的團長情感。另一種是團長在團購社群上的長期情感注入。一位團長指出：“每天要花時間運營這個團購群，不僅要挑選便宜或大家可能會需要的商品鏈接廣告到群里喊大家下單，還要處理退款退貨等售后問題，有的老顧客比較熟悉，不方便取貨，礙于情面，我便送貨到她家門口。”[3]

　　事實證明，平臺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促使團長們進行更多的勞動，為自己生產更多的利潤，充分體現了現行生產關系下資本對于人的剝削與異化。

三、 平臺資本主義與商業無產階級

　　社區團購的團長們處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下呢？拋開團長的身份，他們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系大相徑庭：他們有兼職的、有全職的，兼職的團長們的其他工作也各不相同，有個體商戶、有加盟商、有物業工作人員等。然而筆者認為，在團長這一身份上，他們所處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系是相似的、完整的，是可以單獨研究分析的。

　　勞動者參與社會分工，是一個將自身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出產品的過程。團長們所面對的生產資料，便是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和人脈資源，“生產出”了每天在平臺上進行的團購，創造了價值——實質上他們充當了連接社會大生產和居民消費的橋梁和紐帶，是如今社會分工在交換（流通）環節上的一個體現。團長們自己的社會關系和人脈資源是經過長時間的勞動積累形成的，有與他們密不可分的特點，但如同上個章節所述，在勞動中他們好像并不是能夠充分自由地支配“他們自己的”的生產資料，進一步說，他們自己產生的生產資料已經不是他們自己的了。

　　以地區乃至國家為范圍的社區團購這種大規模的商業模式，以及團購平臺這種技術要求高的實現形式，早已遠超個人能力的范疇，在當下社會只有大資本的運營才能使其充分運轉。正因如此，本屬于團長們自己的生產資料，即個人的社會關系與人脈資源，在當下只有和以平臺為代表的互聯網技術與資本相結合才有在這方面創造價值的可能性。[4]于是，在資方的運作下，通過“合理合法”的“合作關系”，團長們的生產資料便被竊取了，團長們的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也一并被竊取了，同時相應的法律責任也被規避了，團長們成為了為平臺資方勞動的無產階級。這種從事社會交換（流通）的無產階級，應該可以稱作商業無產階級。他們與19世紀馬克思所見的集中在工廠中一起勞動的工業無產階級有不同，也有相似，他們分散在各地，被互聯網連接起來，被平臺組織起來，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平臺就是他們的“工廠”。

　　團長們在事實上經受資本的剝削，但因為當下就業大環境的惡劣和在平臺較為不錯的收入，他們普遍選擇了承受，加上平臺“精巧”的獎勵機制，讓他們難以思考自身的權利問題；社區團購“一社區一團長”的運營機制，又造成團長之間的聯系較弱，加上很多團長還有自己另外的工作這個特點更讓他們難以形成身份認同，形成集體合力更是不易。同時考慮到他們對于平臺運營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相信他們一定程度上的聯合反擊的強大威力。

　　并不是只有團長們為這些平臺勞動。從事產品生產的工人、運營平臺的程序員、客服人員們，商品的配送員們，在送給團長前管理、儲存、分揀商品的工作人員們……眾多勞動者的分工勞動造就了社區團購的繁榮，造就了平臺資本主義的繁榮。資本利用互聯網，以各種新形式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擴張，逐漸將生產、交換和消費環節統一起來，企圖控制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建立前所未有的壟斷帝國。而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傳統行業將被擊敗，這些行業內的勞動者可能不得不被吸納進入新產業。例如，面對社區團購為代表的平臺電商的進攻，個體商戶、小型連鎖店特別是農產品商販很可能會走向衰落，原來的勞動者可能會在原來工作的基礎上轉變為為平臺勞動，成為平臺資本主義取得的又一勝利。

四、 展望：危機與機遇？

　　在這個時代，具有新特征的資本主義憑借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和被這些新技術所賦予可能性的新的組織方式繼續發展著。究其本質來說，它仍然是百年前列寧所說的壟斷資本主義，仍然是那個“垂死的資本主義”——新技術與新產業，成為轉移相對過剩的資本，緩解滯漲，挽救資本主義社會的救命稻草，而新產業的壟斷和嚴重的相對過剩也終將形成，醞釀已久的危機終將避無可避。

　　這個時代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擴大著。像《共產黨宣言》中描述的那樣——工業資本主義將原來的社會各階層卷入無產階級隊伍一般，現在的資本主義正用新的方式將各行各業尤其是服務業的人們無產化。新的無產階級將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得到教育，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和當前資本主義世界持續的蕭條更是必然導致勞資矛盾的不斷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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