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國家的文件上常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要在改革開放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某些政策措施似乎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令人深感疑惑。

　　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推進的國企改革（含集體所有制企業改革），其初衷是發展國有企業，壯大公有制經濟，結果卻是絕大多數國企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改沒了，并且很多改制過程都存在嚴重的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流失問題，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失業、生活艱辛，重新跌入社會底層，許多工人被熱死、猝死、加班死、過勞死，一些工人被逼跪地爬行、自扇耳光、胯下喝水，企業欠薪成為幾十年都沒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相反，一小撮人借國企改革變成千萬、億萬富翁，部分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的被提拔為領導干部，柳傳志等企業家還組建了“泰山會”等組織，似乎有了資產階級政黨的雛形。如此改革瓦解了公有制經濟基礎，催生了一批資本家，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明顯有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初衷。

　　還有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問題，由于絕大多數國企和集體企業都改沒了或改成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的數量必然增多，其所占GDP比重、納稅比重、解決就業比重必然增加，這根本不值得炫耀，只能從側面說明我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數量太少。然而，許多黨的領導干部，卻四處引用所謂“56789”數據，并將這種反?，F象當作政績和吹噓民營經濟貢獻的依據，似乎推進私有制、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是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至于憲法中“我國的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有關規定，習總書記“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有關指示，全被他們置之高閣。

　　開放中存在的“過度開放”“不對等開放”等問題同樣令人震驚。如我們選派大量干部到美國等敵國培訓，似乎無人擔心政治安全；我們允許外資進入銀行、股票、債券、基金等領域，并可成立獨資公司、控股公司，似乎無人擔心金融安全；我們允許外資購買國內優質資產，似乎無人擔心經濟主權、經濟安全。相反，美國對中國投資嚴防死守，嚴格限制高科技商品和敏感技術對華出口，中國對美國企業的并購多次被美方以“危害安全”為由否決，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農產品、飛機等商品。另外，中國對美國開放零售市場，美國則不愿對華開放；中國允許蘋果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還可直接面向消費者，美國則禁止華為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直接面對美國消費者，并禁止華為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甚至霸道地要求其他國家與美國一樣禁用華為產品；類似案例不勝枚舉。

　　總之，現實中許多政策、措施、規定，讓人弄不清改革開放的底線和邊界在哪里，到底還要不要公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要不要國家安全、金融安全、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因此，科學確定改革開放的底線和邊界，是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的重要前提。（202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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