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次講座的題目是《上海疫情中的基層婦女》，我們將圍繞4個關鍵詞展開：工人新村、城市化、上海疫情和基層婦女。

　　工人新村指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上海單位制國營企業建立的員工宿舍。工人新村和現在商品房居住空間的差異，在于當時工人新村的社會關系，或者說社區連接感是非常緊密的。在上海疫情期間，工人新村的基層婦女就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講座，我們邀請到葉子婷、章羽和劉希三位老師，她們編輯和書寫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這本書，講述了這些基層婦女的故事。

　　《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封面

　　圖片來源：網絡

　　接下來我先介紹一下三位老師。

　　葉子婷老師，也是《海上凡花》這本書的第一作者，博士畢業于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媒體學系，現在在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文化產業管理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研究、性別研究、移民研究、后殖民主義理論、全球化理論、情感理論等等。

　　章羽老師，博士畢業于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院，現在在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化發展中的社區婦女。

　　劉希老師，博士畢業于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現在在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性別研究、文學研究和女性主義理論研究。

　　三位老師今天要分享的研究是基于城市化性別與南半球改造知識網絡研究項目——上海團隊的一個集體研究項目，主要研究對象是全球南方也就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城市化進程中的性別問題。

　　《海上凡花》這本書是三位老師在2018-2020年期間，通過對上海工人新村中一些基層婦女的調研而寫就的，主要采取的調研方式是口述歷史、訪談和日記寫作工作坊。

　　在28天的婦女日常生活日記寫作工作坊中，三位老師通過分析她們的日記和訪談，呈現了疫情期間婦女在家庭關系、鄰里互助和居委會的動員能力，以及上海城市社區中留存的集體主義精神，同時也記錄了上海工人新村的基層婦女是如何應對疫情給她們帶來的挑戰和壓力的。

　　三位老師希望可以通過這樣的研究，讓那些曾經在城市化過程中不被關注甚至被忽視的群體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

　　為什么關注上海疫情中的基層婦女？

　　主持人：

　　為什么會關注上海工人新村的基層中老年和貧困婦女這樣一個群體呢？

　　葉子婷：

　　這個問題很重要，我相信也是今天來聽講座的朋友特別想聽到的。我們的研究到底為什么要關注工人新村的基層中老年和貧困婦女呢？

　　我先簡單介紹三點。第一點是因為我們三個人的背景，我是上海交通大學文化產業管理系的老師，是做文化分析的，文化分析是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章老師和劉老師有做社會學和文學研究，雖然我們三個人的背景不一樣，但研究目的和初心是一樣的，我們希望在全球包括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教學領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來關注基層組織并進行理論分析，特別是針對比較缺少關注的城市基層婦女。

　　在我國，所謂的弱勢群體可以說是“不起眼”的，甚至是看不到她們的。那么對于這樣的群體，我們到底應該以什么樣的研究方法進入她們的生活，以及有什么辦法可以幫助到她們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簡單來說，我們在關注基層婦女的研究中用的是質性研究方法，希望可以在這個領域為質性研究做出貢獻，也希望為性別研究做出貢獻。因為我們關注的是婦女研究、城市研究，還有社區發展、社會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研究等等不同領域，所以希望可以給各位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些真實案例，也希望這些案例能夠成為你們教學的一些實例教案。

　　最后一點就是剛才主持人介紹的，我們的研究是關于城市化性別（GenUrb）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一個研究，研究團隊里面總共有40多個不同國家的老師一起合作。我們關注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的6個不同城市，關注貧困、城市化和婦女這三者的關聯，其中基層婦女和貧困婦女是很重要的一點。在21世紀，城市化過程是非常急速的，今天的全球化已經進入到一個全新時代，那么婦女跟經濟發展的交互關系是什么？

　　當我們面對困難人口，特別是貧困婦女的時候，作為承擔高校教育的老師、做研究的學者、做理論的學者等等，如何能夠給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建議，進而去改善基層中老年和貧困婦女的日常生活，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可以透過學術介入社會，去影響和改善貧困婦女的生活。

　　C媽媽鏡頭下的工人新村

　　圖片來源：上海文藝出版社豆瓣號

　　章羽：

　　大概在兩年前，當葉老師邀請我參與這個項目的時候，我也在問自己，為什么想關注工人新村的基層婦女？一直以來我并不了解她們的生活，我看到的只是社會轉型背景下關于她們的一些片段和標簽。然而當走進她們之后，我才發現其實我們忽視了上海這個城市的底色就是由她們編織的。關注工人新村基層婦女，是因為我想知道這個繁華大都市卸妝之后的素顏到底是什么樣子。

　　劉希：

　　我是最晚加入這個項目的，在葉老師和章老師已經完成資料搜集工作之后，邀請我一起進行數據分析和最后的寫作。

　　我之所以加入這個項目，首先是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之一是以文學和傳媒為研究對象，考察婦女跟社會主義的關系，比如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20世紀50-70年代社會主義時期婦女的自述或自傳。但我作為一個文學研究的學者，并沒有進行過實證研究，而這個項目可以關注到住在工人新村——這個很重要的社會主義空間形式——中的婦女群體。

　　她們之前有很多都是工人，也有一部分外來媳婦，所以在她們的口述和訪談資料中，可以幫助我們看到婦女與當代改革開放之后的社會，以及與社會主義遺產之間很復雜的關系，可以推進我之前進行的一些文學或者傳媒研究。

　　第二，現在的社會主義工人研究已經有很多重要成果，但研究工人新村中的人，不能僅僅看到空間的特點，還必須探討他們具體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尤其是他們社會認同的建構過程。很多學者已經發現，工人新村是一個不斷生產新的社會關系的空間，或者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價值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質載體。但是目前對于工人新村的研究并沒有加入性別視角，所以我覺得我們對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的研究可以補充目前對于上海工人新村的研究。

　　第三，我們的研究關注到了疫情對基層婦女的影響。2020年以來，很多社會學研究都已經注意到，新冠疫情在世界包括中國不同的地方，已經產生了在地化的不同影響，疫情對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性別群體的影響可能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也加入到這項研究中，來了解疫情對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的生活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除了繼續用一種交叉性的視角去看地域、階層、性別、職業等不同社會分類對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生活造成的影響之外，我們的研究還加入了一種歷史的視角，追溯到了社會主義資源或者說遺產在今天的留存形式以及產生的影響。所以這不僅僅是以橫向的、空間的視角去研究不同社會群體在面對同一場疫情時所受到的不同影響，它還有一個縱向的、時間的視角，希望能從現在看到歷史，特別是社會主義歷史。

　　以上三點使我覺得這個項目非常有意義，也是我加入兩位老師一起去研究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的原因。

　　上海工人新村一瞥 許海峰拍攝 | 圖片來源：澎湃

　　二

　　互動互助的研究方法

　　主持人：

　　三位老師之所以會研究這個項目，一方面是出于學術上的考慮，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改善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關系上做一個嘗試。就像《海上凡花》這本書封面上寫的“新型學術”那樣，我們不僅僅是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絕對的自然客體去進行研究，而是想要跟她們進行交互性的互動；我們不僅僅是從研究對象那里獲得研究數據或資料，而是想要真正參與到改善她們生產生活的過程。

　　那么這樣一種研究目的是如何落實到具體研究過程當中的，需要采取哪些研究方法呢？

　　葉子婷：

　　在《海上凡花》這本書里，我們是以新冠疫情作為整個研究背景來收集數據的，包括利用口述歷史和日記寫作工作坊的方法，去記錄上海工人新村的婦女是怎么應對疫情給她們生活帶來的一些新的挑戰和壓力。我們希望工人新村的婦女，特別是基層婦女，可以為她們的生活故事發聲，讓更多關心這個議題和社會弱勢群體的朋友可以聽到她們的故事，讓她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可以被看到。

　　我們三個人的學術背景不同，受過不同的學術訓練，所以在研究過程中經常會反復思考，有哪些實在的、實用的、能夠收集到更多更好數據的研究方法，可以讓我們更有效地深入這一基層社會群體的生活，更多地了解和探索她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日常生活是法國學者Henri Lefebvre提出的一個概念，即everyday life和everydayness。日常生活原來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論化的，可能很多人覺得自己日常生活中不同的生活片段“有什么好說的”“雞毛蒜皮”“不值得可說”等等，但其實這些生活瑣碎卻可以展現出一個城市的發展故事。

　　例如，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菜市場越來越小，變成了中產階級或更有錢的人購買所謂中高端商品的市場，這個變化就會影響到基層婦女的日常生活。我們研究的20個婦女當中，有一半都身患重病或癌病，這些身體不好、患重病、或年紀大的婦女走遠路去買菜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從她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看到城市發展所帶來的不同影響和不同故事的。

　　2019年6月26日上午9時，陪伴普陀曹楊居民21年的曹楊鐵路綜合市場南市場于正式關閉。這里有新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 | 圖片來源：申江服務導報

　　在我們的研究中，有些比較困難的人口甚至是沒有手機的，可想而知這些人面對著怎樣的困境。有些生大病或癌癥的婦女是街道辦認定的低保戶，有些生活在受家暴的家庭，有些是失獨家庭……那么我們研究人員應該用什么方法可以更多地去理解她們呢？

　　所以我們在城市化研究中提出兩點希望：一是希望研究可以給基層婦女帶來一些互動互助的方法，二就是剛才所說的，我們的研究希望讓這些在生活中不常被看見的人們被看見。

　　到底什么是互動互助呢？在大家的日常學習和工作中，經常會有工作坊、學術會議、講座等活動，我們收集數據的方法其實是工作坊（workshop），但婦女們完全不知道工作坊是什么，于是我們就改稱為“文化活動日”，這樣一來，她們就立馬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文化活動日包括即興演出、拍照片、寫日志等內容，還設置了師生志愿者和婦女們一起參與的互動活動，從而讓她們也能夠感受到研究的過程。我們在聽她們，同時她們也在聽我們，這就是一個互動互助的過程，我們把這個方法翻譯為interactive，它是互惠的、互相幫助（mutual help）的。

　　為什么要用這樣的方法呢？201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做外來務工的研究，那時我還是個博士生，沒有很豐富的調研經驗和能力，訪問完研究對象就走了。后來，我發現質性研究很多時候都是訪問完研究對象——可能是工廠女工，可能是美發美甲從業者，可能是家政阿姨——之后就走了，離開了她們的生活。她們的訪談內容可能是我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對她們的生活是完全沒有貢獻的。

　　我想研究的是全球資本主義怎么剝削我們國家的女性，但如果我只是拿到她們的分享數據就走了，那么我也會變成剝削者之一，所以我很希望自己在畢業之后有能力的時候可以幫助我的研究對象。雖然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我非常希望通過我以及周圍朋友、老師、學生的幫助，我們一起可以動員不同力量來互動互助，至少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是可以幫助到一些基層的婦女、家庭以及需要得到關注的人口的。

　　上海工人新村一瞥 許海峰拍攝 | 圖片來源：澎湃

　　章羽：

　　剛才葉老師講了幾個關鍵詞，比如情感世界、日常生活、不被看見等等。我想以2022年上海人民群眾曾經經歷的一件事，與大家繼續分享“日常生活”和“不被看見”。其實當《海上凡花》這本書在討論疫情中社區精神和社區關系重建的同時，現實中的我們在疫情中也可能經歷著一種斷裂。

　　比如就在今年的上海疫情中，很多在上海的人會突然發現自己身邊出現了一兩位“新聞朋友”。什么叫“新聞朋友”呢？就是他在異地，看到了與上海疫情有關的新聞，然后就會打電話過來慰問。很多上海的朋友好像從來都沒有接到過這么多的電話慰問。

　　一般“新聞朋友”打電話過來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你怎么樣了”？這個時候正忙著搶菜的你會感到特別欣慰，你會回答說“我正忙著搶菜，特別困，早上起得特別早”。然后你的“新聞朋友”會很詫異地問第二句話“怎么會”“怎么可能”？然后你就會給他解釋幾句。其實有時候最讓你繃不住的，是你“新聞朋友”問的第三句話，他說“新聞里不是這樣說的！”

　　請問各位，如果是你，你會如何反應？那個時候你每天5點多開始被鬧鐘陸續叫醒，在不同的平臺上搶菜，通常你也搶不到，然后還要去睡個回籠覺。如果在封控的這些日子里，你還能有個工作居家辦公，就已經很幸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的“新聞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你所表達的現實情況擱置一邊，只是反復地問你“怎么會這樣”“新聞里說的不是這樣”，我想你輕則是暫時不想理他，重則就是你再也不想理他了。

　　我講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什么呢？那就是在場體驗的意義和價值。未來有一天，當我們回望這個事情的時候，身處其中的我們自己的所見所聞和體驗經歷，其實就構成了一個了解現場的維度。這也是《海上凡花》這本書的研究方法，即記錄當下。

　　《你是我的眼》這首歌有一句歌詞講的特別好，特別貼切，“因為你是我的眼，讓我看見世界就在我眼前”。在《海上凡花》這本書中，這些工人新村的婦女就是我們的眼，是她們帶著我們領略疫情中她們的日常生活，帶著我們穿越她們的不易和韌性，帶著我們看見她們所在的上海這座城市的底色，這個底色和普通百姓對魔都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2022年的上海一角 |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中文網

　　劉希：

　　當我們真正進入實證研究，就會發現，研究對象不僅僅是論證社會變遷的一個證據或注腳，研究也不僅僅是一個搜集研究數據，進行理論梳理，或者獲得抽象研究發現的過程，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接觸到的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在跟她們互動的過程中，會發現她們的主體性。我自己是在進入這項研究之后，才理解了什么叫做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

　　這個概念聽起來比較抽象，但其實是很具體的。當你讀到她們故事的時候就會看到，她們的社會資源非常少，在疫情中受到了比中產家庭更嚴重的沖擊。但她們卻非常堅強、樂觀和勇敢，用各種方法去追尋自由，給我們傳達了很多希望；她們對國家的依賴或者對社區的回饋，可能是中產階級都不能相比的；她們的正能量是非常沉甸甸的。

　　所以說所謂的主體間性，或者說互助與共情，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她們具體的生活經驗，她們面對生活的勇敢和堅強，都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和正能量。

　　《海上凡花》中某位婦女的畫像

　　圖片來源：網絡

　　主持人：

　　既然研究者和研究對象是一種類似于朋友的互動互助關系，那么三位老師在寫作《海上凡花》這本書期間，在和工人新村婦女相處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讓你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呢？

　　劉希：

　　我想分享一對母女的故事，母親就是口述史中的地丁花——C阿姨，來自一個西部城市，因為父母重男輕女，所以她最終決定閃婚遠嫁到上海，以此作為對原生家庭的反抗。嫁到工人新村后，她作為外來媳婦在夫家里有了落腳之處。她本身也非常能干，是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支柱，然而她卻發現自己原來想逃離的父權家庭，又在夫家被復制了，很多時候她還是要服從丈夫的決定。

　　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一個性別視角去討論原生家庭的權力不平等和性別不平等又是怎么復制到了新的家庭。因為她是一個外來媳婦，她在新的家庭所遭遇的不平等不僅僅是性別不平等造成的，也是地域不平等的結果。

　　然而即便夫妻關系不好，她還是決定不離婚，因為她認為維持家庭完整非常重要，甚至在女兒跟父母有代際矛盾的時候，她最后也會要求女兒服從權威，不讓女兒質疑父母。我看到這個故事非常感慨，曾經是一個叛逆的、反抗父權家庭的女兒，在做了母親之后，又同樣復制了一種家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會反思，人們對所謂的“家庭完整”到底有什么樣的迷思？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力關系到底應該是怎樣的？我們又該如何去思考和實現家庭的平等和民主？所幸的是，女兒因為目睹了媽媽在父權家庭里的邊緣位置，所以她通過反思和反抗父親的權威，最終獲得了自身的主體性。

　　圖片來源：thoughtco.com

　　很多關于代際親密關系的研究發現，獨生子女一代，即80后90后，他們對家庭成員之間親密溝通的要求，的確是個體化社會的一個特征，這在我們的故事里也是一樣的。媽媽和女兒都很想跟對方建立朋友關系，但因為社會資源的匱乏，基層母親跟女兒之間對什么是好的溝通并沒有達成一個共識。女兒認為大小事都要有一個平等的討論，要講道理，“希望掰扯清楚”，但媽媽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知識和學歷跟女兒進行認知上的溝通。

　　所以非常有意思，她們都想跟對方成為朋友，但母女之間對溝通的理解并不相同。女兒認為情感上的平等溝通非常重要，媽媽則認為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你說的東西，并進行認知上的溝通，我只需要努力去外面賺錢打工，給你提供足夠的資源就可以了。所以我們會看到，這種親密關系并不僅僅是性別化的過程，由于基層家庭社會關系的匱乏，溝通本身也是一個有階層性的過程。

　　圖片來源：百度

　　我覺得這對母女的例子特別典型，它首先是我們搜集到的一個很好的研究數據，可以讓我們去研究女性身份認同的建構和形成過程，也可以去研究代際親密關系變化跟社會整體客觀狀況之間的復雜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社會性視角、交叉性視角、政治經濟學視角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社會身份的交叉性特征：一個社會身份是一個交叉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被客觀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所影響和決定的過程。

　　與此同時，這個案例也是對我們自身的啟發，讓我們這種分析者或研究者去反思：在自己的家庭中，我們跟父母之間，或者當我們成為父母之后跟孩子之間，是不是也存在同樣復雜的親密關系？我們應該如何用社會學的視角去反思這些權力結構和關系？其背后的影響因素是什么，是地域的、職業的、階層的還是性別的？我們又該怎樣去挑戰不同的權力關系，去建立一個平等的親密關系和家庭關系？

　　所以說，在互動互助的分析過程中，我們的研究對象的確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數據，幫助我們寫完了這本書，完成了論證；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超乎研究課題的更多資源和貢獻，讓我們自身作為女性，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在家庭和社會關系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啟發。

　　上海工人新村一瞥 許海峰拍攝 | 圖片來源：澎湃

　　章羽：

　　在和阿姨們的溝通過程中，讓我很感動的一件事情是子婷和她們的關系處的是那么地好！比如阿姨們經常會請子婷去她們家吃飯，有一次，我跟著子婷去一位阿姨家吃飯，當時就感覺回到了小時候過年時走親訪友的那種場景?？赡軐τ谖覀兒芏嗳藖碚f，即便是再好的朋友，也經常會說去外面吃飯，家里招待的一般是親戚或者特別好的朋友。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子婷是怎樣和阿姨們在情感上走得這么近的。

　　接下來我想分享的是一個關于生計的故事，故事的主題也是關于“不離婚”，其中也涉及到剛才劉老師講到的交叉性理論，地域、性別和城鄉。

　　這位阿姨有兩段婚姻，第一段在老家，婚后她靠村里分給她丈夫的地生活，料理家務，生兒育女，也相當勤勞和能干。但是她前夫特別能禍禍，好不容易積攢了點家業就被她剛出獄的丈夫揮霍完了。雖然她當時一直堅守要有個“完整的家”，但最后實在是被逼無奈，就離婚了。

　　離婚后，也許是為了躲避或逃避，她來到了上海，嫁給了現在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屬于社會基層，但因為這位阿姨是作為外地女性嫁到上海的，所以她在和丈夫的婚姻梯度里面，好像只能處于更基層的位置。

　　這位阿姨當時就只想著好好過日子，一開始婚姻挺和諧的，她特別能干，還做點純靠體力活的小買賣支撐家用。后來因為常年的勞累，她的身體實在是吃不消，就不做了。但她又沒有退休待遇，不做就沒有錢了。這時候，她的丈夫就開始對她變本加厲地施行家暴，有好幾次都被打到去了醫院。

　　W阿姨的寄語 | 圖片來源：《海上凡花》

　　故事到這里還沒有結束。當一位婦女遭受家暴，請問該怎么辦？可能大家都知道——報警，然后離婚。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跟我想的一樣，我一開始的反應也是這樣，因為站在我的立場上，基于我對于這個世界有限的理解和經驗，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離婚。你都被打成這樣了，這個人實在是太渣了，婚姻不是這樣過的。所以我們問她要不要幫忙找律師咨詢，聯系庇護所。

　　然而實際情況卻并沒有這么簡單。我剛才說了，我之前并不曾了解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的生活，所以只是基于自己的立場和生活經驗，給別人的一些建議和判斷。而事實情況卻是，她去反映了，警察也來了，但似乎并沒有解決問題。警察說要不你先調解一下，這也是常規流程，但是她前腳去了居委會反映，后腳她丈夫又去居委會鬧，而居委會也只能是勸她再溝通，她感到很無奈。

　　我們國家的法律是特別健全的，也有反家暴法，但具體執行法律的人員是有一些盲區的。有時候他們并不是不稱職，而是缺少一定的性別視角，也缺少對不同人群困境的理解，所以更多時候可能只是照本宣科。

　　圖片來源：百度

　　其實這里面還有一個更復雜的事情，那就是生計問題。這位阿姨的前任家庭一度成為過萬元戶，但在離婚的時候，錢都被她的前夫揮霍光了。而且更致命的打擊是，離婚之后她在村里維持生計的土地也沒了，失去了經濟來源，還要照顧孩子，所以在家庭之外得不到更好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她只能咬著牙，很努力地生活。

　　然而一個人堅強地努力生活，并不意味著她就沒有創傷，或者說她的創傷就已經愈合了。在現在的這段婚姻中，她的身體又特別不好，基本上喪失了經濟來源。她跟丈夫共用的房子是一個小的一室，就一個房間，廚房和衛生間是鄰里共用的，所以如果她要離婚，首先就要考慮租房子，這對她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開支，所以她必須考慮離婚后的生計問題。

　　還有一個不離婚的原因，就是當她去求助的時候，在工人新村能夠得到比較直接的支持。工人新村共享的廚房等公共空間，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她。她丈夫施起暴來不管不顧，抓著她頭發往地上撞，然后她會趁自己有意識的時候拼命爬到門口。把門打開之后，她就進入到了所謂的公共空間，鄰居都是彼此很熟悉的人，施暴和呼救的聲音一傳出來，大家就會出來譴責一下她丈夫，讓她丈夫住手。

　　2001年播出的《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電視劇，前所未有地以家庭暴力為主題，給觀眾帶來了極大的心理沖擊 | 圖片來源：澎湃

　　在我們的訪談中，這可以說是她在家門之外所能接受到的一個社會支持。但當她去表達自己困境、說她要離婚的時候，卻很少得到社會支持。我說的缺少社會支持并不是說缺乏政策，而是執行政策的具體的人缺乏最基本的性別意識、階層意識和地域意識，或者用最基本、更宏觀的一個概念，叫做缺乏人文關懷。

　　這個故事中的這位女性，她真的是一個所謂的“完美的”受害者，對嗎？她特別努力，她就想好好活著，就想好好過日子，當她終于逃離第一段婚姻，卻又在后面這段婚姻中天天被打……她缺乏社會支持，缺乏周圍人對她的心理支持，而且還沒錢。

　　一開始我還勸她，后來我又進入了反思和自我批評：當我們還沒有進入和了解她們的生活，還不足以理解這中間復雜性的時候，我們只是拿著我們所謂的立場，去給出一個看上去好像很科學、很善意的建議，但其實這是一種不負責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會對對方造成一種傷害。所以當我真的進入到她們的生活當中，當我切身感受著她們的生命歷程和喜怒哀樂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的局限、局促和狹隘，以及曾經的自以為是……

　　上海工人新村一瞥 許海峰拍攝 | 圖片來源：澎湃

　　主持人：

　　聽了兩位老師的分享，相信我們對于“互動互助”的研究和進入情感世界的研究方法體會得更深了。在兩位老師的敘述過程中，我們看到，研究對象從一個抽象的對象逐漸變得具體、變得生動、變得有血有肉起來。

　　我覺得這也就是兩位老師頻繁提到的“交叉性”概念。換句話說，我們認識的女性研究對象，她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女性，甚至是被貼上一個標簽說她是困難婦女或大媽，實際上她的生活是非常復雜的，在她身上，凝結著地域、階層、代際等等各種各樣的問題。

　　當我們以這種視角去看她的時候，其實我們就跟她變得更加親近了，就像一個朋友，或者一個親人，知道她具體的體會是什么。這一點讓我非常感動，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精彩的分享！

　　三

　　社會主義遺產與基層婦女的抗疫故事

　　主持人：

　　在上海疫情發生期間，這些基層婦女和社會，或者說和社區的關系是怎樣的？基層婦女跟社區之間的聯結關系在疫情期間對她們自己的生活有怎樣的影響？以及她們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呢？

　　例如劉老師前面講的C阿姨母女關系問題：在上海疫情期間，母女因為都居住在家里沒有辦法流動，所以她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有了不斷的升級；還有一些基層婦女，在疫情期間非常積極主動地做了一名志愿者，參與到社區公共服務中……請問還有類似的故事分享嗎？

　　章羽：

　　我想到了H阿姨，當時她已經七十多歲了，失去了唯一的女兒，自己也患上了癌癥。疫情期間，她是一位社區志愿者；社會主義時期，她還是工廠的勞動模范。

　　當我們問H阿姨評上勞模之后有什么感想時，她卻說沒什么特別的感想，因為她的父親是勞模，姐姐和姐夫也是勞模，所以自己也就想當勞模。那么當了勞模之后干嘛呢？——是想更好地服務大家。

　　“更好地服務大家”，這句話放到今天，我們也許會覺得很空。但在那個年代的集體主義環境中，勞模精神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他們的價值觀就是想更好地去服務他人。

　　勞模田桂英，我國第一名火車女司機，1950年駕駛“三八”號機車，六個月安全行車3萬公里 | 圖片來源：知乎

　　那么，有著社會主義時期勞模精神的H阿姨，是如何把這種精神轉化到現實日常生活中的呢？2020年疫情發生的時候，她所居住的小區沒有門衛，比較混亂，因此居委會需要招募志愿者以維持秩序。當時，在很多年輕人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H阿姨就已經帶著另一位70多歲的阿姨和80多歲的叔叔沖到第一線去了。

　　到一線后，她們發現社區物資特別稀缺，尤其是口罩和消毒水。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就主動想辦法自己解決，能從家里拿什么就拿什么，在最短的時間里集結完畢，在居委會最困難的時期，非常積極和主動地維護了社區的基本秩序和安全。

　　2022年上海疫情再一次爆發，當我們去問候她們的近況時，H阿姨說她又要去做志愿者了。當我們提醒她還是要注意一下身體時，她說沒有關系，現在社區正缺人手。

　　在訪談中，我們還了解到一個細節：一開始她們做志愿者是沒有補貼的，但當后來有一些基本補貼的時候，這三位七八十歲的阿姨叔叔卻堅決要求退出，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只是來做志愿者的。

　　聽了這個故事，我突然發現，我們很多時候在不同的時空中講著同樣一個詞，但是對這個詞語的內涵，我們的理解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我對于“志愿者”有自己的理解，但在接觸到H阿姨，了解到她的勞模精神和自愿奉獻精神之后，我對這個詞又有了一種不一樣的理解。

　　在整個訪談中，我能感受到：雖然疫情給工人新村和很多社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體的婦女們，看到了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為保護和保衛社區做出了肉眼可見的貢獻！

　　社區志愿者阿姨幫助物業給小區居民發放抗疫愛心大禮包，第一財經攝影記者任玉明 | 圖片來源：第一財經

　　主持人：

　　謝謝章老師的分享！我也有類似的感受：疫情期間我們學校封校了，雖然大家在封校之后會非常無聊，但同時也會開始維系彼此之間以往比較陌生的同學關系，所以事實上的結果是大家變得更熟悉、更團結了，同學們會聚在一起玩耍，互相安慰，互相關心。我覺得這也很像一個社區，在疫情中，大家意識到了社區的重要性，也會和社區之間彼此聯系和團結起來。

　　剛才章老師分享的H阿姨的故事，給我們展示了一位經歷過社會主義時代勞模精神的個人形象。她在進入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是完全地、真正地不為個人私利，所以一旦給她發工資，她就會覺得自己只是來做志愿服務的，而發工資是對她的一種誤解，因為她并不是以工資為目的來做這件事情的。

　　這一點其實正如劉希老師在前文所講的那樣，我們要把自己的研究放入一個歷史的過程，去觀察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遺產在今天還有哪些存留，這些存留在疫情之下又煥發出了哪些新的活力，使得我們在疫情的封鎖生活中能夠不那么恐懼，能夠感受到還有一個社區的力量支撐著我們做一些縫縫補補的、不被看見的工作，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實際上，工人新村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遺產，那么這樣的一種歷史遺產在當前的疫情條件下，到底煥發出了哪些活力？它對于我們今天的生產生活有哪些借鑒意義和價值呢？

　　葉子婷：

　　剛才有一位聽眾分享說，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性別不平等是很難改變的，這一點我特別有感觸。我自己在研究工人新村的時候，對它的整個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消費文化、大眾文化等都特別感興趣。但是要了解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我們就需要從歷史的維度去思考。性別是一個橫切面，那么從歷史的維度看，性別不平等、家庭不平等，乃至家庭的結構、婦女的角色等等是不是都很難改變呢？

　　在工人新村的研究中，我們展開的歷史維度是比較長的。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國家其實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去推動性別平等和家庭平等，比如怎么動員婦女參加工廠工作等等。所以我們研究的很多工人新村婦女都不是家庭婦女，而是參加過工作的，在上世紀50年代，她們可以進入工廠做工人，這都是社會主義歷史的影響。

　　婦女要參加工作，那孩子怎么辦？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工人新村增加了幼托服務。所以在1950年代，當婦女們出去工作的時候，她們的孩子就已經能夠享受幼托服務了。這是從歷史維度來思考性別平等的問題。

　　申新九廠1966年改名為“上棉二十二廠”，從1955年公私合營一直到1992年，累計上繳給國家的稅收相當于每年可以再造一個申新廠。圖為英國客人訪問參觀申新九廠工人托兒所 | 圖片來源：百度

　　此外，在上世紀50年代經歷社會主義文化洗禮之后，動員不同勞動力互相幫助成為新的潮流，這不僅僅是為了經濟資本的生產，還是為了整個社區怎么互助生產。我在研究的過程中，對這一點感受頗深，也非常喜歡。

　　H阿姨為什么要服務自己居住的社區？除了因為她在這兒住了很久以外，還因為她受到的歷史影響是不一樣的，她希望這個社區是一個共同體，是一家人。其實這里我不太想用一家人的概念來描述，因為家是一個很親密的概念，她知道她跟社區人的關系是鄰里，而她除了要照顧自己的家人，還想到要照顧社區里面的其他人，也正是這個想法動員她去做了志愿者。

　　而且當H阿姨和其他婦女出去做志愿者的時候，她們的丈夫在做“買汏燒”，意思是丈夫負責買菜、燒菜、收拾家務或者送孩子上學。其實家務勞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怎么分工，在亞洲很多地方，我們可以看到男性結婚之后是不做家務的，但是在上海的家庭中，男性做了很多勞動貢獻。所以我們在做女性研究的時候不可以忽略這一點。H阿姨可以出去做志愿者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丈夫很支持，這是非常難得的。

　　在國家面對疫情和困難時，每一個家庭都面臨很大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而從底層群眾的身上，我們看得到未來的希望。從工人新村婦女的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到濃濃的人情味，她們互相照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不是“各掃門前雪”，像一些中產社區住戶一樣永遠不知道自己的鄰居是誰。

　　鳥瞰工人新村，是一排排特別矮的粉紅色建筑，這種粉紅色是工人新村很獨特的一個底色，它不僅是建筑的顏色，還代表了社會主義歷史的影響。我覺得，不論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遺產，還是我們中國5000年歷史中的精華，它們都不應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的侵蝕。我們應該學習這樣一些更有人情味、更有溫度的生活模式，讓它們繼續保持，并且融入到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中。

　　曹楊新村鳥瞰圖 | 圖片來源：百度

　　劉希：

　　我最近聽了一個印度學者Vijay的講座，他說全球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興起，一個很重要的影響是讓大家都退回到家庭網絡中，社會服務的消失使得家庭照顧工作增加，通勤和工作時間延長，最終導致家庭網絡不堪重負。

　　我們知道，家庭和社會再生產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誰來承擔照顧工作，而我們在工人新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工人新村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社會主義遺產對基層家庭和社會再生產所起到的支持作用，它幫助基層家庭緩沖了市場化對再生產勞動的剝削和異化。

　　例如，你會發現上海很多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圖書館、公共食堂和相對便宜的超市，都是在工人新村附近的一些基層社區建立起來的，他們會提供一些非常便宜的或者免費的、面向基層百姓的活動或興趣班。這些公共空間給予了工人新村婦女很大的支持，讓她們能夠減少對市場的依賴。而且居委會如果有什么有償志愿活動，也盡量去照顧這些婦女，希望從社區層面建立一種互助。

　　所以我覺得，要說工人新村的社會主義遺產還有什么重要的價值，那就是它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對基層家庭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一種支持，它可以對抗消費主義或者說資本主義對基層婦女所造成的巨大的再生產勞動負擔，因為社區幫助她們承擔了一部分負擔。

　　剛剛有一位聽眾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對基層婦女的研究對城市化有什么意義？我覺得意義就是城市化研究中需要注意到社會再生產的問題。當我們注意到基層家庭和婦女社會再生產的負擔之后，我們可以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支持她們？我們僅僅是把它歸到個體家庭的身上，或者是僅僅交由市場去解決嗎？那么社區、政府或者說國家可以對此做些什么呢？所以說如果我們的研究有一些意義的話，我覺得注意到這一點就是意義之一。

　　農忙托兒所。2019年3月25日，“汝南李峰”拍攝于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舊址 | 圖片來源：大眾攝影網

　　四

　　她們的問題還是我們共同的問題？

　　嚴海蓉：

　　我有一個感受，就是90年代末，當我還是一個學生剛開始去農村做調研的時候，我發現村民對我有一種無條件的信任。實際上他們并不認識我這個人，但當他們看到村子里有知識分子的時候，就真的很想要反映問題。

　　當時農村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是稅費負擔，農民必須要支付各種各樣的有名或無名的稅費，這對他們來說很困難，所以他們非常希望我能夠幫助他們去反映這些問題，有時候我身邊會聚集好多人來說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之間是有一種信任的，他們希望我能夠代言。

　　后來，我到城市去做調研的時候，我也發現當時有很多“打工妹”相對容易敞開心懷，當然這種信任是需要慢慢去建立的，但確實非常讓我感動。

　　但是過了一些年之后，我發現在一些農村或城市社區，大家開始對知識分子、對學生的角色有了新的認識，他們認為學生和學者就是來做調研寫論文的。以前，他們認為我們聽了他們的傾訴之后，就可以幫助他們表達、發聲，相互支持；而現在，他們覺得我們僅僅是去做調研寫論文的，拿了東西之后就要走，跟他們實際上沒什么關系。

　　當然我們其實明白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因為他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學者來了以后就走了，自己也很難跟這些調研者建立一個他們真正希望看到的關系。

　　所以我對你們的調研經驗非常感興趣，我想問的問題是，你們是如何進入工人新村的，又是如何跟這些婦女建立一種彼此信任的關系的？

　　葉子婷：

　　謝謝嚴老師非常精彩的分享，讓我學到很多。特別是我沒有想到，在90年代學者們去做調研的時候會被給予很大的信任，這好像是一種沒有挑剔的信任。而我的調研經歷是恰恰相反的，我之前做外來務工者訪談的時候，他們都是充滿不信任的。

　　特別是有一次，我感受很深刻，當時我已經跟一個店里的外來務工者約好了訪談，但當我剛進他們店里的時候，有一個男孩子就問我：“你進來做什么？”

　　當我表明來意后，他又說：“你自己在家里寫就好了嘛，為什么要訪問我們？”

　　因為我要跟他們建立信任，所以就對他們說：“我不是寫小說的，不能憑空想象你們的生活，所以我必須要來這里聽你們表達。”

　　所以關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信任問題，在整個城市化過程中，特別是90年代以后，經歷了一個從信任到不信任的變化。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要從完全的不信任，慢慢變成可以跟調研對象去吃飯的那種信任，讓調研對象愿意請我們吃飯，這個過程其實是很難的。所以以前我就跟章羽老師說，我要學習“蹭飯”的研究方法，就是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和調研對象一起吃飯聊天。

　　圖片來源：搜狐

　　其實信任還有另外一方面的問題，那就是在我們國家談共同富裕的時候，貧困問題是很難談的，但我們做的研究恰恰是貧困研究，或者說困難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就會遇到一些調查對象說他們那里沒有貧困，直接關門讓我們走人。

　　我們這個研究是持續了五六年的定點研究，所以我們在選定據點的時候，就必須要得到當地政府、街道辦和居委會等不同單位的認可。當時我們走訪了很多地方，碰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婦女干部，她們接受我們的團隊之后，才愿意打開門讓我們進去做訪問調查，說上海也有貧困的地方。

　　那么我們怎么去走進、理解和分享這些被掩飾在高樓大廈底下的地方呢？在每一次接觸、每一個采訪都建立在不信任的情況下，甚至在很多調查對象被訪問一次之后就讓我們不要再找她們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去做定性研究，如何能夠讓她們對我們建立信任呢？“互助”是最重要的一點，“互動”是研究方法，而我們學者必須要對“互助”進行充分理解。

　　我覺得“互助”就是研究對象在幫助我們完成研究之后，我們也可以幫助她們。過去可能在我們完成研究的時候，我們僅僅是單方面獲取到了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所以我很希望往后我們做研究的時候，能夠一步一步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建立起來。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寫作這本書的一個原因，希望可以回應到嚴老師的問題。

　　嚴海蓉：

　　謝謝！我想再補充一點，關于我剛才說的信任是怎么來的，特別是在農村。以前我沒有認真反思的時候，會認為這可能是農村和城市的不同。因為我在90年代末期做調研的時候，的確發現農村社區的當地人給了我這樣一種不加挑剔的信任；而到了城市，就像你們一樣，也是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慢慢獲得信任，所以剛開始我覺得這是農村和城市的差別。

　　后來我進行了一些反思，發現事實并不全然如此。我覺得90年代末我們在農村獲得的信任，更多的是因為從延安時代開始，大批知識分子需要下鄉和農民在一起，進入了一個共同創造歷史的過程，正是在這種共同創造歷史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和農民彼此建立了這樣信任的關系。

　　我認為這種信任關系是整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巨大財富，并且經過這么多年仍然有很多被保留了下來。所以在90年代末期，當我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符號出現在農村時，農民對我依然有以往的那種信任。這種信任其實跟我個人沒什么關系，也不僅僅因為它是一個農村社區，或者說熟人社會，還必須要放在中國革命的背景和脈絡中去理解。

　　20世紀60-70年代，知識青年在生產隊勞動的場景

　　圖片來源：網易

　　另外我看到聊天框里有觀眾回應說，他們對我們有信任，可能是因為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但是他們發現我們并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就逐漸不信任我們了。也許是這樣的，的確知識分子并不能夠幫助基層人民解決很多問題。但在三位老師剛才的分享和我自己的經驗里面，會發現，當他們認識到我們不能幫他們解決問題的時候，還會有相當一部分人愿意和我們繼續保持彼此的友情和來往，而且還能夠保持很長時間，那這又是為什么呢？

　　我覺得在這里面實際上有一個轉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的確對我們這些調研者有期待，可能覺得我們的身份“高”一點，或者接觸面更廣一點，所以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然后，當他們慢慢發現我們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我們與他們的關系，就從“我們幫他們解決問題”變成了“我們一起共同面對問題”。他們碰到的問題，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問題。

　　所以，當我們把他們遇到的問題變成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和他們實際上是在一起的，在這種情境下，我們彼此的角色和關系都有了一個轉換。我是覺得有了這種轉換之后，我們和他們才可以保持長久的關系，真正建立起信任和互助。

　　知識青年地頭學習，聽老農民講憶苦思甜的故事

　　圖片來源：網易

　　章羽：

　　謝謝海蓉老師的精彩分享！我們寫這本書的初衷是非功利性的，一開始我們和阿姨們做寫作工作坊的時候，子婷說我們會出一個小冊子，把她們寫的東西印在上面。當時阿姨們非常開心，說她們沒想到自己寫的東西竟然還能印在書里。那一次，我看到了她們眼睛里的小星星，特別感觸。

　　后來子婷提議我們可以給阿姨們出本書，也邀請到劉希老師參與進來。所以我們出這本書的一個初衷，就是想讓阿姨們的作品、故事和人生，在一個有版號的、可以公開發售的平臺上被看到。當阿姨們得知我們要出這本書時，她們說這是她們從來沒有想過的一件事情。

　　就像海蓉老師剛才說的，為什么在我們沒法在政策或其他層面解決她們實際問題的情況下，她們還是愿意相信我們呢？就是因為在這樣的一種互動過程中，我們不僅僅把問題看作是她們的問題，而是看作一個社會問題，一個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當女性書寫女性，我們和她們實際上是想建立一個共同體。我們想要努力去推進這樣一個共同體的建立和融合，至于能推進到什么程度，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但我們愿意去做一些最基本的嘗試。

　　劉希：

　　謝謝海蓉老師的分享，我覺得特別有感觸，就是怎樣成為一個有機的知識分子？怎樣把我們研究對象所面對的問題，看成是我們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

　　我們這本書是女性書寫女性，雖然我們不是工人新村里的貧困婦女，但是關于女性身份認同的問題、親密關系的建立、家庭關系的問題等等，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去面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高速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她們作為邊緣的弱勢群體受到了非常大的沖擊。即便我們以為可以從中全身而退，但實際上，我們就真的沒有家庭關系問題或者說社會再生產問題了嗎？

　　尤其在疫情期間，女性主要承擔著家務勞動和情感照顧，這些負擔不就是我們同樣要面對的問題嗎？只是基層家庭可能比我們更難通過外包服務把這種社會再生產的負擔轉移出去，而全都是她們自己承擔，所以我們才會強調社區和社會服務承擔這些壓力的重要性。

　　其實在市場化的影響下，我們跟自己的研究對象都在共同面對這些結構性問題，這些議題是我們女性所共有的。因此，我們在這本書里讀她們的故事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讀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有這樣一些需要共同處理的任務，所以我們都想要有一些去市場化的、能夠讓更多人平等受益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服務，這是我們共同的愿景。

　　新中國建立后，大力開展掃盲運動。從農村到城市，成千上萬的勞動婦女走進識字班、民眾夜校、職工業余學校，參加掃盲學習。圖為福建福州船民婦女在練習寫字 | 圖片來源：搜狐

　　五

　　婦女如此重要，又為什么常被忽視？

　　聽眾：

　　我觀察到在小區維權的過程中，往往是女性占據了主要位置，這種現象應該如何解釋？

　　劉希：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也發現在上海這波疫情中，當大家遇到買菜難問題的時候，往往是婦女愿意多跟鄰里去交流聯絡，去主動建立各種各樣的買菜群進行互助，或者是給大家分享物資渠道，甚至是承擔一些志愿者工作。

　　我覺得婦女有時候之所以更愿意去做這些工作，是因為她們本身就是“油鹽醬醋”“雞毛蒜皮”的日常生活的主要承擔者，也就是社會再生產的主要承擔者，所以她們有更多的生活經驗和智慧，而這種經驗和智慧在疫情下就變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研究需要讓大家看到并且承認婦女對家庭、對社區的付出和意義，婦女在日常生活中舉足輕重，婦女需要社區，社區也需要婦女。

　　章羽：

　　我感覺在疫情中的切身經歷大概會讓大家有兩個體會：一個是大家都意識到了原來買菜、團菜、照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是大家發現了在家庭之外，社區突然變得也很重要，因為我們都被封在小區里。

　　我覺得上海疫情有兩個階段，4月份大家忙著團菜解決基本生計問題，到了5月份稍微好一點了，大家就開始在群里吵架了。然而無論是爭論也好，吵架也罷，它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種社區關系的聯結。

　　我們發現，無論是在家庭關系中的付出，還是在社區關系中的聯結，很多都是女性承擔著重要角色。很多人都發現了這個現象，這一次疫情把我們最基本的生計需求更加凸顯出來了。但是我們要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既然生計這么重要，既然女性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位置和功能這么重要，那為什么到現在，我們都在平時的生活中一直忽視這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就交給大家了。

　　葉子婷：

　　社會是由不同家庭組合而成的，家庭是一個小的單位。在家庭這個結構里面，全職媽媽們要犧牲工作，至少生孩子那幾個月的時間要犧牲掉，在家里的勞動還是無報酬的；等她們生完孩子之后，還會發現自己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到以前的工作了，因為工作單位里已經沒有她的位置了。

　　其實社會上的很多資源都優先給男性了，包括同工不同酬問題和升職問題。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很多單位的領導層有多少是男性，有多少是女性？在家庭和社會分工方面，我們不是說媽媽不能留在家里，或者是不能只待在基層從事生產，就像我們有的女老師，既能夠去努力當教授和院長，也可以選擇去做一個普通的助理教授，甚至躺平。

　　但是婦女除了工作之外，還要把孩子帶好，還希望在有能力的時候可以照顧社區的人，這些都是分工的一種，都沒有問題。所以問題在哪兒呢？男性去工作可以獲得更好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女性用關懷來照顧家庭和社會，但這些貢獻沒有得到同樣的社會關注、認同和尊重，尤其是底層婦女的貢獻，幾乎不為社會所看見和承認。

　　所以我們需要從更多不同的維度，例如性別的維度、歷史的維度、政治的維度、經濟的維度去思考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是“雞毛碎皮”的，但把它抽出來，就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概念化和理論化問題。

　　六

　　一些可能的行動Q&A

　　聽眾：

　　章羽老師有一次在《海上凡花》的分享中提到了“團購中的團長”，我訪談到一位“團長”，她雖然承擔了無償的助人勞動，但還是支持對“團長”有償化，并且提到在上?？赡苡泻芏嗳瞬惶湃螣o償的互助。

　　我想請教一下，對于一些偏向中產階級的人出于自身對社會的不安和焦慮，而做一些惠及他人的互助的行為，老師們是怎么看的？上海的中產還有辦法回歸到像工人新村阿姨一樣的生活狀態嗎？

　　章羽：

　　我覺得挺好的，與其焦慮不如開始去行動，尤其是在這種特殊的狀態下，可以幫助自己和身邊人做些什么。當你開始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會發現其實挺不錯的，最起碼自己的良心還沒有被狗吃了，這個是我的簡單回應。

　　聽眾：

　　我們有責任去引導女性進行自我書寫么？也就是從知識分子領導話語權到基層女性自己書寫。

　　章羽：

　　首先我們需要界定什么叫“知識分子”。像我們大學老師，無非就是稍微多讀了幾年書，可能更擅長用筆，但其實在女性書寫女性的過程中，我們可能過多地關注了書本，而對田野、對社會實踐，以及對現實的看法還有很多不足。

　　所以當我們進入到阿姨們的生活和生命歷程中，去寫作這本書的過程，對于我們來說更多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學習到了很多生活智慧和經驗。就像海蓉老師剛才說的，我們是在共同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去建立彼此的信任，它是一個共創的過程，如果一定要說是領導作用，可能有點想多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