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衛·麥考特

　　（David M. McCourt）

　　譯者：邱劭文

　　法 意 導 言 ?

　　美國對華戰略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其中原因值得深究。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大衛·麥考特（David M. McCourt）發表于《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的論文指出，美國長期以來秉持的對華“接觸”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強硬的方針，被稱為“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作者認為，知識群體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接觸的終結不是出于美國國家利益考量的理性反應，而應當歸因于美國政府官員與中國研究專家們的主觀態度。在此基礎上，作者將美國對中國看法的范式轉換追溯到三個過程上：政治化、專業地位競爭和個性化。

　　自2017年開始，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轉變。曾經的“接觸”試圖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而現在美國所奉行的“戰略競爭”則把中國看作是挑戰和重塑現有國際秩序的行動者。已有研究對接觸的終結提供了三個解釋：接觸政策的失敗；美國國內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的當選）；國際權力局勢的改變。這些解釋都道出了一些事實，但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存在局限。

　　政策失敗的解釋來源于一種假設：接觸政策的初衷是希望讓中國進行改革。四十年之后，中國確實在改革，但并沒有走向西方模式。從理論上說，政策失敗這一解釋暗含一種理性主義的思維，即美國實行接觸的原初目的沒有達到，從而應當停止接觸。這一解釋的優勢在于，它與那些要求停止接觸的精英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從而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與此同時，它的局限在于忽視了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因素。實際上，僅從理性主義的角度考慮，接觸也不可能永遠只把中國的改革當作唯一的目標。從經濟角度來看，在與中國的接觸中，美國獲得了很多實際利益。如果中美繼續合作，對雙方而言可能都會有收益。

　　國內政治的解釋解決了時間的問題：正是在特朗普當選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美國外交政策開始出現急轉。在競選中，特朗普指責中國，在任之時，他發動了中美貿易戰，加劇了中美的緊張關系。可以說，對于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的解釋都無法繞開特朗普當選這一關鍵事件。但這一解釋仍不完美：特朗普的政策并非由他一個人制定，和其他所有總統一樣，他也要依靠政策團隊來制定政策。除非這些團隊里的人都只是執行機器，否則這一解釋也站不住腳。關鍵的問題在于，為什么剛好是那些反對接觸的人被吸納進決策圈而不是其他人？這些反對接觸的政策制定者的資歷并不出眾。此外，在特朗普上臺之前，美國政策就有了轉向的信號。因此，盡管特朗普的當選是個關鍵的節點，但是單就本身而言并不構成充分的解釋。

　　國際權力局勢的改變重點指的是中國的崛起。這一論點根植于現實主義，也即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和霸主地位，從而導致了美對華政策的轉變。但對于它的批判也正來自于現實主義：中國的絕對實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差距，為什么急切地尋求政策轉向？美國的確在相對衰落的進程中，但是它的絕對實力仍然足以維系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因而，僅僅是國家實力的相對變化無法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急轉彎產生直接的聯系。此處的關鍵問題不是中國與美國的絕對實力比較，而是中國的崛起對美國而言意味著什么？

　　本文則強調知識群體（knowledge communities），即那些關鍵人物的主觀觀點在接觸終結的背后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在已有知識社會學文獻的基礎上，本文著重強調了知識精英與外交政策之間的互動。這一論點補充了已有的解釋并可以提供替代的解釋：本文給出的結論可以解釋那些掌權的人如何以及為什么開始相信并利用對世界的某些解釋——也即“接觸失敗了”；它還可以解釋國內政治（即特朗普當選的關鍵時刻）對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最后，本文的解釋給出了國際權力局勢變化導致政策變化的作用機制。總之，所有關注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都不應忽視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所產生的作用。

　　從想法到實踐：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視角

　　通常而言，考慮知識群體在美國外交政策當中所發揮的作用有三種主要的路徑。第一種路徑是追尋特定個人或者學術團體的影響，從亨利·基辛格到二戰之后的國防知識分子和對20世紀80年代美國環境政策起到重要作用的氣候科學等。然而，個人或者某個特定群體的影響是短暫的，40年的時間對他們而言都太長了，無法解釋接觸的持續性。第二種路徑強調“趨同思維”（groupthink）會縮小戰略辯論的范圍。例如，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認為，一種習慣邏輯支撐著建制思想中的自由國際主義，這種邏輯一再將美國拖入外交政策的混亂之中。然而，在大戰略層面之下，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內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爭論，并未出現明顯的趨同現象。第三種路徑關注“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的作用：由于中國行為的改變，思想界會產生新的思想并淘汰舊的思想，而接觸正是被淘汰掉的“過時的思想”。然而，這一觀點其實是政策失敗理論的翻版，因而它低估了或者忽視了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在接觸政策是否失敗的問題上的分歧。

　　在接觸這一議題上，這些方法共有的局限性反映了一個普遍問題，即如何解釋知識群體在政策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美國的中國研究群體是一個分散的群體，他們和政府有聯系但是卻遠離決策過程。中國研究專家是一種固定的商品，它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專業競爭的產物，這種競爭是為了將某些能力轉化為對“中國”這個龐大對象的了解的聲譽。用社會學家托馬斯·梅德韋杰（Thomas Medvetz）的話來說，美國的中國研究社區是“間質的”（interstitial），他們在學術界、媒體和政府這類界限更明晰的群體之間生存，有著自己獨特的法則、激勵結構和資本。在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下，將中國研究專家們組成的共同體視為一場在間隙空間中持續斗爭所產生的結果是很合適的。在這個意義上，專家并不是某種獨特的社會類型（比如醫生或會計），而只是在某種條件下得以生成的一種身份，專業知識在此承擔的職能是塑造社會網絡。因而，本文不把專家看作某種固定的群體，而是力圖呈現他們之間的利用專業知識進行的斗爭。

　　對于知識群體產生的思想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了三個觀點以回應上文所提及的三種路徑。首先，知識社區很少有足夠的一致性和強大的能力將他們的想法上傳到政策層面。其次，在美國國家安全領域的觀點經常存在分歧，趨同思維這一危險的現象并不存在。最后，思想市場的比喻更多的是一種規范性的理想，而不是對當今國家安全共同體的準確描述。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一種新的機制：知識群體不遺余力地給一個既定的議題設置框架，以限制主流辯論的邊界，從而為可能的政府咨詢工作“創造”了專家。為了解釋這一機制的運行邏輯，本文將分別從三個視角看待接觸：政策、框架和社區；然后給出導致接觸終結的三個過程：政治化、職業地位斗爭和個性化。

　　以政策、框架和群體來解釋接觸的消亡

　　為了說明接觸確實結束了，并且抓取到導致其終結的原因，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接觸：政策、框架和社區。可以說，作為政策的接觸的仍然有跡可循，但作為框架的接觸和作為群體的接觸不再是主流的運作模式。

　　作為政策的接觸指政府行動以及在外交、軍事和經濟領域與中國的聯系，包括對中國臺灣問題的態度、聯合軍事演習和一系列高級別對話。在政府間聯系之外，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聯系、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聯系都屬于接觸的一部分。最后，作為政策的接觸包括相關人員與美國政府之間的聯系。特朗普的當選是一個關鍵的節點，它預示著作為政策的接觸的終結。盡管接觸政策并未全部取消，但是它已經被取代。美國在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對中國商品征收關稅、以及最近針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都構成了一種本質上不同的政策。因此，盡管在特朗普政府末期接觸仍有跡可循——包括有限的軍事交流（如科瓦里生存訓練（Kowari survival training）和國防政策協調會談（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但作為政策的接觸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

　　作為框架的接觸指的是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中對中國的敘事。這一敘事的核心是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同時實現其帶來的好處，這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前表現得最為明顯。作為框架的接觸在2016年之前并非完全沒有遭遇挑戰。例如，由希拉里·克林頓和坎貝爾設計的“轉向亞太”（pivot to Asia）戰略，或許更應該被描述為一種新生的遏制戰略，而不是接觸戰略。喬治·布什政府最初幾個月的對華政策也是停滯不前的“轉向前的轉向”（pivot before the pivot）。然而，這兩個例外都證明了接觸的持久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重心從中國轉移。2005年，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重申，接觸是美國政策的主要框架，他敦促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作為框架的接觸的終結催生了新的框架：戰略競爭。在2020年5月發布的《美利堅合眾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Strategic Approach）提出了新的框架，這一框架認為美國正在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美國需要“適當地保護自己的利益”。戰略競爭框架的形成并不意味著接觸戰略的全面終結，因為競爭“也必然包括與中國的接觸”。不過，正如《戰略方針》中所強調的那樣，“美對華接觸是有選擇性的和結果導向的，必須以增進美國國家利益為目的”。

　　最后，作為群體的接觸是指政府內外的個人和團體，他們的工作定義了、證明了并執行了接觸政策。作為一個群體，接觸集中了一系列高級顧問和政策專家，本文將他們稱之為“接觸者”（engagers）。這些接觸者們并未形成一個具有明確成員標準的正式組織，個別專家和官員可能不認為他們是其中的一員，該群體的優先級對每個人來說也是不同的。此外，就像“接觸”這個概念本身一樣，“接觸者”這個標簽本身在很多方面也是事后的建構，而不是一個在幾十年里一成不變的固定術語。

　　盡管如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接觸群體（engagement community）是一套贊成與中國合作政策的共同立場和傾向，以及與之相關的美中關系框架。這個群體橫跨政府和非政府領域，在華盛頓特區和其他地區不斷增長的智庫、大學、文化和經濟組織社區中建立了制度基礎，其工作為參與者提供了知識空間、學術聲望和政策可信度。如上所述，即使在2016年前，接觸者們也不是一手遮天的。懷疑的聲音始終存在，在克林頓的第二個任期尤其響亮，并在小布什任期內仍然能夠聽到。當然，盡管如此，在特朗普上臺之前，接觸者還是代表中美關系的主流觀點，政策爭論的天平始終向他們傾斜。就連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關鍵人物，如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也表示支持接觸，尤其是結束貿易戰的政策。不過，政策天平現在倒向那些支持戰略競爭的一方。

　　把美國對華接觸理解為一種“戰略”、“政策”或“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接觸是一個多方面的現象，具有政策、框架和社區三個維度的表現，并從2017年開始在每個維度上被取代。用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話來說，其結果最好描述為“范式”（paradigmatic）轉換。作為一種范式轉換而不僅僅是一個戰略的改變，接觸的終結無法用純粹的理性主義觀點來解釋。政策與使其有意義的框架和參與其延續的專家群體是不可分離的，因此需要一個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待接觸的終結，至少要能夠包括支持政策變化、框架重新定義和社區更替的各種過程。

　　在政治化、專業地位競爭和個性化之間的接觸

　　區分接觸的三個方面——政策、框架和群體——有助于幫助我們看清接觸終結（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美國對華敘事的改變；對于新的專業知識群體的要求）的具體機制。因此，這就可以給出另一種解釋，這一解釋將以政治、職業和個人三種斗爭形式的影響為核心。

　　“政治化”（Politicization）指的是在中國專業領域內形成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在美對華政策議題上相反立場和認知。本文把這些群體稱作“接觸者”和“反接觸者”。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考察接觸的政治化的目的是為了確定接觸者和反接觸者如何看待世界。中國政策何時、如何成為一個政治化問題？政策制定者和專家通過什么過程來確定自己是某個群體的成員，或者試圖避免這種定位？這兩個陣營的制度基礎是什么？歷任總統在限制或促進接觸的政治化，以及在或多或少的關鍵職位的選舉政治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美國對華政策的政治化并非始于特朗普的任期。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的人長期以來都保持著強大的存在，在國會中具有特別的影響力。當然，特朗普當選是一個關鍵節點。他為“反接觸者”提供了以前被剝奪的利用其獨特的知識和專業資本的機會。特朗普的勝利催生了一群新的、獨特的中國專家，他們能夠控制框架的設定和政策的制定。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的言論、框架和政策制定對美國對華政策界和更廣泛的中國認知界構成了挑戰：要么適應將中國描述為全球霸主的競爭者而不是捍衛國際秩序的合作者的新方式，要么認同并準確地給出一種其他的視角（無論是“接觸”或者其他）。正因如此，特朗普的當選迫使接觸者轉向知識與政治上的防御地位，使其陷入被動狀態。

　　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長期以來將政治化視為主要的社會動力。社會學視角則關注進行斗爭的具體模式為何。就對華政策而言，對政策制定控制權的政治斗爭與更廣泛的專業和個人競爭是分不開的。這種競爭有獨特的利害關系、交戰規則和獎勵。在職業地位競爭中，人們爭奪的是地位和聲望等文化回報，而不是權力等政治回報或財富等經濟回報。中國研究的知識群體將有學術聲望和信譽的人與沒有這種地位的人區分開來；盡管如此，群體之外的人試圖影響圈內人乃至政策制定。因此，職業斗爭與政治斗爭是不可分割的（但這種關聯是弱的）。

　　用政治化和專業地位競爭來闡釋接觸的終結仍然是不完整的，因為競爭的主體最終還是個體而非群體。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頂級人士并不多，其中許多人彼此相識多年。因此，在政治爭論和職業斗爭之外，作為政策、框架和群體的接觸與特定個人的特定觀點和職業有關。如果不關注人們與某些政策、立場和決定之間通常強烈的情感和情感聯系，對接觸終結的描述就不完整。

　　接觸的政治化

　　在競選期間，當時還是候選人的特朗普抨擊中國的經濟政策，明確將中國視為“摧毀了整個產業”的敵人。在特朗普通往白宮的道路上，利用經濟怨恨被證明是成功的。上臺之后，他的政府開始用一種新的方法取代原有的接觸；到2020年中期，這種方法已經明確為戰略競爭。在對中國作為經濟對手、安全威脅和意識形態競爭對手者三種不同理解的推動下，特朗普在中國觀察界引爆了更多長期存在的分歧，導致了接觸者的破裂。

　　其他政府上任時都承諾采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包括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但后來他們都軟化了立場；而特朗普給出了一個非常不同的高層方向。正如一位接受采訪的前美國國務院官員解釋的那樣：“25年來我一直聽到這些論點（中國威脅、接觸是錯誤的）……”然而，在奧巴馬第一個任期結束之前的所有政府中，最高層都有一個愿景：支持接觸，尋求管理或處理摩擦和分歧并加強合作。這位受訪者繼續說道，特朗普“基本上一直在抨擊中國，各個部門也都聞風而動”。

　　奧巴馬執政期間發生的兩件事可以解釋這一轉變。第一件事情是，著名中國通（China hand）杰弗里·貝德（Jeffrey A. Bader）回憶說，2009年底，總統有一次會見了四名著名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們都要求抵制中國的歧視性貿易做法。貝德被認為是一個強硬的接觸者，但盡管如此，他“完全贊成采取更強硬的貿易政策”。其他人也支持巴德的結論，比如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但奧巴馬拒絕采取行動。第二件事情是，前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在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將中國命名為“超級大國競爭對手”（great power competitor）。然而，卡特激怒了白宮，因為白宮急于避免使用這個詞，擔心它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奧巴馬政府告訴五角大樓不要使用這個短語。

　　通過“解放”那些急于針對中國的官員，特朗普培育了一種政治化的接觸。然而，盡管特朗普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刺激因素，但他上臺并不是這種政治化的唯一推動力：特朗普的當選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特朗普利用了政府和更廣泛的中國研究專家對接觸框架的潛在分歧，促成了前幾屆政府可能否決的政策倡議。可以說，特朗普的當選使得接觸者無法進入白宮的大門，中美關系的管理權被一群接觸者群體之外的人接管。在特朗普的任期內，他與那些反接觸者們建立了很深的聯系：這些人包括他的前兩位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和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主任和后來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蘭德爾·施里弗（Randall Schriver）、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以及原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后來的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

　　盡管任何一屆政府的內部運作都難以評估，但特朗普政府與中國問題研究的知識群體之間的聯系也可以確定地描繪出來。首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中排除了主要的商業團體，而商業利益一直是推動接觸成為框架和政策的一個持續性特征。其次，為了兌現其“抽干沼澤”（drain the swamp）的承諾，特朗普也減少了和支持接觸的主流智庫的接觸，包括共和黨人通常會考慮的保守派組織。

　　特朗普切斷了與廣泛支持接觸框架的大本營之間的聯系，他和他的主要國家安全顧問都基本認同這樣一種觀點：中國計劃協調一致，將美國趕出東亞，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前國防官員白邦瑞可能對這種觀點闡述得最清楚。據報道，白邦瑞的書受到了特朗普顧問班農的青睞，他敦促總統閱讀這本書。在更細的層面上，特朗普團隊對中國的看法有三個不同的組成部分。

　　首先，是經濟層面的認識，這是特朗普反對與中國打交道的基礎。特朗普的批評跨越了傳統的政治界限，與勞工團體和中小型制造業組織的支持者一樣，認為美國工人被賣給了中國。簡言之，他認為在中美經濟交往中，美國工人遭遇的失業應當由中國負責。其次是軍事角度，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審視中國的核心視角是軍事，他們不認為中國可以和平崛起。特朗普之前的美國歷屆總統和官員都試圖控制緊張局勢，認為不能把中國看成競爭對象。但對于反接觸者來說，這樣的說法已經站不住腳了：中國現在至少是一個競爭者；甚至，它是一個敵人。最后是意識形態層面的，源于班農、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評論家對中國政治制度乃至文明的抵觸。這種意識形態觀點超越了經濟和安全范疇，認為中國無法與自由民主的西方共存。這種觀點在共和黨獲得了廣泛支持，乃至作為2020年大選期間共和黨協調競選活動的策略。

　　反接觸思維的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特征對特朗普的影響并不相等。隨著2018年貿易戰的爆發，經濟觀點產生了最直接的政策效果。軍事觀點形成的速度較慢，但增加了五角大樓以大國競爭為中心的長期規劃。在新冠肺炎疫情問題上中美采取的相左做法則最終使得意識形態觀點得到了支持，盡管它仍處于邊緣地位。因此，從這三個維度進行分析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突出了推動改變中國框架、政策表現和知識群體的不同因素，而這些因素都為向戰略競爭的轉變打下了基礎。

　　如果2016年特朗普沒有當選，接觸還會被替代掉嗎？這取決于希拉里會把什么樣的專家團隊帶入決策過程。希拉里可能也會采取更強硬的立場，因為在2016年之前，“中國懷疑論”的呼聲已經不小。就連支持接觸的專家也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因此，無論2016年的獲勝者是誰，接觸都可能面臨壓力。但特朗普的當選無疑是一個關鍵的催化劑：這位總統強硬的外交辭令和經濟政策加速了作為政策和作為社區的接觸的政治化。特朗普的行為迫使中國問題專家們選邊站，不僅要在貿易戰問題上給出鮮明的態度，而且要對美對華政策的歷史進行重新審視。一個顯著的后果就是那些支持接觸的人的空間越來越有限。

　　但即便如此，事情并未一邊倒，仍有一群主要是前外交官和官員的人發起了辯護，他們認為盡管事情沒有如計劃的那樣發展，但接觸在當時是一項合理的政策。例如，對于芮效儉（J. Stapleton Roy）來說，把接觸視為失敗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其他主要的接觸者也響應了芮效儉的警告。他們認為，放棄接觸會妖魔化中國，這不利于開展全球問題的合作。從學術角度而言，類似于芮效儉的言論始終沒有停止；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這類辯護只是防御性質的，而且在變化的形勢面前顯得孱弱。在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很少有人真正積極地為接觸搖旗吶喊。到了2018年，作為曾經主流觀點的接觸已經被邊緣化。甚至中立都變得困難，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言：“在政治光譜的中間意味著什么？路斃（Roadkill）！”隨著時間的發展，原接觸社區內部發生了分裂，反接觸者從其中獨立出來，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接觸作為一種框架和政策被徹底政治化了，那些同意特朗普政府制定一套新的、更強硬的框架和政策的人與為接觸辯護的人分道揚鑣。

　　接觸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專業地位競爭

　　接觸的政治化只是第一步，真正導致2017年前后美國對華態度大轉向的是中國問題專家內部的專業地位競爭。圍繞接觸的職業競爭呈現出一條明顯的對立軸，它關乎知識、聲望和地位：簡而言之，是為了爭奪作為專家的身份。在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下，中國專業知識是基于對中國的獨特認識或洞察力的表現。除了專業尊重的一般屬性（如隸屬于著名大學和智庫），中國專業知識的表現還受到特殊標記的支持，如語言能力、“在中國”的時間、以及對了解中國的承諾。中國問題專家特別重視語言技能，經常將那些真正具有漢語語言能力的人與那些僅僅是用中文“拋出流行語”的人區分開來。作為一個群體，接觸者將自己與中國政策辯論中的其他潛在聲音區別開來。這些人利用這些特質與美國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制定職位建立了緊密聯系，從而促進與中國的合作。

　　因而，遠離接觸這一范式轉變從本質上是關鍵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中國專業知識類型的轉變。幾十年來，反接觸者首次發現，他們與白宮主人對美中關系的看法是一致的。對于這些自稱“對華鷹派”（China hawks）的人來說，接觸的終結意味著接觸者知識霸權的終結。反接觸者向來認為，接觸者所認為的中美關系與現實脫節。在他們看來，接觸者依靠學術資本和與中國的長期關系來證明自己的地位，而這種地位模糊了他們的視野。正如一名受訪者所指出的那樣，盡管“接觸者都很受尊敬，也都很博學”，但這種博學使他們能夠避開其他中國觀察人士的批評。這位受訪者接著說，問題在于接觸者被灌輸了所謂的“基辛格學派”（Kissinger school）的思想，這一流派認為中國并不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對反接觸者來說，這并非事實。

　　相比之下，接觸者質疑反接觸者對中國的了解，指出他們在學術素養方面存在不足，并批評反接觸者缺乏與中國國內的聯系。接觸者認為，反接觸者對中國政策的直率觀點反映了他們只關注國防和安全事務，而忽視了更廣泛的文化、歷史和政治因素。接觸者們對特朗普政府中成熟的中國通缺乏影響力表示深切擔憂，正如一位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所言，特朗普政府的問題在于，它未能招募或留住任何“優秀的中國觀察家”（good China watchers）。

　　反接觸者的專業知識與接觸者的專業知識明顯不同。雙方都意識到，這場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圍繞各自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展開的，這放大了雙方的敵意。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反映了一場更廣泛的專業知識危機。正如一位法律領域的中國問題專家所指出的那樣，特朗普對華政策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反映出的“更普遍地拒絕專業知識”。在接觸者看來，批評接觸的人根本就不是具備專業知識的中國問題專家。

　　在專業知識方面，接觸者聲稱他們對中國有“細致入微”（nuanced）的理解。這種細致入微與作為框架的接觸是一致的：在這一敘事中，盡管也不認為中美關系能夠改善，但對中美關系非黑即白的零和表述是被拒斥的。對于反接觸者而言，接觸者援引“細致入微”來避免接受反接觸者認為不可否認的中國威脅事實。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指出，不能認為中國試圖推翻國際秩序，因為根本不存在單一的國際秩序。在一些地區和特定問題領域，中國堅定維護全球秩序，如軍控協議、開放貿易和主權獨立準則。反接觸者拒絕接受這樣的觀點，尤其是對許多軍方和情報人員來說。正如一位具有軍事經驗的中國問題學者所言：“你可以問一些理論性的問題，如‘中國真的在挑戰國際秩序嗎？’。但對于國防部的人來說，我們不在乎……中國正在開發的武器系統只能被理解為在針對美國。”在白邦瑞看來，中國致力于一項長期計劃，以取代美國作為主要超級大國的地位。

　　因此，在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轉向戰略競爭的過程中，“我們對他們”（us versus them）的政治爭論和關于專業地位（不同類型的專業知識本身）的斗爭起到關鍵作用。然而，政治和專業領域的爭論并不能完全反映接觸的終結。放大這兩個過程呈現的是一場激烈的個人斗爭，這是最為根本的東西。

　　接觸轉向個人化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關鍵決策和舉措都與可識別的個人以及他們發起的官僚斗爭聯系在一起。接觸也沒有什么不同，它與少數人建立聯系；接觸成為而且很可能繼續成為情緒化的個人糾紛的避雷針。一位受訪者在2019年2月解釋說，接觸的結束在知識群體中產生了很多個人反感。原先，很多反接觸者的職業發展不太順利，因為他們站在不正確的一方而被邊緣化。特朗普拒絕接觸的做法助長了這些反接觸者的勇氣，他們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是對的！

　　因此，許多中國專家對轉向戰略競爭的支持一直與一種（被忽視的）“情緒”聯系在一起：他們的觀點和專業知識受到了貶低。一名退休情報官員解釋說，當接觸者與中國的學者、自由派精英和友好的政策制定者交談時，他們這樣的人（指反接觸者）正在閱讀機密軍事情報，這些情報展示了中國崛起的不同方面。2012年之前，支持接觸中國的專家“嘲笑我這樣的人，他們說我們沒受過教育。然而，正是我們這樣的人正確解讀了中國的意圖”。

　　個人糾紛并不是中國研究領域的一個新現象，接觸的歷史正是由一系列的個人分歧書寫的。崔普烈特（William Triplett）、比爾·格茨（Bill Gertz）和白邦瑞等反接觸者對接觸者（包括艾里克·麥克瓦登（Eric McVadon）、丹尼斯·懷爾德（Dennis Wilder）和保羅·希爾（Paul Heer））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更尖銳的個人指控來自于所謂的“藍隊”（Blue Team）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活動，認為克林頓政府與中國有著利益勾連。這樣的指責通過1998年6月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關于中國國家安全問題的報告進入了政治主流，該報告經共和黨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修訂后發布。

　　如果說在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時期，知識群體內部個人的競爭還是隱蔽的，那么特朗普的當選則激化了個人間的斗爭。堅定的反接觸者和藍隊的觀點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及周邊主張與中國展開意識形態競爭的人士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接觸的個性化延伸到整個知識社區，放大了接觸的政治化，并進一步削弱了接觸作為中國研究領域專業地位競爭的框架和政策的作用。

　　何去何從？——接觸之后的中國研究領域

　　在21世紀剩余的時間中，中美雙邊關系可能是對國際政治影響最大的國際事務。然而，目前審視美對華政策的視角都存在不少盲點。本文采用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追蹤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中國研究領域與政府決策之間的相對穩定的關系。盡管對華政策從來都不缺少爭議，但特朗普的當選加深了對華政策的政治化，賦予了反接觸者以機會，并迫使接觸者采取守勢。本文的論點對接觸之后會發生什么以及應該發生什么都有著重要意義，對國際關系學者正確描述知識與政策之間的因果機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把接觸分解為政策、框架和群體使得對于接觸終結的描述更加全面。有證據表明，遠離接觸的趨勢仍然存在。拜登的中國團隊保留了大部分的戰略競爭，專注于贏得與中國的競爭。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競爭者（competitors）和接觸者——都已經意識到戰略競爭成為處理中美關系的新框架了。但是在如何進行合適的競爭這一問題上仍未達成共識。

　　分歧產生的機制讓我們可以預見未來的競爭會更加趨向極化。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部分的或者有限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在經濟領域或者軍事領域。但是由于政治本身就傾向于非黑即白的敘事——進行“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值得警惕的是專業的聲音被埋沒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立場，而非他們的觀點。接觸的個性化越來越明顯的事實表明，關鍵問題在于讓特定政策的狂熱批評者與強有力的支持者一起分享想法和相互交談。

　　需要指出的是，批評本文觀點的論者可能會說，本文的論點低估了從接觸到戰略競爭的最直接的解釋：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只是改變了他們對中國構成多大威脅的看法。然而，特朗普政府拒絕接觸不僅僅是改變了想法；這是一個具有政策、框架和群體面貌的范式轉換。

　　最后，接觸的終結凸顯了專業知識和外交政策爭論的糾纏可能產生的嚴重影響。就算學術界沒有黨派之爭，象牙塔和政府之間相互理解的障礙也已經足夠高了。無論對接觸持何種看法，美國國家安全界都應努力發揮知識群體的作用：促進審慎有效政策的共同目標。應該鼓勵意見的多樣性，否則要求改變路線的呼聲可能會以極端的形式出現。如果我們在避免一場新冷戰的問題上能夠達成共識，那么某種形式的接觸總是一個好主意。突出影響決策的社會和專業因素，可以為促進知識界和美國外交政策之間的關系建立一個更健康的基礎提供有用的指導。

　　文章來源：

　　David M. McCourt, Knowledge Communities in U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American China Field and the End of Engagement with the PRC, Security Studies, Vol. 31, 2022

　　網絡鏈接：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36412.2022.2133629

　　hich NATO Do We Need,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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