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追蹤（上）

作者：譚　深等編者致作者：
　　我想告訴你的是《天涯》全體編輯是懷著一種怎樣的敬意編發了這組稿件。洋洋四萬余言的文章，帶著你們風里雨里的勞頓，將你們希望與絕望交織的行程重現在我們面前時，距離那場吞沒了89個年輕生命51個健康女子身陷殘疾困境的火災已經七年了。在亡靈隨著歲月更迭悄然遠去烈焰焚燒過的廢墟上又蓋起了新廠房，聚集了更多新來的打工妹(甚至還包括那次災難的幸存者)，遺忘一天天把人們最初的憤怒與同情沖刷干凈的日子里，你們一直用執著的目光關注著每一個受害者和她們的家庭，并且用實實在在的工作替他們爭得了意想不到的補償。你們的文字，不僅是對亡者的憑吊對傷者的撫慰，更是對我國企業用工制度、勞資矛盾、打工者人身權益保障等重大問題的深刻反思和探討。我想，它對世人的警醒跟你們對打工妹的求助一樣，也是難能可貴且功德無量的。
　　
　　組織者的話：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情?
　　譚　深
　　
　　早在一年前，《天涯》的主編從朋友那里，知道我在做致麗玩具廠大火的追蹤調查，就約我寫有關文章。我一向仰慕《天涯》，當即答應，可是遲遲未交稿。蔣子丹終于不得不催，并說了一句讓我聽來很重的話說：“我想這件事對你可能挺邊緣的……”幾年來，追尋劫難后的打工妹和她們的親人，一次次捧著死難者的遺像遺物，一遍遍聽著傷者生者的訴說，致麗玩具廠，投入了我太多的牽掛，引發了我太多的思考。我沒動筆，是我不敢輕易動筆，又怎敢言“邊緣”啊!她可能在激將，迫使我將尋訪的“第一時間”的所見所聞拿出來，和每一位關注中國打工妹、關注中國弱勢群體的同仁分享。
　　原致麗玩具廠，當時的全名是“深圳市葵涌致麗工藝制品廠”，座落在龍崗區葵涌鎮，港資企業，是“香港致高實業有限公司”所屬工廠之一，主要生產意大利CHICCO公司品牌的玩具。1989年建廠，1993年11月19日發生特大火災，當時廠內400多工人，結果死難87人，有名單的傷者51人。死者中，有兩位是男工，其余都是打工妹。
　　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外商投資企業中最慘重的事故。
　　致麗大火，震驚了中國，震驚了亞洲，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中央派出調查組，深圳成立事故處理小組。很快，死者家屬得到撫恤，傷者得到治療，事故責任人受到制裁。致麗成為歷史，在人們的記憶中慢慢地淡去。
　　但是，要想完全抹掉這樣一場災難的影響也難。火災的受害者——傷者以及死者的親人仍在承受著苦難，后來我知道，還有一些以勞工權益為己任的香港勞工組織和慈善組織，內地工會中的研究者，一直在為遭受劫難的打工妹奔走伸張，爭取權益。工運學院的教授常凱，曾隨調查組進入火災現場，收集了200多封被遺棄的打工妹書信(注：《天涯》2000年第5期已選登其中部分書信)，寫下感人至深的《廢墟上的憑吊》一文；香港的勞工和慈善組織，幾年來不斷看望和接濟著燒傷最嚴重的幾位打工妹，他們還奔走于意大利和香港之間，給CHIC00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給予致麗大火的受害者以賠償。
　　1993年底，我和合作伙伴得到一筆來自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做一個關于打工妹的課題，從此和打工妹結下不解之緣，也和許多研究勞工的學者和援助者成為好友。1995年前后，我認識了常凱，見到他收集的一部分書信，又隨他到深圳的葵涌鎮，開始了對致麗的第一次調查。
　　真正的投入是在1998年，同樣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亞洲研究所“交論文”的催促下，我開始寫《打工妹的內部話題——對深圳原致麗玩具廠百余封書信的分析》。我一遍遍地看，仔細地辨認著她們之間的關系，一個個打工妹的形象和故事凸現出來了。如今這些文字依然鮮活，敘說著打工妹們年輕的人生經歷，但我不知道她們之中哪些已不在人世，哪些能夠幸免于難，內心的震撼和哀痛難以名狀，強烈的追蹤念頭萌生出來，但我能怎么做呢?
　　就在此前后，香港的朋友找到我，說意大利那個公司的款項已經到位，存放在香港一家天主教中心，但是該中心沒有任何名單，他們已有的名單也有限，希望北京的朋友幫忙，將款項發到受害打工妹或她們的家屬手里。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當然毫不猶豫。我開始奔波，希望通過正式途徑辦理此事。后來我知道，事情比我的想象要復雜。我和香港的朋友都是幫忙的，我們不是任何一方的當事人，不具備正式的身份，除非我能找到國內合法組織，愿意而且可能無償地投入這項工作，或者我認識某位有職有權的人物……總之，我和北京另一朋友分別運作，都失敗了。事后反思，其實辦法可能還會有一些，可是我們來不及嘗試，意大利方已發出最后通牒：如果在兩個月內找不到全部名單，款項收回。無奈之中，我們將已有的名單交給香港的那個天主教中心，由他們與該公司協商，聘請律師解決此事。
　　轉眼到了1999年，致麗大火已經過去了近六年，我的研究計劃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經人介紹找到家在重慶的北大研究生劉成付和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李強，利用暑假幫我做開創性的工作——在重慶一帶尋訪名單上的人，就此開始了對致麗追蹤的第一次調查。
　　我將已有的幾個比較準確的地址，建議他們可以按照“滾雪球”的方式擴大尋訪的對象。訪談提綱很簡單，最主要的是找到更多的人。送別他們出門，望著兩個年輕人遠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點難過：我交給他們的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地址不詳，分別在幾個不同的縣，山區的路不好走，真難為他們了。
　　李強是位細心周到的姑娘，每到一地，她都會打電話給我，匯報他們的情況。我的企盼中更多的是擔心，囑咐他們一定要吃好住好，把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找到多少名單在其次。這次調查一共20多天，用去他們大部分暑假，歷經重慶市、豐都縣、忠縣的5鎮6村，得到14位死傷打工妹的信息，其中死者6人，傷者8人。
　　11月份，我自己有了一點時間，決定動身去重慶做第二次調查，并邀劉成付同往，小劉爽快地答應。
　　在重慶見到香港亞洲專訊研究中心的朋友小廖，她帶來一個令人氣憤的消息：由于沒有全部名單，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意大利那個公司的款項挪作他用，致麗打工妹一分錢也沒有得到。現在香港的幾個勞工組織準備再次給公司施加壓力，把那筆款要回來，但關鍵還是名單。
　　義不容辭。看來我們的研究計劃只有擱置，先在名單的數量上下功夫。
　　這一次，訪談了死者家屬、傷者和原致麗廠的工人等18人／戶，又得到原致麗廠員工名單45人，其中死者27人，傷者5人。最重要的，我大致弄清楚了原致麗員工的主要來源地是重慶的忠縣一帶和河南的沈丘一帶(詳見“重慶：第二次追蹤報告”)。
　　兵分兩路。香港的勞工組織在力爭意大利公司的補償，他們的運作我不得而知。而我，目標是盡可能找到更多的名單。因為很明顯，名單越齊全，受害打工妹得到補償的可能性越大。
　　很快2000年的寒假又到了。我找到人大的

兩位研究生——重慶籍的賈云竹和河南籍的馬彥，請他們再各找一位伙伴，分做兩組，到重慶到河南做再一次的尋訪。
　　又是一次艱苦而富有成效的調查。重慶一路到了三個縣的5個鎮／鄉，訪談12人／戶，得到名單30人，其中死者5人，傷者8人；河南一路歷經兩個縣中的7鎮8村，訪談22人／戶，共得到名單27人，其中死亡10人，受傷6人。
　　這樣，我們的追蹤共得到有地址的死難者名單40人，受傷者27人。我把名單全部提供給了香港的朋友。加上一些未訪到的，致麗廠受害者的名單接近百人。
　　
　　重慶：第一次追蹤報告
　　劉成付(執筆) 李　強
　　
　　我們的調查是從一個炎熱的夏日開始的。1999年7月下旬，我們抵達重慶，便到重慶某電機廠找楊勤英的哥哥——我們是從信封和筆跡上知道這個名字的。譚老師特別吩咐我們，盡可能找到這個人，因為正是在致麗工作的兩個妹妹的汗水，供他上了大學。而在他剛分配工作4個月，想接兩個妹妹來重慶看一看的時候，一場慘烈的大火發生了。那兩個姐妹的命運如何?是我們急切想知道的。剛早上九點多鐘，地上已經像下了火。人事處的人聽我們說明來意，肯定說，該廠沒有一個叫“楊勤x”的小伙子。在我們的要求下，他們又翻出了從1992——1995年接收的大學畢業生登記表，結果確實沒有找到。也許是信中廠名寫錯了?我們又跑到另一家電機廠，誰也不知道有這個人。我們只好放棄了。看起來很是出師不利。是啊，僅僅從一些殘留的只言片語便想找到信中的主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次日，我們查了地圖，仔細地選擇了尋找路線，決定沿江而下，先從豐都找起。由于有座著名的景點——“鬼城”，豐都到處是濃濃的商業氣氛。可是我們根本無心關顧這一切，此刻，我們最急迫的是尋找那些在喧囂的人流物流之中寂寞的打工妹。
　　添云是大火的受傷者之一。根據譚老師給的香港朋友提供的地址，我們先找到了添云的哥哥添成。遺憾的是，添云不在，她隨她丈夫到湖北去了。添成給我們斟上茶，坐在我們對面，他一邊不停地抽煙，一邊回憶添云受傷前前后后發生的事情。添云到致麗廠打工剛兩個月，還沒拿到致麗廠一分錢，大火便發生了。她辛苦工作的唯一結果便是留下了一個傷殘之軀：深二度64．7％的燒傷面積，除臉上外，手、肩、背、腿、腳等各部位幾乎全被燒傷。添成去處理添云的事時已經是多日以后了，因為家里人怕他鬧事，沒敢馬上告訴他。見到妹妹時，添云仍然只能趴在床上，不能翻身。添成堅持要求去看火災現場，當地政府不讓他去，后來他和一個朋友自己去了，并且拍了照片。添成說，“這是她(妹妹)一生的轉折點”。為了照顧妹妹，他特地從原來的工作地調回了豐都。添云現已結婚，并有了一個女兒。我們用電話跟添云聯系。聽說我們是專程從北京去采訪她的，添云頗感意外。經她哥哥在電話里再三解釋，她才肯談談自己的情況。目前她最大的困難是傷口沒完全治好，經常化膿，植皮無法排汗，手不能伸直，在家里也只能干一些較輕的家務活。丈夫的工作單位垮了，添云便跟丈夫一起到湖北打工。受傷后添云獲得了廠方及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25萬元，其中包括每月275元的生活費，從出事時起到50歲止，但這些錢大多用在了醫藥費、手術費中。我在電話中很小心地問添云以后有什么打算，她沉默了好久，最后什么也沒說。添云的房子就在她哥哥的房子下面。幾年前添云在樓下開了一個小賣部，但生意極為冷清，她到湖北后便由哥哥和嫂子下班后代為照看一會兒。我們在小賣部里坐了半個多小時，竟沒有碰到一個人前來買東西。添成一再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他說，比起那場大火中別的受難者來說，他妹妹還算是較好的，幸運的。他說其實他們沒有任何奢望，只是希望有關部門對她妹妹這種情況該優惠就優惠，該落實就落實，不要只說不做。
　　A鎮AA村是一個偏僻的山村。從豐都縣乘車一路顛簸，順利的話，也得三個小時左右才能到達。廷芳家在一個離公路尚有半個多小時山路的山坳里。我們邊走邊問，翻過了一個又一個小山坡，路旁玉米正是成熟的時候，碩大的玉米結在玉米桿上，鼓脹欲裂。坡上梯田里的稻谷正在抽穗，遠遠望去，如錦緞一般。這個無人知曉的山村里一個同姓家族中竟有三人同時經歷了致麗大火的劫難：廷芳(死亡)，廷英(死亡)，廷芬(受傷)。
　　我們碰巧在路邊碰到了廷芬(傷者)的父親，他推著一輛半舊的老式載重自行車正要到鄰鎮趕集。他把自行車停在路邊，帶我們回村子。我們邊走邊聊。據他介紹，他的女兒在1993年的大火中被毒煙嗆昏，兩個星期后神智才完全清醒，回家后抱著父母大哭了一場。1996年，她重到南方打工；1997年，回家結婚；婚后到西藏打工，沒掙上錢，今年準備回家，至今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攢足。這幾年，村子里的勞動力，特別是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工也越來越不好打了。
　　我們先到了廷英的家，一會兒工夫，一大群人把我們圍在了中間，我們身上落滿了好奇與疑問的目光。一個三十左右的年輕人狐疑地檢查了我們的介紹信、學生證、身份證，才讓開始采訪。他是這個隊的隊長。廷英的哥哥不善言談，他告訴我們他妹妹死時只有21歲，如果活著，現在該27歲了。廷英死后獲得了25000元的賠償費，部分用于廷英的喪事，其余的存到了信用社，現在已用得差不多了。哥哥到深圳處理他妹妹的后事時，被隔離起來，任何處理那場大火的文件都沒有見到過，賠償費也是當地政府通過郵局寄來的，他們對賠償費很不滿意。廷英的父親也在人群中站著，他面容清瘦，沉默寡言，只是看著我們，跟著我們走，聽他的兒子不太連貫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也許是我們的突然來訪又使他陷入到那可怕的回憶之中，他看起來更像一個聽眾，只有從他的雙眼里才能看到那種失去愛女、無力回天的悲傷。
　　采訪完畢，廷英的哥哥帶我們去廷芳(死者)家。廷芳家屋前便是一灣茂盛的稻田。我們去的時候，廷芳的父親正在地里干活，他扛著鋤頭赤著腳把我們迎到家里。廷芳死時才20歲，母親一提起自己唯一的女兒，眼圈刷地一下便紅了。她站在屋檐下望著我們，嘴唇嚅動著，想說什么，卻不知從何說起。廷芳死時她唯一的弟弟還不足十歲。由于交不起學費，現在他輟學在家務農。我們問及他對他姐姐的印象，他看著我們只是靦腆地搖頭。他父親到深圳處理女兒后事時，是和廷英的哥哥一塊去的，可是一下火車便分作兩處。“我當時被關了三天，不許出來，也不許和別人交談。”他心有余悸地告訴我們。出事后，廷芳家共獲得賠償25000元，除喪事外，他們用這筆錢到A鎮修了房子。1994年春節前又收到葵涌鎮政府寄來的由香港捐贈的1000元港幣。此外，再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幫助。廷芳出去打工是為了擺脫貧窮，可是她的這個任務是完不成了。采訪結束后，廷芳的父母順著田埂把我們送出了老遠老 遠。
　　
　　凌花也是受傷最重的打工妹之一。我們得知她在忠縣B鎮上住，便來到B鎮，在馬路上四處打聽，找到凌花的哥哥。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告訴我們凌花原來開的小店因為生意不好關閉了。我們去的那天她在鄉下村子里。
　　從B鎮到BA村的那一段機耕道讓我們難以忘懷。路上深坑密布，亂石突出，窄處僅容長安車車身通過，遇到爛泥坑時車直打滑，一不小心就陷到里邊去了，怪不得不到十里路，少于60塊錢沒有一個司機愿去。凌花到村口來迎接我們，我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的脖子上有一片醒目的疤痕。凌花一跛一拐地領我們穿過稻田進村。我努力想象她受傷前健康的樣子，那時她該是多么輕快地就能穿過這片田野!大火改變了一切，她的肩、手、腿部均被嚴重燒傷，經過了一年多時間才慢慢恢復過來。當我們看到凌花因受傷而變形的腳時，感到十分震驚。凌花告訴我們，她現在基本上無法干農活，一到夏天，植皮部位無法排汗，特別難受。目前傷口老是破裂、化膿。出事后，凌花得到賠償費和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二十多萬，為了治療方便，用一部分錢在鎮上買了一套房子，加上幾年來的醫藥費、手術費、生活費，賠償費所剩無幾了。還有一個親戚借了她的錢，現在她需要用錢的時候卻不肯還她。凌花辦了一個殘疾證，可是在辦執照、買房、交農稅方面沒有享受到任何優待。兩年前，凌花結了婚，她的丈夫也沒有工作。勤快的凌花和我們談話的時候，順手拿起一顆玉米棒子，用殘缺不全的手指費力地掰著。當問及她未來的打算時，凌花沉默了一下，說，“我也不知道，我想掙點錢，可是我這個樣子怎么掙得上錢呢?前幾年每年藥費要花一萬多塊錢，這兩年每年也要花四五千塊。”我們和她一起沉默著，作為學生，我們能為她、為她們做什么呢?
　　凌花領我們采訪了另一死者小梅的家人。小梅在致麗廠工作了四年，死時23歲。外出打工之前，小梅和同村的一個小伙子談對象，本來已經領了結婚證，但是小梅還沒掙出來為父母和弟弟蓋房的錢，只好和未婚夫分兩地繼續打工。房子沒有修好，小梅卻永遠地離去了。現在小梅父母和弟弟一家住的房子是用小梅的賠償金低價從凌花那里買來的，但原來的房子還沒有拆掉。這些情況都是同村人講給我們聽的。我們去看了小梅家原來的房子。那是幾間斑駁破爛雜草叢生的房子，小梅的墳墓就在離這老房子不遠的田灣里。小梅媽上坡干活，一出門就能看到小梅的墳墓，村里人告訴我們，他們有很多次看到小梅媽獨自在墳前流淚，勸也勸不回去。現在小梅的弟弟也走上了他姐姐當年走過的道路：外出打工。我們默默祈禱他在外面能夠平安順暢，實現小梅沒有來得及實現的心愿和夢想。采訪結束時，王小梅一家用當地招待貴客的風味食品——蔭米熱情地款待了我們。
　　(一個太令人心酸的故事。小梅的未婚夫永成當時在上海打工。從致麗的信件中，我辨認出兩封他從上海給小梅的信，一封寫于1993年7月20日，一封寫于1993年10月30日。永成在信中訴說著對小梅的思念，其中一段話今天讀來觸目驚心：“我在兩個星期之前，曾做過一個夢，這個夢在腦海中印象太深……總想起來又像是有什么不祥的事，但又不全對，因此我又不想破解它，但又不能不破解。”難道真的有什么預感嗎?就在信發出不久，小梅葬身火海，這一哀怨的愛情故事永遠地凝固在了這些信上，也許會深埋在永成的心底。我沒有見到小梅本人的文字，從家人的訴說和永成的信中，可以推測小梅并不愿長久地在外打工，為了弟弟，為了掙出家里蓋房的錢，只能服從父親的安排，忍受與未婚夫天各一方的痛苦。但是，一個普通的打工妹，一個月幾百元的收入，要想掙夠蓋房子的幾萬元談何容易啊!在我得到的致麗玩具廠打工妹的資料中，有一張小梅上一年12月份的工資單，上面這樣記錄著：姓名：王小梅；出勤天數：30；日薪工資：43．10；超額獎：23．50；加班工資：52．80；記件工資：234．60；出勤工資：30；扣伙食：62．0；扣住宿：5．0；扣勞務：1．0；合計工資：316．0。12月，正是玩具生產的旺季，應當說這是小梅收入比較高的一個月。最終，她的死才換來了家里夢寐以求的房子。11月我們再次訪問了小梅的家，小梅的母親一提到女兒就哭了，訴說中帶著對女兒的痛惜和對丈夫的抱怨。但我不忍心再說軟弱而好面子的小梅的父親什么，這些年來他已經承受了無止境的責難和自責，他的眼睛哭壞了，身體拖垮了。父親當年也才44歲，沒出過遠門，連忠縣縣城也很少去。既然自己沒有能力為自己和兒子蓋房，他只能指望女兒。收到小梅出事的電報，他的精神已經垮掉了。到了廣州，他哭得暈倒過去，還沒到深圳已經花了一千多元治病錢。當時事故處理人員要他在處理意見書上簽字，他覺得錢太少，但又不會討價還價。他只是哭，不肯簽。幾天沒吃飯。最終還是簽了，“別人五六萬，我三萬三，我的命好苦。”可憐的父親哭訴著，他實在是又悔又痛又無奈。——譚深插)
　　
　　告別了小梅一家，繼續我們的尋找，多么希望我們尋找的那些人能鮮活地站在面前，至少能讓我們看到她們平平凡凡地活著。遺憾的是，我們名單上的人大都在那場大火中喪生了。翠蘭是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個。我們在C鎮CA村尋訪她的家。下了車，正好路邊有一個小商店和一個小修理鋪，五六個村里人圍在柜臺前。我問他們是否知道翠蘭家在哪里住。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人回答。半天，一個婦女低聲咕噥了一句：“你是問那個死了的翠蘭?”我說：“是的。”一群人都圍上來：“你們找她干什么?”可以想見，村里人突然遇到從北京來的陌生人詢問幾年前一個默默無聞的死者時臉上那驚訝的表情。一個婦女把我們領到了翠蘭家。翠蘭哥老遠跑出來迎接我們，稱我們為記者。他忙亂地給我們裝煙、倒茶、讓座，用手把長凳上的灰塵抹了好幾次。翠蘭死的時候只有16歲，還是個孩子。當時得到了三萬多塊錢的賠償費。16歲與三萬多塊，這兩個數字對我們來說極其沉重。翠蘭的父親今年67歲，一條腿摔成了殘廢，不能干農活，翠蘭的死使他精神受了刺激，有點木訥。他知道我們為翠蘭而來，蹲在旁邊，但一言不發。翠蘭哥不像許多死難者家屬那樣，沒有注意保存文件，他把有關妹妹后事的文件保存得完好無缺，足有六七張。他告訴我們，他相信這些清單說不定會有用的，所以一直妥善地保存著。我看到他重新把這些清單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到一個黑皮夾子里。他是一個有頭腦的好哥哥。
　　
　　與翠蘭一起被燒死的還有她的堂姐淑蘭，這是我們在遺留的信中沒有找到的信息。從翠蘭家到淑蘭家只需走一段不足十米的石板路，姐妹倆在這個貧窮的山村院落里平安生活了十多年，卻一起死在了異鄉繁華的土地上。淑蘭死的時候17歲，只比翠蘭大一歲。這是此行我們見到的最凄慘的一家。淑蘭遇難的噩耗傳來時，她唯一的哥哥剛死去三天，正辦后事。這對兄妹先后離去，接著嫂子也改嫁，留下一個6歲的女孩。殘酷的命運摧毀了這個家庭，父親從此落下“暈病”，經常暈倒在地里，母親的身體狀況也不好，干農活很吃力。家里已經沒有人能夠去深圳處理淑蘭的后事，只好請一位鄰居也是遠親幫忙去深圳。他們只得到25000元賠償，因為淑蘭的父親當時未滿60歲，母親未滿55歲，所以沒有得到約為18000元的養老費。賠償費大都用在淑蘭的喪事和修房子上了。父母每年都要花很多藥錢，現在他家已欠了八千多元的債。我們去時，淑蘭家空空蕩蕩的，堂屋里除了一張黑舊的八仙桌，幾條歪歪斜斜的凳子和幾件農具，再沒有別的東西。孫女現在12歲，正是上學用錢的時候。談到將來，淑蘭的父母不知怎么辦才好。也許他們唯一的希望便是12歲的孫女，孫女再長大幾歲，可能便有辦法了。我問：“這里有希望小學嗎?”淑蘭的父親搖搖頭。我不敢問他怎么設計孩子的未來，因為他連自己的現在都無法把握。(第二次沿著泥土小路進村時，路上正碰見淑蘭的媽媽和小侄女。淑蘭的媽媽告訴我們，孫女上5年級，今天正好鄉里統考，剛回來。她說，原來孩子的午飯都是從家里帶，但是到鄉里規定不能帶飯，他們又沒有錢，就給孩子帶了一把花生當午飯。回到淑蘭的家，他們一家老小三口和我們面對面，父親已經被身心的痛苦折磨得疲憊而絕望，他坐在矮凳上默默無語，可憐的孩子睜著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但是那里面沒有了天真，也看不到希望。我們臨走時和他們一家留了個影。淑蘭的媽媽拉著我的手，久久不愿放開，我卻突然看到淑蘭的爸爸抱著頭，蹲在地上，他的暈病又犯了。淑蘭的媽媽說，“他經常這樣，別管他。”我們只得說著安慰的話，離開了。回到北京后，小孫女給我來信，告訴我奶奶摔傷了，又用掉幾百元醫藥費。——譚深插)
　　
　　在采訪過程中，我們邊走邊問。一個偶然的機會，聽說BB村有一個叫秀雅的人，也在外出打工的時候被燒死了，但不知是不是致麗的。根據打聽到的線索，我們找了一個農民做向導，冒著烈日趕到她家，在那里見到秀雅的公公和丈夫張禹。我們坐在他們的堂屋里開始談了起來。開始的時候張禹一直沉默，只秀雅的公公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六年過去了，又是這么傷心的事，誰也不愿再去回憶那些細節。張禹在憂郁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再婚并生了一個女兒。據張禹講，秀雅在致麗廠工作的時候，每個月的工資只有400元出頭，死后獲賠35000元，其中有兩萬是保險公司賠的，廠里賠了15000元。廠里賠的15000元錢中包括安葬費和用于小孩的生活費8000元。張禹說，孩子要上學，有時還要生病，所賠費用顯然是不夠的，他到深圳去處理后事的時候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當時太傷心了，精神都有些恍惚，根本就沒有精力和心情去詢問有關賠償的細節。當我們問及后來廠方有什么追加賠償沒有，他說他不知道，但他自己是沒有收到過什么東西。(1999年11月份，我們有機會再次拜訪了張禹。當時張禹去地里刨紅薯了，被叫回的時候，兩腿沾滿著泥。他仍然顯得那么憂郁，但由于我們熟了，他比第一次要健談一些。六年過去了，對前妻的思念依然如故，他兩次上樓找前妻的遺物給我們看，一次是找事故處理文件，一次是找前妻的照片，結果只找到一張秀雅的照片。他黯然地講，他原將妻子的信和文件放在箱子里，但現在沒有了，可能是現在的妻子怕他睹物思人，過于傷心，將秀雅的一部分信件和照片藏起來或毀掉了。照片上的秀雅年輕端莊，不像31歲的人。張禹難過地告訴我們，“這是她出事前剛照的，還沒來得及取。后來是老表幫取出來的。還有一張兒子的照片，寄給她可能也沒收到。”秀雅外出時兒子才3歲，兩年后遇難，一直沒有回過家。她想孩子，就讓丈夫寄孩子的照片給她，可是她沒來得及看到。那時兒子5歲，大人沒有告訴他，他是從小伙伴那里知道的，小孩告訴他：“你媽死了”，兒子哭了，但是回家沒問。原來這孩子愛說愛笑，很活潑的，后來也變得沉默寡言。父子二人的變化后來我們從張禹的妹妹建花那里再次得到證實，建花說，“嫂子死后，我哥的一家總是很憂愁的樣子。”——譚深插)
　　
　　在殘留的信中，有一個叫江芬的打工妹提到了“D綜合商店”，提到了“雅美姐”。我們循著這兩條線索到D鎮去尋找。湊巧，我們所住旅館的老板正是D綜合商店的主管，他經營綜合商店十幾年了，卻從不知道有一個什么叫江芬或雅美的人，我們將信將疑，他向我們出示了身份證、工作證我們才得以確信。(第三次調查終于找到江芬和雅美的信息，而她們都已遇難。——譚深插)我們又經過兩個多小時山間公路的顛簸，到D鎮DA鄉找另一信封上提到的陶秀明。DA現已改名，屬另一鄉，信封上的“道班”1992年已拆掉，而且道班中都是男同志，也沒有聽說打工妹死傷的事。無奈，我們只好怏怏而歸。(后來才知道，陶秀明就是本文開頭我重點要尋找的那兩位幫助哥哥上大學的姐妹中的姐姐，楊勤英是另外一個人。見下文“重慶：第三次追蹤報告”——譚深插)
　　
　　帶著疲憊和沉重，我們又來到忠縣縣城。息縣以豆腐乳出名，但我們無心品嘗那美味的腐乳，費盡周折尋找小英。小英的家在一個出入很不方便、曲里拐彎的胡同里，九層的樓房坐落在比路面低至少一米的地方。小英家在最高層，沒有電梯，我們只好氣喘吁吁地爬上去。敲了門，開門的正是小英。當我們見到小英時，才意識到，這樣的條件對她來講行動是多么困難。我一眼就看到她胳膊下的那只拐杖。她把門打開，頗費勁地讓到一邊，請我們進去，給我們讓座，并力圖用一只手給我們倒茶。我們趕緊勸住了她。我們不敢過多觸及小英的傷痛與往事，但小英很大方，沉默了一會兒，便談起了她所經歷的事情。
　　火災中，小英燒傷最嚴重，除頭部外，其它部位幾乎沒有完好的皮膚。動了十多次手術，尚未痊愈，便被迫從南方醫院出院。小英是躺在擔架上被抬回家鄉的。回家后，為便于治療，在縣城里買了一套房子(為了省錢，房子買在了九樓)。剛回家的時候，當地醫院認為她根本沒有活下去的可能，甚至拒絕接受她住院治療。小英在床上躺了近一年，渾身疼痛，不能移動，不能翻身。她曾經喪失了生活的勇氣，但家人的關懷和照料感動了她，她開始一邊接受治療，一邊在父母的幫助下嘗試做簡單的鍛煉。奇跡出現了，慢慢地，小英居然能坐起來了。1996年，她開始坐輪椅，半年后，又買了拐杖、人造腳掌。前年，她還掛著雙拐，今年，她竟能拄著單拐在房內慢慢走動了。我們問小英能不能讓我們看一看她的傷口。盡管小英的傷情早在我們的預料之中，但是當她胳膊和腿上的傷口露出來的時候，我們還是感受到一種觸目驚心的沖擊：那是怎樣的胳膊和腿啊!已經完全沒有了胳膊和腿的形狀，一只腳掌完全截掉了，冷冰冰的人造腳掌支撐著她身體的重量。小英告訴我們，她的傷口經常破裂、流血(我們看到她的裙子上還有傷口滲出的血印)，稍一感冒，傷口便發燒、發腫，使她連下樓買藥都做不到；天氣熱時，皮膚排不出汗，痛苦難忍。狠狠心買了個空調，電費太貴，又用不起。小英托我們在北京幫她打聽，什么地方能治好這種燒傷后遺癥。她對我們這兩個從北京來的人寄予了無限希望。
　　小英受傷后，從廠方得到了賠償費近10萬元，香港一慈善機構又捐了16萬元，這些錢她主要用在了繼續治療上。開始時住院、手術費動輒要幾萬元，后來傷口經常性地發作，每年都要用幾千元，甚至上萬元；買房子又花了近4萬元。目前小英還想動一次手術，換一個輕一些的人造腳掌，但是錢已所剩無幾。我們從不多的經費中拿出250元給了小英，但我們知道，這點錢連四分之一人造腳掌都買不到。
　　小英的父親，母親都是農民，今年都滿·60歲了。為了照顧女兒，他們搬來和女兒住在一起。小英的父親靠在街邊修鞋掙點錢補貼家用，但修鞋仍要交各種費用。小英告訴我們，“只有我自己出去修鞋才能免稅，可是我這個樣子連兩斤菜都提不回家，怎么修得了鞋呢?”小英的媽媽年事已高，滿頭白發，因女兒出事受了打擊，耳朵幾乎聾了，但她仍一絲不茍地協助女兒治療、鍛煉，照料女兒的飲食、起居。看著連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小英，我們真是難以想象六七年前那個初中剛畢業、頭上總愛插著各種小飾物、活潑明快、對生活充滿憧憬的小英的樣子，我們更難以想象，萬一小英的父母有個三長兩短，小英一個人該怎么生活?小英初中畢業沒讀高中便外出打工，沒想到打工才一年多便出事了。懂事、要強的小英怎么也沒料到如此殘酷的命運竟會降臨到她的頭上——而當時她在致麗廠每月所掙的工資只有兩百多元!這是一個令人垂淚的故事，為了她的哥哥上大學，十九歲的小英付出了一生的代價。現在小英的哥哥在縣里上班，單位效益一般，也不能給小英提供很多經濟上的幫助，但他常回家看望妹妹。
　　雖然小英的心里充滿了深不見底的憂傷，但她仍然流露出她天性中開朗、自強的一面。小英說，開始的時候，她根本不敢面對人們好奇的目光，只穿長袖衣服和老人才穿的鞋子，今年，她終于鼓足勇氣穿上了涼鞋和裙子。小英還讓我們看了她的臥室。她的臥室整潔、漂亮，和一般愛美的姑娘沒什么兩樣，墻上還貼了兩張電影明星的畫。去年夏天，小英承受著天氣炎熱、皮膚不能排汗的苦楚，交了八百塊錢去學無線電修理，沒想到學生的錢全被老師卷跑了。小英說，她特別想自食其力，可是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自食其力從何談起?她想開個小賣部，可小賣部又掙不上錢；她仍然想出去打工，可誰會要她這樣的殘疾人呢?小英說，她恨那個香港老板，火災給她身體上和心理上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老板不把打工的當人看，我們當時經常罷工。”小英的話使我們體會到一個殘疾人生活的痛楚與辛酸，他們多么需要社會的理解和幫助!但我們知道，當一個人遭到巨大的劫難后，她最平常的生活全部被摧毀，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在根本上安慰她的。
　　小英的母親一直在我們旁邊坐著，她也許聽不清楚我們在說些什么，但從她臉上的表情我們知道她聽懂了我們談話的內容。天快黑的時候，小英的父親回來了，手中提著修鞋時供顧客坐的小凳子。小英的父親很健談，整整給我們講了兩個多小時小英的受傷及恢復情況。他清晰地記得六年前的每一個細節，甚至包括他們到深圳時住的房號、接待他的人的樣子、每天的各種費用。女兒所受的災難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當問及為什么小英傷未痊愈便出院時，他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事故處理者強迫，如果不出院，就要將小英從廣州南方醫院轉到鎮醫院，而醫院里死人屬常事，是不負責任的；二是當時正好香港一慈善機構提供捐款，他怕和有關部門鬧翻了得不到捐款。無奈之下，他只好含淚領著女兒出院了。“當時我只是想，就算傾家蕩產，也要把我的女兒救活。”我不知道，小英出院時，小英父親所流下的淚水是不是一個父親最后的淚水，因為我無法知道，那場奪去了他女兒健康和幸福的大火還將在他的心頭燃燒多久……
　　告別小英后，我們乘船逆長江而上三個小時，來到了F鎮。F鎮古風猶存，清一色的舊瓦房，又窄又長的石板街，街兩邊排列著黑舊的木質店面。置身其中，你簡直會懷疑這是拍古裝戲的場所，而不敢相信這是一個現代化背景下的山區小鎮。在這里，我們采訪了另一個致麗大火死難打工妹的父母。死者叫謝霞，16歲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她年齡雖小于活卻極為麻利。據謝母介紹，謝霞在家的時候，每天早晨出去挑水，從山腳挑回家里，連氣都不歇一口。謝母回憶起女兒的種種好處來，止不住悲從中來。“老天，為什么偏偏就把她燒死了呢?!”她一再重復著這句話。謝霞死的時候只有19歲，正是花一般的年齡。在致麗廠，她是驗收員，最開始每月工資只有60多元，三年后加到了200多元。謝霞的姐姐原本也在致麗廠打工，發生火災時正好回家了，所以幸免于難。謝霞死后，家人獲賠25000元，當時謝霞的父親54歲，母親48歲，故賠償費中沒有養老費這一項。現在，謝父到了60歲，身體不好，根本無法干活，只好和謝母一起在F鎮上靠賣冰糕、飲料和其它小商品度日。我們就在謝霞父母的小店里采訪他們，小店空間僅能容下三四個人，鎮上好奇的人便只好從店門外探進腦袋和半個肩膀來觀看也許是他們從未見過的采訪過程，偶爾插插話，提及謝霞生前的各種好處。我們的采訪持續了大約四十分鐘，這期間我留意了一下，謝霞父母只賣出了一只五毛錢的冰糕。
　　在采訪中我們也遇到了僥幸從那場大火中逃生的人。其中一個是吳小蓮。在打工妹們遺留下來的信件中，與吳小蓮相關的地址有三個，且都在不同的村鎮，我們只好憑運氣挨個去找，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后來在一個熱心人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一個理發店，開店的正是吳小蓮。小蓮看上去整潔、干練，她熱情地用川味很濃的普通話和我們交談。在致麗大火發生前，她在那里打了近一年工，剛開始工資500---600元．后來只上半天班，工資就降了下來。吳小蓮回憶說，火災發生時，卷閘門太緊，打不開，窗子又用鐵條封死，樓梯上堆滿了貨物，擠滿了逃命的打工妹。大家亂作一團，哭喊聲，尖叫聲，咒罵聲響成一片。當時她在三樓，情急之中，順著樓梯扶手溜下來才逃出一條命來。家里人得知致麗大火的消息，都以為她已經死了。吳小蓮雖然死里逃生，但她從此再也忘不掉大火中伙伴們悲慘死去的景象。她逃出火海，回頭看見一個叫陶秀明的打工妹口吐鮮血，在煙火中倒地而亡；一個叫淑媛的姑娘也轉眼之間葬身火海。她看見她的姐妹們紛紛被燒死、踩死、熏死。在廠里她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宛芬也被活活燒死。宛芬的父母到深圳領骨灰盒的時候，領回了一個別人的骨灰盒，后來返回深圳換了一個。小蓮至今也不敢肯定宛芬的骨灰是否真正回到了家鄉，回到了她的父母身邊。
　　采訪結束了。萬水千山，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使我們身心俱疲。川東山區農村美麗的自然風光同嚴酷的生活現實形成的強烈反差像楔子 一樣楔入了我們的心里。被采訪的這些人，無論是死去的人、受傷的人，還是活著的人，只不過是致麗大火眾多受害者中的一部分，我們能用白紙黑字寫在這里的，更只是他們巨大的苦難和殷殷企望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我們清楚地知道，六年前的那場大火尚未熄滅，它依然痛苦地燃燒在遭受劫難的生者心中。
　　這，就是我的姐妹們真實的故事。
　　
　　重慶：第二次追蹤報告
　　譚深(執筆)劉成付
　　
　　1999年11月，南方已有了些許寒意，我們從重慶的朝天門碼頭乘船而下，開始了我們對致麗玩具廠劫難后打工妹的第二次追蹤調查。
　　由于暑假里劉成付和李強的第一次開道，我們此行要順利得多。第一站仍是豐都，小劉很快和添云家取得聯系，幸運的是，添云沒有外出。我們如約到了她家。
　　這幾年來，我閱讀了致麗打工妹大量的資料，感覺上已經和她們很熟了。但是真正的接觸，添云是第一人。我有太多的問題想問，有太多的話想說。可是添云顯得沉默寡言，躲閃著我們的問話和目光。很快添云的沉默有了答案，她說，她想忘了過去，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不希望別人總來打攪她。后來略熟一點，添云又對我說，我不想讓周圍的人(主要指現在的鄰居)知道我受過傷。
　　聽說我們下一站要到忠縣看望小英，添云想了一下，也想和我們一起去。她們曾在一個病房里住過半年，但是六年了她們沒有再見過面。我們再次坐上長江的客運船，與來時不同的是，這次多了一個添云。
　　小英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她還是那么愛笑，也常常會害羞地轉過臉去，神情天真可愛。劉成付上次給了她我們課題組辦的《打工妹信箱》以后，她還給信箱寫了信，只是不好意思發出去。
　　劉成付發現，比起上次他來時，小英的傷腿上又長出了許多瘤狀的東西，紅腫異常，令人慘不忍睹。小英說，這段時間，她經常發燒(一月兩次)4l—42℃。由于行動不便，加上曾經被人認為數額不少的賠款在一次次的治療中，已經所剩無幾，她已不敢輕易去醫院。她說在樓下不遠有一個私人醫務所，每當她發燒時那個醫生就來給她打打針，有時父親背著她到醫務所看病。小英講述著她的傷痛，甚至說，“我是活不了多久的。這么多傷，是不可能活多久的。”
　　我知道，小英將承受的苦難比她自己意識到的還要多。面對這樣一個復雜又單純的，可愛的又不得不永遠經受苦難的小妹妹，我感到一陣陣蝕骨的痛心，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話來。
　　小英知道我們第二天要去B鎮凌花那里，她說凌花經常來她家玩，她有點想和我們一起去。我們覺得她要是能出外走走也好，就鼓勵她同我們一道去。這樣，我們一行又多了兩個人——小英和隨同照料她的媽媽。
　　車翻過一座山，用了兩個小時，B鎮到了。凌花就在路邊等著我們。
　　凌花長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長睫毛。六年前出事時，凌花才19歲，現在也才25歲，但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年輕。她懷孕了。
　　見到小英、添云，凌花十分驚喜。三位曾經一起住院的工友加病友遇到一起，非常親熱。她們嘻嘻哈哈，一起吃著，聊著，把我們這些外人曬在一邊。我們小心翼翼地問，我們可不可以拍照，可不可以問一些事。凌花說，她不愿意被拍照，不想再提那事，怕別人看見照片笑話她。我知道不能勉強，最終沒有采訪她。接著，又發生一件令我尷尬的事情。上次劉成付他們追訪回來后，寫了一篇報道發在報紙上。我帶來了，并給她們每人一份。我本人是流著淚水看完這篇報道的。沒想到她們看完了沉默不語，小英呢，當她發現上面有她的照片時，很感意外。她說，她也不愿意讓人知道她。我非常惶惑，也對小英感到愧疚，我完全沒有想到一篇善意的報道會給她的心帶來傷害。我向小英道了歉，同時不得不思考，為什么這三位受了傷的打工妹都對我們表示了拒絕呢?她們都不止一次地出現在媒體上啊!難道她們想忘掉那個永遠改變了她們命運的事件嗎?在小英家，添云、小英都提到永遠不能忘記每年的11·19；在這里，她們不約而同地說，離11·19只差一個星期了。
　　后來的情況使我一點一點地理解了。她們三人其實都是很熱情的，以后我們在B鎮幾天，凌花幫了我們很大忙，許多被訪對象是她提供的，有的還是她親自帶我們去找的。關于她自己，凌花談得最多的是她的房子。得到賠償后，先在村里花3．3萬元蓋了房；后以1．9萬元賣給了小梅家，到鎮上買了這座小樓；現在這座小樓又將賣掉，代之以鎮政府內一住宅樓8層上的單元。添云的主要話題是她這些年隨丈夫到過的地方，其中有些地方我也去過，我們一同談論著那里留給我們的回憶。小英呢，后來成了我的好朋友，她把她的痛苦連同內心的秘密不斷地告訴我。她們還是年輕的女孩，本來她們應該更多地擁有未來，而不是過去。那一場災難使她們突然被推向生活的邊緣，從此成為與眾不同的的人。而這三位女孩，又是受害者中特殊的人。因為當時她們受傷最重，意外地得到香港市民的捐助。這些捐助支持她們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復，但是也招致了周圍各種目光和利益要求，她們身心的負荷已經太沉重了。正常生活，既是她們的渴望，也是她們的權利。
　　B鎮，離長江一百公里的繁華小鎮。一條公路穿鎮而過，從鎮東到鎮西只需步行十五分鐘路程。公路兩側的建筑已經被現代化改換成各種水泥小樓，失去了巴蜀特色。公共汽車、私人小巴、“摩的”和人力三輪川流不息，其中許多私人小巴就是那些回鄉的打工仔開的。每到集市的日子，鎮東頭的街道擁擠暄騰，聚集著各色頑強謀生的人們；而小鎮外的農村，完全是另外的景致。如同四川、重慶多數農村一樣，一家一戶分散在一個個小山洼里，翠竹掩映，果木蔥蘢，梯田環繞，到處都像一幅幅安祥而寧靜的風景畫。作為一個城里人，我每每被那世外桃源般的景致所打動。但是作為研究者，我知道，那是一種人氣被抽空了的寧靜，年輕人、有活力的人為擺脫貧窮，紛紛離去。她／他們帶回的，是那用血汗錢蓋起來的石頭和水泥的房屋。
　　就在這喧囂和寧靜交錯的不協調的地方，沉睡著那個可怖的歷史。致麗廠1989年建廠，通過當時縣勞動局的一位官員來到B鎮招工，兩批招走了八十位年輕女孩。以后通過親友相帶，一個致麗廠員工的網絡以B鎮和周圍的鎮鄉為主形成了。誰也說不清這個網絡有多少人，但是1993年一場大火震動了全鎮，據很多人說，最早是通過電視知道致麗廠著火了，那幾天郵電局人山人海，各家都擠到那里打電話、發電報、等消息。一時間，這場災難成為當地的主要話題，使這個小鎮充滿著驚恐和哀痛。幾年過去了，活著的人們繼續著他們各自的生活。但是我們的到來重新喚起了他們的集體記憶。我們驚訝地發現，被喚起的記憶仍然是那么強烈，我們詢問過的每一個人幾乎都能給我們提供一定的信息。在街上，在汽車里，一個個擦肩而過的人們很可能就是受害者的親人、朋友、鄰居，或者就是曾經在致麗廠工作過的人。靠他們的幫助， 我們在短短一個星期中訪談了死者家屬、傷者和原致麗廠的工人等18人／戶，得到原致麗廠員工名單45人，其中死者27人，傷者5人。
　　我們找到的死者之一淑芳的家就是張禹幫忙的。張禹告訴我們，本村有一個叫淑芳的死難者，并帶我們去了淑芳家。沿著小路不遠，到了淑芳的姐姐淑榮的家，淑榮聽說了我們的來意，跑去喊來了父母。父親來時，帶來了保存完好的事故處理文件，我一一拍照(但事后發現，照得不清楚)。劉家僅兩個女兒，大女兒淑榮原已經出嫁到外村，父母的計劃是讓淑芳在家招個女婿。沒想到小女兒一去不回，只好讓大女兒一家搬回來。一家人重新翻出六年前令人心碎的回憶：最初，聽人傳說致麗玩具廠著火了，他們還心存僥幸，不會有淑芳。沒想到，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有人送電報來，那個人站在村頭喊：“你女兒燒死了。”當年淑芳23歲。后事是劉父和一個親戚去辦的，路上還碰見另外幾個BC鄉人也是致麗死難者的家屬(我們急忙打聽Bc鄉的人的地址，但是劉父沒有記住他們的名字)。到了深圳龍崗，他們找不到接應的人，就自己租車到葵涌，見到了火災的現場。但當時已被攔住不能靠近。這時一個人過來，帶他們去鎮政府。從此他們被隔離，四五個人陪著，連想上街買煙也不被允許，理由是“為了你們的安全”，直到辦完所有的手續，把他們送到廣州火車站上車為止。
　　在訪談中，聽好幾個人提到BC鄉的幾姐妹，我們決定盡早去BC鄉。早上頭疼起來，我勉強起床，吃了藥，又出發了。當時我們只知道這幾個姐妹姓藍，但她們到底是幾個人，叫什么名字，她們的父親叫什么名字，并不清楚。但是憑幾天的經驗，我們相信到BC鄉能夠打聽到。那天B鎮逢集，人和車混成一片。幸好小劉曾走過這條路線，我們順利地找到車，坐車到BC鄉。這時，外面開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這是不好的兆頭，因為當地的泥土路，雨后又滑又粘，我們沒有高腰雨靴，走泥路是不可能的。BC鄉到了，因為不逢集，又下雨，街上冷冷清清。我們被困在鄉里。小劉又和幾位農民聊起來，那幾個人立即表示知道此事，而且準確地給出了死難四姐妹的父親的地址和姓名。他們告訴我們。藍家四姐妹因為都未婚，她們的墳都在一起。同時，他們還提供了另一位死難打工妹的父親的姓名和地址。這樣，加上我們原來知道的劉燕群，Bc鄉在致麗大火中死難的打工妹至少是六個!這是何等慘痛的事啊!難道貧窮家庭的孩子的生命也像她們的收入那樣微不足道嗎?
　　我們一邊聽著人們議論著當時的事，一邊盼著雨能快些停。可是雨不停地下，絲毫沒有停的跡象，我們知道今天是不可能進村了，無奈中，坐上返回B鎮的車。
　　在凌花的幫助下，我們包了一輛面的去她的家——BA村。盡管小劉早說過這條路極難走，真上路了發現比想象的更糟。由于剛下過雨，一路的爛泥足有半尺深。車劇烈搖晃著往前走，終于在路上陷進去出不來了。我們只好下車走路，司機再想辦法找人把車拉出來。
　　我們先去了小梅家(對小梅家的訪談參見“重慶：第一次追蹤報告”)，又順著蜿蜒的田埂，一路上繞著彎子來到元淑家。元淑的家庭情況和小梅有些相似，只有兄妹二人，元淑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為哥哥修房子，可是兩年了，她只寄回500元錢，在收拾遺物時也沒有存折，最后還是她的補償金才修起了這座房子。元淑的母親一再說，“元淑的腦殼比他哥哥聰明”，可是她還是不得不為哥哥出去打工，“因為她哥哥以后是要照顧我們的么。”說著，元淑的父親拿來元淑的照片和事故處理文件。在玻璃鏡框后面的元淑臉圓圓的，微笑著。母親流著淚撫摩著女兒的照片，告訴我們，最悲慘的，是父母頭天剛給元淑發電報讓她回來相親(只有電報才能請假)，第二天就接到葵涌來的電報，通報元淑死了。那年元淑20歲。母親帶著怨恨指著屋里的一切說：這房子和房內的磨米機都是元淑的補償金置辦的。
　　正說著，元淑的哥哥進來了，果然是一個極老實的農村年輕人，面對著屋內的氣氛，他顯得手足無措，站在那里一句話也沒有說。元淑的逝去，使這個家庭沉悶異常，即使蓋起新房，兒子結了婚，也沒有絲毫的緩解。因為父母從身體到精神全都一蹶不振，兩位老人全不能干活，如今兩人的衣服各自洗，各自補，誰也不能照顧誰。
　　在訪談中，有人告訴我們：D鄉DB村有一位死者，是支書家的兒媳。并指著一位老漢說：你就跟他去，他們相鄰不遠。告辭眾人，跟著老漢上路。老漢原來是來鎮上做小生意的，他的水果攤就在路邊。老漢蹲在地上一點一點把攤開的梨、蘋果收進紙箱，我們覺得太麻煩老人了，就說算了，我們自己找吧。老人說沒關系，一邊又裝好生姜，用繩子捆扎好，搬到對面的房子里。隨著老人上路了。他說不遠，但在一片片的爛泥路上也走了好一陣。
　　老人把我們送到支書家門口，就轉身回家了。支書夫婦和二兒媳在家，死者王正迎的丈夫于興彥和現在的妻子女兒一同回娘家去了。他們給他打了電話，說馬上就回來。支書先和我們聊。支書對我們相當客氣，一再表示相信黨相信政府的政策，在賠償上不討價還價，他只是覺得對不起他們，“在外打工比家里還辛苦”。我相信這里面有一半是言不由衷的。后來興彥三口人回來，以為我們是致發集團的(原致麗玩具廠老板現在的企業)，向我們提出最好能到致發集團打工。我一下子明白了，是他們誤解了我們的身份和目的。他們在失去親人的痛苦和家庭的慘痛損失中煎熬了六年，從來沒有什么人關心過他們。今天，他們竟然相信那個香港老板能夠派人跑到受害人的家里，重新過問他們的事情。他們怎么會如此天真呢?唯一的解釋是：外出打工是他們最便捷的選擇，而打工之路是充滿艱難的，他們不愿放棄哪怕是希望渺茫的任何機會。
　　我趕快把名片遞過去，說明了我們的來歷，避免了誤解。興彥告訴我們，和妻子一起在致麗的還有妹妹于匯萍，妻子死亡的消息是11月24日妹妹通知的。當時他正在上海打工，接到電報直接去了廣東。從家里出發的有弟弟、弟弟的妻哥和王正迎的大姐夫。他們碰巧同一時間到了廣州，然后一同去葵涌。
　　政府有三個人和他們談判。一開始政府的人就拿出一份已經擬好的文件給他們看，上面明確有不同的賠償標準。開始他們不愿意在賠償協議上簽字，他們提出兩個要求：第一，要見老板；第二，要求解釋起火原因。對方的答復是，第一，要保護老板的安全，這么多人都要求見怎么行；第二，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他們對賠償數額(1萬元撫恤金，1萬元“困難補助”，1．1萬元孩子撫養費，共3．3萬元)不滿意，因為正迎的媽媽知道小女兒死了，受了很大刺激，從此腿就抬不起來了，在賠償項目中沒有她。對方說，不考慮娘家的賠償。談話只一個小時，他們當天沒有簽協議。第二天，對方催他們，尸體要趕快火化，不然會壞掉。但要看尸體必須簽協議。這本來是不合理的規定，但所有人都沒有提出異議，他們就是利用家屬急于見到死去的親人的心情，將拖延的責任輕易地推到了死者家屬的身上，從而迫使他們匆忙就范。于興彥他們據理力爭沒有效果，第二天勉強簽了字。下午看了遺體，第三天就回來了。
　　回來后，1萬元辦了喪事，1萬元給了王家，剩下的存著。為了正迎的兒子不受委屈，兩家商量正迎的二姐嫁到于家。
　　興彥是我們此行碰見的又一位有情有義的丈夫，由于現在的妻子是前妻的姐姐，所以他不避諱對前妻的感情。他找出相冊，給我們看前妻的照片。照片上年輕的正迎緊緊地抱著不到兩歲的兒子，興彥告訴我們，這是正迎臨走前照的，也是她在家的最后一張照片。正迎是1993年正月初三，和妹妹匯萍一道走的。匯萍在致麗當了兩年組長，那次回來帶了嫂嫂出去，沒想到不到一年，正迎竟死于大火，當時才23歲。同一相冊中還有一張合影，有男有女，大約有一二十人。那是一群致麗員工，背景就是當時的致麗廠。于興彥指給我們看，誰死了，誰誰也死了……看著照片上年輕人燦爛的笑臉，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在張禹的帶領下，我們找到他在B鎮開小飯館的妹妹建花。建花曾經在致麗做過大班長，但是大火前離開了。她給我們開出了一些當時的名單，還提到死亡的江芬是J鄉人，江芬的嫂子出事前也在致麗廠，她受了傷。后建花又告訴我們，江芬的兄嫂現在跑客運，剛才還見到她。說著建花就出門去找，一會兒回來說，她嫂子不愿意接受采訪，我們只好作罷。江芬是致麗廠打工妹信件中多次被提到的人物，不少人想委托“江芬姐”幫找工作。我從一個信中判斷江芬可能是D鄉人，結果劉成付他們第一次來沒有找到。關于江芬的情況還聽到一些撲朔迷離的說法，說她并沒有死，家里卻領到了撫恤金。江芬的嫂子不愿接受采訪，是否與此有關?當時不得而知。不過我們知道了準確地址，將來會有機會再來訪問。江芬出事前也是一個組長，才19歲。有人從樓里跑出去后，還看見江芬站在二層的窗戶邊抹眼淚，人們叫她快從窗戶跳下來，“她膽小，不敢跳”，由此斷定她是遇難了，只不過聽說始終沒有找到她的尸體。但是據后面采訪的情況看，當時燒死的人完全變了形，有的僅僅是根據殘留的衣服碎片來判定，可是穿同樣衣服的不一定僅一個人。有的家屬就被通知領錯了骨灰，又回深圳換。而且，六七年過去了，沒有人再見過活著的江芬，可見“沒有死，卻領了撫恤金”的說法是誤傳。
　　坐上一輛小面的，遇到對我們的調查工作有巨大幫助的林洋夫婦。他們是這車的車主，看來我們的出現在當地已經為人注意，林洋夫婦主動問我們是不是在調查致麗玩具廠的事?并告訴我們他們是該事件的目擊者。我們驚喜非常，立即約好當晚到他家訪談。晚8點，我們來到林洋夫婦家，他們還沒吃晚飯，就熱情地和我們談開了。
　　林妻燕云是1989年第一批招工去致麗的，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后回家結婚，離開了致麗廠。婚后到葵涌鎮的建德廠。林洋從部隊復員后，也來到建德。建德離致麗三公里，騎車十分鐘。因為老鄉多，他們常去致麗玩。致麗剛著火，就有人跑來告訴他們：“你們在致麗的老鄉全死了!”他們馬上趕到致麗，那時黑煙已經將廠房全包圍了。廠門口站著許多人，眼睜睜地看著，全進不去，消防隊也進不去。下午，尸體被從廠房里拉了出來，一個個燒得像黑枯木一般，裝到車上拉走了。其余輕傷的送到葵涌醫院，重傷的送到龍崗醫院。燕云當時正懷孕，回去后就暈倒了。
　　林小順是林洋的姑舅表弟，還有他的哥哥及他們的女朋友姐妹兩個，都在致麗。小順的哥哥林小龍和小順的女朋友芳蘭跑了出來，芳蘭的妹妹芳靈被燒死，小順當時也被認為死了，和尸體堆在一起，后來哥哥發現了他，認為他還活著，喂了他一口礦泉水，把他救活了。大概出事四五天后，讓他們去辨認尸體。辨認完了，尸體編上號，等家屬來了再火化。
　　當時受重傷的人被送到深圳、廣州醫院，其余沒傷的、傷不重的人和一部分來幫忙的親友約有一百多人，被集中到叫“日光球場”的鎮文化館里，不許出來，也不準圍在外面的親友和記者見他們。于是里面的人就鬧，把給他們的飯倒掉。三四天后才放他們出來，其間他們吃睡不安，互相核實失蹤的人。那時已基本知道誰死了，誰可能傷了。
　　這樣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他們夫婦今天講起來還很激憤。從他們的講述中，我們知道，當時能夠站出來不顧一切幫忙的，都是親戚和老鄉。他們不僅提供實際上的幫助，還從道義上維護打工者的權益。比如在“日光球場”，一個當地的官員威脅林洋，“再鬧，就告訴你們廠，開除你。”當過軍人的林洋義正詞嚴：“出了這么大的事，你們有責任，還有臉說!你有什么權力這么說我們?”大家靜坐，那人不敢再怎么樣。在人命關天的事情上，某些即使平日里驕橫無比的官員此刻也一定程度上能容忍群眾的激憤行為。
　　在林洋的帶領下，我們來到林小順家。
　　林小順家住在一條巷子里，就在林洋家斜對面。像這鎮上多數房子一樣，二層樓，樓下租給別人做生意，一家人住在樓上。與眾不同的是，林小順和哥哥林小龍娶了芳蘭姐妹兩個，現在親家四位老人和兒女兩個小家庭住在一起。我們去時，小龍夫婦在外打工，家里兩對老人、一對夫婦、兩個孩子在一起非常和睦。我們就和這一大家人坐在一起，談起六年前那個驚心動魄的日子。那一次災難使這兩家人失去了最小的妹妹芳靈，小順受了重傷。
　　林小順是個救人英雄，我注意到他的手臂上刺著一個不知是什么的圖案，當年他20歲，可能是一個講義氣、血性十足的年輕人吧。他比較真切地講述了當時的情景：
　　致麗玩具廠的生產樓共三層，火是從一層的電梯旁著起來的。電梯前面是倉庫，堆滿了海綿等物品；一層的另一部分是沖床班，和倉庫間有木板相隔。小順是開沖床的。當天下午一點上班，半小時以后起火。當時開沖床的男工開始都趕去救火，但眼看火勢猛烈救不下來了，即開始往外跑。由于沖床班離車間門和樓門很近，逃生是完全沒問題的。事實上一層的男工除上樓救人的以外，都安全逃出了。林小順惦念著芳蘭姐妹兩個，逆著逃生的人群往樓上沖。到樓梯口碰到已經下樓的芳蘭，小順急促地催芳蘭：“快跑!”自己繼續往樓上沖。那時樓梯上擠滿了逃命的打工妹，有不少人摔倒在地，就這樣被踩死了。小順說，看到那些被踩倒的打工妹，不得不拉，就這樣拉起了十幾個人。在人群中，他還看到了BC的4位藍姓堂姐妹，求小順救救她們，但是此時，小順已經沒有力氣了，可能是有毒的煙熏倒了他。事后他聽說，那四個姐妹全部遇難。(關于藍姓四姐妹，我們后來又聽到一些情況：當時她們都在三層的車間里工作，其中一個姐妹剛剛提升了大班長，火災發生時，她正在運貨，完全可以逃生，但是她惦記著樓上沒有處理完的事情，怕事后挨罵，于是返回樓上。等她回身準備逃生時，樓梯上早已堵滿了無路可走的打工妹。回到北京后，小劉按照地址，給她們的父親分別發了信，全部得到回音，證實這四姐妹都在那次大火中遇難。)    回想起來那可怕的情景，小順重復著“死的人太多了，人太多了……”，他一下子站起來，臉痛苦地痙攣著，眼睛里閃著淚光，“我不想說了……”他轉身出去。我們大家都沉默著……一會兒，小順又回來，談話繼續下去。
　　小順醒來時已經在醫院，火災的圖景翻騰在腦子里，他還以為是在做夢呢。小順在深圳醫院住了一個半月，燒傷面積40％。政府發了表揚信，說他是“救人英雄”。但是在賠償問題上葵涌鎮政府只答應給1萬元，后來和表哥林洋他們一起找到龍崗勞動局，才賠到4萬元。我問賠償依據的標準是什么?小順說沒有標準，就像做生意講價，一來二去，就成交了。回到家，小順治病一兩年用去兩三萬元，他和芳蘭都沒有工作，目前收入來源一是樓下的鋪面租給別人，收一些房租；二是哥哥小龍和嫂子在外打工；三是父親賣菜，掙很少的錢。兩家十口人就這樣維持著。
　　令我驚訝的是，小龍兩口現在就在致麗原來的老板勞釗泉所辦的“致發集團”下屬的玩具廠打工，而且小順在傷勢恢復后和凌花一道也曾找到致發集團，終于因為玩具所用的毛料刺激受傷的皮膚不能堅持回來了。我不由地問：“那個老板的廠使你們受了那么大的傷害，你們怎么還愿去那里打工呢?”小順說，工作的機會不好找啊。再說如果到新的廠，人家不了解你，工資也低。原想自己在老板底下干過，總會照顧一些……我和他們算了一下：如果找新的工作，往返路費600元，介紹費幾十元，押一個月的工資，再加上試用期工資大約只有正式工的一半，這額外的外出成本至少1千元錢。我無法不理解外出掙錢的個中艱辛，對他們來說，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真的沒有什么選擇。
　　幾天的采訪，使我們每個人都感到身體和精神一樣沉重，決定找一個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4點，我從睡意朦朧中起來，趕緊叫小劉他們，準備找死者商金霞的哥哥。金霞有兄妹六個，金霞排行第四，妹妹云霞當時也在致麗廠，11月22日她打電報告訴家里金霞出事了。當時金霞26歲，已經結婚，孩子4歲。接到電報當天，大哥商振松和二哥商雨松就趕到重慶坐飛機到了廣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乘五小時汽車到了龍崗。
　　可能因為坐飛機，他們是第一批到現場的家屬。他們要求見當時集中在日光球場的親友，但是接待的人不同意。里面的人聽說家屬來了，也要求見，同樣不讓。大哥商振松畢竟見多識廣，他們馬上找到葵涌鎮政府，要求見沒有受傷的親友。鎮政府才允許日光球場的人陸續出來。第二天(23日)下午，他們隨“考察團”(可能是事故調查團)進了火災現場，親眼目睹了劫難后的可怖場面。樓梯上一片狼籍，被踩掉的鞋子到處都是，還看到一只斷手。三樓所有的機器都是漆黑的，周圍的墻壁也是黑的。回到住的賓館，商雨松惡心得吃不下飯，只好輸液。第三天，他們去認尸體，只許一個人進去。認領了尸體，還允許他們舉行了告別儀式。儀式拍了照，照片現在金霞的丈夫那里。
　　而妹妹云霞，當時被踩倒，幸虧被一個男孩(林小順?)拉起來，不然也會被踩死。她的腰受了傷，沒有得到賠償。她的男朋友那年也在致麗，現在夫婦二人連孩子都在浙江打工。
　　商家兄弟又給我們介紹了他們的表姐妹——當時也在致麗打工的許紅云。
　　晚上，許紅云在兩個哥哥和丈夫的陪同下，從BD村匆匆趕來。我看著他們穿的高腰雨靴上粘滿了紅色的泥巴，知道是經過了一番艱難跋涉。
　　紅云告訴我們：廠房三層樓，一樓是裁床，二樓是手工縫紉，她所在的三樓是電車，大約有八十多臺。由于是計件，又是生產旺季，趕貨非常緊，噪音又大，她埋頭干活，火著起來了她根本不知道。直到大火把有的機器燒得爆炸了，發出很大的響聲她才發覺，這時三樓已經基本沒人了。她急忙向樓梯跑去。看到極為可怕的情景：一層二層的樓梯全部堵滿了人，每層大約堵了有二百人，“有的人就頭朝下，腳朝上，夾在那里不能動”，一層本來有一個大門，但被封死，叫喊聲、機器爆炸聲響成一片。紅云當時還算清醒，她意識到從樓梯根本跑不出去，于是回到三層，抱了一塊海綿從板房的一個小窗口跳了下去。摔傷了右手，還造成了腦震蕩。她的表姐把她接到自己的房子，待了兩小時，醒了過來。第二天她跑回宿舍取自己的物品。但是連上月的工資、身份證都被偷光了。
　　關于賠償，紅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傷怎么樣，她想死了那么多人，政府肯定不會再來賠償像她這樣的。再加上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兒，父母在家急得要命，就隨著一批人回家了。紅云那時才20歲，回家后發現右手留下病癥，不能提東西，冬天不能洗衣服；腦震蕩也沒好，經常頭疼。大哥是醫生，不斷給她拿藥治病。后經人介紹和林衛東結婚，林家很窮，但是丈夫對她很好，不讓她干活，還背著她買好藥來給她治病。他們的錢都用來治紅云的病，農村人認為最重要的房子至今沒有蓋起來。林衛東說：“房子蓋不蓋沒關系，重要的是醫好你的病。”夫妻的真情令人感動。
　　接著，紅云介紹了在致麗工作的情況。和珠江三角洲大多數三來一補企業一樣，致麗廠工資低(新工人連加班往往一月200元左右，兩年以上工資慢慢增加，像紅云干了二年多每月不超過400元)，趕定單期間工作時間過長(從早7：30干到晚12點，最長的一次紅云記得連續六十小時，星期天也不能休息)，食堂伙食差。這些嚴重影響著工人的健康，經常有人暈倒，紅云本人暈倒過兩次，有一位女工身體不太好，隔四五天就暈倒一次，實在不能堅持了就離廠了。暈倒的工人自己付醫藥費，休息期間沒有工資。紅云說她暈倒那次休息了兩天，結果被扣工資100多元，只發了150元。
　　伙食不好，工作時間長，工人忍受不了就罷工。據紅云說一年有五至六次罷工，有人在墻上貼一張紙，要大家今天不要來上班。按紅云的說法，太累了，都想歇一下，再加上前一道工序不上班，后面的也不能做，就這樣罷工了。但是罷工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不上班扣工資，三天不上就會被開除，最終大家還是去上班了。這與其說是“罷工”，不如說是工人只是想得到最起碼的休息權利。說到工會，紅云堅持認為致麗根本沒有工會。但我知道，致麗是有工會的。那個中方廠長黃某某就是工會主席。只不過這個工會主席根本不為工人的利益說話，就是這個黃某某，賄賂檢查組，留下安全隱患，是這場大火的重要責任人。
　　對于工人來講，他們唯一可能的選擇是“干”還是“不干”，怎么于是絲毫沒有發言權的。但是工作不僅是每個外出打工人的必然目標，而且也是他們每天生存的必須。正因為如此，工人們幾乎沒有和資方正面對話的能力。致麗廠毀掉之后，香港老板在離龍崗很近的地方——他的家鄉開辦了新廠，通過老鄉關系招收原致麗廠的熟手女工。有人給紅云帶話，如果愿意的話，可以回去(到新廠)。但是受傷的紅云已經心有余力不足了。至今她身心的傷痛沒有恢復，可能永遠不能恢復，也沒有得到任何

的補償。
　　于興彥的妹妹于匯萍是致麗廠的老工人，嫂子王正迎就是她帶到致麗的。對嫂子的死亡，匯萍心里總感到難以名狀的愧疚。聽哥哥電話中說我們來過，匯萍主動要來和我們談談。
　　提到11·19大火，于匯萍很激動。她目睹了起火、救人的全過程，因為她是組長，又是致麗的老員工，所以事后她幫助認了三天尸體。她認為，實際上很多尸體是難以辨認的，比如她的嫂嫂正迎，只是根據衣服的碎片來估計，但是當時有兩個人穿同樣的衣服……她覺得，認尸體，“不過是給親人一個心理安慰”。至于死了那么多人，匯萍覺得是沒有及時搶救造成的，當時很多人只是被毒煙熏倒，灌一些水就能救過來(林小順即一例)。她甚至懷疑很多被拉上死人車上的并沒有死，是根本沒看清就扔到了車上。
　　說到致發集團，匯萍在1995年也去那里干過。主要是因為原來好幾個原致麗的主管在那里當廠長、經理。
　　還想一提的是，我們訪問的一位死者的父親是位退休教師，他一見我們就訴說，17歲的小女兒是如何活潑可愛，大家都非常喜歡她。女兒遇難后他心情太沉重，以至沒能去深圳處理女兒的后事。孩子的媽媽這些年經常在哭，“眼睛經常是紅腫的，眼睫毛都快哭沒了。”就是這樣一位父親，在回憶他的女兒的時候，卻首先贊揚開放的必要性，然后表揚當地政府在處理事故中配合很好，倒是經香港人的啟發，他不斷在批評那個意大利公司不負責任。我無言，內心卻覺得不是滋味。也許他的教師身份或多年來的意識形態，使他習慣了這些套話?如果我告訴他，致麗廠的安全本來就存在著明顯的隱患，是那個當地的中方廠長賄賂市里來的檢查組，把一面“安全”的錦旗掛在辦公室。無論是廠家還是當地一些負責人，原本就沒有把工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這場滔天災難的發生，他們全都不能逃脫責任。他會怎么想呢?
　　我當然不能說，我不能把他心存的一點亮色也殘酷地抹掉。但是在采訪的過程中，我的沉痛和憤怒隨著思考不斷地升級。在致麗大火受害者悲慘的訴說中，一個不平等的、不人道的結構越來越清晰地被我意識到了。在這樣的結構中，外來的打工者既是底座，又是邊緣。沒有任何途徑使他們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他們因為沒有代表他們利益的組織也就沒有真正對話的能力，他們只能依靠國家的保護，老板的良心，親屬鄉情網絡的支持。盡管國家制訂了關于勞動者權益的種種法律，但還沒有一個保證這些法律能夠實現的完善機制。而經濟發展成為人人可以利用的口號。發展可能帶來利益，也可能付出代價，問題是利益和代價被不公平地分割了。當地各種權力的持有者肆無忌憚地占有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而處在底座上的外來打工者由于沒有權力，為了獲得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利益不得不冒著付出健康、人格乃至生命的代價。在外來資本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外來打工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中，當地勢力為了自身的利益，拿出“經濟發展”的堂皇理由，往往將打工者的權益作為代價置若罔聞。我也認為，致麗火災的后事處理，比較那些蠻不講理的事例，還算是人道的。但是，這一惡性事故給受害者和她們的親人、家庭帶來的深重災難，絕不是幾萬元錢所能彌補的。
　　致麗玩具廠的追蹤共進行了滿滿七天，只能先告一段落。18日一早，我們開始起程，凌花要把我們送到忠縣，我們再乘船回重慶，然后各奔東西。當汽車在忠縣的山路上忽高忽低行駛時，大路兩邊的美妙景色不斷被推進到眼前，巴蜀山水是如此秀麗宜人。淡淡的霧氣若有若無，梯田中的水映著天空，一塊一塊靜靜的亮亮的，掩映在梯田、翠竹、橘子樹和柚子樹之中的一個個小山村恬靜而安寧，像秀雅的家、小梅的家，我們訪問過的許多人家一樣。這樣仙境一般的景色，竟引起了我難以名狀的憂傷。本來，那些年輕的山村妹子，應當是這景色的一部分，大自然的純凈美好常常使人精神升華，忘卻人間的不平和煩惱，但是此刻我總是把這些與在致命的大火和煙霧中逃命的混亂慘烈場景相聯系，不和諧但揮之不去，那些可憐的打工妹，她們屬于這兩者。工業化和現代化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或者說給不同的“我們”帶來了不同的什么?如果說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幸福比另一部分人更寶貴，能夠把一部分人的毀滅看作不可避免的“代價”，而安之若素，社會公正和良知何在?
　　到重慶，只剩我孤身一人，住進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清晨，我忽然聽到隔壁電視中的聲音：“今天是11月19號，致麗11·19大火已經六年了……”我募地清醒過來，急忙扭開我住的房間的電視。沒想到電視上一片“雪花”閃動，既無圖像也無聲音。我毫無辦法，只好坐在床上干生氣。這一次致麗的追蹤到此結束。我相信，這一次的訪談是我一生中永難忘記，也不敢忘記的一次經歷。
　　(待續)
　　
　　(除個別的死難者外，其他人名均為化名；圖片除署名外均為作者提供)
　　
　　譚深，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論文有《社會轉型與婦女就業》、《打工妹的內部話題》等，并主編《農民流動與性別》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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