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匹夫豈敢忘國憂　　

——批“搞私有化”帶來的四大罪惡　　

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和最高權力機關，是國家政治架構的最高層。今年兩會期間，吳邦國委員長正是站在這樣一個國家最高層的講壇上，鄭重而又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宣告了“五個不搞”的政治原則：

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吳邦國委員長“五個不搞”宣示的總體內容來看，其本質的內涵實際上只有兩條。這就是：政治上，不搞資產階級民主制，而要堅持憲法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經濟上，不搞資本主義私有制，而要堅持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而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說到底，“不搞私有化”，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

改革開放30年來，許多人被西方的“歐風美雨”吹拂得暈頭轉向，不少高層共產黨員甚至已經被搞得找不著北，徹底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自覺不自覺地淪落為蛻化變質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和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他們不講姓社姓資，故意混淆憲法規定的國家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公然背叛共產黨人的最高奮斗目標——共產主義信仰；竭力詆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大肆美化資本主義私有制；全然否定建國30年來新中國怎樣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附庸，跨越兩、三個世紀的迅速發展，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全憑自力更生的奮斗，從而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詳見美國著名“中國學”研究學者、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論文：《縱觀毛澤東時代的成就》），取得在國際上公認的揚眉吐氣的偉大成就的事實；硬是胡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大鍋飯”，是貧窮的代名詞，只有搞私有制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發展社會經濟……

以辛子陵、茅于軾為代表的黨內外的復辟狂，更是肆無忌憚地污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30年的共和國史，公然否定整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徹底妖魔化全部馬列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大造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輿論，甘當西方國際資本集團的走狗和“帶路黨”，為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最終消滅社會主義中國服務。

古人顧炎武有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面對21世紀社會主義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災禍，每一個有良心的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中國人，想一想近代百年幾千萬前仆后繼革命先烈的鮮血，就該拍案而起，與復辟勢力作殊死的斗爭。

“我以我血薦軒轅”，匹夫豈敢忘國憂！

搞私有化必然復辟資本主義，必然要給全黨、全國和各民族極大多數人民帶來巨大的災禍！好在隨著時間的推延，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相互勾結所推行的倒行逆施，正在日益喚起一切正直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不斷覺醒。越來越多的人們，正在擦亮眼睛，奮起響應吳邦國委員長的號召，揭露在社會主義中國“搞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近30年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假社會主義之名，大搞私有化。如今，這種搞私有化的罪惡，已明白無誤地凸現了出來。

罪惡之一：讓多數人陷入貧困　　

“改開”以來，精英們最為津津樂道的口頭禪就是：“改革開放讓我們富起來！”　　

咋一聽，人們難免語塞。是啊，去年我國的GDP已達39萬7983億元，按已貶了值的美元以1美元=6.5元人民幣折算，約合6萬1200億美元，已占世界第2位。如按2010年全國人口為13.41億口平均計算，人均GDP當為29678元，人均也有4500多美元。由此，我國不僅已經實現了“小康”目標，而且正在進一步“發展”，前景多美好！

可是且慢，我們還是應該先冷靜地用大腦思考一下，看看在這些華麗的GDP數字背后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富了起來？可惜嚴酷的現實是：中國社會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少數人暴富，極大多數人民被打入萬劫不復的貧困之中，GDP數字的增長根本不能證明大多數人民生活的提高。

近日，《福布斯》亞洲版最新出爐，境外媒體迅速作出反映。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網站9月7日報道：

“中國超富人群繼續迅速擴大。僅僅兩年時間，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就翻了一番。‘胡潤百富榜’7日稱，今年中國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為129名。中國目前億萬富豪人數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的400多名。”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9月8日也作了報道，“盡管存在全球性經濟低迷，但中國大陸億萬富豪人數正在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攀升。胡潤的報告指出，今年有7500名大陸居民資產超過10億元人民幣，遠高于去年的4000人。

法國的埃菲社比較掃興，它在報道中著重強調了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情況：

“盡管中國富豪人數大增，但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貧富正不斷擴大。中國的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值仍在百位以外（按：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承認為105位）。同時，中國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嚴重，基尼系數達0.57。有統計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即處于貧困線以下。”（均轉引自《參考消息》2011年9月9日）　　

埃菲社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所作的報道，無疑給國人當頭潑了三盆冷水！

第一盆冷水，是中國人均GDP在“百位以外”。

現在網上可以立即查到我國歷年的GDP權威數據和排名，可是就是找不到人均GDP權威數據及排名。于是就有人在“口水杭州網”上發表了《“改開”30年，中國人均GDP世界排名一直是下降的》一文，其中提出：

“中國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這一數據確實令人吃驚。　　

要知道毛時代的1960年——這個被反毛精英們污蔑為“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年代，我國的人均GDP卻是世界排名的第78名！以后“改開30年來，GDP年年向上竄，怎么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反而往下掉了呢？！筆者也不明白這個數據是怎樣產生的，但是更令人奇怪的是卻始終未見有權威部門出來說話或更正，故只能先信之。（其實公布統計數字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

事實上，1978－2007年間，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反從15.65%下降到11.15%；全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62.34%下降到42.60%。這就是說，隨著GDP的增長，勞動者的工資相對地反而下降了！

另外，據2011年3月1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汪孝宗報道：《中國GDP居世界第二被指意義不大，多領域仍然落后》，除了人均指標在世界排名中靠后，現今中國在醫療、教育以及環境等較多領域更為落后。以醫療為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成員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等綜合性評估排名，中國位居第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倒排第4位！

第二盆冷水，是基尼系數達0.57，已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采用。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根據黃金分割律，其準確值應為0.382。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偏高，為0.4。中國大陸基尼系數2010年超過0.5，已跨入收入差距懸殊行列，標志財富分配極端不均，貧富兩極分化極端嚴重。　　

第三盆冷水，是中國“13億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即處于（世界公認的）貧困線以下”。全國居然有“近一半”人口處在國際貧困線以下，這還能說“人民生活富起來了”嗎？　　

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日收入2美元是貧困線，用于一般國家；日收入1.25美元的那條，叫作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于黑非洲等二十余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盡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都有自己制定的“貧困線”，一般國際公認的貧困線的算法則是：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線，這就是后來被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　　

可是，我國在貧困線的確定上，精英們始終強調“特殊”的國情，死不肯與國際標準“接軌”。2007年，我國確定的貧困線為1067元；即每天收入不足0.5美元的才算貧困人口。2008年底，調整為1196元，2010年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中，這條線劃在了年均純收入1274元。然而，即使按照年1300元這條“中國特色”的貧困標準線，官方承認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其實，按照國際標準，據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鄉村銀行總裁尤努斯教授估計，中國實際的貧困人口超過2億！　　

可見，“改開”以來，經濟發展了，GDP平均年増在10%以上，然而鼓錢包的只是少數富人，與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無關。

現今的中國，富者資產過數百億元，高收入者有年薪六千萬的，萬科董事長甚至連700萬年薪還嫌低；貧者上無片瓦，加上“下崗”、“失田”，雪上加霜，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僅靠“低保”救濟度日，遑論“致富”。

《2010胡潤財富報告》還顯示，全國已有千萬富豪87.5萬人，億萬富豪5.5萬人，10億富豪1900人，過百億富豪達140人！這些富人加起來，不過百萬人，僅占全國13億總人口中的0。01左右，屬于極少數，但是他們卻占有了全國相當高比例的財富。

據招商銀行和咨詢公司貝恩聯合發布一份有關中國民間財富的新報告顯示，2010年估計占當今中國人口約0.04%的“富裕人士”，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比例竟占全國近1/4！其中千萬富翁持有的個人可投資資產規模已經達到62萬億元！（新加坡《聯合早報》4月22日曾昭鵬的文章，見《參考消息》2011年4月25日）

在毛澤東時代，雖說中國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不算高，只能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改善；但卻衣食無憂，生活安定。全國人民，不管城鄉，生老病死有保障，對此史實，所有在70年代以前出生、只要還活著的中國人都能作證，舉世公認。

可是，“改開”一搞私有化，對普通勞動人民說來，搞了“房改”，就買不起房；搞了“教改”，就上不起學；搞了“醫改”，就看不了病；搞了“職改”，學生就不了業；搞了“社保”，就養不了老。社會主義中國原先對人民的五大保障，頃刻成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五座大山！

僅以五座大山之一的住房為例。

房改之前，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政策，按照“居者有其屋”的原則，人皆有居。“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想當年大學生畢業后統一安排工作，生病有公費醫療，（咱們的溫總理當年在大學時代得了肺結核病，不是靠公費醫療制度才治好的嗎，要不然怎能活到今天當總理？！）結婚時可以分配婚房；雖分到的只是“筒子樓”一間，但國家經濟的發展水平如此，有的是發自內心的樂而不是怨。　　

自“房改”（房產私有化）以來，僅十年時間，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猛漲了50倍以上！以上海市區的住房為例，房改初期，房價起歩平均交易價每平方米多在500元以下；而如今二手房的均價，已在每平方米2.5萬元以上矣！（市中心房屋更到了每平方米4萬元以上水平）　　

如今，一個大學畢業生，工作一年后的月工資不過3000元水平。假如再連續工作幾年，算其月工資漲到4000元，此時已年近三十，再與另一個大學生結婚，小夫妻倆合計月收入不過8000元，去掉基本生活費約每月3000元，滿打滿算“結余”5000元。據此，如果要想買一套建筑面積80平方米的“婚房”，就需200多萬元！小倆口就得苦干34年！按照60歲退休規定，就意味著這兩位“白領”干到退休也還不清這筆錢。本是自由身，只要結婚一買房，兩位“白領”立馬變成不折不扣的“終身房奴”！如果是個普通工人或農民工，那就連想做“終身房奴”也不可得矣！　　

青年人總是要成家立業的，總要組建家庭的，可是沒有房子怎么辦？（靠老人的住房，老人不死怎么辦？）青年人原本是國家的希望，社會的未來，他們的心態應該是積極向上的。可是，如今他們要成家，就要面臨“房奴”的命運！這將給他們的前景留下終身的陰影。　　

對普通人民群眾來說，壓在頭上的五座大山，哪一座也受不了，哪一座也掀不掉！唯有祈求上帝給他們發橫財了。　　

可見，只要一搞私有化，廣大老百姓準倒霉！其實，想穿了，道理就是那么簡單，搞私有化，永恒的真理就是：少數人發財，多數人受窮。要打破這一條定律，只有搞社會主義公有制。幻想通過復辟私有制來達到共同富裕，那只是修正主義、復辟狂用以騙人的鬼話！　　

罪惡之二：讓私欲橫流成災　　

在中國搞私有化，徹底顛覆了建國30年以來確立起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完全顛倒了原先的是非觀，它直接導致人們私欲的惡性膨脹，橫流成災。　　

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問題，無需諱言，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共產主義（公有制），是兩種完全對立的不同世界觀與價值觀體系，它恰好反映了人性的兩面：　　

人，天生是一個個的個體，自然就會有個人利益，或稱“私利”；人同時又是集體的、社會的，因為人離開了集體就不可能生存，這就必然會產生集體利益，即所謂“公利”。人的這種個體性與集體性的對立統一，決定了人既存在個人“私利”，同時，又離不開集體的“公利”。人的這種兩重性，反映在人性上就表現為：善與惡的兩面，也即“半是天使半是魔鬼”。　　

資本主義和一切私有制社會，是一種主張“私利”驅動的世界觀價值體系，認為“追求個人幸福”天經地義。極而言之，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它強調發揮個體的積極性，在激烈的競爭中求發展，并在個體發展中實現集體發展。　　

共產主義則是一種主張“公利”驅動的世界觀價值體系，認為只有保證集體利益才可能有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利益，極而言之，叫做“先公后私”、“大公無私”。它強調的是集體主義與利他主義，以此保證整體的發展，主張在整體發展過程中實現個體利益與價值。　　

私利、私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東西，是感性的產物，它是自發的；反之，公利、利他，則是人類后天的東西，是理性的產物，它是人類進步、教育的結果。由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世界觀價值體系，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前期自然形成的；反之，共產主義（公有制）的世界觀價值體系，則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是人類理性水平提高的結果。　　

正如列寧所說，“工人運動不會自發產生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主義是靠“灌輸”而發展的。　　

所以，對任何未經過理性教育（包括未受剝削壓迫經歷）的人而言，他們天生就具有親資本主義（私有制）世界觀價值體系的傾向。因此，如果推行資本主義必然是內在自然（和平）演變的；而推行共產主義就一定需要依靠外界的教育與革命的變革。這應該也是為什么“一個人變壞容易，變好難”的真正原因。　　

鑒于人性的兩重性和“私利”、“私欲”具有自發的自行膨脹的特性，因此，凡是健康的社會，總是要通過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識形態的手段，來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人的“私利”、“私欲”進行必要的限制。也即在保證整體“公利”的基礎上來保障個人的正當的“私利”。絕不能放縱“私利”、“私欲”的無限膨脹，從而危及“公利”——以至損害社會和國家的整體利益。　　

建國30年的社會變革，曾經大張了社會主義的公有觀念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極大地限制了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的腐朽意識，由此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對極大多數人民群眾來說，中國社會一度成為世界上最為美好的凈土：　　

在這塊土地上，人人懷有美好的理想，愿意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男女老幼個個精神奮發，積極向上；（例如我在1961年大學畢業，整個班級、年級幾乎人人都積極報名要求分配去支援西藏、新疆、內蒙等地的社會主義建設，愿意到最艱苦地方去工作，根本沒有人會提出要求照顧！）　　

在這塊土地上，沒有剝削壓迫，百姓生活安定。做到了生有所育，長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基本上實現了幾千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

在這塊土地上，人們之間沒有尊卑高下，人人以“同志”相稱，親切和諧，男女平等，互相尊重；　　

在這塊土地上，黃黒毒賭一掃而光，社會秩序井然，幾乎可以夜不閉戶，很少有人犯罪，更罕有惡性案件發生……　　

然而，“改開”以來，隨著在中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再搞私有化，也就是在“私利”、“私欲”受到長期遏制以后的放縱，這種“私利”、“私欲”能量的釋放，往往具有特別瘋狂的特性。這就如同被關在潘多拉魔法瓶里鉆出來的魔鬼，一旦沖破限制，就會貽害無窮。　　

上世紀50年代，杜勒斯曾經對社會主義蘇聯實施過一個“和平演變”計劃，其核心就是要動搖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利用人性的弱點，宣揚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價值體系。他要用資本主義最邪惡的“私心”、“私利”、“私欲”來取代社會主義年輕人的社會主義人生觀和價值觀。就是要讓人“把腦子弄亂”，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向他們“灌輸性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讓他們“變質、發霉、腐爛”，“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即叛國者）。（見艾倫·杜勒斯：《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的講演》）正是在這場思想領域的長期戰斗中，蘇聯打了大敗仗，1991年終于亡黨亡國。

“改革開放”32年，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經濟上大搞私有化；在意識形態上，“非社揚資”，“批公揚私”，實質上就是在中國主動地推行杜勒斯的“和平演變”計劃。現今的中國，精神文明根本不是“滑坡”問題，而是早已蕩然無存，“精神文明”四字幾乎已徹底地從漢字中消失。現今的中國，正是因為人們的私欲橫流，直接導致黃賭毒黑貪，五鬼鬧中華。　　

一“黃”：　　

根據《史記》記載，娼妓賣淫，當始于春秋時代無疑。最早的妓院——官妓，于公元前7世紀中期出現在齊國，此后代代相傳，從無間斷。由此算來，妓院在中國已有2600多年的歷史。所以如此，因為在私有制剝削制度社會里，女人沒有獨立人格，僅僅是統治階級男人手中的一種玩物、商品而已。

1949年10月，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11月，毛澤東主席即下令取締北京的娼妓業，隨后在全國雷厲風行地實施，徹底滌蕩了幾千年來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污穢，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新風。到60年代初，性病已在中國大陸消失。

可是有誰想得到，“改開”以后，娼妓業雖然在表面上并未開禁，然而，神州大地早已黃毒泛濫，社會風氣大壞。精英們為與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接軌”，修改法律，對非法的性關系來一個“不告不理”，實際上打開了賣淫業的大門。據“維基百科”《中國大陸的性服務業》稱，中國大陸的“性服務業”涉及的經濟利益越來越龐大，就業人員大約有1000萬，涉及的消費每年大約1萬億人民幣！可見其危害之烈。

二“賭”：　　

賭博，是有閑階級的玩意兒。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在“私欲”的主導下，就會有人去玩賭博。由于剝削階級意識作祟，新中國前30年雖不能說已使賭博現象絕跡，但公開的、大規模的賭博現象早就不復存在。　　

可是“改開”以來，一切曾經消失的舊社會弊病，全都死灰復燃，卷土重來，賭博現象自然也就不能例外。政府除了開放限制性的體育、福利彩票業外，澳門特區已是允許合法賭博的中國領土。

據境外媒體報道，一些腐敗官員、一些“先富起來”的人群，出于私欲的貪婪，均熱中于此等游戲。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成了澳門各個賭場的貴賓。如今澳門的博彩業收入，已超過了美國賭城拉斯韋加斯。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月13日文章披露，僅上個周末就有大約17萬中國內地游客前往澳門特別行政區賭博。（見《參考消息》2011年2月15日）

中國大陸周邊，只有西北邊境賭風未起，其它各邊已形成「四面圍賭」之勢，每年因賭博外流的人民幣資金達6000億元！　　

中國內地地下賭博業更是呈蔓延之勢。境外賭博集團，通過內外勾結，以賭球、六合彩等多種形式進行。賭博，不僅極大地毒害了社會風氣，更敗壞了中國官場的吏治。　　

三毒：　　

毒品是近百年危害中華民族最烈的災禍之一，它長期損害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讓中國人成為“東亞病夫”，鴉片戰爭就是由此物所引起。　　

新中國建立，與解決“黃”、“賭”等社會積弊一樣，毒品問題在1952年就很快就得到解決，此后毒品在中國土地上絕跡。　　

可是“改開”以后，自1979年發現首例毒品起，毒品問題迅速重新在神州大地泛濫起來。為了對付越來越嚴重的毒品問題，1990年11月，國務院下屬11個部委組建了“禁毒委員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私欲的膨脹極大地孳生了毒品問題。隨著對毒品違法犯罪打擊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毒品被查獲在我國邊境地區，境外毒販為逃避打擊，勾結境內不法之徒，變“境外生產，境內銷售”為“境內生產，就地銷售”。國內制毒案件明顯增多，規模越來越大，手段不斷升級，并向職業化發展。制造的毒品有冰毒、氯胺酮和安眠酮等。　　

據研究毒品問題的專家陳貝帝編著的《中國吸毒調查》一書披露，我國吸毒人數從1991年的14.8萬已經上升到2004年的114.04萬人，這還是有案可查的顯性吸毒人數。按一個顯性吸毒者背后起碼有7個隱性吸毒者來估算，中國吸毒人口已近千萬！　　

毒品不僅危害吸食者的身體健康，毀損整個家庭；而且必然會引發社會犯罪的一系列刑事案件，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四“黑”：　　

黒社會也是私有制社會的一個惡性腫瘤。在近代中國，不管怎樣改朝換代，可是黒社會勢力始終不倒。只有到了新中國，這些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才得以徹底清除。　　

可是“改開”以來，黒社會勢力又逐漸形成，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各地的黑惡勢力往往同腐敗官員相勾結，互為表里，稱霸一方。他們一手遮天，為非作歹，無惡不作。從欺行霸市、坐地分贓，到拐賣婦女兒童、強收保護費，直至賣兇殺人。已破獲的著名的如廈門的賴昌星走私黒惡集團，重慶的文強黒惡勢力集團，均有政府官員作后臺。　　

今年９月１日，北京召開了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新聞通氣會，有記者報道：中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三年多來，全國公安機關共偵辦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惡勢力13000多個，抓獲犯罪嫌疑人8．9萬多名。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以來，全國公安機關在偵辦涉黑案件過程中，共成功破獲命案419起、傷害案件1088起，還破獲了一大批涉槍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　　

從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中，人們足可以看出，黒惡勢力問題已嚴重到了何種程度。　　

五“貪”：　　

貪腐，本是私有制與權力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隨階級社會私有制度的形成同時孳生的，中國從夏朝起就出現貪瀆現象。據《春秋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定為“貪墨”的貪官叫羊舌鮒，這是見諸史書的最早記錄。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的貪官不僅數量越來越多，其貪瀆的數字也越來越大，最為著名的貪官為清代乾隆朝的大學士和珅，總計為官30年，斂財白銀竟有3．5億兩，相當5年國庫收入！

新中國頭30年，中國可謂創建了世界最為廉潔的政府。除了1952年發生槍斃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以外，此后幾乎沒有發生過重大貪瀆案件。

可是，“改開”以來，干部隊伍徹底變質。焦裕祿、孔繁森去了，代之而起的是21世紀的和珅、琦善之流。政府官員的貪污案件層出不窮，其數額越來越大；且屢禁不止，被民間戲稱為“前腐后繼”。如今聽到貪瀆上億數字的案件已不是新聞，其官員貪腐的面越來越廣，上起部長、省長級別，下到基層芝蔴綠豆官，各個層次都有，大有讓人見怪不怪之感。

僅以最近看到的案件為例，今年6月，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貪賄和徇私舞弊案，其貪瀆的總金額達2億多元！7月，原蘇州市副市長，利用分管城建、規劃、房地產開發等工作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賄賂，計人民幣1.08億元！

有貪必有腐。許邁永人稱“許三多”，即錢多、房多、女人多。在法院對許邁永的宣判詞中，他擁有99個情婦。其實，這還不算多，筆者最近看到的一個案例，前江蘇省交通廳原廳長徐其耀貪污受賄2千余萬元，可是他包養的二奶竟多達140多個！（其貪腐水平早已大大超過了清代的和珅！）

更為令人驚心震撼的是2006年的中共十五屆中央委員、九屆人大常務委員、前公安部部長陶駟駒案件，他涉案貪瀆的金額高達5.9億元，在全國各地擁有320套豪宅，并行賄了數十名中央高官。后鑒于他能配合中紀委、檢察部門對案件的查辦工作，能主動交代、檢舉檢察部門尚未掌握的有關重大變相貪污、受賄、腐敗事件的內幕，并對自己問題的嚴重性、影響性有較深的認識和悔過，中紀委經研究、討論，報中共中央批準，同意對陶駟駒的問題免予法律起訴、追究，給予停止陶駟駒中央委員和人大常務委員職務，以及留黨察看二年以觀后效的黨紀處分。

罪惡之三：讓民族經濟衰亡　　

如果要問新中國頭30年在經濟上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簡要的答案應該是：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完整的民族經濟——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為中國的“四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中國已是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憂慮的經濟體，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的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上的第六大工業強國。　　

“改開”的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企業改制”。通過“改制”，國有資產大批流失，公有經濟很快消失。一些參與“改制”的官員、企業領導迅速暴富，成了新生的資產階級；而廣大工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下崗！

舉一個實例。經過“改制”，曾經全國聞名、風光一時的長春拖拉機廠一下衰敗。前不久，該廠一位退休職工給長春市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稱，“下崗職工能夠就業解決生活問題的僅占其人數的20%”；“由于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一名當時44歲的工人與妻子每天的飯錢不到5元，‘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腌菜’。”（趙涵漠：《〈鋼的琴〉：記述不該被忽略和忘記的人》，見2011年8月3日《中國青年報》）

全國究竟有多少工人下崗？誰也不知道。清華大學一個專門研究“下崗”問題的課題組，根據對遼吉兩地所進行的實地調查，于2010年出版了名為《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計數據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828萬！”（摘自《報刊文摘》2011年8月8日）

“改開”幾十年，中國搞了私有化，“帝國主義挾著皮包回來了！”其后果不僅社會主義公有制被摧毀了，甚至連經濟主體的民族屬性也不斷衰亡。

早在2007年6月，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曾寫過一份名為《外資并購中國企業概況》的研究報告，該文以鐵的事實表明：自“改開”以來，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全由外資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高梁在文中寫道：

“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有行業的主導企業，都將被外資控制，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一個行業和市場擁有發言權。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失去根基，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價格調控，包括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鼓勵政策。這樣國家盡管可以拿到些稅金，但宏觀調控權力，將被架空，甚至金融調控權，也被消融，大量利潤外流。總之，國家的經濟主權，將喪失殆盡”。

現在，又是4年時間過去了，這一情況是改善了呢，還是更為嚴重了？結論是人所共知的，是更嚴重了。

當前世界的主要跨國公司，無一不在中國得到巨大的發展。包括微軟、英特爾、IBM 、諾基亞、摩托羅拉、愛立信、朗訊、富士通、寶潔、惠普、聯合利華、諾和諾德、SUN 、通用汽車、大眾汽車、松下、東芝、北方電訊、雀巢、阿爾卡特、拜耳、米其林輪胎等大型跨國公司，它們不僅每年在華攫取數以十億、百億計的巨額利潤，還通過獨立的研發機構，在信息通訊、生物制藥、精細化工、運輸設備制造等行業壟斷技術優勢，從而牢牢控制中國經濟。可是30年來，除了幾個國家壟斷行業，中國自己并沒有培育出能與上述著名跨國公司比肩的大企業；相反，各行各業原有的民族品牌幾乎喪失殆盡。

2009年7月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一次講話中披露：在中國汽車、化妝品和家電等消費品領域，外國品牌和進口產品分別占據了中國市場的70%、75%和50%的份額。截至2008年，中國整車汽車企業130多家，其中幾家大企業都已與外企合資，自主品牌轎車的市場占有率不足30%，在482萬臺轎車發動機產量中自主產權的僅占24.5%。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輪胎中，68%是外企生產的，在中國國內銷售的汽車，外企也占半數左右。

2009年3月，國內品牌在LE D液晶電視市場占比曾一度高達72%。但是，到6月份，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外資品牌在LE D液晶電視市場的份額從3月份的28%增長到89%，而國內品牌所占市場份額卻跌至11%。

在醫藥業，美國藥企所占市場份額達到了64％；國內名列前十的藥企加起來，只占整個市場份額不足5％。

另據權威部門透露，我國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含外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已達到65％，有些地區甚至達到80％到90％。2005年，非公有制經濟（含外資）在GDP中的比重約占65％。　　

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甚至壟斷中國經濟，實質上就是中國經濟淪為外資的奴隸，是國家根基的垮塌，是殖民地經濟的典型表現。　　

“改開”精英們對國際資本如此大放地不加控制的“開放”，導致民族經濟的不斷衰亡，所有稍有良心的中國人自然會提出質問：中國經濟的民族性還要不要？外資企業究竟是姓中還是姓外？　　

面對這一觸及核心問題的質問，精英們根本不與你論理，卻來一個強詞奪理：　　

“所有按照中國法律在中國注冊的企業都是中國企業，它們制造的產品都是中國制造，它們研發的產品都是中國創造，都應該一視同仁，享受國民待遇”。　　

不錯，“按照中國法律在中國注冊的企業”，你可以給予它以“國民待遇”，可以像對待中國企業那樣予以“一視同仁”。但它仍然是外資企業，什么時候成為了“中國企業”？　　

在中國注冊的外資企業，只要它的產權關系沒有本質改變，它永遠只能是外資企業。硬把外資企業說成是“中國企業”，這是故意混淆視聽；硬是把外資在中國開發、生產的產品真的當作是“中國制造”、“中國創造”，如果不是白癡的幻覺，就是十足的詭辯！典型的恬不知恥！完全是漢奸、買辦的邏輯。因為漢奸、買辦們早就在認知上把中、外“同一”了！　　

君不見，中資企業想要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外國搞一次收購是何等的艱難！為何每每眼看收購就要成功的案例，最后終又遭到這些外國政府的封殺，動不動就是危及其“國家利益”？！難道只有外國有“國家利益”，為什么在我們中國就沒有國家利益了呢？　　

不管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自己的民族經濟，只會有殖民地經濟。一個國家沒有了民族經濟，就是失去了脊梁，就只能成為外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附庸，除此以外，豈有他哉！　　

罪惡之四：讓國人民族精神喪失　　

搞私有化的一個最大惡果，莫過于讓國人的民族精神喪失。

“改開”30多年來，表面上GDP增長了幾倍（暫且不講它是怎樣實現的），但我們國家、民族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諸如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私有制恢復，道德敗壞，等等，而最為嚴重的則是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喪失，以致私欲膨脹，物欲橫流，崇洋迷外，民族自尊心異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徹底崩潰，這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是貽害無窮，禍害子孫！　　

存在決定意識。這個世界上只要有民族存在，只要國家還存在一天，就必然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需知民族主義是民族生存的基礎，愛國主義更是立國之本。　　

可是，“改開”以來，為了在中國搞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精英們主動迎合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大搞崇洋迷外，竭力宣揚民族虛無主義。他們把資本主義的西方渲染成是自由的天堂，把社會主義中國污蔑為專制主義的地獄；把資產階級的外國吹得天花亂墜，什么都好，而把社會主義中國貶得一無是處，什么都壞；國外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宗教習俗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宗教習俗一切，全是壞的。一句話：月亮也是外國的圓。“改開”精英們通過長期喋喋不休的鼓噪，形成一種崇洋迷外的世風，進而毒害了人們的思想。　　

典型的是上世紀80年代末《河殤》的推出，它以“反思”歷史為名，竭力宣揚歷史虛無主義，并居然在中央電視臺大肆播放，流毒無窮。《河殤》通過在全國主流媒體的傳播，通過它那特有的藝術語言，幾乎詛咒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黃河——是暴虐與災難之源；黃土——是貧困與保守之根；革命——就是暴亂；黃種人——是“是面朝黃土背朝天”、世界上最最愚昧不可救藥的蕓蕓眾生。

《河殤》創作了“藍色文明”和“黃色文明”這種文學概念，杜撰了一部世界史。硬是胡說西方的殖民掠奪與殖民主義擴張，是“藍色文明”的“積極進取”，是一種“進步”；硬是貶斥中國不向外擴張、熱愛和平，是“黃色文明”的“保守”、“封閉”與“落后”。

《河殤》還硬把中國文明歸結為“農業文明”，把歐洲文明歸結為“工業文明”，這十足是崇洋迷外的胡謅。從歷史發展過程看，其實，人類發展只歷經過三個時代：

1、長達二、三百萬年原始社會的“原始經濟”時代（由以采集、狩獵為特點的原始農業、原始畜牧業和原始手工業構成）；

2、長達五千年之久古代、中世紀的“自然經濟”時代（由農業和手工業和與農業文明相適應的商業構成）；　　

3、三個世紀以來近代的“知識經濟”時代（由機器問世和以計算機為標志的近代經濟體系所構成）。　　

顯然，“農業文明”實際上是古代、中世紀時代的一種文明；“工業文明”則是一種近代文明。誰能證明歐洲人在漫長的古代、中世紀歲月里不存在“農業文明”？要不他們怎么生存下來？需知中世紀的歐洲都是生活在一個個各自封閉的封建莊園里，這不是農業文明是什么？難道歐洲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前就一直生活在“工業文明”之中？《河殤》作者把農業文明的“專利權”凝固給中國，而把先進的“工業文明”的“專利權”注冊給西方；這是一種無知嗎？不，這是為了搞崇洋迷外的故意歪曲。　　

誠然，中國的封建社會時間特別長，“農業文明”在我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也不應該一筆抹煞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歷史，更不容忽視中國到1956年時，整個國民經濟中工業產值的比重就遠超過了農業比重的這一事實。因此，近、現代中國文明里同樣包含著“工業文明”。　　

《河殤》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未能受到應有的批判，促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中國進一步泛濫。進入本世紀后，隨著“改開”的深入，大搞私有化，反共、非毛，徹底否定中國革命史的思潮公然占據輿論主體，于是什么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之流，一一登場，小丑跳梁，群魔亂舞，把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搞得烏煙瘴氣。從此，是非顛倒，怪論迭出，漢奸、賣國言論公然登堂入室：

圓明園罹劫，這完全是中國人的自作自受，“歸根到底，這是朝野上下封閉和無知造成的惡果”，“災難來自無知和文明的差距”；（袁偉時）

“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愛國主義。”“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茅于軾）

中國古代史，全是“一筐爛柿子！”（袁騰飛）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么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劉曉波）；　　

更有一些人公然為大漢奸汪精衛鳴冤叫屈與翻案的；（如趙無眠）

……　　

夠了，正是在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崇洋迷外，反共、非毛等思潮的風靡下，毒害了一批批趕時髦的青年人，迷茫了一批批“隨大流”人云亦云的糊涂人，更孳生了一批批只求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買辦、走狗和形形色色的奸人。　　

現今的許多年輕人，腦子里已沒有什么國家、民族的利益，有的只是個人一己私利，只求留洋出國，追求個人的“幸福”——直至留在國外，做個“外籍華人”；請問：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在哪里？　　

現今的國家干部，已紛紛蛻變為政府官員，許多人的腦子里根本沒有“人民”兩字，有的只是往上爬，“升官發財”——直至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為換取個人利益，搞里通外國，甘當外國人的奴才、漢奸；請問：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機構還能不腐敗嗎？　　

現今的國內許多精英，腦子里已經沒有國家、民族的概念，有的只是個人的名和利，他們已經奉行當年杜勒斯推行的“世界主義”——去爭做“美國公民”，或只愿當沒有中國國籍的“外籍華人”，就是不愿意做有中國國籍的中國人。　　

“改開”30年來，據說中國已經“富起來”，人民生活已奪“小康”，社會“和諧”，堪稱“甚世”。可是有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廟堂掌權者所無法回答的，那就是：為什么有那么多的“祼官”、社會精英、富人，他們不愿意做中國人，而一心要做外國人？這是為什么？　　

據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透露，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申報人數，從去年的500人上升到今年超過1000人。（注意，這僅是北京一地！）B-5類簽證是美國移民局專門為投資者設立，透過在美投資，外國公民可以獲得綠卡。申請者需要在美國進行某項投資或高失業率的地方中心投入至少50萬美元，才能獲得綠卡。如今，中國移民美國的速度正在不斷加快。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先前發布的《2008年移民數據年報》顯示，2008年共有4萬來自中國大陸移民加入美國籍。　　

又據“招商銀行和咨詢公司貝恩聯合發布一份有關中國民間財富的新報告顯示”：

“在中國最富有的一批國民中，超過一半的人考慮移民。其中屬于富裕階層頂端、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受訪者中，約27%已經成為投資移民。”

報告還提到，2010年估計占當今中國人口約0.04%的“富裕人士”，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比例竟占全國的近25%，其中千萬富翁持有的個人可投資資產規模已經達到62萬億元！

這就是說，隨著這“超過一半”的“考慮移民”的富人，逐步變成為“正式移民”時，中國至少還要向國外流失31萬億人民幣的財富！

另外，越來越多的中國各界精英、富商，通過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的渠道，獲取他國永久居民權或國籍，這已成為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軍，中國正成為世界最大移民輸出國。

網上有多份國內名人取得了外國國籍的名單，幾乎囊括影視、歌唱、體育，甚至政界一些人物的眷屬，總計不下數百人（可任意上網查證，恕我在這里不一一點名了）。各領域有如此眾多人物紛紛爭做外國人，急著要改變自己的國籍，這總不會是國家興旺的標志吧！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國內化巨資拍攝了紀念影片《建黨偉業》，結果有觀眾發現，有22位“星級”演員竟然都是“外國人”，其中美國籍的有10人，加拿大籍的有4人，其他英國、德國、瑞士、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泰國各1人。有網友對此提出了質疑，沒想到還引來具有英國國籍的“華人”張鐵林的駁斥：　　

“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中國人的寬容精神早應該滲透到普通百姓心中，多元化的國籍，并不能成為這些演員不愛國的理由”；“我認為根本不需要去管什么國籍。你看這些演員和導演，他們哪一個不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受黨和國家培養出來的人？都是民族和國家的精英，他們走到哪里，也都有表達對自己祖國的感激之情的權利。”　　

張鐵林的一席話大概道出了“改開”精英們的“愛國觀”：做了外國人，照樣“愛國”，政治上有洋人的庇護，經濟上仍可以在他“熱愛”的祖國賺更多的錢！　　

國內各領域的名人，理所當然是我們國家、社會的代表人物，理應是國人的楷模。如今，連這些精英們都做了“香蕉人”（黃皮白心），不要做中國人了，豈不悲哉！　　

“改開”以來，兩極分化嚴重，多數淪落為窮困境地的人不滿，可以理解；可是，為什么這些先富起來的各界精英，也不滿呢？甚至連做中國人都不愿意了？　　

仔細一想，也有道理。　　

搞私有制，復辟資本主義，必然是少數人發財致富，大多數人淪為貧困。結果是大多數的貧困者必然對社會不滿，成為“不穩定”因素，在國內外反華勢力策動下，只要稍有風吹草動，隨時就可能發生動亂。　　

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歷過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搞私有制，這又必然會使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心有余悸，生怕哪一天國家政策有變。為了保住其財富，他們就不惜背棄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千方百計地要改變自己的身份與國籍，以求成為一個富裕的“外國人”！　　

如果真是這樣，那中國還有希望嗎？中國要“發展”，就搞私有化，結果只會產生兩種人：窮人和富人。窮人的不滿會引起動亂；富人的擔憂又會把自己“變成”外國人，一走了之。請思考一下，這種靠搞私有化的“發展”，最終會給國家帶來什么？一句話：國將不國！這不是罪惡是什么？　　

唐朝詩人元稹有詩云：“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說的是，曾經見過浩翰大海的人，便不再想去見江河湖泊的水了；曾經見過巫山絢麗繽紛彩云的人，便再也不會將其他的云彩當作云了。

對經歷過前30年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極大多數人民群眾來說，他們都親身體驗過作為社會主義祖國一員的自豪感和優越感，是絕不甘心在殘酷的兩極分化中愿意淪為資本奴隸命運的。

鑒于搞私有化的四大罪惡，其結果必然改變社會主義方向，使整個國家淪為霸權主義附庸，直至亡國滅種。　　

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那么，“覆窠之下，安有完卵”。即使是已流亡到世界各國的外籍華人，也絕不會有好日子過。中世紀以來猶太人的悲慘命運（包括希特勒屠猶）正在向這些華人招手！君不見新中國成立前世界各地華人的處境，請勿忘記上世紀60年代印尼還多次搞“排華”的暴行！那時還會有什么私人財產，恐怕連小命也不保了。　　

結論就只能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只有用毛澤東思想重振民族凝聚力，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走毛澤東時代強國之路！我們中華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并不想向外擴張，但也決不容許人家再來欺侮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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