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現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說明在中國人大網公布，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社會各界人士可以將意見寄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北京市西城區前門西大街1號，郵編：100805，信封上請注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見)，也可以直接登錄中國人大網(www.npc.gov.cn)提出意見。意見征集截止日期：2011年9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一、刪去第十四條第二款。
二、將第二十條修改為：“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
“（一）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國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三、將第三十三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
“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托辯護人。
“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司法機關。”
四、將第三十四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五、將第三十五條修改為：“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六、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六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
七、將第三十六條改為二條，作為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修改為：
“第三十七條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關案件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對于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
“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本條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
“第三十八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九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有關證據。”
九、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條：“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十、將第三十八條改為第四十二條，第一款修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十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六條：“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但是，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向司法機關通報。”
十二、將第四十二條改為第四十七條，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
“證據包括：
“（一）物證、書證；
“（二）證人證言；
“（三）被害人陳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五）鑒定意見；
“（六）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筆錄；
“（七）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十三、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八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公訴機關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十四、將第四十三條改為第四十九條，修改為：“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并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十五、將第四十五條改為第五十一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經過司法機關核實，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十六、將第四十六條改為第五十二條，修改為：“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十七、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三條：“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十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四條：“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必要時可以建議偵查機關更換辦案人。對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十九、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五條：“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二十、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六條：“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由人民檢察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經依法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
二十一、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七條：“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屬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或者存在重大疑點，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可能性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依照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處理。”
二十二、將第四十七條改為第五十八條，修改為：“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
二十三、增加一條，作為第六十一條：“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予以保護的申請。”
二十四、增加一條，作為第六十二條：“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及誤工損失，應當給予補助。對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二十五、將第五十一條改為第六十四條，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措施的。
“取保候審由公安機關執行。”
二十六、將第五十二條改為第六十五條，修改為：“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后，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不同意的理由。”
二十七、將第五十五條改為第六十八條，修改為：“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
“（一）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
“（二）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
“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履行保證義務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十八、將第五十六條改為三條，作為第六十九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修改為：
“第六十九條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前向執行機關報告；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根據案件情況，責令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項或者多項規定：
“（一）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
“（二）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
“（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
“（四）將旅行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兩款規定，已交納保證金的，沒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證金，并且區別情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予以逮捕。
“對于違反取保候審規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條取保候審的決定機關應當綜合考慮保證訴訟活動正常進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審人的社會危險性，案件的情節、性質，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被取保候審人的經濟狀況等情況，確定保證金的數額。
“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確定后，提供保證金的人應當將保證金存入執行機關指定銀行的專門賬戶。
“第七十一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未違反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的，取保候審結束的時候，憑解除取保候審的通知到銀行領取退還的保證金。”
二十九、增加一條，作為第七十二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符合逮捕條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
“（一）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三）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
“對于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也可以監視居住。
“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
三十、增加一條，作為第七十三條：“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監視居住的原因和執行的處所，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適用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
“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三十一、增加一條，作為第七十四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犯罪分子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的，監視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三十二、將第五十七條改為第七十五條，修改為：“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
“（二）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會見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六）將身份證件、旅行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款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三十三、增加一條，作為第七十六條：“執行機關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對其遵守監視居住規定的情況進行監督；在偵查期間，可以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
三十四、增加一條，作為第七十七條：“公安機關對于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的決定，應當立即執行。執法人員對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決定，不嚴格執行，貽誤案件辦理的，依法追究責任。”
三十五、將第六十條改為第八十條，修改為：“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
“（三）可能毀滅、偽造、隱匿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
“（五）可能自殺或者逃跑的。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三十六、將第六十四條改為第八十四條，第二款修改為：“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三十七、將第六十五條改為第八十五條，修改為：“公安機關對于被拘留的人，應當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拘留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
三十八、增加一條，作為第八十七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
“（一）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
“（三）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
“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三十九、將第七十一條改為第九十二條，第二款修改為：“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
四十、增加一條，作為第九十四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
四十一、將第七十四條改為第九十六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四十二、將第七十五條改為第九十七條，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于被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解除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或者依法變更強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
四十三、將第七十九條改為第一百零一條，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期間的最后一日為節假日的，以節假日后的第一日為期滿日期。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期間，應當至期滿之日為止，不得因節假日而延長。”
四十四、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一十三條：“對于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故意殺人等重大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對偵查取證活動提出意見和建議。”
四十五、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一十四條：“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認為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有權向該司法機關申訴或者控告：
“（一）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依法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
“（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依法退還的；
“（三）違法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凍結等偵查措施的；
“（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依法解除的；
“（五）阻礙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依法履行職責的。
“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必要時可以對有關情況進行調查核實；對于情況屬實的，依法予以糾正。”
四十六、將第九十一條改為第一百一十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
四十七、將第九十二條改為第一百一十六條，第二款修改為：“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飲食、休息時間。”
四十八、將第九十三條改為第一百一十七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
四十九、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二十條：“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
“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
五十、刪去第九十六條。
五十一、將第一百零五條改為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款修改為：“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可以采集指紋、血液等生物樣本。”
五十二、將第二編第二章第六節的節名、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九十八條中的“扣押”修改為“查封、扣押”，“物品”修改為“財物”。
五十三、將第一百一十四條改為第一百三十八條，修改為：“在偵查活動中發現的可用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各種財物和文件，應當查封、扣押；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
“對于查封、扣押的財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調換或者損毀。”
五十四、將第一百二十條改為第一百四十四條，修改為：“鑒定人進行鑒定后，應當寫出鑒定意見，并且簽名。
“對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鑒定人進行鑒定后，應當寫出鑒定意見，并且由鑒定人簽名，醫院加蓋公章。
“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從事第二款規定的鑒定工作，應當依照國家關于司法鑒定管理的規定執行。
“鑒定人故意作虛假鑒定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五十五、將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七條中的“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
五十六、在第二編第二章第七節后增加一節，作為第八節：
“第八節技術偵查
“第一百四十七條公安機關在立案后，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一百四十八條批準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和適用對象。批準決定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內有效。對于不需要繼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當及時解除；對于復雜、疑難案件，期限屆滿仍有必要繼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經過批準，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一百四十九條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批準的措施種類、對象和期限執行。
“偵查人員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和事實材料，應當及時銷毀。
“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第一百五十條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特定人員實施秘密偵查。
“實施秘密偵查，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一條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對于通過實施秘密偵查收集的證據，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特定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特定人員真實身份等保護措施，必要時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五十七、將第一百二十八條改為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修改為：“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經上一級偵查機關批準，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
五十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五十八條：“偵查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前，可以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并在案卷中注明。辯護律師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五十九、將第一百三十三條改為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應當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拘留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
六十、將第一百三十四條改為第一百六十四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十四日以內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三日。對不需要逮捕的，應當立即釋放；對于需要繼續偵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六十一、將第一百三十九條改為第一百六十九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并在案卷中注明。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六十二、將第一百四十一條改為第一百七十一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
六十三、將第一百五十條改為第一百八十條，修改為：“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
六十四、將第一百五十一條改為第一百八十一條，修改為：“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后，應當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被告人。對于被告人未委托辯護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辯護人，或者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
“人民法院確定開庭日期后，應當在開庭三日以前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人民檢察院，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對于公開審判的案件，應當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上述活動情形應當寫入筆錄，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
六十五、將第一百五十二條改為第一百八十二條，刪去第二款。
六十六、將第一百五十三條改為第一百八十三條，修改為：“人民法院審判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支持公訴。”
六十七、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八十六條：“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并且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的，或者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或者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六十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八十七條：“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
“鑒定人出庭作證，適用前兩款的規定。”
六十九、將第一百五十九條改為第一百九十一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作為證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
七十、將第一百六十條改為第一百九十二條，修改為：“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案件情況和定罪、量刑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審判長在宣布辯論終結后，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
七十一、將第一百六十二條改為第一百九十四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應當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的處理作出決定。”
七十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九十九條：“在審判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可以中止審理：
“（一）被告人、自訴人患有嚴重疾病，無法出庭的；
“（二）被告人脫逃的；
“（三）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
“中止審理的原因消失后，應當恢復審理。中止審理的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
七十三、將第一百六十八條改為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修改為：“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因案件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審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
七十四、將第一百七十四條改為第二百零七條，修改為：“對于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
“（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
“（三）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
“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七十五、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零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的；
“（二）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
“（四）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七十六、將第一百七十五條改為第二百零九條，修改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對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
七十七、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一十條：“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宣讀起訴書后，審判人員應當詢問被告人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意見；向被告人告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法律規定，確認被告人是否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審理。”
七十八、將第一百七十六條改為第二百一十一條，修改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被告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和辯護。經審判人員許可，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同公訴人、自訴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互相辯論。”
七十九、將第一百七十七條改為第二百一十二條，修改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節關于送達期限、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證據、法庭辯論程序規定的限制。但在判決宣告前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最后陳述意見。”
八十、將第一百七十八條改為第二百一十三條，修改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內審結；對于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長至一個月。”
八十一、將第一百八十七條改為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款修改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
“（一）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
“（二）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
“（三）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
“（四）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應當開庭審理的其他案件。
“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八十二、將第一百八十八條改為第二百二十三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或者第二審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公訴案件，同級人民檢察院都應當派員出庭。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在決定開庭審理后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查閱案卷。人民檢察院應當在二十日內查閱完畢。人民檢察院查閱案卷的時間不計入審理期限。”
八十三、將第一百八十九條改為第二百二十四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原審人民法院對于依照前款第三項規定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第二審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仍然認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應當依法作出判決。”
八十四、將第一百九十六條改為第二百三十一條，修改為：“第二審人民法院受理上訴、抗訴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審結，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第二審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上訴、抗訴案件的，至遲不得超過二個月。有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訴、抗訴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因案件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審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
八十五、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核準死刑的裁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判或者通過提審予以改判。”
八十六、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的意見。
“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
八十七、將第二百一十三條改為第二百五十條，第一款、第二款修改為：“罪犯被交付執行刑罰的時候，應當由交付執行的人民法院將有關的法律文書送達公安機關、監獄或者其他執行機關。
“對于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依法將該罪犯送交監獄執行刑罰。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執行刑罰前，剩余刑期在三個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行。對于被判處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
八十八、將第二百一十四條改為第二百五十一條，修改為：“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暫予監外執行：
“（一）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
“（二）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三）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
“對于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第二項規定情形的，可以暫予監外執行。
“對于適用保外就醫可能有社會危險性的罪犯，或者自傷自殘的罪犯，不得保外就醫。
“對于罪犯確有嚴重疾病，必須保外就醫的，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診斷并開具證明文件。
“在交付執行前，暫予監外執行由交付執行的人民法院決定；在交付執行后，暫予監外執行由監獄或者看守所提出書面意見，報省級以上監獄管理機關或者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
八十九、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五十二條：“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將書面意見的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決定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九十、將第二百一十六條改為第二百五十四條，修改為：“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及時收監：
“（一）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
“（二）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
“（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滿的。
“對于人民法院決定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應當予以收監的，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將有關的法律文書送達公安機關、監獄或者其他執行機關。
“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死亡的，應當及時通知監獄或者看守所。”
九十一、將第二百一十七條改為第二百五十五條，修改為：“對于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
九十二、將第二百一十八條改為第二百五十六條，修改為：“對于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執行期滿，應當由執行機關通知本人，并向有關群眾公開宣布恢復政治權利。”
九十三、將第二百二十一條改為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應當依法予以減刑、假釋的時候，由執行機關提出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并將建議書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
九十四、增加一編，作為第五編：“特別程序”。
九十五、增加一章，作為第五編第一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
“第二百六十三條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進行。
“第二百六十四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二百六十五條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人民法院決定逮捕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應當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對被拘留、逮捕和執行刑罰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應當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
“第二百六十六條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親屬，所在學校、單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在訊問筆錄中注明。到場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認為辦案人員在訊問、審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以提出意見。訊問筆錄、法庭筆錄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他宣讀。
“訊問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有女工作人員在場。
“審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陳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進行補充陳述。
“詢問未成年被害人、證人，適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
“第二百六十七條對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檢察院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起訴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起訴的決定。
“第二百六十八條在附條件不起訴的考驗期內，由人民檢察院對被附條件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加強管教，配合人民檢察院做好監督考察工作。
“附條件不起訴的考驗期為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從人民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之日起計算。
“被附條件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
“（四）按照考察機關的要求接受教育矯治。
“第二百六十九條被附條件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內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撤銷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提起公訴：
“（一）實施新的犯罪或者發現決定附條件不起訴以前還有其他罪需要追訴的；
“（二）違反治安管理規定或者考察機關有關附條件不起訴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
“被附條件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內沒有上述情形，考驗期滿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第二百七十條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
“第二百七十一條在法庭調查中，人民法院應當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條件進行了解。
“第二百七十二條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司法機關和有關部門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
“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法律法規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第二百七十三條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除本章已有規定的以外，按照本法的其他規定進行。”
九十六、增加一章，作為第五編第二章：
“第二章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
“第二百七十四條對于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達成和解協議：
“（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
“（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
“第二百七十五條對于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協議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第二百七十六條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理。”
九十七、增加一章，作為第五編第三章：
“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第二百七十七條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應當列明財產的種類、數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并附有相關證據材料。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申請沒收的財產。
“第二百七十八條沒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申請，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人民法院受理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后，應當發出公告。公告期間為六個月。
“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滿后對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進行審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和其他利害關系人有權申請參加訴訟，也可以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利害關系人對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有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
“第二百七十九條人民法院經審理，對于經查證屬于違法所得的財產，除依法返還被害人的以外，應當裁定予以沒收；對于不能認定是違法所得的，應當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凍結措施。
“對于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規定作出的裁定，可以提出上訴、抗訴。
“第二百八十條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動投案或者被抓獲的，人民法院應當終止審理。
“對于沒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財產確有錯誤的，應當予以返還。”
九十八、增加一章，作為第五編第四章：
“第四章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
“第二百八十一條精神病人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傷，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依法不負刑事責任，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人民法院可以決定強制醫療。
“第二百八十二條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對于被申請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
“人民法院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通知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
“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可以對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采取保護性約束措施。
“第二百八十三條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準。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
“第二百八十四條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機構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九十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百九十三條中引用的條文序號根據本修正案作相應調整。刑事訴訟法的有關章節及條文序號根據本修正案作相應調整。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修正的。實踐證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設計和職權配置總體上是科學的、合理的。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推進和人民群眾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長，刑事訴訟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現了一些不相適應的問題，有必要進一步予以完善。
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方面陸續提出修改完善刑事訴訟法的意見和建議。中央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也就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要求。十屆全國人大以來，法制工作委員會按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一直在對該法執行情況和執行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跟蹤了解、調查研究，從2009年初開始，著手刑事訴訟法修改方案的研究起草工作。起草工作秉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實事求是，從國情出發，認真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堅持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完善刑事訴訟中各司法機關的權力配置，更好地適應訴訟活動的需要；堅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既注意及時、準確地懲罰犯罪，維護公民、社會和國家利益，又注意對刑事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利的保護。經反復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門進行研究，多次聽取全國人大代表、基層辦案部門、律師和專家學者意見，并專門征求部分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意見，在充分論證并取得基本共識的基礎上，形成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現就主要問題說明如下：
一、完善證據制度
證據制度是貫穿全部訴訟活動始終的一項重要制度，對于公正審判、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針對各方面提出的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的規定比較原則，難以滿足實踐需要的問題，建議作以下補充修改：
1. 完善證據種類和證明標準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了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七種證據。根據刑事訴訟中出現的新情況和實踐需要，建議在證據種類中增加規定電子數據等。（修正案草案第十二條）
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作出有罪判決均規定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為準確適用這一標準，建議進一步明確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修正案草案第十六條）
此外，為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銜接，提高訴訟效率，建議增加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經過司法機關核實，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修正案草案第十五條）
2. 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對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作了規定。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建議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后，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對該證據也應當予以排除。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并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修正案草案第十四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
另外，針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行為多發生于將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況，建議明確規定，在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并規定對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制度。（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
3. 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于查明案情、核實證據、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規范。建議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的，或者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對于鑒定意見，只要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鑒定人就應當出庭作證。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證人、鑒定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對于情節嚴重的，可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修正案草案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
4. 完善證人保護制度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的保護力度。建議增加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證人、被害人，還可以根據案件需要，采取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對其人身和住宅進行專門保護等措施。（修正案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完善強制措施
為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了逮捕、拘留、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拘傳五種強制措施。但由于犯罪情況日趨復雜，執法環境有所變化，現行關于強制措施的有些規定，已不能完全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建議作以下補充修改：
1. 完善逮捕條件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為解決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的問題，建議將“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則規定，細化規定為：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可能毀滅、偽造、隱匿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可能自殺或者逃跑。并明確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逮捕。（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五條）
2. 完善審查逮捕程序
為進一步完善審查逮捕程序，以有利于檢察機關更全面地了解案件情況，準確適用逮捕措施，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議增加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犯罪嫌疑人要求當面陳述的，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同時，為強化人民檢察院對羈押措施的監督，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的關押，建議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后，人民檢察院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的程序。（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
3. 完善監視居住措施
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都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但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刑事訴訟法對這兩種強制措施規定了相同的適用條件。考慮到監視居住的實際執行情況，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并規定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比較妥當。建議對監視居住規定單獨的適用條件，適用于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以及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情形。對于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也可以監視居住。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監視居住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司法機關批準，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同時，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監視居住執行的監督，規定監視居住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并規定通知家屬、律師會見等救濟措施。明確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修正案草案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
4. 適當延長拘傳時間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規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建議增加規定案情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傳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并規定拘傳期間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飲食、休息時間。（修正案草案第四十七條）
三、完善辯護制度
為進一步完善辯護制度，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強化法律援助，建議作以下補充修改：
1. 規定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可以委托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建議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修正案草案第三條、第六條）
2. 完善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對于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和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經偵查機關批準。修訂后的律師法作了不同的規定，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各方面一致認為，應當在刑事訴訟法中吸收律師法的相關規定，但對于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事先經偵查機關同意也是必要的。據此，建議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并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修正案草案第七條）
3. 完善律師閱卷的相關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審判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后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建議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正案草案第七條）
4.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建議擴大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將人民法院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并增加規定對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也應當提供法律援助。（修正案草案第四條、第九十五條）
四、完善偵查措施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犯罪情況的變化，一方面，要完善偵查措施，賦予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加強打擊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制約和監督，防止濫用。建議作以下補充修改：
1. 明確技術偵查、秘密偵查措施
根據實踐需要，建議增加規定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二是，規定公安機關可以決定由特定人員實施秘密偵查，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三是，明確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秘密偵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修正案草案第五十六條）
2. 完善偵查監督規定
為進一步強化對偵查措施的監督，建議增加規定當事人、利害關系人認為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依法解除、變更強制措施，不依法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違法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凍結，不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凍結，阻礙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依法履行職責，侵害其合法權益時的申訴、控告及處理程序。（修正案草案第四十五條）
五、完善審判程序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有必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進一步完善審判程序，建議作以下補充修改：
1. 調整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公訴案件和對自訴案件的簡易程序。根據司法實踐需要，建議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認罪”案件，即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的案件。其中，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仍維持現行規定的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對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同時，為強化制約和檢察職能，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判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都應當派員出席法庭。（修正案草案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六條）
2. 完善第一審、第二審程序
對于第一審程序，根據司法實踐和實際需要，建議完善起訴案卷移送制度，規定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應當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完善開庭前的準備程序，增加規定審判人員在開庭以前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和聽取意見；在法庭審理程序中增加規定量刑的內容；增加規定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應當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的處理作出決定。（修正案草案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
對于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應當明確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建議增加規定，當事人對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等，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建議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于判決事實不清楚、證據不足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后，第二審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仍然認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應當依法作出判決。（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三條）
此外，針對實踐中一些重大復雜案件審限不足，影響辦案質量的問題，適當延長了第一審、第二審的審理期限。（修正案草案第七十三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
3. 完善死刑復核程序
根據死刑復核程序的性質，為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建議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核準死刑的裁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判或者通過提審予以改判。同時，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
六、完善執行規定
為進一步完善刑罰執行程序，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建議作以下補充修改：
1. 完善暫予監外執行規定
暫予監外執行，是對有嚴重疾病、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完善：一是，根據實際需要，將暫予監外執行的對象擴大到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中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二是，進一步明確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準程序。三是，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修正案草案第八十八條、第九十條）
2. 加強檢察機關對刑罰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
為完善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機制，建議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的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三條）
3. 增加社區矯正規定
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建議增加規定，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也依法實行社區矯正。（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一條）
七、規定特別程序
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方面多次提出，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況，應當規定特別的程序。建議增加一編“特別程序”，對有關程序作出補充規定：
1. 設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
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點，建議對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針、原則、各個訴訟環節的特別程序作出規定。設置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規定對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同時，為有利于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歸社會，設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犯罪記錄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法律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五條）
2. 規定特定范圍公訴案件的和解程序
刑事訴訟法對自訴案件的和解作了規定。根據各方面意見，為有利于化解矛盾糾紛，需要適當擴大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將部分公訴案件納入和解程序。同時考慮到公訴案件的國家追訴性質和刑罰的嚴肅性，防止出現新的不公正，宜將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限定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對于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修正案草案第九十六條）
3. 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為嚴厲打擊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對犯罪所得及時采取凍結追繳措施，并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建議增加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并設置具體的審理程序。（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七條）
4. 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
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為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有序，建議在此基礎上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傷，依法不負刑事責任，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精神病人，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并對人民法院的決定程序、強制醫療的解除程序和人民檢察院的監督等作出規定。（修正案草案第九十八條）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匯報。考慮到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面較大，修改補充的條文比較多，并增加了新的編、章、節，建議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進一步修改完善后，由常委會提請大會審議通過。
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對法律修改的意見：
國家立法不能突破社會倫理底線
——簡評目前全國再次掀起的法律修改浪潮
張宏良
如同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大變革和利益大調整，最終都會形成新的法律成果，以法律形式加以強制保護一樣，目前，中國精英集團為了保護其腐敗性收入和腐朽性生活，再次掀起了修改法律的社會浪潮。只是與歷史上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目前中國修改法律的重點，不是放在鞏固現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秩序上，而是放在保護腐敗集團的特殊利益要求上，這就決定了本次立法的根本特點，就是突破了數千年人類文明形成的基本倫理底線，其中有些條款，甚至達到了喪盡天良、沒有人性的極端程度。
最能反映上述這個特點的，就是第二次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和新婚姻法。這兩部法律之所以會成為典型代表，主要是由這兩部法律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因為欺負窮人和玩弄女人，是與剝削制度相結合的男權社會腐朽生活的永恒內容，必然會立法保護這個永恒內容。所以，刑事訴訟法和婚姻法便具有了其它任何法律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這也是毛澤東時代只有刑法和婚姻法的主要原因。這兩部法律是主干，是基礎，其它所有方面都是陪襯，是從屬，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基礎上，只要這兩部法律搞好了，宏觀上有刑法制約，微觀上有婚姻法制約，其它方面就不會出大問題，甚至有沒有都無所謂。目前中國數千部法律，基本上都是留給法學精英混飯吃、尋租用的，真正能夠派上用場的并不是很多。所以，這一次中國精英集團的特殊利益訴求，才集中體現在修改刑事訴訟法和新婚姻法上，所謂特殊利益訴求，是指本次對這兩部法律的修改，并非如同歷史上一般法律那樣（除去毛澤東時代），所反映的是精英階級的階級利益訴求，而反映的是精英階級內部腐敗集團的特殊利益訴求，其突破社會倫理底線的喪盡天良條款，就是由此決定的。
目前中國新修刑事訴訟法和新婚姻法對社會倫理底線的突破，概括起來就是“護貪縱色”，新修刑事訴訟法重在“護貪”，新婚姻法重在“縱色”。如果把二者結合起來觀察，就會發現其“護貪縱色”功能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絕妙地步，新修刑事訴訟法可以保護其獲取腐敗性收入的人身安全，新婚姻法則可以保護其享受腐朽性生活的財產安全。前者是通過新修刑事訴訟法中“不能自證其罪”和“親親相隱”等原則實現的，后者是通過新婚姻法中“窮人離婚必須凈身出戶”的原則實現的。雖然此前我們曾經多次指出，中國法律完全是“西門慶立法”——從最初七十年代末設立刑法的“立法強奸”，到后來《物權法》的“立法搶劫”，再到如今的“立法護貪”，中國在背離人類文明的大道上愈走愈遠——但是，新像婚姻法這樣如此沒有底線地喪盡天良、滅絕人性，卻是我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惡法，包括被認為是最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奴隸社會，都沒有達到如此喪盡天良的程度。
新婚姻法最喪盡天良沒有人性的地方，就是其“窮人凈身出戶”原則，盡管沒有白紙黑字公開申明這個原則，但是幾乎所有相關的白紙黑字無一字不貫穿著這一原則，最典型的就是它不僅規定了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包括這些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仍然歸富有一方所有，法律條款是這樣寫的：“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中國訟棍最無恥的文字游戲在此展示得淋漓盡致，表面看上去，仿佛這個條款是在保護夫妻共同財產，可是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幾乎是完全等于零。因為其中的“孳息”，幾乎無所不包，“天然孳息”幾乎涵蓋了所有勞動果實，如動物下崽、果樹結果、土地生產糧食等，“法定孳息”幾乎包括了所有投資，再考慮到新婚姻法還規定了包括父母贈送等各種財產，離婚時也不可分割等條款，可以說是對富人做出了幾乎天衣無縫的全面保護，而對窮人同樣做出了幾乎天衣無縫的全面剝奪。按照新婚姻法的規定，除了婚后老天爺下雨能夠掉下來的財產之外，所有財產幾乎全部歸富人一方所有，窮人婦女只能“凈身出戶”。說白了，就是法律規定富人對窮人可以“睡了白睡”，若是用老百姓的土話來概括，則更加直白也更加準確。
如果僅僅是讓窮人婦女凈身出戶也就罷了，還算不上喪盡天良、沒有人性，最為喪盡天良的地方在于，新婚姻法在逼迫窮人婦女凈身出戶之前，還要成為富人的多重女奴——性奴、家奴和農奴。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沒有勞動，孳息就不會產生，家畜不會自己下小崽，果樹不會自己結果實，土地不會自己長莊稼，房屋不會自己生租金，所有的“孳息”，都需要通過勞動才能產生。而新婚姻法最悖逆天理人倫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不承認勞動創造財富，而堅持認為財富自己創造財富。這種法律莫說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即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在封建主義國家，都很難想象會達到如此傷天害理的程度！按照新婚姻法的規定，一個婦女嫁給一個富人，為他生了一堆孩子，什么都不算；通過割草鋤圈把一只牛變成了一群牛，算是富人的孳息；通過剪枝噴藥出售果實，把一棵果樹變成了一片果園，仍是富人的孳息；累死累活地種地打糧裝滿了糧倉，還是富人的孳息；開山修路引來了游客，土地房屋大幅升值，更是屬于富人的“自然增值”……結果就是最后離婚時，窮人婦女為富人做牛做馬勞累數十年，辛勤勞作所創造的全部財富，都屬于富人的“孳息和自然增值”，只有一副枯瘦的骨架和渾身疾病不屬于“孳息”，而屬于她自己——
他奶奶的，真的寫不下去了！這他娘的還是人類社會嗎？如果還有哪怕是一絲一毫的人味兒，就絕對出不了這種法律！
本來，婚前財產不可分割就已經是為玩弄婦女設立的流氓法律，事情明擺著，由于貓論這個市場經濟的核心法則，把婚姻由愛情的產物變成了金錢的產物，金錢成為了婚姻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婚前財產已經構成了婚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這些婚前財產能夠成為夫妻雙方生活的共同財產時，女人才能夠嫁給男人，婚姻形式才能夠成立，也就是說，在金錢社會中，金錢本身就是婚姻的一個正常部分，并且還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富人的婚姻不是憑借品德、才學、外貌等主觀條件確立的，而是憑借金錢等客觀條件確立的。既然結婚時婚前財產是婚姻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離婚時同樣應該成為一個組成部分，無論是從天理良心還是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來衡量，婚前財產都應該由離婚雙方共同分配。
在此，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物欲泛濫的金錢社會中，作為男權社會犧牲品的弱勢婦女，往往只能選擇兩種方式出賣自己——或者批發或者零售，批發就是嫁給富人，零售就是上街賣淫。雖然這兩種出售方式的本質完全相同，但是，由于批發是富人的經營方式，能夠得到社會的肯定和贊賞，所以絕大多數婦女都希望能夠把自己體面風光地批發出去，社會輿論也會按照婦女批發價格的高低給予不同地位和榮譽；而小額零售則是窮人的謀生手段，自然要遭到社會歧視，風風雨雨，嘗盡艱辛，街頭小販命運如此，街頭妓女命運更是如此。只是相比之下，當今中國貧困婦女的命運比街頭妓女更加悲慘，街頭妓女的命運再悲慘，至少還沒有悲慘到讓男人白干的地步，而新婚姻法則強制規定中國婦女必須接受有錢人白干不給錢的悲慘命運，否則將依法懲處。真是太無恥太下流太野蠻了！古今中外恐怕連最邪惡最無賴最下流的嫖客，都不會以“婚前財產”為名拒絕向賣淫女付錢，而按照新婚姻法的規定，所有嫖客都有充分理由拒絕向賣淫女付錢，因為嫖客的錢財百分之百都是“婚前財產”。
雖然我們早就知道中國精英是最無恥的，中國法學家是最下流的，但是我們仍然想象不到他們會無恥下流到這個地步！中國江湖上有一句流傳千古的粗話——“世上什么錢都有人敢不付，還就是沒有人敢不付×錢”，現在有了，就是中國的法學教授，中國的訟棍集團，不僅敢不付，還專門立法保護中國男人集體拒付!不僅無恥地拒付，還更加無恥地說什么“男女之間性關系平等”，妓女就是不應該占有嫖客的“婚前財產”。或許還會有人更加無恥地說，夫妻之間與嫖客妓女之間不一樣，不能把兩者放在一起作對比。既然如此，夫妻之間的關系就應該高于嫖客妓女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比嫖客妓女之間的關系更低，丈夫對待分手的妻子，就應該比嫖客對待分手的妓女更加好一些，嫖客與妓女分手時尚且要支付一部分“婚前財產”，作為丈夫為什么就不能向妻子付出一部分婚前財產？顯然，婚姻法的這個規定，是在以法律形式宣告出身貧寒的妻子甚至不如妓女。此前，我們總是批判當今中國是“西門慶立法”，現在看來是有些冤枉西門慶，即便真的是西門慶時代，即便真的是西門慶立法，也很少有可能會喪盡天良到這個程度！先用金錢取代愛情成為婚姻基礎，等到金錢基礎鞏固以后，再讓女人凈身出戶，如此缺德的惡劣手段，已經不再是是非對錯的問題，不再是革命反動的問題，不再是一般階級斗爭的問題，而是還有沒有人性的天理人倫問題！
如果說新婚姻法是“立法縱色”，突破了人類道德倫理的底線，那么目前正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則是“立法護貪”，突破了人類政治倫理的底線。古往今來，歷朝歷代，世界各國，無論法律具有什么樣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功能，其共同特點無一不是反腐肅貪，哪怕是最腐敗最墮落朝代的衰亡階段，國家已經完全喪失了反腐肅貪能力，但是其立法的政治意向，仍然是反腐肅貪，而像目前中國這樣“立法護貪”的現象從未有過。正在進行的第二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雖然多達上百處修改，但是其核心內容就只有增加的3條：一是“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二是實行孔老二的“親親相隱”原則，“不讓親屬出庭作證”；三是落實辯護權，律師權力相當于公檢法三家總和。結合當今中國的腐敗狀況來看，刑事訴訟法這三個新增條款，拿出其中任何一個都足以石破天驚，把三個結合在一起同時出臺，等于是把當今中國的貪官污吏送上了天堂，足以讓所有貪官富豪黑老大，都會情不自禁地歡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他們的確應該歡呼萬歲，因為這些新增條款完全是按照中國腐敗官員的特殊需要量身打造的法律保護傘。當今中國腐敗案有三個特點：
一是具有高度私密性，往往都是一對一的權錢交換，并且財產往來沒有任何痕跡，這是虛擬經濟時代的一個典型副產品。伴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腐敗性收入可以在境外任何一個地方悄然形成，除了當事人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知曉，特別是把衍生金融工具用于獲取腐敗性收入后，連當事人自己都不能斷定腐敗收入未來變現的把握和規模。所以，對腐敗案件的外部監督和徹查越來越困難，只能依靠嫌犯自己坦白交代，現在法律規定“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等于是為腐敗官員披上了一件無比堅硬的法律盔甲，只要嫌犯自己不交代，絕大多數情況下，監察人員和司法人員根本就無能為力。特別是目前腐敗官員的資產大多數都在國外，只要嫌犯本人不交代銀行賬號，司法人員永遠都不可能拿到物證，腐敗官員也就永遠是安全的。
談到這里，經常閱讀我們文章的人或許已經看到了美國的影子，不錯，目前中國刑事訴訟法的這個新增規定，完全是在為美國控制中國官員提供法律工具。道理很簡單，中國腐敗官員的資產都在國外，而全世界銀行的客戶資料庫都必須向美國聯邦調查局開放，如此一來，雖然中國司法機關拿不到腐敗官員的財產證據，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卻擁有這些證據，并且隨時可以把這些證據提供給中國司法機關，如同當初出賣陳水扁一樣。陳水扁任臺灣總統八年，天天貪污，可是由于財產在國外，證據只有美國掌握，美國讓他搞臺獨反華，他就只能搞臺獨反華，后來陳水扁下臺了，剩下的唯一利用價值，就是以來殺雞嚇猴，威懾大陸官員，于是美國便把陳水扁在海外的腐敗證據，一件又一件地全部提供給了臺灣當局。現在美國操縱中國法學精英搞這么個條款，就是盡量杜絕中國司法機關掌握腐敗證據，把中國官員的腐敗證據全部控制在美國手中，以此來控制中國官員。大家看一下美國為首的北約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情況，就會知道這種控制具有多么神奇的效果。從當初伊拉克和現在利比亞的電視畫面中，大家都會發現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就是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軍隊居然從地球上不聲不響地突然蒸發了，連一兵一卒都未見，一槍一彈都沒放，甚至連一個潰散的消息都沒有，數量龐大的政府軍就消失了，并且消失得無影無蹤。雖然目前利比亞的情況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伊拉克軍隊是如何蒸發掉的，情況已經基本明確，就是被美國采用腐敗手段蒸發掉的。
現在，中國所有腐敗官員的證據全都掌握在美國手中，又通過修改法律阻擋中國政府掌握這些證據，這就意味著中國官員的命運完全控制在美國手中，美國想讓誰升遷誰就會升遷，想讓誰倒霉誰就會倒霉，關鍵要看是否對美國言聽計從。中國老祖宗留下來的資源就是這樣流向美國的，中國老百姓生產的三分之二商品也是這樣流向美國的，相當于中國總產值一半的外匯儲備同樣是這樣流向美國的……接下來還將意味著什么，只要看一下烽煙四起的當今世界，結果自然是不言自明。
二是家庭型犯罪，直系親屬之間互相配合。中國腐敗案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丈夫做官，妻子弄錢，老子權力無限，兒子資本無限，家庭成員無一不是同謀和罪犯。正是針對這種裙帶關系，中國封建社會才有了株連政策，實行一人犯法，雞犬不留。可以說，無論中國封建社會其它方面如何腐朽反動，但是其株連政策卻是正確的公正的，真正體現了權利和責任之間相平衡的法律原則，既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應該一人犯法雞犬不留。可見，株連政策是與裙帶關系相聯系的，是裙帶關系的產物，在沒有消除裙帶關系的情況下，單方面廢除株連政策，反倒是違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則。文革結束后，中國精英集團一方面全面恢復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系，一方面大肆批判“文革”的株連政策，通過制訂和修改刑法，把原本是同謀的直系親屬從腐敗案中剝離出去，有效保證了親屬和財產的安全，所以才有了后來那句“豁出我一個，幸福三代人”的著名格言。現在，通過第二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則更進一步連讓親屬作證都禁止了，如此一來，親屬就不僅不再會成為同謀犯，甚至不再會成為證人，這就在充分保護親屬和財產的基礎上，對嫌犯本人也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護。道理很簡單，家庭型犯罪的特點，就是證據全都掌握在親屬手中，只要親屬不出面作證，自己就會十分安全。把這個條款與第一個條款結合起來，就會看出本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便是盡可能對腐敗官員提供最大限度地法律保護，既“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又“不能讓親屬出庭作證”，對于家庭型腐敗案來說，其法律保護程度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絕妙地步，剩下來唯一還沒有做的，就是向腐敗官員發槍派軍隊了。
三是經常與黑社會相聯系，形成“權錢學黑相結合的利益方塔”。中國腐敗現象由以往的“權錢學腐敗鐵三角”發展到今天的“權錢學黑利益方塔”，標志著中國社會的腐敗，已經進入了血腥墮落的癌癥晚期。為了保證權、錢、學、黑各方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便利用本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機會，提出了“落實辯護權”的條款。所謂“落實辯護權”，主要是落實兩條核心內容：一條是允許律師在案件偵查階段就可以介入案件；另一條是律師會見被告無需經過辦案機構批準。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什么落實律師辯護權，而是要把律師變成中國司法領域的全能上帝，為“權、錢、學、黑”提供無所不能的法律保護。
首先，對于權、錢、學、黑相勾結的涉黑案件，偵查階段的保密作用至關重要。如果允許律師在偵查階段就介入案件，等于是讓包括腐敗分子在內的“權錢學黑”各方共同參加偵查工作，如此一來，相關官員會利用權力干涉案件，相關富豪會利用金錢干涉案件，相關學者會利用輿論干涉案件，相關黑老大會利用暴力干涉案件，共同組成一張反偵查大網，在這張用權力、金錢、輿論和暴力織成的具有無邊法力的大網籠罩之下，任何辦案人員莫說是無力抗拒，甚至連自己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稍有不慎就會輕則丟掉飯碗，重則身首異處，又有何人敢于真正反腐肅貪！可見，這個條款看起來簡單，實際上是為當今中國“權錢學黑利益方塔”奠定了強大的法律基石。
其次，這個條款與其說是“落實辯護權”，不如說是要把律師變成司法領域的全能上帝更加準確。新增條款允許律師從案件偵查階段就有權介入，意味著律師有權介入案件的全部過程，律師單獨一方的權利甚至已經超過了公檢法的總和，因為公檢法任何一方都只能參與案件的其中一個階段，而律師則可以參加全部階段。而在此之前，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構有權監督公檢法的整個過程，并且共產黨對整個司法過程的監督也不是由某一個黨組織完成的，現在，則要有一個律師單獨參與公檢法全部過程，并且律師會見被告還無需經過辦案機關批準，在此，律師的權力不僅超過了公檢法任何一方，甚至超過了作為國家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由此可見，雖然出臺這個條款的直接目的和作用，是要實現法學家和律師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盡可能使“學”在“權錢學黑利益方塔”中具有實際支配作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擁有美國背景并得到美國支持的法學精英集團，意識到在還沒有能力打倒中國共產黨之前，先在功能上取代中國共產黨，即便是將來打倒了共產黨，也以此來制約其它執政黨。
這是中國法學精英集團從重慶的文強案和李莊案中得到的一個基本經驗。可以說，目前增加的這個律師條款，就是中國法學精英集團從文強案中接受的一個重大教訓和從李莊案中總結的一個基本經驗。李莊案告訴了中國的極端右翼勢力，中國“權錢學黑利益方塔”中的關鍵環節，不是權，不是錢，更不是黑，而是學。對付權，共產黨有辦法；對付錢，共產黨也有辦法；對付黑，共產黨更有辦法；唯獨對付學，共產黨沒有辦法，至少現在的共產黨沒有辦法。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輿論具有決定作用，而能夠操縱輿論的只有學，所以文化精英開始成為當今社會不帶槍的新型將軍。薄熙來有辦法打掉文強，有辦法打掉黑社會，但是面對李莊律師團幾個法學教授卻沒有任何辦法，幾個法學教授僅僅一番商量一個演說一個公開信，就在輿論上把重慶搞了個人仰馬翻，司法界更是紛紛反水，隨后一個“封建遺風”再加一個“文革余毒”，這兩頂政治大帽子一扣，便在全國網絡媒體掀起了妖魔化重慶模式的運動，薄熙來也成為了當今中國政治陰謀新的絞殺對象。
其實，不僅薄熙來沒有能力對付由美國幕后操縱的媒體輿論，無論換上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對付，即便是調動起來整個國家政權也無能為力，這就是信息社會媒體時代的巨大魔力。唯獨能夠對付這種媒體輿論的，就只有社會輿論的主體——人民大眾。所以，站在精英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只要能夠在精神上控制住人民大眾，能夠給人民大眾套上一副精神枷鎖，勝利就會永遠屬于掌控媒體輿論的精英階級。而目前精英階級恰恰就有這樣一副精神枷鎖，這就是妖魔化文革，妖魔化大民主，通過妖魔化文革妖魔化大民主，讓中國老百姓自我妖魔化，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虐待，天天生活在自我犯罪感中，讓老百姓認為自己生來就應該男為奴、女為娼，除此之外的任何要求，都屬于極左，屬于文革，屬于罪惡，屬于浩劫。當今中國，正是在這個精神枷鎖的束縛下，人民群眾這頭大象才會被幾個螞蟻牽著走向深淵。由此，也可以反證出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對中國老百姓命運的影響是何等至關重大。這也是我們認為復興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步驟，就是要奪回已經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控制的網絡媒體的根本原因。
談到這里，或許會有人問，如此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款，為什么還能夠討論，還能夠通過？這一方面是由目前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決定的，文革結束后，全國人大代表便由以工農兵學商等普通民眾為主體，迅速轉變為以官員、富豪和各界名流為主體，當時胡耀邦借口要提高人大代表的決策素質，徹底清除了人大代表中的工人農民等普通民眾，人大代表幾乎變成了清一色的精英階級，這就決定了人大立法時，根本聽不到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所代表的基本上是官員富豪和學界精英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是由官僚集團中腐敗層面擴大決定的，本來，腐敗分子的利益和整個統治集團的利益是對立的，一般情況下，立法機關從階級利益出發，也都會選擇立法肅貪，所以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立法護貪的現象。現在中國之所以會出現立法護貪，主要是因為腐敗層面已經擴大到整個官場，腐敗官員已經占據了主體地位，一提立法，立刻想到護貪，于是便有了立法護貪的荒謬現象。立法護貪，反映了當今中國腐敗勢力，不僅把腐敗利益置于黨和國家之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甚至還置于本階級的利益之上。如果不是把腐敗集團的利益放在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之上，根本不可能在當今中國矛盾大爆發已經接近臨界點的情況下，出臺這樣一個“保腐護貪”的法律去刺激百姓，出臺這樣一個把窮人逼上絕路的新婚姻法去激怒百姓！
由此可見，以買辦漢奸為主體的中國腐敗集團已經瘋了，徹底瘋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瘋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被美國逼瘋的，我們難以做出準確判斷，但是，在美國共同訴訟制度占據當代政治文明制高點的情況下，中國法學精英卻反其道而行之，弄來一套喪盡天良的法律，把創造了共同訴訟制度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的中華民族，變成全世界眼里最沒有人性的丑惡民族，把13億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變成世界人民眼里沒有天理人倫的垃圾人口，以此來幫助美國資本集團妖魔化中華民族，為最終滅絕中國人口制造輿論準備。或許這個腐敗群體中的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增加這些條款的目的僅僅是要“護貪縱色”，并不知曉美國滅絕中國人口的龐大計劃，但是，這個腐敗群體的核心成員很清楚。僅此一點，當今中國漢奸的罪行就已經超過了歷史上所有漢奸罪行的總和，即便把他們槍斃一百次一千次，也難以抵銷其罪行的萬分之一。
可以說，目前由美國操縱的中國精英集團，已經瘋狂了連魔鬼都要發抖的地步，他們一方面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主張要廢除死刑，另一方面又助紂為虐地用盡各種手段要把13億中國人推入滅絕深淵。先是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企圖禍亂中國；陰謀失敗后又試圖通過通貨膨脹禍亂中國，用通貨膨脹把老百姓逼反；通貨膨脹至今未見實際效果，便又通過出臺喪盡天良的法律禍亂中國，企圖用瘋狂的法律把老百姓也逼瘋，逼迫老百姓跳墻。在此需要說明的是，許多人往往被表面現象所迷惑，不明白美國為什么要禍亂中國，雖然他們能夠明白買辦漢奸要毀滅中國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海外親屬和財產的安全，但是卻不明白美國為什么要這樣做，以至于錯誤地認為目前中國對美國很好，美國沒有必要毀滅中國。雖然此前我們一直在反復闡述其中的道理，但是一些人仍然不明白不接受，現在好了，中東北非一亂，殘酷的現實一下子就把許多人教育明白了。
突尼斯總統阿明、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開始都是作為親美領導人遭到國內反對的，最初國內反對派控訴他們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幫助美國等西方國家占有本國資源和財富，這個罪名可以說是阿明、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等人共同的罪名。這些親美領導人之所以會被美國策劃的革命趕下臺，是因為美國資本集團需要中東北非混亂，需要歐亞運輸線緊張，需要世界通貨膨脹，需要各國金融動蕩，需要全世界渴望有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會議，需要建立一個世界一體化領導核心……所以他們需要用中東北非這個導火索，點燃整個世界的混亂大火。這就是美國把上述那些親美領導人推入火坑的真正原因。美國之所以是美國，就在于美國從來不為眼前的小恩小惠所左右，從來不會“任人唯親”，從來都是以美國利益，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利益為準則；只要是美國利益需要的人，無論多么厭惡，都會握手言歡，全力支持；相反，對于美國利益不需要的人，無論多么親美，無論對美國曾經做出過多大貢獻，也照樣格殺勿論，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無一不是如此命運。
目前美國執意要肢解中國，也是處于同樣原因——利益需要，而絕不會考慮中國政府是親美還是反美，如同農民殺豬只會考慮利益和時機，而絕不會考慮這頭豬對農民是贊成還是反對。
隨著利比亞槍聲的結束，中東北非的陰云將會向東方漂移，記得四年前我們在痛斥那些法學精英（主要是李莊律師團的帶頭大哥）支持重慶暴力拆遷時，曾經指出：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集團養了兩條走狗，一條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另一條是偽自由主義法學家。現在這兩條狗都已經得勢成精，掌握了巨大權勢資源，前者正在用通貨膨脹來點燃中國這個火藥桶，后者正在用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文來點燃中國這個火藥桶，無論中國這個火藥桶最終是被哪個點燃，都將會把中國炸成分崩離析的幾個板塊，中國將會再次陷入二千多年來統一和分裂的原地循環。
現在要阻止他們已經來不及了。毛派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所能夠選擇的，只能是爭取在中國這個火藥桶爆炸時，盡可能把買辦漢奸炸個粉碎，而不要炸碎我們的民族，不要炸碎我們的國家，不要炸碎我們的人民。而要做到這一點，目前最需要的，是體制內外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是黨內外毛派共產黨人之間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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