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短短十余年間，網絡媒體異軍突起，其影響已引起監管、決策部門的高度關注。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決策者們既無法借鑒歷史的智慧，也很難參照國外的經驗，應該怎么辦？

傳統媒體日暮途窮？

7月8日，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表文章，題為“謠言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該文認為，中國的微博網站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謠言傳播機器，其間充斥著無數未經證實的消息。但這番對中國媒體的指責，并不能提高西方媒體的聲譽。近日來，默多克執掌下的新聞集團，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新聞巨頭，正在“竊聽門”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事實上，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遭遇了信譽急劇下降的危機。著名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其發布的2010年度美國媒體報告中指出：“無論是廣播、電視、報紙還是網站，沒有一種媒體能始終堅持新聞的真實性。”

該報告還具體指出，僅有25%的讀者相信《華爾街日報》的所有報道，《紐約時報》獲得的信任度更低，只有18%。這或許說明，隨著社會的發展，各國的新聞行業已普遍遭遇瓶頸。作為現代社會的“第四權力”，媒體也必須尊重法律，加強自律并接受監管。

但相較而言，中國和西方的媒體，各自面臨的問題卻大不一樣。西方媒體有漫長的發展歷史，以及強大的專業主義傳統，少數財力雄厚、信譽卓著的媒體集團在業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壟斷性的媒體集團過度擴張又缺乏制約，不免對公民的權利和隱私產生威脅。這次新聞集團的“竊聽門”東窗事發，即是一例。

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是20世紀的媒體驕子，其借助于西方媒體資本化的潮流而崛起。媒體作為西方社會的“第四權力”，本應是獨立而超然的監督力量。但由于資本對媒體的滲透和操控，媒體淪為資本的工具，“第四權力”自然就喪失了獨立性。

資本控制下的媒體，并不見得比政府控制下的媒體有更多的獨立性。在市場規則下，資本化運營的媒體只要避免公然違反法律，就很少有其他約束。而在言論自由的口號下，相關法律的尺度往往很大。這次新聞集團的“竊聽門”，就暴露了資本化運營的媒體，立場的獨立性和公正性都很難保證。除非有根本性變革，西方的現有媒體以及相關制度，將逐漸失去民眾的信任。

與西方同行的困境不同，中國媒體的問題在于專業主義的缺失。中國是個轉型中的大國，擁有大量的新聞、媒體受眾，但有影響的新聞品牌一直難產。新興的微博網站被某些西方媒體稱為“謠言人民共和國”，而歷史更久的正規媒體也往往難免假新聞之殃。業界多年呼吁新聞打假，卻收效甚微。一些傳統的大報逐漸衰落，新的市場化媒體紛紛興起，卻難以產生有影響力的品牌。新聞行業的集約化，催生有專業水準的媒體集團，將是今后行業發展的方向。

新興網媒來勢兇猛

中國媒體業當下的另一大問題，是網絡媒體迅速崛起，但定位和規范還相對滯后。在形式上，今天門戶網站的新聞發布方式，是從過去平面媒體的“新聞摘要”或“報刊文摘”發展而來，但在信息量和覆蓋面上要大得多，且有強大的互動功能。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中，原始新聞主要由通訊社和平面媒體的記者采寫發布，網絡媒體收集、整理已發布的原始新聞，再集中發布。相比平面媒體，網絡媒體具有速度快和信息量大的優勢，可以集中發布多家媒體的新聞，同時保持即時更新。

盡管許多通訊社和平面媒體擁有自設的網站，但由于其定位是提供原始新聞，因此很少轉載外部新聞。受此限制，這些網站能提供的信息量十分有限。而門戶網站本身并不提供原始新聞，主要是收集和轉載外部新聞，靈活的工作方式使網絡媒體在信息量上遠遠超過傳統媒體。事實上，由于在信息量、覆蓋面和傳播速度上的巨大優勢，中國的幾大門戶網站已經逐漸取代平面媒體，成為國內民眾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

中國網絡媒體盡管影響巨大，但短期內很難擺脫轉載平臺的角色，也無力承擔新聞媒體的職責。網絡正成為政府和民眾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但新聞的真實來源卻在這過程中逐漸模糊。網絡媒體和新聞機構互相轉載、引證，其角色交錯糾纏，導致新聞來源淡化，這正是造就假新聞的溫床。西方國家的網絡媒體雖也發布新聞，卻是依靠對平面媒體的嚴格轉載來建立自己的信譽。西方民眾也通過網絡獲取新聞，但接受新聞的信心卻是來自提供原始新聞的平面媒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截至2010年12月，41%的美國人通過互聯網獲取“大部分國內和國際新聞”，40%的讀者通過報紙獲取新聞。即使是以互聯網為中介，美國人仍然認為平面媒體是新聞的提供者。

角色糾結蘊涵變革

而在中國，網絡媒體自身定位極為模糊，而兼具多重角色，既為新聞發布者，又為提供者。也就是說，網絡媒體雖然自身不擁有新聞記者，不直接提供原始新聞，但在這個轉型階段，卻在事實上充當了新聞機構和新聞平臺的雙重角色。中國網絡媒體扮演的多元角色，決定了它在事實上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西方同行。在當今中國，有影響力的知識、經濟甚至政治精英向網絡聚集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美國的《外交政策》發現，相比于歐美各國，中國商界、媒體和學界精英在微博上要活躍很多。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網絡媒體將在媒體和輿論中繼續保持強勢。由于具有匯集新聞的強大能力，網絡媒體足以制造輿論焦點，影響政治和社會的話語走向。與此同時，網絡等新媒體不斷吸納知識、經濟，以及政治精英，為他們提供了直接面向受眾的平臺，漸漸積累起廣場效應。近年來，網絡媒體已逐漸成為中國社會中輿論、話語走向乃至意識形態交鋒的焦點。

短短十余年間，網絡媒體異軍突起，其影響已引起監管、決策部門的高度關注。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決策者們既無法借鑒歷史的智慧，也很難參照國外的經驗，畢竟國外的網絡媒體很少糾結于角色的多元。能否在這片新大陸上另辟蹊徑，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聚集起穩固的共識，或許是關乎中國未來的關鍵。

附文1：傳統媒體不應淪為微博的附庸 環球時報

摘要：如果我們一味轉載微博上的信息，表達與微博上同樣的情緒，甚至學著微博上的語言在報紙上罵“他媽的”，傳統媒體只能降低自己的水準，變鈍自己的敏銳，我們將成為微博的“印刷版”和“電視版”，我們將失去分辨能力，不自覺地向微博上的一切信息、甚至謠言磕頭。

郭美美與紅十字會到底有沒有關系，這個實在并不復雜的問題，被微博的一個個傳言攪得十分復雜。紅十字會的說法沒人信可以理解，然而警方公布的信息也已經不管用，主導郭美美“身份認證”的一直是微博。中國有那么多擅長調查的媒體，大多都順著微博的傳言定調子。很少有認真的調查文章出現，媒體質疑微博上謠言的熱情，遠遠小于質疑警方說法的積極性。

微博在逐漸主導中國的信息傳播，傳統媒體一步步成為微博的附庸。首先是微博發布信息的速度做到了最快，“7•23”動車事故就是從微博上最先傳播出來的。有統計顯示，現在一半以上的熱點新聞，都是通過微博等新媒體首發的。這是信息工具革命帶來的，無可逆轉。

然而，微博上的議題設置，以及思想情緒對傳統媒體的影響，比信息快一步的影響更大。一段時間以來，諸如打拐、藥家鑫案、獨立參選人、指責倪萍做政協委員不稱職，以及包括郭美美事件的討論方向等等，微博都起了決定性的引導作用。傳統媒體報道微博意見領袖的動態，已經相當普遍。

傳統媒體“跟著微博走”，并非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微博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公眾的意見和訴求，它與真實社會的映照，往往是第一時間和不加修飾的。作為新聞報道的一大信息源，微博顯然是配得上的。

然而微博對中國社會的意見反映又是很不全面的。首先微博使用者的構成，與中國社會的構成相差很大。微博常見的匿名發言，以及它的發散式傳播方式，對形成偏激情緒都敞開了漏洞。微博上的種種現實，使這個出現不久的輿論平臺還形不成穩定的社會責任感，情緒宣泄經常將解決問題的初衷淹沒。

傳統媒體應與微博“打成一片”，從中汲取營養，但要努力避免被微博上的信息和話題控制，成為“集體微博控”。能潛得進微博，還得能浮得起來，如果我們隨波逐流，整個傳統媒體的思想深度，以及我們的多元性，都將被微博沖得七零八落。

有人說，微博本身就是豐富、多元的。這話既對，也不對。微博的信息確實復雜而散亂，但微博自成一體的傳播方式，以及微博積極分子的相似性，決定了它與現實社會的多元化是不同的。實際情況表明，微博里更容易形成強勢意見，它對弱勢意見的容忍遠遠低于現實社會。微博里意見領袖的號召力，也高于現實社會。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傳統媒體的從業者出現對微博強勢意見的膜拜，無力站在一定的距離上，觀察并審視它們。這些媒體人本身對微博信息和強勢意見的形成做了貢獻和圍觀，反過來又被微博的情緒潮主宰。

中國媒體人應當從對微博的被動中擺脫出來。如果我們一味轉載微博上的信息，表達與微博上同樣的情緒，甚至學著微博上的語言在報紙上罵“他媽的”，傳統媒體只能降低自己的水準，變鈍自己的敏銳，我們將成為微博的“印刷版”和“電視版”，我們將失去分辨能力，不自覺地向微博上的一切信息、甚至謠言磕頭。

虛心向微博學習，但保持敢于挑戰微博強勢意見的精神獨立，這該是傳統媒體的不二之路。

附文2：西方知識分子為什么不批評本國體制 鄭若麟

摘要：當涉及對外事務時，公務員確實應該有保留的義務。以直接或間接手段或言論羞辱自己的國家領袖或體制，即使是在民主國家也是會遭到制裁或懲罰的。

這個題目已經在我腦海里孕育多年：一個在海外、或在國內面對外國媒體時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來談論他的國家呢？

近日在法國電視臺看到一位中國某大學教授接受外國記者對最近發生的動車追尾事故的采訪。如其僅對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評，還是情有可原的；但事實上面對外國話筒，我們的教授抨擊的是高鐵本身、是國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甚至可以說是整個社會構成。這令我想起今年初法國發生的一件事。

說起此事，先要談及法國總統薩科齊的一句“名言”：“滾開，可憐的傻瓜！”這是薩科齊當選總統后不久，前往參觀一年一度的農業展覽時所說的一句話。根據慣例，總統與農民們一一握手問候。不料，一位反對派農民卻拒絕與總統握手，個性倔強的薩科齊脫口而出：“滾開，可憐的傻瓜！”。這一對話被法國電視臺攝錄下來，一下子成了薩科齊的“標志性”話語。說句公道話，總統確實應該克制，但這位農民的無禮也是缺乏修養的表現。

這句“名言”居然出現在今年初發生劇烈動蕩的埃及街頭。一名在埃及任教的法國老師，為了支持示威者，舉著寫上這句“名言”的標語牌上了街。法國在海外幾乎所有派駐外交官的主要國家都設置法語學校，目的是讓其僑居當地的僑民子弟全盤接受法國教育，而非駐在國的教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愛國主義”教育，以避免外交官或僑民的下一代受到駐在國思想的“侵蝕”。所以派往這些國家的法國老師，都是法國國家公務員。這個在埃及舉著薩科齊“名言”的老師被使館人員拍了照（使館稱是從電視報道上看到的），立即被大使召見，并于數日內遣送回國內，并準備對其加以嚴懲。官方理由是“一個派駐外國的公務員應該有所保留”……但誰都知道，這句話涉及法國國家元首。在國外侮辱本國國家元首，是絕對不允許的。在法國1881年7月29日通過的“新聞自由法”明確規定，不得侮辱國家領導人（包括總統和總理）。這位公務員無意之中（他只是借用了這句“名言”而已）踏了紅線。但他依然要承擔責任。最后因為他接受了對媒體的“禁口令”、并顯然做出了某種承諾后，僅受到處分而沒有被開除。這一例子非常說明問題。

當涉及對外事務時，公務員確實應該有保留的義務。以直接或間接手段或言論羞辱自己的國家領袖或體制，即使是在民主國家也是會遭到制裁或懲罰的。事實上我在法國結識相當多的教授等知識分子，盡管在私底下有時會嚴厲批評薩科齊、批評法國政府，但當涉及公開采訪時，他們都相當謹慎和保留。他們還不僅僅因為害怕懲罰，而是“在外國人面前批評自己的國家是不合適的”。這里所說的批評自己的國家，指的是本國的政體。法國人在國外或外國人面前批評本國某項政策或做法是可以的，比如一位法國戰略問題專家完全可能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反對法國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但一旦涉及本國根本制度，則幾乎沒有任何法國知識分子會接受外國人的采訪來批評本國的政治制度，因為這涉及到立國之根本。是否因為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政體就百分之百的全體一致支持呢？完全不是。我剛剛讀完一本法國政論書《寡頭政治夠矣，民主萬歲！》作者埃爾維•康普弗批評法國已經“不再是民主國家”……但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不會接受我就這個題目來采訪他的。我已經多次遇到類似的事件。這一點，甚至其他一些國家的知識分子也非常清醒。

2003年挪威議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伊朗女律師希林•伊巴迪。其用意當然是很明確的。伊朗是西方陣營的“頭號敵人”。伊核危機是近幾年國際關系領域最危險的一個真正的熱點。伊巴迪亦不是伊朗當局的寵兒。她的和平獎證書和獎牌據說還曾被政府沒收過。然而就在伊朗受到西方國家武力威脅時，伊巴迪卻說了這樣一句話：“西方應該向伊朗施加壓力，使伊朗放棄核計劃和尊重人權。但如果我的國家遭到攻擊的話，請你們一定要相信，我絕對支持我的國家！”顯然，無論是核計劃還是人權問題，都是“政策”問題，但當涉及國家安全時，伊巴迪陣線分明。

回到法國電視二臺對中國教授的采訪。顯然，這位中國教授所言，在對國內媒體時可以理解。但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國家公務員恰恰不理解內外有別、不懂高鐵在國際上處于動輒數億甚至幾十億美元的激烈商業競爭（所以法國報道時從來不區分D字母為首的動車與G字母為首的高鐵的絕對不同）狀態之中、不懂今天世界正在進行著激烈的話語權之爭、不懂西方占據著道德高地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拱手將之免費送出……這實在令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這幾天，法國剛剛公布了著名的法航447航班失事原因的調查。這架從巴西里約熱內盧飛往巴黎的空客A330-200于2009年6月1日在大西洋失事，228人死亡。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人為此事受到任何懲罰。更沒有任何法國人向外國記者表示，應該解散法航、中止空客的生產或對法國國家體制提出任何質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