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與道德建設的困境　　　

新中國成立到今天已經六十多年，它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生產能力上，中國被稱作“世界工廠”，也就是說世界上有許多地區都在使用中國生產的產品，像歐美發達國家的民眾，他們的生活消費品大量來自中國。但不可避免的，發展中也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和諧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總是在矛盾中發展前進的，這些問題就成了我們前進的動力、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這里，我們僅就法制與道德建設來談談。　　

我們只要是現實主義者，就應該承認，在今天的中國，“腐敗”已經發展到了決定人心向背的程度。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中，只要稍微握有權力者，幾乎都有輕重不一的腐敗問題。雖然這些人在機關工作人員中占的比例不大，但他們卻是實權者，決定著國家機關的實際工作。所以，這些人的腐敗是一個嚴重問題。在我國的法制機關中，這個問題也存在著。有這些人掌著權，中國的法制建設還怎樣進行？執法者就是腐敗者，這就是法制建設面臨的最大困境。　　

要解決腐敗問題，就需要把腐敗的根源找出來。關于這一點，我們通過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建設狀況，或許可以有更好的理解。　　

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與道德　　

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從地中海的城市國家開始的，威尼斯就是其中之一。從公元十一世紀到十六世紀威尼斯稱霸地中海，它的發展主要是靠國際貿易。在大規模的長途貿易中，商人之間不可能完全用現金進行交易。一次貿易的周期或許要一年時間，這樣，就需要延期支付。于是，“信用”就產生了。信用產生之后，為了保證商人守信用，威尼斯就建立了法律。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威尼斯商人》中，我們可以對威尼斯的法律有深切的認識。信用與法制的建立，使得商業可以在廣大的范圍內展開，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有了保障，然后，商人就把商業上獲得的資本投資于工業、農業，把工業、農業生產都納入到商業中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這樣在威尼斯建立起來了。由于多種原因，威尼斯資本主義的建立經受的困難比較小，而某些西歐國家則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英國、法國等。　　

英國在資本主義建立之前是封建社會，工商業發展不夠充分，生產方式主要是農業，與之對應的政治體制是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也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特點就是“政治權力完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可以藉此侵犯普通公民的自由”。在中國封建社會，官僚可以隨時向老百姓征收各種臨時性的攤派，可以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沒收商人的財產。在英國，官僚、教士也可以隨意設立關卡向民眾征稅，巧立名目掠奪民眾的財產。但在英國，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在整個經濟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農業生產被納入到工商業之中。這樣，資產階級也就有了可以和國王以及官僚對抗的力量。為了工商業的發展，資產階級就要求剝奪教會、國王及官僚的政治特權及經濟特權，建立一種在經濟上人人平等、“各種經濟要素能夠自由而平等地交換”的國家體制。經過兩次內戰、克倫威爾的軍事獨裁統治、王朝復辟，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后，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制度才算建立起來。資產階級從而掌握了國家政權。　黃仁宇　先生在其著作《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給資本主義下了這么一個定義：“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的組織和制度，內中物品之生產與分配，以私人資本出面主持。大凡一個國家采取這種制度以擴充國民資本為當前主要任務之一，所以私人資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從這個定義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資本主義社會，其生產與分配，也即整個經濟活動由私人資本控制；二，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資本家的國家”，他們控制國家政權。　　

由以上分析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是講法制的。由于其以商業為立國之基，它的法律體系就必然以“商業法”為核心。而什么叫道德呢？遵守法制就叫道德。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也就以“商業道德”為核心，“講信用，守法律、遵守社會規則”就成了最基本的道德。關于這一點，我們在一些華人對西方社會的觀察中也可以看到，比如一本書上談到這么一件事：在美國，華裔父母和孩子一塊到醫院去，其中一個電梯上標志著“病人專用”，但電梯空著，暫時沒有病人使用。剛好別的電梯沒法用，于是，家長就上了這病人專用的電梯，并且叫孩子一塊乘坐。結果受到美國教育的孩子氣急敗壞地說：“那是讓病人用的。”　　

西方社會的法制與道德我們談過了，那么，西方的國家機關中有沒有腐敗呢？關于這一點，我們需要從它的國家性質上來看。西方國家是資本家的國家，資本家通過議會掌握政權，國家的重要決策必須在議會中通過。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只是為資本家服務，完成資本家規定的各項工作，他們沒有多少財權，腐敗的機會很少。另外，資本家通過一定的方式對他們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他們很難腐敗。資本主義體制本身是具有一定的防腐功能的。資本家是國家的統治者，他們不差錢，并且這種體制只會讓他們的財富不斷增加，他不需要腐敗，腐敗反而會破壞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則，那等于自斷財路。　　

下面我們再來談談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與道德建設。從上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中，我們就已發現一個國家的法制與道德實在是由其經濟決定的，也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封建社會是農業社會，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階級占有大量土地，一部分農民有自己的土地，屬于自耕農，大部分農民都需要租種地主的土地才能生存下去。另外，以戶為單位，農民和一部分地主需要向國家納稅。所以，封建社會的法律主要是來保障“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系”和“人民對國家的納稅義務”的。這種法律的約束對象主要是針對農民和一部分地主，而不是針對所有人。這也是封建社會的法制與資本主義法制最大的不同。所以，資本主義社會號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單就商業法而言，是有道理的。而封建國家，在對人民征稅上，又完全沒有客觀的標準，它可以隨時提出新的征收項目。　　

封建社會的法制如此，它的道德怎樣呢？同樣，遵守法制就是道德，不遵守就是不道德。個人對國家交稅，這就是講道德，這種道德被稱作“忠”。另外，封建社會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勞動生產。在家庭內部，家長是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所以，在家庭中家長就享有無上的權威。子女只有依賴家長才能獲得生活資料。這樣，“孝”的道德觀念就產生了。所以，封建道德的核心就是“忠孝”。　　

那么，封建國家中政府管理人員會不會腐敗呢？封建中國，是農業國家，行政上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向人民征稅，皇帝不可能自己向那么多農戶征稅，所以，他就需要使用大批官僚。這種政治就被稱作“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　王亞南　先生在其著作《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對這種政治分析地非常透徹。　　

了解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人都知道，官僚貪污腐敗乃是一種普遍現象。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人或多或少都有私心（西方國家的資本家所以要維護法制，也是為了他們的私利），如果沒有外在的約束或監督，一旦有謀私利的機會，一般都不會放過。中國的官僚就是這樣。中國的官僚在政治上有特權，又把持著國家的財政，腐敗的機會實在是多。比如，國家征收的賦稅，不論是實物還是貨幣，其中相當一部分必須投入商業領域換取國家需要的各種物資。這種商業活動由官僚把持，其中幾乎沒有什么監督，于是貪污就必然地產生了。再不要說以各種名目對老百姓的榨取了。而在官僚體制下，嚴格的監督機制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靠官僚之間相互監督？開什么玩笑，大家都腐敗，誰監督誰呀？老百姓倒是對官僚貪污腐敗深惡痛絕，但他們哪有監督權！所以王亞南說：“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體現為貪污生活。”這話猛聽起來好象過了，但如果你去看歷史現實的話，確實如此。　　

中國如此，西方國家在封建時期，貪污腐敗問題同樣嚴重，甚至超出了中國。在農業社會，只要實行的是官僚政治，腐敗就不可避免。　　

綜上所述，在西方資本主義，腐敗對資本家沒好處，所以他們不去腐敗；在封建社會，不論中國或西方，因為腐敗對官僚有好處，所以他們就腐敗了。　　

二、落后國家中私有經濟的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是不同的　　

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號稱資本主義，這是因為人們普遍把搞私有經濟當作了資本主義的特征。事實上這和西方國家理解的資本主義是不同的。“自由”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概念，也被當作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看待，那么“自由”有哪些內涵呢？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其著作《文明史綱》中指出自由的三個含義：“根據它的一個定義，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信條，尋求增加立法會議和司法機構的權力而限制行政機構的權力。就此而言，它反對專橫獨裁。按照另一個定義，自由主義是一種經濟信條，其勝利的征象是‘自由放任’和‘許可’，尋求避免國家對個人之間、階級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經濟關系進行干預。最后，自由主義是一種哲學信條，鼓吹思想自由，堅持認為宗教統一不是社會或民族統一的一個必要的條件。這必然隱含著對別人和個人表示寬容和尊重的意思，按古代的一個說法就是：人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國在大革命期間通過的“人權及公民權宣言”的第一款中說：“凡人從出生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　　

所以，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整個社會經濟按商業原則運行，在商業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用包括行政權在內的一切其它手段干涉商業運行。在商業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商業活動中形成貧富差距則是正當的。這就是“人權及公民權宣言”第一款的意義。　　

而在眾多落后國家，雖然工商業也成了國民經濟的主導部分，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也主要是私有制，但是，經濟上根本沒有實現所謂的自由與平等。政治特權對經濟的影響是根本性的。許多在政壇有著根深蒂固的勢力的大家族，長期依靠政治特權積累了大量財富，并且其財富的繼續增長仍然要依靠政治特權。這和中國在蔣介石統治時期的“四大家族”是相似的。這種政治對經濟的干涉事實上正是西方國家所反對的，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要反對國王對經濟的干涉。在這些國家，資本的積累來自于政治特權，在這種政治之下，法制無從談起，腐敗勢所必然。　　

三、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政治體制和民主運動　　

今天的中國經濟是不是資本主義呢？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顯然不是資本主義，因為政府在經濟領域起著太大的作用。這也正是時至今日，西方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原因之一。中國政府稱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坊間有人戲稱中國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兩種說法都值得玩味。　　

中國從辛亥革命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仍然屬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因為中國的工商業雖然有了一定發展，但資本家并沒有控制農業，農業還沒有被納入到工商業體系中來。農村的經濟基礎依然是小農經濟和地主經濟，軍閥官僚的財政收入大部分還是來自農業剩余，軍閥政權主要還是靠地主豪紳來支持。即使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基本上也是如此。所以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之前沒有根本區別，仍然是官僚政治。官僚擁有不受監督的權力，腐敗也就在所難免。　　

新中國建立的前三十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經濟、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失誤與教訓也有很多。經濟上由于實行公有制，道德上就提倡集體主義。在行政管理上，實行了許多民主措施（因為國家財產既然為全民所有，人民就有權參與國家管理），但由于實行民主的經驗不足，人民的民主意識也不夠，所以國家管理中就難以完全擺脫官僚政治的存在。也就是說，國家機關的管理人員受到的監督是不夠的，是不嚴格的，他們是有貪污腐敗的機會的。這時候的國家管理體制中是有滋生貪污腐敗的土壤的。所以說，怎樣改變政治體制上的官僚政治，成了新中國面臨的重要而長遠的任務，是一個時刻不能掉以輕心的任務。因為官僚主義作風已經在危害著共和國大廈的根基了。新中國剛剛建立，就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黨的高級干部貪污腐敗的現象，這能不讓人警惕嗎？怎樣擺脫官僚政治，在毛主席與黃炎培的著名對話中是說明了的，那就是“民主”。必須以合適的方式讓人民參與國家管理，國家的管理權不能成為少數政府官員的私權。也就是說要實行“人民民主”，而不是“精英治國”“官僚治國”。但是，在新中國建立前的二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實行的是“官僚政治”。人民缺乏民主意識、參政意識；管理者也缺乏民主意識，而習慣于當一個官僚。所以說，要想改變官僚政治體制，是需要艱苦又漫長的思想改造工作的。在理論上要學習，更重要的是廣大群眾和管理者要在實踐中去懂得怎樣擺脫官僚政治，而實行人民民主。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中，在管理者中間出現了嚴重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些正是官僚政治的典型表現。而老百姓心中明明不滿，卻不敢和管理者的錯誤行為作斗爭，老百姓的民主意識還很差。老百姓的思想狀況和管理者缺乏民主意識也是有重要關系的。兩者之間相互影響，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識，管理者就缺乏實行民主的主動性，意識不到實行民主的迫切性；管理者沒有民主意識，老百姓參與管理的積極性就會受影響。　　

民主意識不會自動產生，歷史慣性反而會使官僚政治變得越來越嚴重。　　

毛主席對官僚政治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知道國家的管理者一旦變質，貪污腐敗是會把一個國家毀了的。這就是封建社會無法擺脫的歷史周期律。毛主席以無與倫比的魄力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群眾運動。在文化領域、在政治領域，他不放過一個機會來對群眾和管理者進行民主教育。1954年，鼓勵小人物對學術權威的觀點進行批評，這不是提倡民主的表現嗎（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共青團員要批評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上的一些觀點，當時卻被置之不理，后來又受到阻攔）？1957年進行的整風運動，不是要教育管理者和群眾，要有民主意識、參政意識嗎（可惜的是某些民主人士不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一味崇尚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所以，在整風運動中，他們不是提倡怎樣發揮社會主義民主，而是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搞多黨制。這也只能說是這些民主人士思想上有局限，不一定就是他們不愛國。但某些人的鬧騰勁實在是太大，政府不得不對他們進行專政）？　　

建國之初，民主很難搞。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大多數干部個人品質高尚，雖然政治上實行的是官僚政治，但并沒有出現嚴重的貪污腐敗。群眾對政府有很高的信任度，這嚴重影響了群眾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他們認為這些官員完全靠得住，不用自己費心。而官員本身呢？他們在管理中大多大公無私，能很好地完成管理任務，也沒有覺出有讓群眾監督、或者群眾參與管理的必要。因此，不管是從管理者這方面來看，還是從群眾這方面看，民主不民主對國家管理影響不大。而對于在局部出現的官僚主義，當時的多數干部認為這只是一個思想問題，只要加強教育就可以解決。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體制不變，這種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靠教育根本解決不了官僚政治的問題。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出現不少農村干部多吃多占、賬目不清以至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損害群眾利益、國家利益的現象，城市中也出現了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問題。這些現象都證明了官僚政治必然要導致腐敗。如果有群眾監督、民主體制健全，這些干部根本沒有機會犯這種錯誤。事情看起來好象可以理解，人餓得不行了，多吃多占點，沒什么，經濟條件好了就不會再犯這種錯誤，——實際上這種現象反映出如果管理者缺乏監督，腐敗就難以避免；今天他是因為餓肚子而腐敗，明天他同樣會因為其它原因而腐敗。產生腐敗是官僚政治的必然，是體制決定的而不是偶然因素決定的。所以，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農村的這場運動又被稱作“四清”，主要是教育犯了錯誤的農村干部。　　

毛主席希望通過群眾運動，提高群眾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也讓干部在這中間受到教育。四清運動中，中央向農村派出了工作組去指導四清工作。后來毛主席對這個工作很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是：工作組在這場運動中不是發動群眾，而是自己包辦代替。這種做法事實上正是官僚主義的表現。——群眾不參與，政府人員決定一切。這樣怎能提高群眾的民主意識呢？受到批評的干部又怎能產生民主意識呢？他只知道自己是受了上級批評，而不是群眾的批評，自己工作的好壞由上級說了算，這怎能提高干部的民主意識呢？而參加工作組的人在這場運動中能受到教育嗎？他們是以上級干部的身份來指導下級的工作，完全是以自己為主而不是以群眾為主，這只能增加他們的官僚主義作風嘛！　　

毛主席一向重視搞民主工作。毛主席在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后，帶領起義軍沿湘贛邊界南下，來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在那樣艱難的革命形勢下，毛主席在對起義軍實行改編時，提出了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在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為此還在連以上單位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建國前夕，毛主席與黃炎培的著名對話也表明了毛主席對民主的重視。1959年，毛主席在武昌會議前批轉了長春汽車廠的管理經驗，提倡工廠管理要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的原則。這些都表明毛主席希望通過各種民主實踐去提高干部和普通群眾的民主意識，從而打破官僚政治，最終實現人民民主。就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而言，確實還不具備完全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但隨著學習和實踐，隨著群眾民主意識的不斷提高和參政經驗的不斷豐富，在政治體制中官僚主義的影響會越來越少，而民主會越來越多。但是，這是過程多么艱難啊！　　

直到文革時期，民眾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還遠遠不夠，沒有毛主席的號召，文革是發動不起來的。但當時已有了一部分在民主意識上先知先覺的人。面對國家管理中出現的官僚主義問題，經過建國后十來年的糾正卻難以見效，并且有愈發嚴重的傾向，這實在讓毛主席內心擔憂，于是，毛主席就想讓這些先知先覺者起來干一下，形式上弄得激烈一點，給官僚政治下一劑猛藥，也狠狠地刺一下老百姓思想上的惰性，好進一步提高人們的民主意識，防止干部蛻變成官僚，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特權階級。文革是一場多么激烈的斗爭啊，可見在中國要搞掉官僚主義有多么困難，可見官僚主義在人們思想中多么根深蒂固。在對“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認識上，人們的分歧是太大了。尤其是管理者，極其不適應丟掉權力，極其不適應民主監督。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里，一直搞的是官僚政治。官僚就是精英，就是管理老百姓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哪能讓老百姓限制干部呢？而相當多的群眾，雖然也參與了文革，卻并沒有搞明白這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運動。文革過去之后，民主意識也沒有獲得多少提高（但過了若干年，當官僚政治越來越嚴重地危害到他的切身利益時，他才明白文革究竟是要干啥。而這，正是文革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像讀一本書，當時你沒有讀懂，隨著生活閱歷的豐富，有一天突然明白了。文革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過了幾十年后，讓人們明白了民主的偉大意義）。　　

文革是一場民主政治的大試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顯然就是因為沒有解決好官僚主義的問題，沒有解決好民主問題。在公有制條件下怎樣實現民主，這是個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人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實在太少，巴黎公社搞過一段時間，其首倡意義很大，但可借鑒的東西遠遠不夠。今天，朝鮮、古巴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仍在做這件事。　　

中國在文革結束后，首先在政治上進行了改革。其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加強領導”，把群眾從管理中排除出去，把國家權力重新收回干部手中。以農民身份進入國務院當副總理的老漢也被排除出國務院。　　

四、今天，我國所面臨的法制與道德建設的困境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法制建設搞得怎樣呢？總之，違法犯罪很少，社會治安很好（文革中亂了兩三年）。什么原因呢？一來，實行了公有制，社會分配比較平均，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能吃飽了都能吃飽，餓肚子了一塊餓肚子，這樣就沒有太多非分之想；二來，實行了公有制，公有財產每個人都有份，如果有人要侵犯公有財產，那就是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和這種行為做斗爭。群眾在這方面有較高的警惕性，一般人不敢輕易去侵犯公有財產。另外，國家提倡集體主義精神、提倡助人為樂，由于公有制的實行，這種道德建設就具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比較友好，陌生人之間也能夠相互幫助。由于人際關系好，一般人就不敢在街上做小偷了、耍流氓了。那么多眼睛看著，被發現了不被打死才怪。所以，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那種社會體制極大地限制了違法犯罪。人為什么要犯罪，不就是為了財嗎？公有制解決了你的溫飽，人與人之間又很平等，你不會因為自己沒有別人富而自卑，那還去犯罪干啥？在那個社會，一個人的價值不是看你有沒錢，而是看誰為國家做的貢獻大。　　

那個時代最大的問題事實上就是官僚主義問題。經濟發展得是相當地好。當然在歷次民主運動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偏差，但大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應該吸取經驗教訓，繼續前進。　　

文革之后，中國的面貌迅速發生著變化，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了。中國的經濟規模取得了巨大發展，成績的取得有多方面原因。前三十年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這為擴大生產準備了堅實的基礎。與西方國家關系的改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官僚主義卻日益嚴重起來，其典型表現就是“貪污腐敗”的愈演愈烈。1980年代貪污幾萬元就讓人感到恐怖，但到今天，國家抓的貪污犯的涉案金額卻動輒上億。國家沒有對貪污進行打擊嗎？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在官僚政治下，官員貪污是一種必然的無法消除的現象。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不久之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些作為新時期基本路線指導思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被明確提出。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在這屆全會上通過了在鄧小平主持下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同志在這次會議上辭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胡耀邦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被選舉為中央軍委主席。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上，系統論述了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全面闡發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加清楚，更加具體化了。趙紫陽在《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中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單一的公有制。十一屆三中會合以后，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村的集體經濟被打破，逐漸實行包產到戶，也就是土地分到家庭，由農戶自主經營。同時，農村也允許經營個體商業、手工業。不久城鎮中個體工商業也發展起來。1987年8月，國務院發布《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鼓勵發展個體工商業。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出現了新特點：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身城市。主要是對城市的公有制企業進行改革。　　

1984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提到“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在公有制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等載入憲法。這年6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各地工商管理機關開始辦理私營企業的注冊登記。1992年，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說：“黨的十二大時，講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概念；黨的十三大時，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了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在這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在報告中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國的所有制結構不斷發生著變化，　金沖及　先生在其著作《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列出以下數字：1978年，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94.8%，非公有制經濟為5.2%；1990年，公有制經濟為86.9%；2000年，公有制經濟為70.5%。今天這個比例在繼續下降。　　

如果簡單地對改革開放之后國家的發展走勢做個概括的話，可以這樣說：政治上，加強了國家干部的權力，文革中群眾獲得的參政權被逐漸剝奪；經濟上，私有經濟受到鼓勵不斷發展，公有經濟的比重在不斷下降（相應的，經濟體制上，對生產資料的分配漸漸由計劃轉向市場）。而這兩者的變化必然對中國的法制以及道德建設產生重大影響。　　

一個社會的法制與道德狀況，取決于這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關系。法制與道德都是用來維護這種經濟關系的。封建社會的法制與道德是用來維護封建剝削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制與道德是用來維護資本主義經濟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對公有經濟進行否定的過程，在社會上造成這樣一種輿論：公有制是一種落后的經濟所有制形式；私有經濟才是進步的，有效率的。這對公有制企業的領導和工人顯然有精神上的打擊，還怎么去積極工作呢？去維護這種落后的經濟體制嗎？這不是為虎作倀嘛！工人對工廠的主人翁責任感大受影響。而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在管理方面和政治體制改革一樣是一個不斷加強官權削弱民權的過程，工人完全無法行使對企業的管理權，企業仿佛成了領導個人的，事實上企業的決策確實逐漸成為領導個人的事，工人一下子變成了雇傭勞動者。這樣的企業說是公有制，管理權的私有化卻讓工人和管理者（不一定是廠長個人，包括對工廠負有責任的上級機構）的關系變成了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到1990年代后期，公有制企業工人的下崗更證明了這一點。　　

這說明，改革開放后，公有制雖然仍是我國經濟的主體，但在公有制企業中的經濟關系卻發生了變化，這里的勞動同樣是雇傭勞動。其管理模式和私有企業是相似的。所以，這時候，在公有制企業中就不再提什么集體主義精神，不再提什么愛國增產運動了，提的是競爭，誰干的多，誰得到的工資、獎金就多。追逐金錢、追求私利成了工人工作的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開始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鼓勵私營經濟事實上就是鼓勵追求私利。這對人們精神的影響必然是巨大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提出一個把經濟與道德聯系起來的口號，那就是影響深遠的“致富光榮”。這個口號在農村流傳很廣。這一點在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中有真實的描述。農村的一些致富人受到政府的大力表彰，就因為他比別人有錢。另一個流傳甚廣、影響更大的口號是“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當然是比喻的說法，就是說不管你用什么辦法只要能賺到錢，就是“好貓”，“好”的意思還是光榮，是一只光榮的貓。而這時候，經濟方面的法制建設卻仿佛是空白，1980年代，私有經濟剛剛起步，假冒偽劣產品就充斥市場，而國家對此完全沒有能力制止。所以，最早搞私有經濟的人大都依靠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發了財。而“致富光榮”和“貓論”所倡導的價值觀，所形成的社會輿論不僅不會對這種人進行譴責，反而使他們成了人人羨慕的對象。政府對這種人也大力表彰，雖然政府知道他們是怎么發的財。政府人員所以這樣做為考核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各地私有經濟的發展狀況已經成方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之一。政府官員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再對人民負責。這正是官僚政治的典型表現。　　

這時候，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是典型的官僚政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擁有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這一點和中國封建社會是相似的。和封建社會一樣國家也設立了監督機構，但讓官員之間相互監督，這完全是不可能實現的。封建社會的政府在經濟上擁有巨大權力，于是官員們就有了貪污的土壤。現在，情況是相似的，國家機關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而執行這種經濟職能的正是機關中的工作人員。貪污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國家的管理者不是資本家，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不同。而國家管理者貪污腐敗，在經濟活動中不按商業原則辦事，商業法規就不可能建立起來。所以呢？中國的商業信用，完全沒有確立下來。有的人講信用，有的人不講信用，有的人這時候講信用，那時候不講信用，是不是講信用完全看是否對自己有利。一個人即使不講信用，也很少受到處罰。政府就常常拖欠別人的款子。　　

一個沒有信用的商業社會當然也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商業道德。還是那句話，“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商業上沒有什么規則，如果說有規則，這種規則就是怎么對自己有利怎么來。所以，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嚴重，環境污染越來越厲害；農民工的工資常常被拖欠，消費者常常受到商家蒙騙。　　

但能不能說，中國就沒有法律呢？不能這樣說。法律是有的，但這法律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是有權有錢的人用來剝削壓迫人民的。所以我們只能說國家沒有“人人平等”的法律，而不能說國家沒有法律。我們所謂的法制建設的困境，也僅僅指的是建立“保障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法律的困境。同樣，我們所說的道德建設的困境，其中所指的道德是指有利于社會和諧的道德，而不是自私自利、致富光榮的道德。　　

今天，中國的法制與道德建設陷入困境。我們能不能走西方國家的道路呢？首先，中國不可能建立起像西方國家一樣的經濟與政治體制，這是客觀條件決定的；其次，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雖有其優點，但也有許多缺點，尤其是有一個致使缺陷，那就是它必須不斷對外擴張。今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仍在對世界上的落后國家進行各種形式的壓迫與掠奪，它們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對他國的暴力上。這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對世界人民來說事實上一條邪惡之路。　　

五、關于“六四”事件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剛一啟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就出現了。而隨著貪污腐敗問題的愈演愈烈，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氣也越刮越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否定共產黨一黨執政。想實行西方式的政黨政治，搞多黨執政。這種想法在民間影響也很大，因為，黨內的腐敗問題確實讓老百姓很憤怒，而怎樣解決腐敗呢？照毛主席的意思就是發揚民主，讓群眾參與國家管理，但文革被否定了，毛主席也被否定了。那怎樣消除腐敗呢？人們只好到外國找答案，而西方國家呢，確實比較廉潔。人家為什么廉潔呢？很多人不了解歷史，就認為是因為人家搞了政黨政治，搞了選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氣就是這樣在民間刮起來的。　　

而“六四”事件后，鄧小平軍委主席說：“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其實，思想教育有沒有做呢？也做了。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79年，就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83年，又提出：“……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在媒體上提，但為什么沒有效果呢？這是因為，這種思想政治工作脫離了現實。精神文明是以物質文明為基礎的，兩者不能分割。精神文明建設脫離了物質文明，那就只能是空話。而改革開放后所搞的精神文明建設就是一大堆脫離實際的空話。鼓勵私營經濟，否定公有制，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加強官權、剝奪群眾的參政權，這叫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都被否定了，還能堅持毛澤東思想？“有理想”，什么理想？既然說“致富光榮”，那理想就是“發財”。“有道德”，“貓”哪懂道德。“有文化”，農民不能當副總理了，要當官是得有文化，“讀書做官”。“守紀律”，開啥玩笑，守紀律誰能發財？當官的還不守紀律，你讓老百姓守紀律。所以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出現以及腐敗問題根本不是因為什么“一手軟”，什么“失誤在教育”，而是改革開放實行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思想教育搞得形式再大，每天講，每時講，大會講，小會講，如果這種思想教育脫離實際，再怎么抓也是白搭。只是一句“致富光榮”，這種思想教育就產生了巨大的效果嘛！為什么？和實際結合了。所以，改革開放最成功的思想教育就是“致富光榮”的教育。今天，人人都鉆進錢眼里了，多有效果。“貓論”的影響更大，只要為賺錢什么都不說了，白毛女嫁給黃世仁了。　　

六、怎樣看待今天的物質生活　　

今天，我們能占用的物質財富很多，吃很多菜，很多肉，衣服的式樣也多，娛樂的形式也多了。先不說那些菜、那些肉有沒有毒。我們只說人活著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吃、穿、玩？那么多的物質財富到底能給人的精神生活帶來多少快樂？滿足了溫飽之后，物質對我們還有多大的價值呢？　　

判斷一個國家發展的好壞，經濟指標就那么重要嗎？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不是也應該列在重要的位置呢？如果是經濟不斷發展，人的精神卻越來越空虛，甚至苦悶，這種發展對人民有什么價值呢？這才是今天我們的思想教育最應該關注的問題。　　

（本文參考的書籍主要有　黃仁宇　先生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王亞南　先生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金沖及　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因作者理解能力有限，可能對幾位先生的理論有所誤解，所以文中舛誤全由作者負責）　　

　　　　　　　　　　　　　　　　　　2011年8月  河南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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