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和“仇富”都是假命題
作者：韓強
內容提要：“仇富心理”和“富人原罪”，是個別著名學者制造出來的兩個假命題，是有意識地為官商勾結、違法亂紀的少數人利益辯護的。先用“富人原罪”，不分合法與非法，把發財致富的所有人都描繪成有這樣或那樣的“原罪”，然后套用上帝“饒恕原罪”，為少數偷稅漏稅、官商勾結的不法行為進行詭辯，把真正勤勞致富、奉公守法的富人也打入了“原罪”的圈子，壓制了勤勞致富的大多數人的發言權，讓他們不敢公開聲明自己是干凈的。
如果人民群眾不滿意，他們就會說，上帝“饒恕原罪”，為什么不能“饒恕富人原罪”。如果不接受某些著名學者的“饒恕富人原罪”觀點，他們就會用“仇富心理”進行批判。
關鍵詞：仇富心理 仇恨腐敗 官商勾結 宗教原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正文：
最近關于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我們看到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了“窮人”是否“仇富”的問題，甚至有人在批判所謂的“仇富心理”，其實這是一個假命題，因為這里的“心理”不是一般心理學的問題，而指的社會心理，也就是說，有人認為社會的中的窮人存在著普遍的仇富情緒，所以才用了“仇富心理”這種表述方式。這種表述方式從邏輯上看，是詭辯論，從理論上看，是自相矛盾的。
（一）偷換論題的詭辯論
秋風在《仇富就接近公正了嗎？》的文章中說：富人群體，也絕非鐵板一塊。比如在浙江這個市場機制發育得最健全的地方，很多商人或許已經家產過億，但他們的財富是依靠自己的企業家精神創造出來的。即使在法治最為健全的國家，他們也依然會成為富人。仿照吳敬璉先生的“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概念，可以把他們稱為“好富人”。人們本來是應當歡迎好富人的，這樣的富人越多越好。
另一類富人，則通過攀附權力而獲取財富。他們或者借助權力，維持壟斷地位，從而獲取壟斷利潤；或者先用金錢收買權力，再拿權力濫用于正常的商業活動中，借助權力把不公平的交易條款強加給對方，獲取不正當的利潤。當然，他們也常常跟貪官污吏互為表里。
但是，即使面對壞富人鼓吹仇恨，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反應。歸根到底，仇恨本身就是一種反社會的情緒，哪怕是對壞富人，或者一般的壞人。（《中國經營報》2005年10月30日）
這篇文章，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承認“富人群體，絕非鐵板一塊”，有“好富人”，有“壞富人”，又說“即使面對壞富人鼓吹仇恨，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反應”。那就等于承認了沒有所謂一般意義的“仇富”，因為人們不恨“好富人”的，而且“好富人”人是大多數，只恨少數“壞富人”。也就是說，人們不是恨所有的富人，所以一般意義上的“仇富情緒”不存在，因為“仇富情緒”是一個全稱判斷，“仇恨壞富人”是一個特稱判斷，這兩個判斷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壞富人”于了什么呢？通過攀附權力而獲取財富。他們也常常跟貪官污吏互為表里。“秋風”也承認這一點，既然承認，那么，人們恨的的是什么呢？恨的是違法亂紀的腐敗，所以，人們真正恨的不是財富，而是腐敗，要的是公開、公平、公正的價值觀念。
非常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秋風”說：“即使面對壞富人鼓吹仇恨，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反應。歸根到底，仇恨本身就是一種反社會的情緒，”那么，我們請問：“壞富人”通過攀附權力而獲取財富。他們也常常跟貪官污吏互為表里。是不是一種“反社會的情緒”？如果一個社會對腐敗行為都恨不起來，那是不是一種價值觀念的扭曲呢？
（二）批判“仇富心理”的起源
2003年1月22日，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第九屆執委會副主席、民營企業家李海倉先生在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東鎮遭槍殺，經搶救無效死亡，這是令人悲痛的事件。不料一些媒體又掀起一輪批判“仇富心理”的高潮。一些媒體對整個事件的經過進行詳細的報道，殺人兇手馮引亮曾經是當地的富豪和名人，他曾經“有個小老婆，那個女人還生了個男孩。”他非法持有槍支，曾試圖強行把土地賣給李海倉，沒有達到目的，而起了殺心。
由此可見，殺害李海倉先生的不是一個“窮人”而是一個“富人”，但是在評論中很少提到馮引亮是一個富人，卻把矛頭指向了窮人“仇富”，批判所謂的“仇富心理”，以至于2003年3月兩會期間，某些政協委員提出要保護富人的安全。而個別報刊推波助瀾，甚至提出了富人持槍保護安全的觀點：
有人說，警察能給富人特殊保護嗎？富豪是否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人們可以自由擁有或者申請槍支，富人當然可以通過購槍和雇人武裝自己。（《中國富人的安全誰來保障？富人也是弱勢群體》《觀察與思考》2003年3月5日）誰都知道美國的個人持槍幾乎成了社會的公害，校園槍聲不斷，每年死于槍下的無辜者不比死于交通事故的少多少。別忘了殺害李海倉先生的那個馮引亮就是一個非法持槍者。
我們的公安機關擔負著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重任。“在法律和辦案程序上，作為警方的保護對象，無論是富豪或者民工都不可能有任何的例外。”浙江省公安廳有關人士這樣告訴記者，“當然，從富人更可能會受到不法分子侵害的角度出發，公安部門在內部的工作安排上有所偏重則屬于正常的工作側重點。”（《中國富人的安全誰來保障？富人也是弱勢群體》《觀察與思考》2003年3月5日）公安部門已經有所側重了，可是有人似乎還不太滿意，一再提出要保護特殊富人的安全，那么我們請問：普通人的安全是不是也要保衛？為了保衛國家和人民的安全，每年都有公安人員犧牲在與歹徙的生死斗爭中，難道公安人員的生命不寶貴嗎？
就在這報刊的炒作鬧得沸沸揚揚時，與李海倉先生同一時期遇害的周祖豹的案件有了進展，周先生是被他原來的生意合伙人雇傭兇手殺害。這件事也與“窮人”無關。這就更讓人奇怪，為什么把富豪遇害的事件一古腦地栽到“窮人”身上，大批特批所謂的“仇富心理”？難道富人殺富人也是仇富？
后來發生的兩個典型案件，也是在富人之間，請看媒體報道：
袁寶買兇殺人案件：
1997，袁寶31歲，才過而立，已富甲一方。
是年，他所屬的公司比特科技(現ST比特)剛剛被運作上市，捐資千萬元設立“建昊獎學金”的正面效應也在一步步擴大，不久后，他獲得了一家傳媒集團頒發的“世界青年創業者大獎”，他以宣布自己掌控30億元的資產而“笑傲江湖”。
他開始坐著剛買的凱迪拉克，想象自己的商業帝國。
這時候，偏偏有人惹他不高興。
這個人，是富豪劉漢。
在1995年“3•27國債期貨事件”前后，和劉漢“同業競技”的，正是周正毅、袁寶這些人物。
當年，袁寶和一些朋友吃飯，就曾夸下海口說：“期貨業沒有不聽說袁寶這個名字的。”但袁寶的對手是劉漢。1996年，袁寶在期貨市場上徹底遭遇失敗，雖然到現在外界尚不知其具體損失額，但據稱應在1億元到2億元之間。
在期貨市場獲勝的劉漢面臨的卻是殺身之劫。
1997年初，劉漢先后兩次死里逃生。
2月21日晚上9時，殺手李海洋對著劉漢連開兩槍。據漢龍集團的員工私下傳論，當時是劉漢的保鏢“替他擋了子彈”，劉漢幸免于難。
第二次的暗殺行動，據袁寶的一位堂兄交待，是袁寶出資16萬元，由袁寶所屬建昊實業集團的員工汪興實施，向坐在車內的劉漢開槍。但子彈射穿玻璃后卻沒有擊中，劉漢再次從死神手里走脫。（《一無所有到30億資產的66億元富豪涉嫌買兇殺人》《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3月27日）
吳士民兄弟綁架殺害“千萬富翁”姜英武案件：
吳士民原系包頭市地稅局昆都侖區分局專管員。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吳士民曾停薪留職經商，掙下百萬家產后恢復公職，做了一名稅務專管員。2004年3月，好賭成性的吳士民，在賭博中輸掉了百萬家產并欠下賭債。為還賭債，與其堂弟吳士偉密謀綁架勒索，并把綁架目標定在了好賭好色的姜英武身上。姜英武系內蒙古小肥羊包頭加盟店經理，家產千萬。平時，姜與吳氏兄弟常混在一起。
今年4月5日，經兩個月準備，吳氏兄弟以“從東北弄了幾個小姐”為誘餌，將正在開車回家的姜英武騙至吳士民父母家，然后在茶水里放上安眠藥，把姜迷昏綁架到吳士民的一個
吳士民向姜索要50萬元，在錢款到賬后，吳士民指使吳士偉用電話線將姜英武勒死滅口，用柴油焚燒后又將尸體拋在110國道烏蘭察布市興和縣境內。（《百萬富翁綁架殺害千萬富翁》《北京青年報》2004年11月23日）
這些案件，再次證明了富人殺富人已經威脅到這個群體的自身安全。事實勝于雄辯，導致這些案件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仇富心理“，而是富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其實，近代社會以來，為爭奪財產權，為爭奪別人的財富，富人殺富人的案件也不少，案件的原因也不是什么”仇富心理“，而是富人之間的矛盾沖突。為什么我們的報刊，一出現富人被殺害的案件，就不顧事實地非要把矛頭指向“窮人”呢？
（三）斷章取義把“仇富”栽到孔子身上
文革期間孔子和儒家文化被批得體無完膚，似乎中國的一切缺點，都與兩千年的孔圣人有關。文革之后，在經過撥亂反正，孔子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實《論語》早就傳到歐洲了，據說法國人權宣言人有句話：“已所不欲匆施于人”，就出自《論語》。歐洲近代是很講人權平等的，所以才會利用“已所不欲匆施于人”這句話。
2003年關于“窮人與富人”的話題中，孔子所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被上升到“仇富心理”受到猛烈批判，一些人引用這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助長了“仇富心理”，妨礙了富人致富。不信您請看，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艾豐說：
“我們中華文化肯定是燦爛的，持續發展的，這是不能反對的，但是應該承認，這里有嚴重的缺陷。特別是關于財富的文化，關于人才的文化，關于權力的文化這三個方面缺陷更為嚴重。“不患少患不均”應該是我們中國財富文化的主線，所以恨富人、恨能人就成為我們中國國民不用
這些話可真夠上綱上線的。事情真的如此嗎？我們先看孔子的思想。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論語》《季氏》，原文是：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說，諸侯國最重要的是社會秩序安定，這是第一位的，不要害怕貧窮，也不要害怕人口少，只要有安定的環境，遠方的人就會歸服。那么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不是要搞平均主義？不是！而是要求富人以“道”致富。請看孔子是怎么說的：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這就是說,人人都有滿足生命情欲的飲食要求,都希望有富貴的物質生活條件,但是要擺脫貧賤取得富貴必須合乎道德,君子把道德看成是第一位的,用道德來控制自己的欲望,如果不合乎道德寧肯放棄富貴而安于貧賤,這就是顏淵身居陋巷,一瓢飲,一簞食,而追求仁義,樂在其中的精神。?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傳統思想的“為富必仁”。孔子反對“能人”嗎？不反對！孔子提倡“舉賢才”。孟子比孔子就更進一步了，他認為臣下如果看到國君昏庸無能應該怎能么辦呢？如果與國君有血緣關系就取而代之，如果沒有血緣關系就離開他。孟子還主張輕關易道，給商人以便利，用“八家共井”的辦法讓老百姓富起來。他還提出“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滕文公上》)的觀點。
所以打棍子扣帽子，硬說“不患少患不均應該是我們中國財富文化的主線，所以恨富人、恨能人就成為我們中國國民不用教育大家都會的思維方式。所以人們怕顯能、怕出頭、怕露富。”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歪曲。
中國
網友評論：所謂“窮人仇富”其實質根本就是富人對窮人們的栽贓陷害，其目的就是打壓廣大非富者對社會公平正義和民主與法治的呼喚和追求，就是為了保證那些少數的先富的“黑貓們”繼續享有和世襲其通過不合法、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義的方式和途徑攫取的巨額財富。
現實生活中， 我們耳聽目睹的絕少有窮人對富人的攻擊，反而絕大多數是富人對窮人的剝削和掠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對此作個統計。窮人大多數是善良的、知足的、勤勞的甚至是懦弱的，而富人當中慈善的、無私的、助人的、高尚的還是太少了。
7月11日，在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的分組討論上，汪洋用“做蛋糕”比喻經濟建設，強調廣東現在把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但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說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
新華網網友說：如果把蛋糕大多分給了貪官、裸官和富二代、官二代等等有權有勢力有背景的種種人，或被轉移到海外，成了美國公民的私產，那么蛋糕做得再大于普天下老百姓又有何益？
首先做蛋糕的不是那些貪官、裸官、富二代和官二代及其海外親友，而恰恰是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工作的工人（包括農民工）、農民、知識分子等工薪階層，他們人數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工資待遇或收入相對或高或低，有所差異，但是個體分到的蛋糕數量總是有限的，上一天班、打一天工、種一天地才能有飯吃。
那些貪官、裸官和富二代、官二代等等有權有勢力有背景的人總數不多，占極少數，他們之中如郭美美之流根本就不需要上班（打工、種地），只需要上網炫富即可算是工作了。......目前現實情況是：少數人現在已經分到太多的蛋糕，與其個體所付出的勞動極不相稱。
如果執政者現在還是掩耳盜鈴式的回避“蛋糕分配不公”的問題，只是強調做大蛋糕，那么做蛋糕的主要勞動力---工人、農民工、農民、知識分子們會作何感想、從何談起其做蛋糕的積極性？
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還沒有過時，起碼一百年有用。那些按照占有股份的份額分配、按照烏紗帽的大小高低分配、按照先富者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來分配（其中有多少是公共財產和國有資產被侵吞和霸占，有誰能說清楚？有誰可以否認？）等原則分配蛋糕明顯得缺少公平、正義，那樣分下去蛋糕只會越做越小！
（以上言論，不代表轉帖者本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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