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誰能走的更遠？

中 國是一個超大規模、存在巨大地域差異和多民族的文明國家。因此，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成為執政原則。比如最近房地產新政出臺的限購令，也主要限于一線大城 市。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許多模式：大邱莊模式、華西村模式、蛇口模式、蘇南模式。直到現在被全國熱議的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

重慶和廣東一個在中國的中西部，是最年輕的直轄市，一個在改革開放的東部沿海前沿，是中國唯一舉辦過亞運會的地方城市，雙方差別之大可想而知。廣東由于持開放風氣之風，經濟迅猛發展，目前經濟總量全國第一（人均GDP超過七千美元），已經超過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和臺灣，正日益逼近韓國。重慶1997年設市，目前經濟總量排名全國第23位（人均GDP越過四千美元）。如果說兩地之間非要找到什么共同點的話，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就職廣東之前任重慶市委書記。

如 果只用一個詞來定義重慶模式的話，哪就是民生。重慶模式出臺的幾乎都是面對時弊、針對性極強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紅（信仰缺失）、吏治（官員下鄉解決官 民脫節）、戶籍改革（城鄉差別）、率先積極建設公租房（房價高）、嚴厲打擊食品藥品行業的犯罪行為（食品衛生安全）、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貧富差 距）、綠化重慶（環境污染）。所以，重慶模式一登場得到了百姓的熱烈擁護。網絡上甚至自發的出現歌頌重慶模式首創者薄熙來的歌曲。重慶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 層的認可：多名常委均到重慶實地考察，并高調予以肯定。雖然重慶模式只是中國中西部地區一個市的試驗，但由于中國今天的份量，也同樣引發世界的關注。從目 前來看，也是贊聲一片。頗具權威性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中重點推介了重慶，它給予這座城市的點評是：“中國的明日樂園，長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來。”而在全球頗有權威的美國《時代周刊》、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的亞洲最佳投資城市中，重慶力壓日本的東京，高居第7位 。

重慶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與經濟發展構成了良性循環：生產總值增速連續兩年居全國第三，2010年居全國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財政收入5年翻兩番，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了2.8倍。 特別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沒有嚇倒外資、外商，實際利用外資、內資分別增長47.7%和74.2%。事實上，薄熙來到重慶以后，全市利用外資增速連續3年居全國第一，2010年實際利用外資63億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區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還在境外投資50億美元（全國500億美元，中央為400億美元，地方合計100億美元）。2009年重慶進出口量達80億美元，2010年增長50%多，達124億美元，今年預計會增長100%以上，達250億甚至300億美元。

整體而言，重慶模式到目前為止堪稱完美。不過外界也有相當的質疑聲，而且主要是來自由派學者。主要的結論是認為重慶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紅是文革再現、干部下鄉也是沿用了過去左的做法。

不 過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話，這樣的質疑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個人崇拜，二是經濟上的計劃經濟和普遍的貧困，三是公檢法司被打倒，四是社會上沒 有任何不同的聲音。而重慶模式沒有一條是符合的。特別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莊案，也是以檢方撤訴做為結局。在這個過程中，自由派的聲音可是響亮的很。請 問，重慶模式有哪一點像文革呢？（不過自由派的質疑會產生一個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國人大概會以為文革是理想社會了）

當然這樣一個新生事物有缺點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規模的打黑行動，也不可能沒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來否定重慶模式，顯然是難稱客觀，更難以服眾。

不 過重慶模式也有弱點，主要是薄熙來個人推動的因素過強。而且重慶能夠吸引外資也和他擔任過商務部長有莫大的關系。最重要的一點是重慶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 加以確立，避免出現人走政滅的現象，值的考慮。但總的來說，重慶模式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所現問題的極富成效的回應，得到了上至決策者、下至百姓、國 內外的支持和肯定。這也決定了重慶模式的生命力和未來光明的前景。

如果只用一個詞來定義廣東模式的話，哪就是民主。今年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會議上的一個講話，可謂淋漓盡致的表達了這一理念。他在發言中稱：要以民主為核心，加快推進政治建設法治化；沒有民主就沒有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規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不斷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廣東人民群眾在法治的陽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嚴和高質量的生活已成為全社會的強烈呼聲和價值取向，人們的幸福感不僅僅依賴物質條件，還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來提升。

汪洋就是談到民生，也是從法治的角度來闡述：以民生為重點，加快推進社會建設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執法之中，特別是把農民工、失業人員等作為關注對象，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予以重點保護。一句話，廣東模式要打造“幸福廣東”。

在 中國，無論左、中、右都是民主的支持者，但內涵不同：左派認為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右派認為多黨、普選和三權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派認為要 走中國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能照搬西方，也不絕不搞三權分立。這又以倡導《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為代表。考慮到汪洋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他的民主理念應該 屬于中國特色的民主之路。

不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廣東模式除了經濟發展領先全國之外，其他方面表現如何呢？事實求是的講，廣東的現實在對對廣東模式說不。

廣東的治安之差全國聞名。全國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廣東就占了三個：深圳第一、東莞第二、廣州第五。廣東治安之差，曾出現過幾個極端的個案：動用軍隊負責廣州火車站治安、國民黨元老后代在廣州火車站現金（6萬港幣、4萬臺幣、3000新加坡幣以及8000美金）、身份證被偷盜一空，竟然在廣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鐘南山在工作單位廣州醫學院的門口，被劫匪飛車搶奪手提電腦（當時他要參加好幾個國際會議，電腦里面還有很多重要的學術資料，慶幸的是人沒受傷。而且警方迅速破案----這 說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無法確保廣東的安全呢？）；華人社會著名作家龍應臺剛到廣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寫下名作《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在這篇名作 中，她這樣描述當地警方的表現：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系；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像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臺胞證。其它的，都別想了。”龍應臺廣州被竊，曾成為轟動港澳臺兩岸四地的重大新聞，廣州就這樣令全世界的華人記住了它。

廣東的治安這么差，以致游客談起廣州都臉色大變，經常有人說他們是“冒著生命危險”來 廣州的。還有這樣的評論：“每次看國際新聞，我都暗自慶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相比，廣州是安全的，至少沒有教派沖突，也沒有滿大街的汽車炸彈；和黎巴 嫩的首都貝魯特相比，廣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沒有以色列的空襲，也沒有政治暗殺”。現在連在廣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時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會被扒手光 顧，構成了廣州街頭獨特的一道風景線。

廣東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來打工人數眾多有關，但實質還是政府的應對不力。有位負責治安的高官曾這樣對媒體說：廣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認知，可想而知會有多少有效應對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慶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則是更為悠久的黑幫勢力猖獗的因素，相對更難治理，但現在則成為治安良好的榜樣。

除了治安差之外，廣東屢屢令中國人（還有西方）關注的還有此起彼伏的惡性群體事件。僅六月份十天之內，就發生了兩起大規模群體性騷亂事件。但過程均不見主要領導出面。這和重慶的薄熙來親自與罷駛的出租車司機代表對話形成鮮明對比（需要一提的是，廣東是全國第一個出臺《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管理辦法》的省市）。廣東的這兩場騷亂都是在當地打工的外來民工或者不滿工資被拖欠、討債被打，或者不滿平時對執法人員勒索。顯示，廣東對弱勢群體的保護遠遠不夠。類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發生，如震驚世人的廣東省汕尾市東洲村的農民維權事件（其他還有英德市橫石水鎮農民群體性事件、廣東湛江校園事件、中堂鎮玩具廠勞資糾紛引發的沖突、廣東三江鎮的警民沖突，仿佛美國動蕩的六十年代的翻版），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孫志剛在廣州被打死、嚴重影響全國的“非典”傳染、2010年震動全國的富士康系列自殺悲劇。另外2009年震驚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導火索也是在廣東韶關市的港資玩具廠發生的一起沖突。所有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廣州，恐怕絕非偶然 。

更 令人擔心的則是廣東的吏治。廣東有關政府部門表現之落伍于時代，堪稱一個全國率先開放地區的恥辱。深圳為迎接大運會，竟然下令嚴禁農民工通過群體性上訪等 非正常手段討要工資，否則造成惡劣影響的，追究其刑事責任（討薪也要治罪，真是聞所未聞。請問哪一個群體性討薪不是被逼出來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資，要不 是個人的權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發生群體上訪討薪，甚至以生死要挾，看看重慶的特警都為民討薪----自由派當然可以指責這些特警不務正業，不遵法紀）。同時將8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見的引發了《人民日報》的公開批評。其實《人民日報》在類似事件公開批評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車司機集體停運要求減免租金、發放油補，并抗議電動車、藍牌車等非法營運現象長期存在。雖然深圳市交通運輸委決定把出租車保證金從每車9萬元下調為每車5萬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車行業自律委員會卻以他們停運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損害行業形象”為 由，把他們辭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對比對比重慶如何處理出租車司機罷駛事件）。令廣東官員形象不佳的事件還有轟動全國的廣東中石化“天價茅臺酒”事件（一 周購進數百萬名酒，和當地民工的境遇可謂兩重天）。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廣東這個中國經濟第一省何以“地溝油”惡性泛濫(還有墨汁粉條)。

當然，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率先富起來的省（美國《時代周刊》、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的亞洲最佳投資城市中名列第三），在戶籍改革（2004年）、農村義務教育免費（2007年）、取消暫住證（2008年）也走在了中國前列。但相對于其經濟發展上的出色貢獻，其他方面的表現卻遠遠落后于世人的期待。客觀來講,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曾一直引領改革時代潮流的廣東蛻變了。它帶給國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懼（非典）、憤怒（孫志剛事件）、失望（承辦大運會的方式）和焦慮（群體性事件），甚至恥辱（龍應臺、國民黨元老后代廣州失竊）。

支 持廣東模式的學者理由有二：一是廣東模式強調國家治理體系的創新，但不知大運會期間相關部門的做法算不算是治理體系的創新？二是注重市場機制。但是農民 工、農民的暴力性群體事件算不算市場機制運行的惡果？事實上，廣東模式的問題恰在于過于依賴市場機制。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了，市場既有失靈的地方， 也有不適合介入的地方。當市場出現問題的時候，它并不能自動和有效的調節和修復。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在教育、住房和醫療領域引入市場 機制以后，造成了“上學難、看病難、高房價”的舉國民怨。縱觀全球，再發達的市場國家，在這些領域也都是以國家干預為主，而不是訴諸市場機制----這也同樣是重慶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這種把問題當優勢的學者也算是中國自由派的一大特色。

還 有一點令人奇怪的是，面對廣東突出的問題，中國的自由派學者大都沉默無語，絕無賀衛方炮打重慶模式之舉（賀衛方還對廣州禁止當地律師參與李莊案的辯護之舉 保持沉默）。相反還一個個撰文肯定廣東模式。如此無視事實，豈不是自喪公信力嗎？反過來講，。假設重慶出現一個廣東式的問題：如孫志剛、群體性事件，恐怕 重慶模式還不知道怎樣被他們口誅筆伐呢。

當然也有自由派人士看到了廣東模式的問題，但卻無視重慶模式在解決民生問題的有效性，反而把解決廣東不足的辦法歸于推行普世價值（難道不知道印度、俄羅斯、拉美、非洲、印尼這等實現了普世價值的國家都是何等狀態嗎），真是匪夷所思

哪么重慶和廣東哪個模式更具全國推廣的可行性？相對而言還是重慶。重慶的經濟發展水平（按人均GDP衡量）在全國是中位（14位），從經濟條件上來講，許多省市如果效仿，經濟實力不會是障礙（如建設公租房、戶籍改革、補貼貧困學生）。同時重慶模式是從中共傳統資源中尋找智慧和解決之道，在政治上不會有多大阻力。當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重慶模式極強的針對性和立竿見影的效果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深圳2008年就成為中國政治改革試點區，但到今天表現如何？

重慶模式全國推廣的阻力主要在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夠的動力效仿。這就需要中央出手了。比如公租房建設，除重慶外，許多省市表現并不理想（奇怪的是主要是東部地區開工率低，廣東僅28.5%、江蘇30%、浙江33%。而相對落后的地區如重慶41%、河北69.7%、遼寧84%----數據引自房價網），于是中央出面施加壓力（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6月11日指出今年開工建設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包括加快棚戶區改造，大力建設公租房，是一項硬任務）。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一旦和政績鉤，許多問題往往迎刃而解。

如果說重慶模式的軟肋是否在于能夠超越個人因素而制度化，同時與時俱進增添時代因素以進一步完善，哪么廣東模式則在于如何把民主落實為民生，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認可。至少到目前，重慶模式的民生已經遙遙領先于廣東的民主了。

曾 有人把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之爭上升到中國的未來道路之爭，這未免太言過其實。中國的未來發展之路，還是學者蕭功秦先生的觀點更為中肯：自由派“有心態上的 浪漫主義，想把西方現行的制度直接搬到中國來，但自由主義民主選擇只會導致中國無序化，導致民粹主義惡性氾濫無法控制，顏色革命就是由此而產生，在中國，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制造成的社會分裂的后果就是前車之鑒。”“毛左派的浪漫主義則表現為把文革美化，完全脫離現實 與時代發展”。在現有框架下，“中國只有走理性、漸進的發展道路，當然，當政者決不能抱殘守缺。要真正做到與時俱進。而統治者的固步自封只會是激進主義的 溫床。這是千百年來人類的歷史所多次證明的。”所以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的意義就在于，中國的執政者仍然在與時俱進地、積極的探索更加適合中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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