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　　

——邊緣化的命運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互聯網也不例外。從正面來說，互聯網給了人們很方便的發表言論的渠道，從前只能通過媒體傳播的信息，現在可以通過網站、貼吧和微博迅速傳遞開來，以致政府都開始重視網絡民意；從負面來說，互聯網客觀上給了許多人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的機會——發帖子不必署真名，別人很難知道信息的真實來源，他們因為不擔心被追究責任，經常信口開河。如今在許多網站上，能夠經常看到自由主義者們抨擊時政的激烈言論。仔細觀之，這些言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憂國憂民，而在很大程度上屬于非理性的情緒發泄。　　

實力是用于制勝，而不是用于炫耀的。中國海軍從不大張旗鼓地宣傳戰略核潛艇部隊，美國海軍卻對它忌憚三分。反過來說，過于熱衷自我宣傳的群體，往往是因為缺乏實力而不得不拉大旗扯虎皮、虛張聲勢。自由主義者們通過網絡和媒體不遺余力地宣示自己的存在，恰恰昭示了他們被中國社會邊緣化的尷尬地位。從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言行不難看出他們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直接導致了這一群體被邊緣化的命運。　　

畸形的歷史觀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言辭間充斥著憤懣和不滿。在他們看來，政府天生與人民對立，黨和政府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有問題的。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污蔑中國革命和建國后的歷史，動輒拿“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說事兒，全盤否定新中國社會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不光如此，他們的想象力還很豐富，讓擅長編故事的韓劇導演們自嘆不如。他們慣于在網上宣揚這樣的論調：民國時代是非常美好的，政治充滿活力，文化領域興旺，社會人才輩出……在無邊的妄想中，他們編造出一部以意淫為主旋律的“另類民國史”，甚至將蔣介石描繪為魄力過人、治國有方的領袖。凡此種種，無非是想說，自共產黨執政以后，中國今不如昔，大陸不如臺灣。　　

類似的言論在網絡上并不少見。由此可見，當今許多人不僅缺乏知識，甚至缺乏常識，對政治和歷史的無知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倒真讓人想起一句老話：立場決定觀點，屁股決定腦袋。當人們因為受偏見支配而失去理性的時候，可以對簡單的事實視而不見。民國時代的政治究竟多么有活力呢？北洋軍閥混戰時期的狀況，如孫中山所說“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岡上一抔土，猶湮沒于荒煙蔓草間。”可以不做更多討論了。即使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完成對中國的統一之后，也從未實現對全國范圍的有效統治。由于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矛盾尖銳，東北、山西、兩廣等由地方實力派統治的地區，軍事、財政和人事都不容南京國民政府插手。南京國民政府內部也存在著紛爭，蔣介石、汪精衛、孫科搶奪最高領導權的斗爭持續多年，為此不惜另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這般四分五裂、一國三公的政治格局有什么值得贊頌的？與建國之后統一安定的社會格局根本無法相比。自由主義者們似乎忘記了中原大戰、蔣桂戰爭曾令數百萬人民流離失所的事實，堅定地沉湎于對“民國風流”的意淫之中，境界堪比堅持不剪辮子的清朝遺老遺少。　　

至于蔣介石的個人能力，客觀地說，他還是有些政治手腕的（這一點遠勝于新桂系等地方實力派），但政治氣度根本不行——否則也不至于敗退臺灣。蔣介石的致命弱點是任人唯親，得其賞識的黨政軍官員多出自cc派、黃埔系、政學系。上行下效，于是國民黨統治下朋黨政治盛行，黨內文官私下結社，軍人個個擁兵自重，毫無組織原則的政黨豈能上下一致、形成強大的戰斗力？打勝仗的陳明仁幾度被貶，吃敗仗的湯恩伯一路高升，人才的待遇尚不如奴才，蔣介石的“識人之明”、“領袖風度”又體現在哪里？自由主義者總喜歡拿民國歷史出來說事兒，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功底糟糕得可憐。要是覺得蔣介石英明偉大，不如早日滾到臺灣，在兩蔣的慈湖陵寢前天天哭訴和哀嘆吧。　　

自由主義者們很喜歡拿顧準這類郁郁不得志的知識分子說事兒，意欲論證新中國不重視人才和知識。一些知識分子歷史上確實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應該給予他們客觀的評價和名譽的補償。但由此得出新中國不重視知識和人才的結論，實屬以偏概全。贊美民國時代“人才輩出”的自由主義者無法否認這樣的客觀事實：民國38年的歷史上一共只培養出20萬大學生，而且其中能為工業化出力的理工科學生不到30%。正因為舊中國的教育不夠發達，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建國以后政府大力興辦高校，1952年全國高校在讀學生已達到22 萬人，高校院系調整后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數量超過民國38年的總和！特別是大量理工科畢業生，為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堅實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國家培養的大學生是不收學費的，每個月還能領到足夠支付個人開銷的津貼。民國時期的大學收費不菲，只有家境殷實的學生才有資格問鼎大學；而建國后，高等教育的大門卻向貧寒的工農子弟打開，這種補償性正義是不是巨大的社會進步呢？　　

自由主義者的“今不如昔”的論調，恰恰反映出他們頹廢落后的歷史觀：不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作為時代進步的標準，卻為被歷史埋葬的階級和時代大唱挽歌。這樣的立場顯然難以得到多數群眾的贊同。　　

撒謊成性 信口開河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值得鄙視的地方在于：他們的理論素養往往很差，因此不惜以編造謊言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觀點。一個著名的謊言就是“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流傳甚廣，迷惑了很多人。“大躍進”期間確實餓死了人，而且某些地區（如河南信陽）餓死的人還挺多，但遠遠沒有達到自由主義者宣傳的驚人數字。　　

在此很有必要詮釋一下3000萬的數字到底是怎么來的：按照大躍進之前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1962年的實際人口數量比預期值少了3000萬。這個差異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于餓死人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育齡人口由于經濟上的困難而推遲結婚和生育。這樣一個事實，卻被自由主義者們編造為“餓死3000萬人的慘劇”，專門用于妖魔化新中國的歷史，好像政府在有意屠殺人民。豈不知，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蕭條也曾導致人口增長率下降。按照大蕭條以前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推算，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實際人口比預期值也減少了1000多萬，自由主義者們為何不宣揚美國大蕭條餓死了1000多萬人？為何厚此而薄彼？　　

“餓死3000萬人”的謊言實在太鄙陋了，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能看出問題來。蘇聯二戰前的人口2億出頭，在二戰中損失了2000萬人口，舉國上下每個家庭都遭受了失去親人的痛苦。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人口接近6億，如果真餓死了3000萬人，那么按照比例推算，每個家庭都該有親人餓死。問一問你家里的長輩，大躍進時期你家到底餓死了幾口人？是餓死了一片，還是一個都沒有？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經濟困難被自由主義者們無限妖魔化，那么被他們追捧乃至崇拜的民國時期就更加美好嗎？這可不見得：民國時期家家都生4、5個孩子，可是民國38年下來，人口總量與晚清時期相比并未出現快速增長。試問多生的那些孩子都到哪里去了？民國時期哪一場自然災害和戰爭沒有導致大量平民死亡？1938年，蔣介石為了阻滯日軍下令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事先卻不告知平民撤離，結果造成了89萬平民死亡的慘禍。自由主義者真應該好好想想，沒有建國后的社會穩定，你們的爸媽都不知道能活幾天，哪里生得出來你們？　　

類似的無恥謊言還包括：　　

l  共產黨不曾積極抗戰。（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事實上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不惜將60%的部隊用于對付抗日根據地。）　　

l  毛主席生活奢侈，頓頓吃山珍海味。（毛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在回憶錄中斷然否定這一說法。不知哪位自由主義者曾經陪毛主席吃過飯。）　　

l  建國前30年經濟沒有得到發展，人民生活沒有改善。（以1949年GDP基數為1計算，1957年GDP為2.91， 1978年為13.5。人均壽命則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1978年的65歲。）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者不負責任的言論多為謊言與謬論的堆積。理性的、建設性的辯論理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而自由主義者的宣傳手段恰恰反映出他們內心的惶恐和本質的虛偽：他們不敢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參與思想爭鳴，非要以卑鄙的謊言欺騙群眾，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此等信口雌黃之輩，縱使滿口民主自由，又何足信乎？！　　

崇洋媚外的政治立場

殷海光和梁實秋等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還算有點風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則普遍患有“軟骨病”——骨子里盲目崇拜美國的一切。在他們看來，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美國都是中國的樣板和楷模，只有美國模式最適合中國。毫不夸張地說，他們吃的是中國的奶，認的是美國的爹，經常以對美國的錯誤理解來批判中國。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絕大多數沒有在美國生活的經歷，缺乏對美國社會深入、透徹的了解。他們終日鼓吹美國如何民主、如何自由，個人權利在美國是如何至高無上，誤以為美國是自由主義的天堂。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現代自由主義在美國早已被邊緣化，歷史上傾向于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如今生怕被競選對手貼上“自由主義者（Liberal）”的標簽。美國正統自由主義者的政治影響力已非常有限，很多成為退居大學校園的學者，只能在課堂上和咖啡廳里指點江山。出現這樣的情況倒無可厚非，因為自由主義歸根到底是一種代表小資產階級政治訴求的意識形態。美國早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當自由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理念發生沖突時，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　　

美國的意識形態的突出特點是“內外不一”。在對外宣傳上，美國將自由主義作為對外滲透的工具，不遺余力地宣稱個人利益高于群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價值觀。其目的在于通過意識形態的滲透，從內部瓦解在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上與美國對立的國家，例如蘇聯。而在國家行為上，美國卻采取赤裸裸的國家主義立場，一切行動堅定地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例如，前些日子利比亞出現游行示威和武裝暴動，美國宣稱那是利比亞人民在爭取民主，主流媒體天天報道利比亞形勢，國務卿希拉里出面聲援。這是因為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是美國的敵人，美國巴不得他早日下臺。幾乎與此同時，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也出現了游行示威，民眾高呼對王室不滿的口號，美國主流媒體卻對此視而不見，美國政府則對這些海灣國家聯手出兵平息示威持默許態度，因為這些國家的王室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再如，中國領導人明明是通過正當程序選舉產生的，高層政治決策由政治局集體討論決定，表決時總書記也只有一票，美國卻經常稱中國領導人為獨裁者。而沙特阿拉伯是世界少見的君主集權國家——沒有任何民主選舉，沒有議會，內閣向國王負責，國王享有立法、行政、司法的至高權力，而且還是世襲的。可是美國從未指責沙特國王為獨裁者，更沒有積極推動“民主運動”來推翻他的統治——因為他非常樂于向美國提供充足的石油。還有，美國在南朝鮮扶持的李承晚，在南越扶持的吳庭艷，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獨裁者，長期關押政治犯，大量屠殺左翼人士和知識分子。而對于這些暴行，美國從來連個屁都不放。　　

由此可見，美國支持誰上臺，并非取決于誰搞民主、誰講自由，而在于誰在臺上能夠為美國提供實際利益。在美國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面前，自由、民主、人權都是可以被犧牲的。以為美國真正在乎別國人民權利的人都是政治上的弱智。那些將美國當作自由主義天堂的“民主人士”，是不是應該認真反思一下？　　

自由名下的野蠻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突出特點是“有文化，沒水平。”客觀地說，這些人肚子里還是有點墨水的，倘若一點文化都沒有，恐怕只能像潑婦一般罵街，而不會通過舞文弄墨來兜售他們的思想。而“沒水平”的地方則在于，他們往往蠻不講理：你和他們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性和邏輯分析實際問題，他們卻大為光火，給你胡亂扣一堆帽子——“五毛黨”，“被洗腦了”。可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早已被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洗了腦，真可謂無知者無畏。　　

自由主義者的許多政治觀點，與其說是思考的結果，倒不如說是非理性叛逆情緒的肆意發泄。他們盲目而迫不及待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其瘋狂程度毫不亞于當年貼大字報的紅衛兵。由于他們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勢力瓦解中國的引路黨和急先鋒，也許叫他們“白衛兵”更合適一些。“白衛兵”的出發點是：逢黨必反，逢政府必反。物價高了，政府若沒有及時采取調控措施，他們說這是“置公民利益于不顧”；政府若采取調控措施，他們說這是以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破壞了自由市場的原則。不行動是錯的，行動也是錯的，試問政府應當如何？　　

自由主義者們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為眼中釘、肉中刺，整日抨擊國有企業形成行業壟斷，鼓吹國有企業應當全面退出各個行業，將一切交給所謂“自由市場”。這種觀點恰恰反映出他們不學無術、不懂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便西方經濟學也承認，因產業發展和規模效益的自然需要，某些行業會形成自然壟斷狀態，如水務、電力、通信等。美國的移動電話運營商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AT&T， T-Mobile和Verizon占有絕大多數用戶；美國水務更被國防部下屬企業直接掌控，出售水務企業需要國防部的批準。自由主義者們為何不抨擊美國的壟斷？　　

中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確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如提高財務透明度和內部監管的有效性等等。國企也確實存在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有效性的問題，需要在發展中逐步加以解決。但毋庸置疑的是，國企承擔了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的社會責任，客觀上阻擋了跨國資本對中國的滲透。正因為有了國企，國內大米價格才會長期低于國際大米價格的70%，政府才有能力通過調整貨幣發行量和貸款額度抑制物價過快上漲。倘若如自由主義者鼓吹的那樣，把國企分拆之后私有化，將中石油、中糧集團拆解為幾十個、幾百個小公司，聽任國際壟斷資本逐個加以并購、最終把持中國的能源和糧食供給，中國經濟是不是就更有前途了呢？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慣于戴著有色眼睛看世界，缺乏從實際出發、客觀分析問題的科學素養。《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群儒時擲地有聲的話，是對他們的絕妙形容——“公等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　　

實踐中的低能

與馬克思主義不同，自由主義從來不是一個高度系統化的思想體系。更準確的說，它是許多自由主義思想家共同創造出的思想大雜燴。洛克、邊沁、洪堡、康德、密爾、以賽亞.柏林、羅爾斯等學者都可以劃歸到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范疇之中，他們的觀點并非高度一致，甚至在許多方面存在沖突。自由主義內部的思想難以統一，也無法統一。但是自由主義思想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沒有親自參加高層次的政治實踐，怎比得上列寧、孫中山、毛澤東這些等開創時代的領袖人物——他們既有實踐又有理論，從不局限于紙上談兵。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繼承了先輩們紙上談兵的“光榮傳統”。自由主義的信徒往往擺出一副清高姿態批判這個社會。做出批評很容易，因為不需要承擔實際責任；而解決現實問題則需要強烈的責任感、過人的智慧和出色的協調能力。這些恰恰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欠缺的品質。很多激烈批評政府的人并不熟悉政權的運作，因此以為社會事務的處理非常簡單，“如振落葉爾”。他們別說沒有當市長，就連當處長的經驗都未必有。他們整日把憲政、人權、自由、多黨制當作口號掛在嘴邊，何曾談及改善民生、增加分配公平的具體手段？自由主義者們自以為引領時代潮流，可是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幸福感上交白卷的他們，憑什么來引導社會前進的方向？如果要否定一種事物，首先應該提供比它更好的替代品。他們抱怨今天的中國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他們為人民群眾籌劃的美好明天又在哪里？中國的發展需要誠實而有勇氣的實干家，不需要遷客騷人。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改革也不是清談扯淡，解決國家在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才是重要的。明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內閣首輔張居正的人才觀很有代表性——用循吏，不用清流。雄才大略的張居正深諳中國文人的弱點：那些喜歡做道德文章、標榜清高的多是白面書生，并無治國平天下所需的膽識及文韜武略。在實踐中的表現還不如那些不會做文章、卻有豐富工作經驗的人。這一論斷放到今天仍然適用，整日標榜清高的人不見得就有多么高尚，往往是因為內心的欲望得不到滿足而故作姿態。陳水扁就是典型的例子：上臺前標榜清廉，上臺后橫征暴斂，最終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三國演義》里曹操說得好：“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按照這個標準，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要說英雄，連狗熊都算不上。對中國社會的建設而言，他們是一種破壞性力量，而非建設性力量——既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智慧，更無政治實踐的經驗，即使僥幸獲得權力，也不過是片刻的小人得志。正如波蘭的瓦文薩，捷克的哈維爾，上臺后在治國方面皆無所作為，完全淪為外部勢力的附庸。從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資質來看，亦不過是這個水平而已。　　

邊緣化的必然命運　　

毛主席歷來主張，共產黨人要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自由主義者從來沒有這樣的情操和胸懷，他們習慣于居高臨下，以“憐恤”、“悲憫”的虛偽姿態來看待人民群眾。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人民子弟兵奮不顧身前去就災，寧可自己不吃飯不睡覺也要解救被困群眾。而某些向往自由主義的媒體人卻躲在舒適的寫字樓里，天天往電腦上敲字罵政府。試問他們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哪些實際貢獻？他們偏執地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批評”，自詡為“公民利益代言人”、“社會的良心”，虛偽得讓人惡心。沖在抗震救災的人民子弟兵，個個比他們更有良心。　　

蘇聯作家法捷耶夫在成名作 《毀滅》中，將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在遠東游擊隊里，那個叫密契克的青年自視清高，鄙視工人農民出身的戰友，質疑指揮員的領導，在他眼里只有自己最高尚。可是當游擊隊遭遇日本侵略軍、面臨滅頂之災時，他首先想到的卻是自己的小命，于是拋棄浴血奮戰的戰友們跑得無影無蹤。喊起口號比誰都響，打仗跑得比誰都快——時下在網上整日牢騷滿腹的自由主義者，與當年的密契克并無本質區別。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時常自我標榜為“公共知識分子”，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當下主流民意乃是“人心思定”，期待國家能夠在平穩發展中逐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而自由主義者卻整日鼓吹“政府和社會關系不正常”，唯恐天下不亂。人民群眾有自己的主張，根本不需要這些認賊作父的白眼狼來代言。自由主義者一向脫離群眾，喜歡孤芳自賞，渾身上下充斥著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其政治主張自然與人民群眾的訴求背道而馳。毛主席盡管犯有錯誤，但他一生真心為勞動人民謀利益，讓勞動人民過上了有保障、有尊嚴的生活，使中國社會的公平程度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遺余力污蔑毛主席，否定中國革命的客觀成果，恰恰將自己擺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　　

盡管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并不值得欣賞，但也不應將他們一棒子打死。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群體可以大致分為2個亞類。一類是憤青型自由主義者，一部分涉世不深、缺乏判斷力的年輕人對腐敗、分配不公等社會現狀不滿，再加上近年來愛國主義教育的弱化和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影響，使他們以為質疑政府的反潮流行為是很時髦、很有意思的事情。這部分人其實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只要黨和政府以實際行動解決社會問題、改善自身形象，再加上對輿論的正確引導，完全可能使許多憤青型自由主義者逐步走向理性；使他們將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化為解決問題的動力，更好地投入到社會建設中去。　　

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需要通過切實可行、講究實效的方式加以解決。游行示威和街頭政治本身并不能解決深刻的社會問題，歷史已充分證明這一點。我曾接觸過許多位參與1989年學潮的人，其中有的還在天安門廣場住過好些日子。而今年已不惑的他們無一例外地承認：當年的做法感性多于理性，鬧得再大也解決不了什么實際問題；而且當年他們并沒有非常明確的政治訴求和治國主張，真要是把全國上下都弄亂了，恐怕社會狀況會更糟。時光讓昔日的憤青從批判走向建設，變得現實起來，這倒有些積極意義。　　

另一類則是原教旨自由主義者，這部分人極端仇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不惜充當西方勢力的鐵桿走狗，成為它們分化、西化中國的急先鋒。這部分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突出特點是：政治上無知，行動上無能，氣節上無恥。無知、無能、無恥，加上脫離群眾，使他們無法逃脫被中國社會邊緣化的可鄙命運。天天唯恐紅旗不倒、天下不亂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是國家的敗類、社會的渣滓、人民的敵人，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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