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王福林是貴州（這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的一位農民，為了孩子的學費和父親的醫療費，準備到2000公里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實巴交、戰戰兢兢的王福林經歷了小偷的搶劫、警察的嘲笑。當兩天之后終于到達杭州火車站的時候，他身上的最后一點盤纏也被當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這位絕望的農民攀上了一個　20米　高的巨幅廣告的支架上——這是為一年一度的西湖節準備的廣告牌。面對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著想喚起人們的注意。然而，他聽到的是羅馬斗獸場般的興奮尖叫：“跳，跳！”，“你跳下來的時候，跳漂亮點”。王福林真的跳下來，摔斷了肋骨和髖骨。帶著慘痛的記憶結束了他的城市之夢。與那位北京的農民工陳榮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卻更能代表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很多知識精英還在天真地認為，所謂城鄉壁壘已經只是傳統意義上的身份壁壘，只要破除舊體制，順便把建立這一體制的毛澤東罵上幾句就可以讓農民過上城里人的幸福生活。事實上，不是舊體制，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價，毫無著落的就業機會，遠在天邊的教育及醫療保障，不斷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這些已經悄然挖出的鴻溝像一道更加堅實的圍墻將農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　　

民間日常用語往往比學術概念更能傳達事物的本質信息，“農民工”就是這樣一個包含豐富社會學含義的日常用語。中國社會學家　孫立平　先生對這個詞語做出了非常經典的闡釋。他說，“農民工”這個詞并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職業和身份的混合物。“農民”是他們的身份，“工”代表他們的職業。顯然，這是一個包含了強烈貶義的稱謂，其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管“農民工”現在從事的是什么職業，但他們的身份依然是低賤的“農民”。中國城市對農村移民的歧視在這個充滿蔑視的命名中就開始了。從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農村移民在城市中的大規模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但“農民工”這個名詞卻沿用至今。距離的接近不僅沒有銷蝕隔閡，相反卻賦予這個名詞以更加具體的含義。現在，“農民工”這個詞已經更多的與愚昧、狡詐、犯罪聯系在一起。至多，他們只是供人們憐憫的對象。江蘇省一位共產黨的高級法官在總結她的一次調查時充滿敵意的說，在她調查的地區中80％的犯罪紀錄都與“外來人口”有關。她所指控的“外來人口”顯然就是“農民工”。這部分是事實，但這個“事實”卻是與另外一個“事實”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農民在中國城市中所受到的無所不在的排斥。這種排斥不僅體現在城市人口對農民工的“文化排斥”，更體現在行政當局的制度性排斥中。為了保護城市人口的就業，中國許多城市行政當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諸多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這些文件明確規定了“農民工”不能參與競爭的職業。雖然近幾年來中國與“種族隔離”毫無二致的戶籍制度已有所松動，但它不僅進展緩慢，而且為更多新的隱性壁壘所抵消。在一次規格非常高的戶籍改革討論會議上，當某省主管官員提出他的戶籍改革方案時，他遭到了中國幾個最大城市領導人的激烈反對。中國城市領導人的意識如此，體現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視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會工作者喜歡將這種排斥稱為“集體排他”，但在中國稱它為“制度排他”可能更為準確。這種制度排他與中國城市人口的“個體排他”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國城市對外來農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這種排斥有時候是以慘無人道的暴力形式表現出來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一位向建筑老板討要工資的農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殘忍的砍斷了手筋。　　

對中國農民工一份調查顯示：改革之后，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再次外出務工的比例反而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少約6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時期，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外出務工的這個比率高2.3倍。對這個調查，人們可以做出各種解釋，但有一個結論則可以肯定，農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并沒有什么顯著改善。許多其他的關于農民工態度調查也證實，進城農民工返鄉的意愿相當強烈。這說明，農民工在“現代城市”中與他們在落后鄉村中的生活質量可能相去不遠。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城市只是他們人生一個短暫的驛站，而決不是他們生活方式的終點。他們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緣的紐帶構筑著一個個鄉村共同體。從農村到城市，只是從底層的一端走到了底層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變并沒有使他們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動渠道。在遍觀北京農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后，一位作家憤然寫道：　　

……　　

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　　

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　　

沒有一盞屬于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　　

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　　

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這位作家的觀察是準確的。他暴露的是這樣一個冷酷的事實，在中國城市，農民工受到的不僅僅是歧視，而經常是一種赤裸裸的虐待。在春運擁擠的列車上，在市容糾察取締街頭攤販的行動中，不由分說地使用暴力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為已經為我么你所司空見慣。“習慣性暴力”雖然遠遠不止于落在農民工頭上，但尤以農民工為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夠期望他們回報城市以勤奮、誠實，變成守法的公民嗎？如果中國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必然要到來的新成員，那么，中國就只能永遠是農民的國度。一位中國學者說得好，中國農民的要求歧視非常簡單：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場。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不過，中國城市管理者對農民在意識和制度上的排拒，并不是農村民移進入城市的唯一障礙，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礙。只要有一絲生存的希望，中國農民都會憑借他們超乎尋常的生存能力擠入城市。哪怕是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廠”打工。所以，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中國城市是不是能夠為他們提供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看不到希望。　　

雖然中國的GDP制造機仍然在高速運轉，但年年攀高的失業率和每況愈下的第三產業的增長率，都為中國的GDP奇跡投下了極不協調的陰影。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中國是一個很難用常理看待的經濟政治實體。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失業趨勢以及第三產業的增長趨勢（這是一個容納就業最多的產業）都已經表明，中國城市的就業容量正在接近極限。在中國城市中的耳聞目睹可以部分證實這種理論上直覺。如果情況果真是這樣，中國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排斥力量就將是無法抗拒的，歧視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將成為無足輕重的因素。　　

事實上，中國經濟危機導致城市人口被迫向農村轉移的情況已經不止發生過一次。中國農民問題專家溫鐵軍將這種人口逆向遷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鄉運動”。“上山下鄉”是中國文革期間為了減輕城市人口壓力而迫使年輕人離開城市的一項政策。雖然這項政策掛著意識形態的幌子，但其本質原因卻是城市自身的經濟危機使然。不過，在失業情況如此嚴峻的今天，中國經濟即便沒有危機，哪怕只是輕微的放慢增長，都可能引發類似人口排出現象。當然，新的歷史環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鄉”，而是一大批人徹底的淪入生存底線之下，而首當其沖的可能就是這批新的城市移民——農民工。他們既無“山”可上，也無“鄉”可下。因為隨著耕地的不斷減少和人口的不斷膨脹（有統計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間，大陸占用耕地面積將超過五千四百五十萬畝，由此導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將達到七千八百萬人），中國今日農村人均資源的匱乏程度已經遠非毛澤東時代可比。一份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顯示，在中國年輕一代的農村移民中，不會、不愿以及由于耕地太少無法務農者的比例高達70％。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是一群不工不農、不城不鄉的邊緣人，是一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階級。在這個意義上，塔吊，正是這個階級的尷尬處境的最佳隱喻。一旦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職業保障，他們就將變成中國歷史上標準意義上的“流民”。所謂流民，即是指那些無法順利出賣身體的人，而當身體都無法出賣的時候，身體就可能變成暴力的資本。看看中國那些爭先恐后的賣血者，我們就能知道，中國農民工與流民之間的距離實際上是多么的接近。一場不起眼的經濟停滯就可以促成這種身份的徹底轉換。而在我們看來，問題重重的中國經濟隨時都可能發生這種停滯和衰退。　　

在今天，這種停滯和衰退已經接近成為現實，有沒有想過，曾經是那么溫順的農民工，又會變成什么樣子？　　

如此觀之，一支歷史上最大的流民隊伍已經在當代中國昏睡的意識之外悄然成型。這支流民隊伍的規模已經占到中國現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億/4.5億），而且有源源不斷的候補人員。如此巨大的流民規模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支令人膽寒的摧毀力量。　　

中國農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館、發廊、搬運、街頭攤販這些邊緣性職業中。這些職業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靠身體吃飯，其待遇和職業穩定性都相當差，對經濟波動極為敏感。新華社記者從2003年七月起，對一位來自湖北仙桃的農民工彭紅平進行了一次跟蹤采訪。在短短的115天中，這位26歲的湖北農民更換了11次工作，有60天處于失業狀態。應得工錢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實得415元，平均下來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飽飯，并且經常露宿街頭。不過，這并不僅僅是彭紅平個人的獨特遭遇，有調查顯示，有37％的農民工曾經遭遇過身無分文的境況。然而，這些難以置信的數字遠遠不能描繪這位現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艱難，其生存狀態遠遠超出我們理論上的合理想象。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話，我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盛世中看不見的“悲慘世界”。　　

專門研究中國企業情況的漢學家高家龍曾經為我們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廠的生活情況。在日資的內外棉紗廠，工人們可以獲得廉價的住房，雖然七到八人同住一間，但租金非常低廉，僅僅相當于月工資的1/50，這些工人的集體宿舍有電燈、自來水、廚房。不僅如此，內外棉紗廠還“為工人支付于工作相關的工傷或疾病的醫療費用。”相較于一個世紀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紅平的遭遇讓我們恍若隔世。　　

雖然我們沒有更加準確的數據描述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狀況，但彭紅平的故事卻大體上反映了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職業”處境。在2003年10月中國國務院的新聞招待會上，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梁嘉琨透露：“中國煤礦每年死亡人數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由于被拖欠薪水而被餓昏的悲慘報道也時有所聞。這些廣泛的報道和證據表明，中國存在著數量驚人的“血汗工廠”、“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國農民工就是這些血汗行業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無論這些血汗行業在經濟上多么“合理”，它都是對社會人道底線的尖銳挑戰。最為關鍵的是，它對中國的脆弱的社會穩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這無異于說明，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已經沉浮于生存線上。跨越一步，他們就無法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　　

到目前為止，就我們觀察到的情況而言，中國城市中的農民工都是以地緣的紐帶小規模的聚集在一起，這種“共同體”給了他們相互幫助和相互救濟的最后庇護。但誰也不能保證，如果情況長期得不到扭轉，這些現在還在起到穩定作用的“共同體”會不會變成一個個小型的犯罪集團。發生在中國湖南省的張君案，就是這個可能發展的一個具體例證。事實上，那些失去了地緣共同體庇護的民工中的“散兵游勇”們早就成為了城鄉犯罪的主體。無庸諱言，這些犯罪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如果將一個人為了吃飽飯而去偷竊的行為定義為犯罪，這將會把我們置于相當痛苦的倫理困境中。值得注意的是，有組織的犯罪已經是底層反抗比較高級的形式。由于有組織的，公開的政治反抗行動風險巨大，底層社會對秩序的反抗一般會采取風險較小的形式。這些形式包括偷懶、怠工、裝糊涂、開小差等等。與有綱領的、正式的反抗相比，這種反抗是潛在的、個體性的、隨意的，避免了高昂組織成本，所以被稱為“隱藏的文本”。2003年的中國民工“跳樓秀”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隱藏的文本”。“隱藏的文本”是一種不容易被觀察到的反抗形式，雖然它可能對社會秩序的效率構成重大傷害，但卻很難被當局視為一種對政權具體的威脅。當局的這種懈怠和錯覺很可能為底層反抗的進一步組織化發展提供機遇和時間。顯然，中國農民工中越來越普遍的個人和有組織的犯罪正在超越“隱藏文本”的初級形式。有許多社會學調查都顯示，中國新一代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受過更好的教育，但對現狀卻有比他們父輩更加強烈的不滿。他們中間的未婚比率相當高，因而家庭對他們的傳統約束力很小。這為農民工進一步的組織性抗爭貯備了情緒和人員基礎。如果有精英加入領導和組織，就足夠構成一種強大的挑戰力量。依當代中國精英們的傲慢眼光觀察，中國農民工群體中沒有精英，因而不足為懼。但他們不該忘記，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國歷史中，這個群體中就出現過毛澤東這樣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精英分子。而今天的孫志剛不過是這種精英一張模糊的面孔而已。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似乎是一個底層革命特別頻繁的國家，近有毛澤東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遠則有無數的底層造反運動和王朝更替。這應該使我們對底層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并不遙遠。2003年年末發生在孟子故鄉山東鄒城市的一起騷亂事件為這種發展提供了一些具體的背景。　　

　2003年10月27日　，山東鄒城市城管隊在追打一名賣油餅的小販時候，當場將這位小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憤怒的市民沖擊市政府和市委，并沖入辦公樓將許多辦公用品砸碎。　　

雖然我們不妨以最惡的心態來揣測中國的城管以及其他執法人員，但碾死小販應該是一個意外事件。然而，當一個意外事件變成引發一場騷亂的原因的時候，足以證明人群中早已經儲備了相當強烈的情緒。“意外事件”只是一個觸發點，只是一個證明騷亂合法性的理由，是一個“號召”騷亂的信號。這種“借題發揮”的技術，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中發現。在社會情緒比較平穩的時候，人們一般會以個案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群體性騷亂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形式，畢竟這種方式隱含著對參與者的巨大風險。所以騷亂其實并不僅僅是尋求具體問題的解決，而是指向“整體”解決的一種集體行動。在鄒城事件中，這種集體行動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個無辜喪生的小販為象征物的下層階級。一個集體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夠立即引發一場集體行動，說明這個集體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有相當清醒的自我意識。我們的經驗以及相關的調查都顯示，大部分農民工都自我認同為“城市中的農村人”。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自我認同度比傳統產業工人的還要高，其群體邊界也更加清晰。他們甚至通過衣著就能一眼識別自己的同類。換句話說，這個集體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上的階級“自覺”。這種“自覺”也同樣在鄒城騷亂事件具體指向中呈現出來。騷亂人群不是直接去毆打城管隊員或沖擊城管隊泄憤，而是直接沖擊市政府。這個舉動表明，騷亂人群已經將這個小販的意外慘死看作了“故意”和“系統”迫害的一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實施這種“系統迫害和壓迫”的政權本身。在騷亂者眼中，城管隊只是另外一個階級——壓迫階級的象征物。在這里，階級與階級的界限已經涇渭分明。在近幾年的報道中，發生在中國城市中類似鄒城這樣的“意外事件”已經屢見不鮮。這有力的提示我們，所謂“意外事件”其實一點都不意外。在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還隱藏著一個看不見的“龐大而系統”的敘事。而這個歷史性“敘事”的主角之一就是那個無辜慘死的小販所象征著的農民工階層。這個階層不僅數量驚人，而且聯結著兩個與自己面貌酷似的群體——農民和越來越壯大的城市邊緣群體。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更大規模的底層運動已經為自己找到了最基礎的群眾。現在的問題是，他們能被積極和理性的組織起來嗎？如果不能，他們會不會成為某種臨時聚集起來的橫沖直撞的破壞性力量？一壺持續升溫的水總是要開的，不是以這種形式，就是以那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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