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蘭對話錄之一
2011年4月9日
新西蘭奧克蘭市北岸，雷瑞路29A
湯姆·溫斯頓（以下稱溫斯頓）：從政治學角度講，全球化這個概念在國際學術領域的廣泛使用，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具體說，或許始于亨廷頓教授那本影響深遠的著作《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劉繼明：我很早就讀過《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但《文明的沖突》一直沒機會讀。
溫斯頓：按照亨廷頓教授的觀點，文明間的關系是競爭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文明的沖突具有或可能具有兩種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種是來自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戰爭，最危險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國家之間發生的核心國家戰爭（CoreStateWars）；未來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戰爭的可能性來自伊斯蘭的復興和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興起；西方和這些挑戰性文明之間的關系可能是極其困難的，其中美中關系可能是最危險的關系。但是現在中美之間的關系似乎主要是合作，而不是對抗。
劉繼明：對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來說，中美關系幾乎被當作了改革開放的標志。三十年來，中美之間的貿易合作以及文化交往始終是最重要的。
溫斯頓幾年前我在北京學習英語，同一些同學聊天，他們開口閉口就是美國。在他們那兒，對外開放好像就是向美國開放。（笑）
劉繼明沒錯。中國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美國模式。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只有美國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剛剛啟動市場經濟改革改革，充斥報刊書籍的都是“市場”這個詞兒，那會兒，人們一般習慣用“市場化”這個概念，對中國人來說，“全球化”這個詞還有些陌生。
溫斯頓：你能記得這個詞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正式被中國的學術界和公眾接受和使用的嗎？
劉繼明：這個真說不大清楚。2002年，中國作家協會在魯迅文學院開辦了一個“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這個班上的大部分學員都是當時中國文壇比較活躍的中青年作家。我也在這個班上。記得來自浙江的艾偉有一次非常鄭重地問我，你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應該是什么？這個問題有些突然，我一時不知道怎么回答。后來還是艾偉自己回答了，他嘴里輕輕吐出的就是“全球化”這個詞。我當時心里咯噔了一下。其實，對于“全球化”我絲毫也不陌生，可當有人，尤其是一位同行把它當作“我們時代最重要的關鍵詞”時，我似乎才給予了足夠的重視，甚至警覺。
溫斯頓：為什么是“警覺”呢？在我看來，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一場主動的社會革命，所謂的“市場化”，其實也就是“全球化”的中國式表述。
劉繼明：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全球化”是一個比“市場化”大得多的概念。如果說“市場化”的確是中國“主動”選擇的改革，“全球化”則明顯是一種世界大趨勢的蔓延，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具有某種“被動”的意味。
溫斯頓：你的意思是，中國是“被全球化”的？
劉繼明：可以這么理解吧。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今天的中國，全球化早已超出了“市場化”所承載的經濟學意義，而變成了一種強大的政治邏輯，或者叫意識形態。如果說起初中國多少有些不得不被卷入的姿態，那么現在，當它業已置身于一片汪洋大海之中時，頑強地生存并發展起來了。用中國流行的一句說辭，就是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了。
溫斯頓：我有點疑惑：所謂的“世界”是一個整體嗎？從冷戰前及冷戰后的今天，從來就不是。世界始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種族的、利益的、資源的，還有地緣政治等等，從來就沒有停息過。對于這些沖突，那些大國以前是通過戰爭手段加以解決，十九世紀以前，表現為西班牙、英國和葡萄牙對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武力征服，也就是殖民主義；一戰和二戰時期以及冷戰階段，則表現為強國之間的火并和對峙。用列寧主義或毛主義者的分析，這是一個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但從上世紀末，以冷戰結束為標志，戰爭不再是解決國家之間利益沖突的主要手段，隨著科技和信息技術的進步，強國越來越采用經濟和文化手段去達到以前用戰爭才能達到的目的，這是后殖民時代的典型表征。但全球化并不能掩蓋世界仍然有少數強勢集團主宰和控制的現實。對于受控國家來說，所謂的“雙贏”更多時候也許只是一廂情愿的幻覺。
劉繼明：你其實想說，中國也是這些“受控國家”之一吧？
溫斯頓：中國在經濟上的確比過去強大了許多，但從大的世界格局上講，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它還是沒有擺脫這種被動的地位。按照杰姆遜的分析，第一世界掌握著文化輸出的主導權，可以將自身的意識形態看作一種占優勢地位的世界性價值，通過文化傳媒把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識編碼在整個文化機器中，強制性地灌輸給第三世界，而處于邊緣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則只能被動接受，他們的文化傳統面臨威脅，文化在貶值，意識形態受到不斷滲透和改型。
劉繼明：杰姆遜的后殖民文化理論，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曾經是一門熱鬧的學問，不少學者都試圖用他的理論揭示中國面臨的處境。可讓我納悶的是，當今天的中國徹底卷入全球化的境遇之中后，中國的學者們對杰姆遜反倒不再問津了。是他的理論已經失效，還是覺得第三世界的文化危機已經解除或者不存在了嗎？
溫斯頓：我想這種情形不單出現在中國，所有第三世界和身處邊緣的國家都差不多。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到福柯的“話語理論”一直到賽義德的“東方主義”，都處于被冷落的位置。我覺得這跟新自由主義從九十年代的崛起有關。
劉繼明：對。新自由主義以“華盛頓共識”作為標志，宣告了一種新的強權文化和政經模式開始登上世界舞臺，而中國正是較早作出積極呼應的國家之一，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市場自由化和個人主義哲學，九十年代后幾乎成為了一種最為流行的東西，從主流知識界到流行文化無孔不入。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經在同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一次對談中說：“我把新自由主義視為一種保守革命，這是一種奇怪的革命，它恢復過去，卻把自己打扮成進步，把倒退本身改變成進步的一種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反對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這是我們兩個都在忍受的處境：我們隨時要被當成過時者、"曾經"者、倒退者。”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的絕妙諷刺。
溫斯頓：是的，世界的發展越來越超出了一些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及后殖民文化理論家們的設想。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其實是一種消弭差異的單極化世界，也就是將文明的沖突和融合，悄悄置換成了由強國輸出價值觀的政經模式的帝國主義行徑。這說明，西方強國并沒有走出傳統殖民主義的那種“宗主國”的心態，只不過巧妙地進行包裝后再四處派發。用葛蘭西的話說，就是處于中心之外的“邊緣”地帶的殖民地，對宗主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上的依賴，使其文化記憶深深打上了“臣屬”的烙印。歷史在被中心話語重新編織中受到“認知暴力”的擠壓。在西方人或宗主國的“看”之下，歷史成為“被看”的敘述景觀，并在虛構和變形中構成“歷史的虛假性”。
劉繼明：這是“后殖民文化”的題中之義，雖然我不認為用后殖民理論還能夠準確地解釋今天的世界，但就是這一點，當今中國的主流知識界也有意無意地遺忘或者故意忽略了。他們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全球化”這面顯赫的旗幟之下，根本無視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全球化之間的內在關聯，用一句中國的古話叫掩耳盜鈴。他們過于一廂情愿了，在一個依然由西方主宰的世界里，整天嚷嚷著“我們是一家人”，甚至把自己當成了主人，熱衷于營造所謂“中美國”和“新新中國”的夢囈，而全然忘卻了自己所屬的文化身份乃至記憶。
溫斯頓：我不十分了解中國知識界的情形。但按照美國亞裔女學者斯皮瓦克的觀點，要想抹去“臣屬”殖民化色彩以恢復本民族“歷史記憶”和重新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首先要以解構主義的去中心方法，解析宗主國文化對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內在傷害，揭露帝國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種種偽裝現象，并將文化研究與經濟、法律、政治研究打通，從而恢復歷史記憶的真實性。其次，從歷史敘事入手，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揭示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歷史的歪曲和虛構，建立與之相悖的反敘述，使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劉繼明：這一點非常重要。但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實在太健忘了。對于本民族的歷史，似乎特別樂于被“看”，甚至喜歡借用他人的眼睛去看。哪怕他人明明戴著有色眼鏡或者蓄意改寫和歪曲，也和盤接收，并且刻意地迎合。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臣屬”心態。我最近看了中國學者索颯的一本書《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很有感慨。作為一個長期遭受過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和掠奪過的大陸，拉美的知識分子和人民對殖民主義本質的認識十分清醒，對修復和保持自己民族身份和記憶的渴望也迫切得多。1992年都全世界包括中國都在隆重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年，歌頌其豐功偉績時，墨西哥卻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殖民主義游行示威活動，在墨西哥地鐵站打出了一行醒目的標語：“哥倫布是500年前走錯了路的一個流氓！”拉丁美洲人還把“發現”這個西班牙詞語拆解，重新組合成“揭示掩蓋”，他們認為紀念“500周年”的任務在于揭露長期被掩蓋的殖民主義罪行。拉美的知識分子對歐洲和美國在民主自由旗號下推行的擴張主義政策保持著十分清醒的認識：歐洲人把剩余勞動力感到殖民地，維護了本國的民主；殖民主義者又把掠奪殖民地人民的土地和資源來維持自己那部分人的民主。與此同時，拉美人對抗擊殖民主義戰爭中犧牲的民族英雄始終深懷敬意，而對那些賣國求榮的人深惡痛絕。與此迥然相異的是，中國卻不斷有人對外一味地美化殖民主義，對內貶損甚至污辱那些抵御外侮的英烈，表現出一種十足的“臣屬”和奴性。
溫斯頓：你說的這種傾向不是一種普遍現象吧？據我所知，在中國的知識界和民眾中間，還是存在一些不同聲音的，比如新左派、民族主義，等等。
劉繼明：不同聲音當然有，但我說的那種傾向在中國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果你了解中國的主流媒體就會注意到這一點。在中國，許多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就被稱為主流知識分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自由主義同后殖民主義是一種同構關系；而你說的新左派和民族主義，其實處于弱勢和邊緣地位，經常被打壓甚至污名化的。
溫斯頓：我是否可以認為，在你的邏輯當中，“全球化”同“后殖民”是同一個意思？
劉繼明：可以這么說吧，但我覺得還是用“殖民化”更合適一些，或者用“新殖民主義”也可以。
溫斯頓：為什么？
劉繼明：按照后殖民文化理論家們的觀點，“后殖民”是殖民主義的新階段，就像賽義德描述的那樣，帝國主義在今天已不再是從事領土征服和武裝霸權地進行殖民主義活動，而是注重在文化領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寶貴資源并進行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殖民，甚至通過文化刊物、旅行考察和學術講座的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但最近十多年的現況表明，帝國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領土征服和武裝霸權”，只不過變得更加高明罷了。從蘇東解體、轟炸南聯盟、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直到最近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接連發生的權力更替和武力干預事件，無論叫“顏色革命”還是“鮮花革命”，都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權顛覆行為，與殖民主義時代的入侵和占領并無實質性的差別，不同的只是具體的形式和手段而已。在這一點上，亨廷頓關于文明沖突的過程中爆發戰爭可能性的論斷，應該說是頗有預見性的。因此，所謂“全球化”只不過是殖民主義的一件新的時尚外套罷了。最近中東和北非發生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溫斯頓：它們可能只是局部的，突發性的吧？
劉繼明：不不，我不這樣認為。從911以來日益頻繁的偶發性沖突逐漸演化成更大規模的地區動蕩乃至戰爭絕非偶然，幕后都離不開美國和某些歐洲強國的操縱。鐵的現實表明，文明的沖突加劇的后果，不是融合，恰恰有可能導致更為劇烈的爭斗。從這個意義上說，911和伊拉克戰爭是美國等國家越過價值觀和文化輸出的界限，重新操起舊殖民主義的征服手段，迫使弱國接受其殖民統治的分水嶺。對石油資源的掠奪當然是他們覬覦的目標之一，但這并不是全部目標。對美國等西方強國來說，真正的目標是他們從冷戰結束以來就開始日益膨脹的野心，即建立一個由他們主導的單極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為了這一目標，他們往往不擇手段。最近，中國學者何新出版了一本書《誰統治著世界》，他認為，20世紀的冷戰實際上是共濟會成員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大陣營爭奪世界控制權的斗爭，冷戰以共濟會一方取得勝利而告終。因此冷戰后所謂的全球化和國際新秩序就是共濟會所設計的全球政治、金融和市場資源分配的新秩序。
溫斯頓：何新先生是我曾經比較關注的中國學者之一，但他這部新著我沒有看過，只是從媒體上見到過一些評論，特別是關于“共濟會”，我也只是略有所知。
劉繼明：我以前也對“共濟會”不甚了然，根據何新先生的研究，共濟會是全球最有權力的精英俱樂部，自17世紀在倫敦創立以來，它就以宣揚和傳播自由作為基本教義，這個組織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由美英權力世襲精英控制下的世界政府，進而建構西方主導的世界新秩序，讓美英少數精英家族主宰全世界。共濟會超越于黨派之上，核心成員由美英政商界的最高統治者構成，歷任的美國總統不論來自那個政黨幾乎都是共濟會的成員。目前國際共濟會總部分別設在美國和英國，經濟來源由美英金融財團提供。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金融大鱷索羅斯、巴菲特、美國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等人都是共濟會的會員。共濟會控制著美國許多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盟會、學會和基金會，包括美國外交委員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比爾蓋茨基金會、骷髏會等。這個恐怖的圖案是骷髏會的標志，表面上骷髏會是耶魯大學的一個校友會，實際上卻是美國最神秘最有權勢的幕后政治組織。成員包括總統、最高法院大法官、國會議員、商界巨子、專家學者。美國前任總統老布什和小布什父子都是它的會員。
溫斯頓：聽起來夠嚇人的。如果何新的研究能夠成立，共濟會的確是一個對世界能夠發揮舉足輕重影響的組織。
劉繼明：不是能夠，而是已經。何新認為，20世紀的冷戰實際上是共濟會成員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大陣營爭奪世界控制權的斗爭，冷戰以共濟會一方取得勝利而告終。因此冷戰后所謂的全球化和國際新秩序就是共濟會所設計的全球政治、金融和市場資源分配的新秩序。
溫斯頓：這么說，何新先生對共濟會的研究，可以作為你關于“全球化”是殖民主義新階段的觀點的有力左證了。
劉繼明：實際上，即使沒有何新對共濟會的研究成果，911以來英美等國的一系列擴張政策和行動，已經足以證明了他們正在加快控制全世界的戰略，最近一段時間，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發生的多米諾骨牌式的所謂“鮮花革命”，便是他們的最新成果。
溫斯頓：這使我想起中國的一句成語：樹欲靜而風不止。你怎么看卡扎菲這個人，還有他的命運？
劉繼明：卡扎菲是當今世界還健在的少數幾個能夠同西方強國對抗的政治家之一，他站在普通民眾的立場和致力于本民族利益的維護，使他有資格受到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尊敬。當然，他的后期因不斷向美國等國家妥協、讓步，希望以此為利比亞換來必要的生存空間，但后果是美歐步步緊逼，以致出現了今天的局面。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溫斯頓：可在許多人眼里，卡扎菲上校跟薩達姆那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
劉繼明：何止是卡扎菲，穆巴拉克這位曾經的美國盟友（薩達姆同樣如此），不是也被人當作獨裁者趕下臺了嗎？卡斯特羅、查韋斯就更不用說了。對于美國等西方強國來說，只要被他們視為政治和國家利益上的對手，“獨裁者”這頂帽子是逃不掉的。相反，如果你是他們推行的世界新秩序的擁護者，即使比卡扎菲更“獨裁”，也會受到他們的保護。這就是殖民主義者的邏輯。
溫斯頓：很顯然，你是反對多國聯軍對利比亞動武了。
劉繼明：坦率地說，我一聽到“多國聯軍”這個詞兒，就想到中國曾經遭受“八國聯軍”入侵的恥辱歷史。當初，他們也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屠殺義和團的。
溫斯頓：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據我所知，中國民間特別是互聯網上，有不少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對西方干預中東和北非局勢是持支持態度的。
劉繼明：這說明西方強國以“全球化”旗號的新一輪殖民主義帶有極大的蠱惑性。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由于年輕一代流行的個人主義趣味和業已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的國際經濟格局，使得每個國家在采取行動之前，都必須考慮到自身的利益。這跟十九世紀以前殖民地人民所處的境遇完全不同，那時的敵我關系涇渭分明，民族利益同個人利益是互相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則完全不一樣的，因而需要尋找新的應對方式。
溫斯頓：你是否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知道，這是中國近幾年出現的一股新的政治或文化思潮。
劉繼明：我覺得，對本民族以及那些身處邊緣地帶的弱勢民族的尊嚴和身份的維護，本質上是對人的尊嚴的捍衛，是一種正當的權利；人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而是與所屬種族、社群以及文化緊密聯系的。如果這就是所謂的民族主義，我愿意跟他們站在一起。
溫斯頓：你的這種看法在中國似乎很難得到你前面說的主流知識界的支持。因為，按照中國學者汪暉的判斷，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執行的是一條新自由主義的路線。
劉繼明：你說的可能是事實，但未必是全部。中國的事情遠比人們想象的復雜許多，我們應該用變化的眼光去看。
溫斯頓：在西方語境中，“民族主義”經常被人用來攻擊一些非西方國家，在新西蘭，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跟人辯論過，包括某些華裔的中國學者。你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明確表示支持民族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我知道這需要勇氣。
劉繼明：謝謝你的理解。我只是說出了我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感受。
作者：湯姆·溫斯頓 劉繼明來源左岸文化網)
奧克蘭對話錄之二
2011年5月8日
新西蘭奧克蘭市北岸，雷瑞路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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