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正在加速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圖為5月24日，廣西鳳山縣喬音鄉同樂村農民在高山田園用小型農機耙田。本報記者 周恩革/攝

　　雖然如今很多農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卻又戴上了“農盲”的標識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發自北京、九江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終于迎來了一場大雨。在德安縣豐林鎮大畈村，當地農民們正忙著灌溉和補種棉苗。由于持續的干旱天氣，不少栽種的棉苗已經枯萎，新一輪的補種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這讓一些村民感到力不從心。60多歲的村民張金說，兩個在外打工的孩子在農忙時不能提供他任何幫助，之前他請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請人的話成本又增高，更何況他擔心今年棉花的價錢不及往年。

　　“本來還想種點水稻，但是干不動，種棉花又遇旱災，能干多少干多少。”張金無奈地說。已是滿頭白發的張金只是村上衰邁老農中的一員，因為缺少青年人，村莊顯得冷冷清清，與綠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鮮明的反差。

　　種田少了接班人

　　這個豐林鎮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絕大部分青年像張金家的孩子那樣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隊——38代指婦女，61代指兒童，99代指老人，這是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大量男性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國農村自然形成的最龐大的隊伍。

　　城市化像個黑洞，吸走農村的年輕人。隨著青年棄鄉投城，留在村里的農民日漸衰老，種田面臨沒人接班的境況。

　　“兒女們不愿意回來種田，說不定我們成了‘末代農民’。”前不久，在農業部組織開展的“百鄉萬戶調查”活動中，就有農民發出這樣的擔憂。

　　在這種情況下，將來誰來種田？農業部發展計劃司副巡視員張輝坦言，這個問題確實越來越突出。

　　“好在現在種田不需要長時間守在田邊，七八十歲農民也可種田。”湖南衡陽三農問題研究者、前水利水電局局長劉放生認為，農業已成為產前產后“兩頭在外”的產業，種子、肥料、農藥、農田翻耕、收割、灌溉(小型以上灌區)等環節依靠花錢購買，產品大部分外銷。“除了育苗、移栽、日常管護等由農戶自理外，其余的產前、產后環節，一手拿電話、一手拿錢，就有人上門服務。”

　　但是，用資本替代勞力，機械替代人力畜力，卻又出現另一個問題——農資上漲，尤其是糧價長時間停滯不前進一步削弱農民種田的意愿。盡管國家早已取消農業稅、并且每年給農田實現一定的糧食補貼政策，但是農資價格上漲的速度和幅度遠大于惠農補貼，種糧無利可圖甚至存有風險時，導致拋荒成為不少農民的選擇。

　　“現在種田屬于沒什么事的人才去做”，大畈村村民金林一句話很平實地道出了農民的心態：由于種糧收入低、種田風險高，一些過去視土地如命根的老農，如今視土地為雞肋。

　　“能進城的都進了城”

　　張金有一門木匠手藝，如果在縣城建筑工地找份工作，最高一天可賺到150元。他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就算是在一個縣城的工廠里打工，一個月也能拿到一千來塊錢，一年隨便也能賺萬把多塊錢。但是，像我們種棉花這類的經濟作物，夫妻兩個人種10畝田才能賺到一萬七八千塊錢，吃的苦完全不一樣，而且還要趕上好年景。”

　　在大畈張村，真正從事農業生產大多都是50歲以上的農民，“40多歲的農民即使呆在家里種田的也少，大多還是在外有些副業的。”老村長張友筆介紹。

　　“能進城的都進了城里。”劉放生感慨到，從2004年開始，他對衡陽縣石市鄉53個村進行調查，當時全鄉52784人，其中 15－45歲年齡段的青壯勞力26000余人，身體正常的(不包括在校、當兵和在本鄉的公職人員)、仍在農村居住和間隙進行農業生產的，不足2000人，其中從事全職種養的勞力幾乎沒有，多是在附近集鎮經商、運輸、技藝為主，農忙季節兼營農業。

　　“目前，全鄉青壯勞力還有所減少，該鄉雙河村560多人，已進城就業和居住的人口達430余人，從事農業田間勞作的僅50人左右，全是50歲以上的，平均年齡64歲，年齡大的80多歲，其中平均65歲以上的占50%以上。”

　　劉放生介紹，這些50歲以上的種田人，分為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在本地城鄉就業者，農忙時回鄉兼營耕作，占20%。二是留在鄉下帶有孫子女的“蹣跚老人”，占60%。三是少數外出無門的準老年人，約占10%。四是一些回鄉建房或短期照顧病痛的在村老年人，順便耕種，占5%。五是一些在城鎮公共部門就業的“半邊戶”，退休后回到生養之地，經營田園，養老歸山，占5%。“近年回流的農民工中，45歲以下的，在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幾乎沒有。”

　　一種內在精神的脫離

　　“年輕人極少搞農業了，這是一個大問題。這不僅會影響糧食安全，會加速農村社會的凋敝。”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不無擔憂地說。

　　最近，大畈村里召開了一次村民大會準備選村長，大禮堂滿座的村民，不見幾張年輕的面孔，村長一職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現在村里就剩下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了。”當一個個青年奔向打工的城市時，村民在聊天時發出這樣的慨嘆。

　　江西大畈村只是當下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前不久回了一趟山東平邑老家，類似的“空心村”現象讓他感到心寒。“許多家的大門都是‘鐵將軍’把門，偌大的一個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爾見到幾個老人，聽不到孩子的游戲的笑聲，聽不到婦女的歌聲。”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梁鴻在其描繪村莊蕭條景象的著作《中國在梁莊》中寫道，處于頹敗狀態的鄉村，其內在精神和倫理道德一樣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在梁鴻看來，這一代農村青年與鄉村、土地是隔離的，這是一種內在精神的脫離。“他們對土地對鄉村對自身的文化都沒有興趣，沒有完整感知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存在，即使出生在農村，這些孩子長大后還是不愿意當農民。”梁鴻說。

　　城市的理念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滲透到農村的每個角落。每逢春節，返鄉的人們都在談論著在哪打工、賺多少錢，這會給滯留在村里的年輕人以心理壓力，“呆在家里是沒有出息的，出去打工吧”，鄰里鄉親的議論給年輕人外出提供著心理支持。過完年，新增和已經外出打工青年一起離開家鄉，隨波逐流。從一個城市漂流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工廠轉移到另一個工廠。即使是不外出打工，他們也會就近選擇縣城，“縣城是否有房也成了農村女孩找對象的重要參考因素之一”，青年逃離農村，成了一種發自內心的逃離。

　　梁鴻認為，新一代的農村青年包括80后、90后農民可能真正是農民的終結，他們更像是末代農民。“這是幾千年來農村不曾有的景象，不僅是社會生活逼他們，而是內在成長或情感與農村都沒有聯系。”

　　文化學者摩羅對自己的家鄉江西都昌萬家灣作了長期的跟蹤調查，他有同樣的看法：“青年人完全拒絕當農民。”摩羅認為，年輕人已經不再認可農民這個身份，即使不出去打工，他們也不愿作農活，他們認為自己還是有機會出去打工，“青年認為自己與農民這個職業無關，不再認可這個職業和身份。”究其原因，摩羅認為，自古以來，農民地位就低，而打工是一個逃避農民身份的出路，“只要工業化城市化道路不逆轉，年輕人是不會回來當農民的。”

　　盡管未來農村的經營方式和模式會改變，中國未來也許會涌現更多年輕的職業型農民，但摩羅認為，那時農民的概念已經變了，至少不會再像上世紀80年代的農民那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代農民可能真是末代農民了。”

　　挽救農民斷層

　　現在在北京某房地產公司做中介的曹興，自從中專畢業后就到大城市里謀職，發過小廣告、在餐廳做過雜工，即便生活境遇再怎么窘迫，他也不愿回到鄉下幫父母種地，“種糧食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誰愿意回去？當然，如果年收入有兩萬的話，倒是可以考慮。”

　　“這些現象形成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農業比較效益太低，”李昌平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在曹興這一代新生代農民來說，他們既不熟悉傳統農業技術、不會使用傳統農具，又不熟悉現代農業技術。雖然如今很多農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卻又戴上了“農盲”的標識。《中國縣域經濟報》內部參考曾刊文分析衡陽市農田拋荒的原因時提到，上世紀80年代農村出生的人不會種地，也不愿種地，有人戲稱之為“末代農民”。

　　不過，李昌平認為，中國土地上耕作的勞動力現在至少還有1.5億人，盡管其中的大部分人是80年代之前出生的。但“末代農民”的說法是不確切的，因為：第一，中國現在不是農民少了，依然還是農民多了；第二，80后不做農民了，不是絕對的，只要農業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不僅80后會返回農業，90后也會搞農業。

　　“中國只要提高農業比較效益，是不會缺人種田的。”李昌平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當提高糧食價格。日本政府要以11至12元人民幣/斤的價格收購，否則，日本農民就不愿生產稻谷。而中國水稻價格從1990年至今，只漲了大約5倍；同期生產資料漲價超20倍。農民工工資二十年來漲了5倍，同期公務員工資漲了40至60倍不等。

　　農業部發展計劃司副巡視員張輝指出，解決“將來誰來種田”的問題，關鍵是在加強農業生產力建設的同時，開發和利用好農村的人力資源，培養適應農業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新型農民。一是要培養種養大戶，二是大力推進人才強農戰略，培養農村的實用人才，尤其是農業技術人才，三是多種途徑、多種渠道開展農民培訓，培養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