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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飛: 從輝煌到浮華的驚天變故

曾飛教授 · 2011-05-2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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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輝煌到浮華的驚天變故

曾飛

  早在1963年5月,毛澤東同志就告誡過我們,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果不其然,僅僅幾十年的功夫,中國就從人民當家做主的毛澤東時代蛻變成野蠻生存競爭的黑貓白貓時代。壟斷著權力與資本的“強者”、“成功者”、“精英”、“上等人”業已步入了空前的“盛世”;失去了政權與生產資料的“弱者”、“失敗者”、“人口垃圾”、“下等人”正在步入被奴役的人間地獄。歷史的曲折不幸被毛澤東所言中,危險已經不再是一種應該提防的情景了,而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現實。

  面對當今的局面,“走資派”很舒暢,官僚很舒暢,奸商很舒暢,漢奸很舒暢;工農兵很糾結,知識分子學者很糾結, 小業主很糾結,小股民很糾結,民間企業家很糾結,職業經理人很糾結,人民的干部很糾結,真正的共產黨人很糾結。他們想弄明白,無數革命前輩、先烈和人民大眾用鮮血和生命創造的人民江山,為何美帝國主義糾集全世界的壟斷資本勢力用龐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摧毀。而僅僅依靠一個“世紀偉人”及其追隨者就輕輕松松地把人民的江山給顛覆了,成了官僚資本的天下?為何延安時期那種“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的人間希望輕易被破滅;為什么在靜悄悄中換來了“一有貪官污吏官僚資本,二有土豪劣紳地方一霸,三有賭博股市絞肉機,四有娼妓小三,五有小老婆包二奶,六有叫化子流浪兒童,七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有萎靡之風淫穢之氣,九有吃摩擦飯搞壟斷割據,十有發國難財的漢奸賣國賊”的所謂“春天”。   

更不幸的還有,一說起階級和階級斗爭,一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很多過來人和沒有過來的年輕人就頓時毛骨悚然,心有余懼,急忙回避。被當成過“臭老九”的筆者也是一代深受其害的過來人之一,當時的那些苦難至今依然歷歷在目,揮之不去。但可怕的是很多人至今稀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誰才是那些苦難真正的制造者。

  面對當今的亂局,一些有正義感的學者紛紛跟隨大眾厲聲呼喊,力揭時弊,譬如田嘉力先生等等。于是一些小迷糊就挖苦說:你對得起毛時代深受其害的過來人嗎?代號“無風無月”的匿名者2011年5月19日的跟貼就大咧咧地說:“未改革前的打老師、斗成分不好的人,就有道德?餓死人不反省最道德?運動死人是高道德?有點人性吧,有了前30年沒絕人性的沒道德熏陶,才有這30年道德的淪喪,要用腦袋思考,而不是用屁股思考。”這些小迷糊至今對毛澤東搞階級斗爭使人們深受其害的說教深信不疑,不經意間早已把自己的屁股坐到官僚資本那里去了,于是也就只能跟著屁股思考,而失去了獨立用腦子思考的能力。

  網友iqingniao就很清醒,能夠獨立用腦子思考:“歷史上餓死人,運動擴大化,都缺不了走資派,今天的毒食品,出賣國家利益,還是走資派干的。走資派只會指鹿為馬,嫁禍于人,從來不敢承認現實的一切丑惡,都是他們的罪惡所導致的。”

  網友所指證的“歷史上餓死人,運動擴大化,都缺不了走資派”,全是無法抹去的事實。我們這些年已古稀的過來人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只不過是在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下,毫無言論自由,過來人根本沒有機會把過去的真相告訴現在的年輕人而已——過去30年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斗成分不好的人的不是別人,正是自我標榜為解放了他們的“改革派”的官僚們,當年他們的美名叫做“走資派”。如今他們動輒得意洋洋地指責毛澤東,責問有正義感的學者:“文革打死人,毫無人性!”的確文革中那些打死人的畜牲毫無人性!但打死人的正是他們自己的一幫人。只不過他們的臉皮夠厚,敢于反過來指責別人毫無人性而已。

  據“北師大附中女校長卞仲耘之死”一文披露:文革中打死人,始于劉、鄧集團的高干子女已是不爭的事實了。其中比較著名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后來被稱為“老紅衛兵”。8月5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中共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長胡志濤受重傷,卞仲耘的死和宋要武有直接聯系,當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飯店向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卞仲耘死因,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疲帶,臂纏袖章,一副典型的紅衛兵裝束’。鄧榕卻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尸體解剖,要醫生證明卞死于心臟病,而不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這里說的宋要武,就是宋彬彬,宋任窮之女……。在走資派集團子女文革中的暴行被公之于眾這后,一些右派小丑們像流氓一樣辯解說:這些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受了毛澤東的鼓動。并說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親口對宋彬彬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從時間關糸上看,打死卞仲耘發生在7月,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代表發生在8月18日。也就是在此之前,劉亭亭,宋彬彬,鄧南她們已經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打死了人!能說是毛澤東在鼓動他們嗎?毛澤東是否知道是師大女附中發生的事還是個問題,是否知道宋彬彬參入打人事件更是個問題。另外,宋彬彬受到毛澤東接見,宋彬彬的文章見報,是誰的策劃呢?而其時主管宣傳的是走資派。北師大女附中的打人事件是走資派集團操縱自家子女,為保自身位,打擊迫害無辜群眾的一個范例。現在看來,很可能是走資派集團的一個陰謀。迄今為止,我們能看到的講話,文件,制止武斗是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我們沒有看到走資派有這樣的講話和文件,我們只看到走資派一個又一個講話都是針對群眾的。宋彬彬后來成為全國知名的紅衛兵,千家駒《自撰年譜》中說,“宋彬彬和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

  謝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幫,斗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后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后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劉少奇其人》)

  劉少奇王光美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經驗”全部在復查后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干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干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斗最兇。在斗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海外學者宋永毅:《別忘了王光美作為迫害者的一面》)

  “走資派”非但毫無人性地糟蹋人,把原本指向他們的階級斗爭,轉移成指向人民大眾的殘酷迫害,借機把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搞臭。同時,他們還竭盡全力破壞經濟建設。一個國家主席外加一個總書記,借助自己手中的權力,大搞浮夸風、共產風,辦大食堂,摧殘經濟制造貧窮和饑荒;在蘇聯沒有討債的情況下搞提前還債等沒良心的大破壞,制造人禍,直至餓死百萬人,以便嫁禍于毛澤東多快好省的經濟建設路線,借機把社會主義鬧窮搞臭,并譏笑為“貧窮的社會主義”,以便為復辟官僚資本主義制造口實。

  網友“兵丁”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經過了幾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們認真來分析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總路線并沒有什么‘嚴重缺陷’,……都沒有違背客觀規律……。違背客觀規律的問題是有的,缺點、錯誤也是有的,那就是當時表現出來的‘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強迫命令’、……等五風。為了制止和糾正‘五風’這些錯誤傾向,毛主席在短短的四、五個月里,先后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11.2—10)、武昌會議(1958.1121—27)、八屆六中全會(1958.11.28—12.1)、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2.27—3.5)、上海會議(1959.3.25—4.1);直到親自給全國的每個生產隊長寫信。逐漸制止和糾正了這些錯誤傾向。但是,那兩個帶頭鼓動搞‘五風’的人,自始至終并沒有真正地認錯,就是在文革中作了檢討,并保證永不翻案,最后還是翻了案!并且將這些錯誤作為攻擊和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口實。”(《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關于黨史的是與非之一》)——這些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只不過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很難傳播而已。而被當年的“走資派”及其“官二代”把持的主流媒體所散布的盡是謊言。他們信奉的是“把謊言說一萬遍就是真理”。他們在“真理”的旗幟下干著不可告人的勾當:利用權力發財致富。

  “走資派”及其“官二代”如此“成功”的秘訣,其實就是歷代帝王將相的拿手好戲;李宗吾的《厚黑學》總結了其中的精髓:“我讀中國歷史,發現了許多罅漏,覺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敗興衰和史臣的論斷,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賢所說的道理,也不符合。我很為詫異,心想古來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別的秘訣,出于史臣圣賢之外。我要尋它這個秘訣,苦求不得,后來偶然推想三國時候的人物,不覺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秘訣,不過是臉厚心黑罷了。”正是“走資派”及其“官二代”臉厚心黑創造了他們的“盛世”,使中國發生了從毛時代到貓時代的驚天變故。  

  總之,從毛時代到貓時代的驚天變故始于劉少奇到延安,發作于經濟建設高潮中,成型于“改革開放”的春天里。

驚天變故始于劉少奇到延安之時

  在共產黨進京的前后,當時黨的領導核心班子明白無誤地表現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的這一張照片中,毛澤東的左側是朱德和周恩來,這是一組在革命浪濤里考驗出來的三人組合;而右側是劉少奇和任弼時,領導班子里的新勢力,他們深得官心,代表著革命勝利后官僚們分享勝利果實的強烈欲望。此外還有一位后來的“世紀偉人”,他當時的官銜是鄧總書記,是劉主席有力的支持者。

  信力建:《劉少奇是如何從延安崛起的》一文披露:“如果說,毛澤東是在延安最后確定了他擁有真正黨和軍隊的‘最后決定權’的話,那延安就是劉少奇崛起的真正起點——換言之,是在延安,劉少奇才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1942年3月,劉少奇離開華中,于當年12月30日到達延安,……到延安后,劉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毛澤東任‘主席’的提議。……我們知道,在建黨之初,陳獨秀提出中共不搞黨魁制,宜采用較民主的委員制,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負責聯絡。顯然,這是一種分權的領導體制。在黨的早期,盡管出現過陳獨秀這樣的‘大家長’、王明這樣的共產國際‘寵兒’,但他們的權力在組織上畢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中央書記或總書記的設置,一直持續到劉少奇到延安后飛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央秘書長任弼時提出書記處作為政治局辦事機關、成員精簡為3人時,劉少奇隨即提議書記處應設立1個主席,其他兩名書記是主席的助手,書記處要能夠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與會者贊同劉少奇的意見,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書記處,以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從此,毛澤東就在黨內被正式成為‘毛主席’。……通過這次政治局例會而不是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大會,在周恩來、王稼祥、王明、博古、陳云等政治局委員缺席的情況下,劉少奇和任弼時推動對黨的領導體制作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變動。”正是劉少奇炮制了中共“一把手”的體制。而人們熟知,演變至今的“一把手”體制危害無窮,它實質上窒息了中國民主,使之腹死胎中。這就是中國驚天變故的始點。

  人們應當注意到:“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第一次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還把‘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規定為黨員的一項義務。這份報告在105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時,常常伴隨著一個‘最’字,使我們聯想到這個字眼原來不是林彪的專利。……在延安整風中,劉少奇與康生同為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是主任毛澤東推進整風的左膀右臂。……在整風中,勞苦功高的周恩來、張聞天、陳毅、彭德懷等人都受到過火批評并作了過分的自我批評,而康生的所作所為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當毛澤東親自出來鞠躬、敬禮、賠不是的時候,人們就把‘搶救運動’這頁丑惡的歷史輕輕地揭過,結果是讓康生韜光養晦,在‘文革’中再度大顯身手。”(同上)劉、鄧、林、康等官家,在“文革”中又乘機搞官僚派斗,攪亂大革命的陣腳,使之最終演變成一場官僚“內戰”而危害百姓。

  此后,“二把手”一步步把“一把手”捧殺架空,獨攬大權的陰謀活動也就此拉開了帷幕。官僚資本主義的復興在此一舉。

驚天變故發作于經濟建設高潮中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就已經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根據目前能夠得到的資料,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后來,毛澤東堅辭國家主席的職務。按照慣常的做法,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在中共高層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這種觀點。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受中央書記處委托,草擬的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侯選人名單,仍把劉少奇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選,而沒有提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透露出了一個明顯的信息:劉少奇仍將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既然如此,國家主席候選人顯然就是朱德了。……由于毛澤東始終未推薦提名,在全會討論提名國家主席候選人時,會場出現了少有的尷尬。這時,鄧小平站起來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話音未落,全場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于是,全會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委員長候選人。(《國家主席風波:毛澤東為何讓位于劉少奇》)1959年,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以毛澤東的接班人的面目出現,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從這些信息中可以明顯感覺到,劉某人在高級干部中相當有市場。他很得“官心”。此后劉少奇還借機對朱德進行了嚴歷的批判:《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里,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元帥進行嚴歷批判)。(《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紀錄》令人拍案稱奇)

  劉某人為何深得官心呢?把他與毛澤東的觀念稍作對比就可以明白。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堅持人民的利益第一的思想,要求干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繼續為人民服務。在《紀念白求恩》里,他更加明確地指出:“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他滿腔熱情地號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學習:“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在進京之后,一部分干部認為自己已經打下了天下,應該享受勝利果實,應該發財了。對繼續為人民服務有了強烈的抵觸情緒。加上毛澤東不留情面地殺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專區專員張子善等貪官,一些欲豁難填的官員恨死了毛澤東。

  而劉少奇卻在那里賣乖,全力倡導“吃小虧占大便宜”的韜晦哲學,許諾“滿足個人愿望”、“個人利益”,解決“個人問題”以安撫一批官員急于的發財的欲望。據王光英的解釋,劉某人說:“……在某種時候,個人要吃點虧。辦大家的事情,是占人便宜好?還是吃點虧好?我看要寧愿吃點虧。人家不干的,你干,這不是吃了虧嗎?要寧愿吃這個虧,這叫常說的‘吃小虧,占大便宜’。現在是人民做主的國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發揚,在我們社會里只要有貢獻,大家都會看到。整天考慮個人利益,反而不會滿足個人愿望,不考慮個人利益,則最后會取得人民的信任,個人問題反而解決了。”(北京青年報,王光英:《真理的光焰永不熄滅》)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則說:“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覺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劉某人就這樣爭取高級干部,讓他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謀取更大的權力,以便日后占更大的便宜。因此切中急于分享勝利果實,急于發財致富的高級官員的心理,深得官心。

  就這樣,毛澤東得民心,卻失官心;劉少奇失民心,卻得官心。劉少奇也就利用“二把手”的實權和官心,故意破壞經濟建設,制造災難,動搖治國的根基。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關于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云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于是人民日報報道說: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干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幾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這兩篇報導,可以說是浮夸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共產風一應俱全。這是劉少奇、鄧小平所把持的輿論關口所放的“衛星”新聞,是劉少奇搞的共產主義試點取得的“成績”。

  1958年10月3日,劉少奇在同一個外國議會代表團談話中也談到吃飯不要錢。他說:“現在公社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這部分還要增加,兩三年后,很多公社就會變為全民所有制”。毛澤東當時就嚴厲批評說:“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劉少奇“吃窮飯”搞“窮過渡”的做法,指出:“現在就是吃窮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版187、189頁)

  劉少奇就這樣瞎折騰,直至鬧出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來。“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河南省委內部出現激進的吳芝圃與穩健的潘復生之間的權力傾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支持吳芝圃,稱:“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吳芝輔治下的河南,發生了著名的“信陽事件”,餓死了大批農民。1962年1月寫給中南局的檢查中說:“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原注:筆者認為“主席”指的是劉少奇。(來源:《大躍進中劉少奇大鳴大放地搞浮夸風,毛澤東怎么攔都攔不住》)

  劉少奇故意這樣瞎折騰搞垮經濟之后,厚臉皮地把責任推到毛澤東的頭上,公開宣稱“毛主席犯錯誤”,以此作為攻擊“一把手”,讓“二把手”全面掌握實權的權術手段。直至今日,這依然是官僚們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彈藥!這一切正是官僚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發動的一場慘絕人寰的階級斗爭。然而州官只許他們放火,絕不許百姓點燈——不許提“階級斗爭”,不許爭論姓“資”姓“社”。

  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毛澤東不得不組織反擊,重提階級斗爭,并告誡全黨:“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毛澤東指出的階級斗爭就是無產階級對官僚資產階級,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而絕不是整群眾,整知識分子的所謂“階級斗爭”。

  反而是劉少奇在對民眾進行殘酷的“階級斗爭”和“專政”,并借以搞臭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據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宋永毅教授披露: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斗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斗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干了看’,鼓動群眾斗領導,認為不斗,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于是,在運動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爭的歪風,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有報導稱,劉少奇掛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干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復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宋永毅:《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在1966年的“紅色八月”期間,一些“老紅衛兵”(注:高干子女所組成的“聯動”)以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為由,毆打甚至殘殺無辜的人。“紅衛兵”們用當時流行的“血統論”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卻沒有人站出來反駁這種荒謬的“血統論”。(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旅美學者宋永毅教授雖然是毛澤東的反對派,但也不能不正視走資派作惡的史實。

驚天變故成型于“改革開放”的春天里

  1956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的號召。毛澤東這些富有遠見的思想,成為我國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指針。基礎工業大幅增強,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等,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下,經過二十七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萬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設),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條窄軌)廣西四川貴州青海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甘肅省在解放初期的鐵路只有隴海鐵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蘭州,并建設蘭新線)。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20億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庫中,30座為49年后所建。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庫(現在即使建3400座標準游泳池也是一個浩大的開支)。為毛澤東之后從容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現在使用的水利設施大部分是毛時代遺留下來的。……資本積累。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時代還留下大量外匯儲備,截止1977年共有黃金儲備1280萬盎司和外匯儲備23.45億美元(請記住:70年代毛逝世前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和工業設備)。(《毛澤東建國后的貢獻》)

  該開后精英們“先富了起來”,鼓動他們“不管黑貓白貓,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為了“先富起來”而賺錢不擇手段,以填滿他們貪婪的欲豁。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一份關于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較詳細地記錄了社會不同階層的經濟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過1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2008-12-13 新華網,趙曉教授,《中國億萬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偏低、勞動收入在各種要素中的回報率過低,窮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于是走資派終于實現了只讓官員先富起來的諾言。同時徹底否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建設路線,無所忌憚地依附于美國壟斷資本發展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把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搞成危機四伏的半殖民地中國。中國的極少數人占有了中國13億國民所創造的絕大部分財富,并把其中的大部分用來進貢他們的美國主子!以此營造了官僚資本的“春天”!實現了他們的美國主子所翹盼的驚天變故。

  對此,張召忠將軍氣憤地指出:當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時,中國擁有了原子彈、人造衛星、核潛艇、運十飛機、銀河計算機等一大批為國立威的技術,當中國企圖“以市場換技術”時,卻造成了技術能力的不斷喪失,自主創新平臺的相繼失陷,技術人材隊伍的散架樹倒,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甚至連自主創新的“運十飛機”都自毀長城、自廢武功,這是何等鮮明的對照,又是何等深刻的教訓!……可誰能想到:不講“階級斗爭”(中文簡體全拼輸入法中都刪了這個詞組)二十多年后,被一群“精英”們稱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卻悍然轟炸中國大使館,撞毀我戰機,并在中國西部大張旗鼓地樹起四個軍事基地。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處于東西全面包圍之中,毛澤東生前打破美國對中國月牙型包圍的努力,就此全部付諸東流。整個美國軍界一片歡呼,歡呼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軍事奇跡——一個大國成功地從軍事上包圍了另一個大國。(《張召忠:毛澤東獨立自主建國思想是非常正確的》)

人民大眾、共產黨人不會聽任“走資派”變天

  網友“貓娜麗莎”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經過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的。他在晚年作出的自我評價時說:“我一生只干兩件事,就是建立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和打破舊體制的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實質就是粉碎“走資派”的人民革命。今日發生的驚天變故證實了粉碎“走資派”或官僚資產階級的人民革命的現實性。

  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給陜北公學的題詞中說:“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的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毛澤東對黨的干部的要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謀私利”,這個要求是對革命先鋒隊的要求,而不是對全體國民的要求。因為沒有這樣一支徹底為人民的干部隊伍,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成功。這雖然不符合一幫貪官污吏的“人性”,但卻符合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保證人類社會生存和延續的基本人性。現實是從進京伊始,干部隊伍中的一大批人就不再愿意堅持“不謀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新生官僚要的是“吃小虧占大便宜”,占有天下,圖謀私利,瓜分勝利果實。劉某人成了他們這幫新生官僚的領頭羊。

  毛澤東時代本是人民的時代。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更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所有言論和作為的總和。而是他集中了革命人民的經驗與智慧所形成的革命思想,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那些傳承了中華民族人本精神和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本思想的現代文明——在一切從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歸的現代人本精神引領下,人民當家作主,創造自己的幸福的中華文明。毛澤東時代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時代。而貓時代則是繼承劉少奇“吃小虧占大便宜”官僚權術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是走資派官僚權術全面得逞,人民的勞動果大半實落入美國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囊中的官僚資本主義時代。貓時代是美國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時代。這就是驚天變故的實質。

  但是,創造歷史的從來是人民群眾,而不是所謂的“精英”。人民群眾和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會永遠聽任一幫新官僚站在他們頭上拉屎撒尿,鯨吞他們的勞動果實。中國失去了生產資料和勞動求生存權利的無產者和絕大多數人,不會永遠任人用手中所竊取的社會資本和國土資源來剝奪他們的勞動成果。中國人民一定會用自己的力量粉碎新生官僚資本勢力和新三座大山,重新站起來!粉碎貓時代,重新成為時代的主人!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所有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是維護人民大眾的利益,還是維護新生官僚的利益,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不但是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根本性問題,也是與每一個高級干部自身的政治性命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回避歷史的嚴峻考驗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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