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

　　“在我看來，重慶的做法正是中國幾代領導人所堅信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文/《瞭望》新聞周刊特約撰稿李希光

　　“為什么重慶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這樣引人注目？”90歲的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輯西默·托平帶著“要弄清楚”的想法，2010年12月9日來到了重慶。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剛剛離開這里。

　　“64年前在延安，最讓自己感動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今天在重慶，我看到這種精神依然在閃光。”西默·托平在完成他的重慶采訪后感慨道。

　　見證從延安出發的夢想

　　托平在美國新聞界享有崇高威望,至今仍是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在西方世界，托平是少有的能夠用“親歷”大跨度比較著中國發展變化的媒體人之一。

　　在中國解放戰爭期間，他曾赴延安，采訪過朱德、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他不僅是赴人民解放軍前線陣地采訪、報道淮海戰役的唯一的西方記者，更是第一個向全世界報道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西方記者。

　　1971年托平以《紐約時報》副總編輯身份訪問中國，這次經歷，也使他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采訪周總理的第一位美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共進晚餐時，周恩來對全體在座者說：“托平是我們進駐南京城的見證人。他在1949年4月親眼目睹了新舊中國的改朝換代。”

　　托平的夫人奧瑞·朗寧·托平，是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撰稿人、攝影記者。她是加拿大著名外交家切斯特·朗寧大使的女兒。她也是上世紀60年代屈指可數的能進入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另一位是埃德加·斯諾。

　　托平夫婦對中國許多領導人如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等進行過采訪。周總理曾為托平夫人的著作《東方欲曉》簽名，并且說：“感謝你為中國所做的一切。”經周總理同意，她獨家向全世界披露了西安兵馬俑大發現，該報道成為《國家地理雜志》封面文章。

　　在重慶訪問期間，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送給托平夫婦兩尊銅像，分別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偉人的銅像，看上去神采奕奕。瞪大了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周恩來的銅像，托平夫人驚喜地叫出聲來。原來這尊銅像，正是以39年前她給周總理拍攝的那張照片為原型創作的。

　　1971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設晚宴招待朗寧（托平的岳父）和他的女兒奧瑞。當時正值“文革”期間，經濟發展受阻，國際關系緊張，這些一直煩擾著周總理。而這天的晚上，見到老朋友，周總理特別放松，心情特別好，似乎那些憂慮在腦子里瞬間停頓下來了。

　　周總理斜身靠在沙發上，跟朗寧大使回憶他們當年在重慶和南京的時光，時而兩人還開心地笑起來。周總理的英俊神態被奧瑞抓拍到了，她一口氣拍了幾十張。后來，這些照片沖印出來后，奧瑞拿給周總理看，周總理笑了，奧瑞再次抓拍。在這兩次拍攝的照片中，一張成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一張被中國政府選為周總理的遺像。

　　中國近現代史上不少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托平都是親歷者和記錄者。

　　1946年11月，作為國際新聞社駐京的首席記者，托平在時任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的秘書、新聞處長黃華的安排下，赴延安采訪。當時，延安被國民黨軍隊封鎖在山谷里。到延安后，托平被安排住進一個窯洞里，睡在一張木凳和木板支起來的草墊床上。

　　“延安跟北平完全不一樣，在延安的街頭，我看不到一個乞丐。”托平回憶說，“在沿街的小店鋪前，我遇到的都是來自中國各地的熱血沸騰的大學生。每到晚上，在星空下，大概2萬多名住在窯洞里的大學生們拎著閃爍的煤油燈，滿腔熱情地走出窯洞，走到寶塔山下那些整潔的教室，參加政治會議，或是參加晚會，演唱革命歌曲。”

　　“我在延安采訪了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我在楊家嶺窯洞前的一棵大棗樹下，坐在一個長木凳前，對劉少奇進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訪。”托平說，“盡管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人民解放軍，但是，延安讓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

　　“我從延安回到北京后，乘坐一輛吉普車來到郊區的清華大學，采訪了那里的師生。當時，清華的師生剛從昆明遷校回京。清華師生們的談話讓我更加堅信人民解放軍不久將會解放整個大陸，為一個新中國奠定基礎。”

　　2008年10月，已經88歲高齡的托平，為了真實地再現新中國誕生前夕發生的重大事件，重返淮海戰役戰場所在地，專程赴江蘇徐州采訪。結合他過去戰地采訪的經歷，一年后，他出版了《站在冷戰的前線》一書。書中的開頭寫道：“一整夜炮聲像打雷似的響個不停。天亮時分，炮聲突然停了下來。我在一個農民的窩棚里，睡在糧垛上，身上蓋著一個棉被單。在猜想，這段沉寂意味著什么。我摸著黑走到門口，門口的解放軍戰士用卡賓槍攔住了我。我當時是進入解放軍陣地采訪的記者，但是被解放軍禁閉在這個農村的窩棚里。”

　　托平接著寫道：“很快我發現，炮聲的停止，是國民黨投降了，淮海戰役結束了。淮海戰役的結束意味著亞洲出現了一個新曙光，出現了新紀元。”

　　時隔64年，托平再次回到中國，到了北京，也去了重慶，“我看到我的夢想已經成真！”

　　一天的傍晚，在北京乘車路過“鳥巢”。托平說：“1946年我第一次來北京的時候，到處都是人力車和自行車，還有滿身塵土的駱駝商隊和毛驢商隊。當時，無法想象北京的街頭會出現富麗堂皇的摩天大廈、數不清的高層公寓和時尚的購物中心。”

　　在重慶，薄熙來送給托平夫婦一本《重慶》畫冊，并在畫冊扉頁上題下：“愿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托平夫婦健康長壽”。

　　“1946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時，見到的是滿目瘡痍的大地和隨處可見的逃荒的人。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1978年后，這里的一切都在變。”托平夫人一邊翻看畫冊一邊說：“今天看到重慶，更發覺中國的變化就是一本科幻小說，速度令人難以置信。”

　　在重慶看到了延安精神

　　2010年，90歲的托平，身背沉重的相機包，走進重慶市委大院。

　　大院位于重慶市中心，郁郁蔥蔥的庭院里一處高坡上，坐落著一幢獨立的西式小樓。沿著一條小徑，托平登了105級臺階。坡頂的這座西式小樓，國民政府時期稱為“美齡樓”，是1945年國共談判舊址，一生較量的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這里留下了唯一的合影。

　　托平夫人說：“我跟宋美齡在南京、廬山、昆明經常見面。后來她住在紐約長島，我們也見過。”

　　在小樓一層的拐角處，有一間敞開門供人參觀的房子——那是上世紀50年代初，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時的辦公室。“鄧小平的記憶力非常好。1979年，我們在華盛頓應邀參加歡迎鄧小平的宴會。在宴會廳里，鄧小平看見我倆，老遠就走過來跟我們握手打招呼。”托平回憶說。

　　“重慶不僅把過去有價值的傳統繼承了下來，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重慶在創造新的價值。”托平在參觀了重慶的歷史遺址后說。

　　重慶是一個獨特的直轄市，地處中國西部，既有世界級的大都市，也有連綿成片的山區和庫區，被稱為中國國情的“縮影”。這片土地的建設發展，絕非易事。

　　但年輕的直轄市，讓托平夫婦感到時尚而充滿活力，他們用鏡頭記錄下這座城市的鮮活瞬間：兩江新區建設工地，機器轟鳴，丘陵低谷平整成一塊塊平壩，規劃出一個個廠區；城市廣場，草木蔥蘢，市民跳壩壩舞，唱紅歌，其樂融融；街角路邊，整齊劃一的交巡警平臺，24小時保障安全

　　破舊的危舊房成片拆除了，一棟棟現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他們聽說，今后3年重慶要建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加上危舊房改造，300萬中低收入群眾將住上新房。一位機關干部還告訴托平夫婦：“我結了一戶‘窮親戚’，平時經常走動。現在，全市機關干部一共結了53萬戶‘窮親戚’，20萬名機關干部還‘大下訪’，解決矛盾糾紛11萬多件。”

　　雖年事已高，但托平不愿放過任何一個近距離了解重慶的機會。白天參觀采訪，晚上他就看資料、讀報。

　　托平的筆記本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今后5年，重慶定了一個很有勇氣的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比要縮小到2.5:1左右；保證130萬留守兒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個雞蛋，有營養午餐，還要下更大功夫，照顧好他們的日常生活，落實好醫療、教育等問題；實現農村養老保險全覆蓋，讓500多萬城鄉老年人老有所養”

　　“從歷史視角看重慶，今天的重慶意義重大。”托平感慨地說，“1946年我在延安寶塔山下，看到中央黨校的學員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們高唱革命歌曲，高舉著為人民服務的大旗。前天在報紙上，我讀到，習近平副主席在重慶調研中，贊揚重慶黨和政府堅持為人民服務，大力培養愛民、親民、為民的感情，把解決民生問題放在突出位置。目前，重慶還提出了以民為本的民生幸福指數的執政理念，而不是GDP為導向的執政理念。重慶繼承和發揚了為人民服務的延安傳統！”

　　幾天采訪下來，托平說，“看到了自己64年前看到的延安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在重慶，托平夫婦與市委書記薄熙來有過一次會面。

　　一見到托平夫婦，薄熙來便高興地說：“今天見到托平夫婦非常高興。特別是你們熟悉中國的歷史和國情，跟中國老一輩革命家情誼深厚，還曾見到并多次采訪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對中國革命作了大量真實客觀的報道，中國人民非常尊重你們。今天在重慶見到你們，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深感榮幸。跟你們這樣有高尚情懷的老人交談，會沾上福氣的！”

　　“剛才在這個院子里，我們對身體進行了測試，爬了105級臺階呢。”托平夫人笑答。

　　托平夫婦向薄熙來提問：“我們在重慶看到了為人民服務的延安傳統，能不能聽聽您的想法？”

　　薄熙來說：“重慶地處西南，山高溝深，基礎比較薄弱，要抓好發展首先必須改善民生，也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并不是重慶市委、市政府的獨創。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最早的誓言就是‘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胡錦濤總書記說，‘一定要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重慶還有14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60多萬城鎮居民吃低保，一定要把共同富裕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我們剛開了一個重要的會議，決心通過5年努力，讓重慶的老百姓有更便宜敞亮的住房，更優質的教育，更充分的就業和全面的社會保障，要使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這其中的關鍵是提高中低收入群眾的幸福感。”薄熙來告訴托平夫婦。

　　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

　　“1971年周總理就曾對我說，中國未來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問題。1995年9月，我的妻子在重慶采訪后，在美國《外交事務》發表了長達15頁的文章《生態大賭注：揚子江上建大壩》。今天的重慶如何應對環境問題？”幾天的重慶之旅，托平夫婦試圖尋找答案。

　　當車輛在重慶穿梭，托平夫婦看到最多的顏色是“綠”，山坡上，道路旁，樓宇間，到處是新栽的大樹，而且多是銀杏、香樟和桂花。在過去2年，這座山水映襯的城市，仿佛一下子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植樹熱情。2009年，投入178億元，完成造林面積798萬畝，一年種出十年樹。2010年，以同樣的力度推進。

　　重慶正在努力建設國家森林城市、生態園林城市、環保模范城市。在這場脫胎換骨的城市發展中，老百姓也獲得更多的實惠：一萬多所中小學、幼兒園配備了5500多名校警，確保了518萬名學生的人身安全；中小學塑膠跑道從過去的260多條增至1000多條，一周體育課從2節增加到4節；修建了70多條登山步道；外出務工的農民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孩子，得到政府悉心照顧；對廣大低收入群眾實行基本醫療藥品零利潤

　　托平夫婦告訴陪伴的人，在他們的采訪本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五個重慶’”。按照重慶市政府的規劃，重慶主城未來將成為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千萬的特大型城市，而“五個重慶”的設計，將保證“新重慶”一百年不落后，二三百年后看更有味道。

　　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目標，從一個方面即可見證。重慶正加緊建設“暢通重慶”。城市規劃建設者的日程表里，羅列出一系列目標：高速公路通車里程提高到3000公里，達到歐洲發達國家水平；鐵路運營里程提高到2300公里，基本實現“8小時出海”；市內軌道交通通車里程提高到200公里，貫通主城9區，要用輕軌將新建的主要公租房片區連接起來，減少擁堵，成為不塞車的城市。

　　薄熙來也給托平夫婦作了“解讀”：“五個重慶”都是民生工程，都是為人民服務。“森林重慶”是要改善環境，讓老百姓多吸氧；“暢通重慶”是要改善交通條件，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路；“平安重慶”要增強老百姓的安全感；“健康重慶”要讓孩子長得壯，老人活得長，全民活得健康；“宜居重慶”則要著力改善百姓的居住條件和環境。這“五個重慶”是為后代造福，讓我們的子孫100年后都受益。

　　“香樟樹能驅蚊子；銀杏樹能活一兩千年，長得又高又直，都是難得的好樹種。現在讓我犯愁的是如何讓重慶孩子長個兒。最近，著名田徑教練馬俊仁給我支了個招兒——跳繩，不僅增加韌帶彈性，還能幫助長個兒。”薄熙來的幽默話語，讓托平夫婦開懷地笑了起來。

　　要讓女兒來渝工作

　　在重慶，托平夫婦看到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層公寓，其中“民心佳園”公租房項目引起了他們很大的興趣：樓宇間是花園綠地，周邊規劃有輕軌、學校、醫院和超市，生活方便。托平夫婦了解到，重慶在中國率先建設公租房，租給中低收入居民、進城農民工和剛畢業的大學生，租金比市場價格至少低40%。

　　“公租房的確可以解決農民工住房難、進城落戶難的問題。但是，這些正在建的住房和小區等待人民來居住，人民只有在城市找到了工作，才會搬進這些城市公寓。重慶如何解決這些中低收入群眾的就業問題？”托平夫婦有了新的疑問。

　　隨后的采訪中，托平夫婦發現，中國中央政府批準重慶設立的國家級開發開放區——兩江新區，擁有甚至優于上海浦東新區的政策，給重慶帶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過去一年間，重慶成功引進了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等一批國際IT企業，2015年將形成8000萬臺產能、7000億元產值、1000億美元進出口的筆記本電腦產業基地。同時，市政府每年將投入3億元，扶持微型企業發展。作為西部開放高地，重慶的加工業、服務業、商業也蘊含著巨大的就業容量。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地人才正涌入重慶尋找機會。

　　良好的前景，也吸引了托平夫婦。“我個人對重慶高新技術和軟件業的發展有濃厚興趣。我女兒現在擔任微軟全球財務總裁，我回去要讓她來重慶幫助建設兩江新區。”托平向薄熙來表示。

　　在重慶訪問期間，托平夫婦還發現了一件新事——農村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他們認為，這件事很有意義。在重慶，一方面是城市建設提速，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渝東南、渝東北偏遠地區，守著土地卻無法充分“發現價值”。托平發現，重慶首創的農村土地交易所，巧妙地實現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占補平衡，并增加了農民收入。掛牌一年多，農村土地交易所形成了各方受益的運作模式：政府鼓勵農村將閑置的宅基地復墾，形成“地票”，拿到農村土地交易所交易，這樣既能確保農村耕地不減少，又能使城市有發展空間，還能讓農民通過級差地租獲得合理的收入，一舉三得。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初期便進行了土地革命，為他們的人民謀到了最大的福利。重慶的這個改革，也是一種新的還利于民的做法啊。”托平說。

　　“從延安到重慶，

　　我作為一個記者整整走了64年”

　　“你問我為什么對我來講中國這樣難舍難分？有三個原因：首先，我在中國遇見了奧瑞；二是中國是我當記者的起點；三是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我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極深的感情。這就是為什么我和我的夫人，專門從紐約飛到重慶來慶祝我90歲的生日。”

　　西南政法大學近300名學生擠滿了圖書館報告廳，過道里也站滿了人。托平一路小跑似的登上了主席臺，站在演講臺的麥克風前，一口氣講了近一個小時。

　　“我是在高中時，讀到了埃德加·斯諾的史詩般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我那時的夢想就是到中國當記者。”托平說，“從1946年我來中國當記者算起，我報道中國已經長達64個年頭了。”

　　“美國的新聞理念是否適合中國照搬？”學生問這位美國新聞界的長者。

　　“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世的新聞標準。任何一種新聞標準必須適應當地的國情。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中國必須發展一套適合自己的新聞標準。”

　　在座的學生分享著他的感悟：“我認為，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為你的國家效勞。”他對臺下的學生說，“除此之外，你必須具備新聞報道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聞報道中。否則，你永遠當不好記者。”

　　“實踐是新聞專業學生必需的。”托平說，“你要觀察和記錄你要寫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如果你不親自采訪，你就沒有資格去寫作。”

　　在重慶期間，90歲的托平，不斷乘車穿越長江、嘉陵江大橋，四處觀察訪談。

　　“我們家族六代人都在中國生活過。”托平夫人說，他們在中國有做牧師的，有當老師的，有當記者的，也有經商的。看著報告廳里多數大學生是女孩子，她說：“1891年，我爺爺在湖北襄樊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女子中學。那個時候，中國的女子都裹著小腳。我奶奶經常在河邊看到被溺死的女嬰。而今天，中國學新聞的多半是女生。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

　　“由于戰亂和社會動蕩，我們的家人不斷離開中國，又不斷回到中國。1891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爺爺奶奶為逃命離開中國；上世紀20年代，中國軍閥混戰，我全家再次逃命離開中國；上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我全家再次逃離中國；上世紀40年代，中國解放戰爭，我全家再次離開中國；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我全家再次逃離中國；1966年，我正在中國采訪，‘文革’動亂，我又一次逃離中國。我們應該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這么多年來，中國再也沒有戰亂了。這是要十分珍惜的。”

　　“事實上，我們一家不斷逃離中國，事后又回到這個國家，更加深了我們對中國的熱愛。”托平夫人說。

　　“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是，結束了中國的內亂，把中國大陸又重新統一起來，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奠定了基礎。”

　　“在美國，今天一些人，包括記者，不了解整個中國的歷史。這些人不知道他們是在直接與間接地干涉中國內政，如諾貝爾和平獎問題。由于他們不理解中國的歷史，就很難接受中國的情緒化反應。”托平說。

　　“我完全同意這樣一個中心觀點，那就是中國在充滿活力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不斷進步，中國人民的各項權利會進一步得到加強。”托平說，“在我看來，重慶的做法正是中國幾代領導人所堅信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從延安到重慶，我作為一個記者整整走了64年。我發現，中國越來越成長和成熟了。”結束在重慶采訪后，托平如此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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