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音流失”面臨尷尬，重慶模式任重道遠　　

《瞭望新聞周刊》2010.12.25日刊出記者郭立董瑞豐文章：《國資在“靜音”中流失》，此類文章本司空見慣，乍看并無新意。　　

可加上一個定語出現——《重慶國有資產無聲無息流失暴露三大突出問題》——身份就迥然不同了。　　

攻關改制，產權改革，產權明晰，現代企業制度，管理層收購，快賣賣光……本是神州大地上“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斷發生的事，這就是改革，不能走回頭路。對此，老百姓早已見慣不怪，精英們一直抱怨轉型接軌太慢，決心“殺出一條血路”，以“政改”將改革的成果制度化。　　

“沒有并購，沒有破產，沒有下崗，沒有立案，數億國有資產消失在無聲無息中”。　　

如果這發生在廣東、黑龍江或者其他地方，不過平平常常。　　

然而，標題安在重慶頭上，就非同尋常了。　　

在重慶，是否有異于它處，僅僅是個案？　　

這是一個與打黑除惡不能同日而語的更為深刻問題。　　

一，           “靜音流失” 未必是個案　　

《國資在“靜音”中流失》從報道的內容及論述的態度看，與李莊案后“雙起”話題不同，文章并非惡意。　　

重慶一家陶瓷企業的產品，曾被人民大會堂、釣魚臺國賓館選定為“國宴瓷”，被外交部確定為“國禮瓷”和“國徽瓷”。但這家輝煌一時的國有控股企業，如今卻只能靠出租廠房設備存活，上億元國有投資無法收回，還欠下數家銀行3億多元債務。　　

　追尋該企業的衰敗史，會發現一條似曾相識的軌跡：國企“扭盈為虧”——管理人私立門戶——承租國企資產——實現私企贏利。背后的謎團同樣并不陌生：曾經如日中天的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停產，其原因何在？　　

底尚未揭曉。供以外界管窺的是，當國資流失回避了并購、破產、下崗等慣用元素時，可將職工和國資監管者同時陷于“靜音”模式。無聲無息中，精心設計的防范環節已被逐個突破。　　

重慶該國企在成立之初，通過向銀行貸款，引進當時世界先進的生產設備，一度擁有4億多元資產，躋身重慶輕工“五朵金花”。此后數年，企業連續虧損嚴重，于2005年底停產。　　

停產后，一家2003年方成立的私營企業租賃了幾乎所有廠房和機器設備，并接收絕大多數原企業職工。這家私企的第一大股東，正是原國企的董事長。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原國企董事長一直身兼私企第一大股東，兩個身份并存時間長達三年。其人晚至2006年方辭去國企董事長一職，并于次年成為其出資成立的私企的法定代表人。　　

顯然，即使在重慶，這也不會是個案。30年的“國退民進”，重慶絕不可能是特區。因為他正是滋生文強現象的環境背景，從多年見諸媒體的腐敗案看，重慶的國退民進產權改革與全國并無二致。

“靜音流失”，無疑是擺在重慶模式面前的一個尷尬。　　

二，“垂直整合一體化招商”能否超越“外向型”模式　　

30年改革，“GDP硬道理”和“外向型經濟”把中國變成全球化的低端殖民地， 買辦巨梟龍永圖一句通俗的話概括得極為生動準確，“再為洋人打工二十年”也。這一模式將中國變成世界的最大血汗工廠。

顛覆毛澤東的“基本路線”，“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確極富魅力。30年后回頭看，原來這“經濟建設為中心”，不過是流血汗、拼資源、毀環境，以“滿足美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歷史在為自己“祛魅”，在為毛澤東平反。　　

昆明“賣光”模式依然紅火，廣東“殺出一條血路”的深化仍舊先鋒前瞻，他們還毫無顧忌地打造出南方報系式的買辦思想文化的大本營。

這種情況下，重慶模式崢嶸出世，力圖突破“硬道理”思維，多方面地進行探索，難能可貴，的確給人們帶來了驚喜和希望。

從重慶自身發展講它也許是現實的較佳選擇，但從中國的發展道路角度看，這是否能超越“外向型經濟”模式科學發展？

7月11日，鳳凰衛視再次播出該欄目對黃奇帆的專訪，在訪談中，黃奇帆回顧、解讀了近年來我市部分經濟發展重要節點事件。 　　

　　■組建“八大投”，把政府導向的投資項目，用企業的平臺進行融資，把基礎設施搞上去。 　　

　　■以垂直整合一體化加工貿易新模式招商，成功引進惠普、富士康、英業達、廣達等電子產業巨頭的幕后故事。　　

　　■隨著兩江新區、西永保稅區以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等“金字招牌”相繼花落重慶，這個以碼頭文化著稱的山城，正在初步顯示出向長江上游金融中心蛻變的華麗身姿。 　　

　　■發展租賃公司，對重慶以后成為金融中心，將起到凝聚和輻射的作用。 　　

　　■海派精神和碼頭文化的融合，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就會不拘一格，能夠創新，能夠有改革的思維。　　

 垂直整合一體化模式的招商，所以，垂直整合一體化可能真的是今后10年、20年全球加工貿易的一個模式轉換。2008年5月，黃奇帆帶領的招商團隊來到了總部設在美國洛杉磯的惠普電腦公司總部，讓惠普方面并沒有料想到的是，他們的此次招商有一些不同尋常。 2009年8月4日，重慶與富士康正式簽約。富士康拿到了2000萬臺惠普筆記本的生產配額。此后不久，重慶又分別與另外兩家世界級的臺灣筆記本代工廠英業達與廣達簽訂了合約。　　

筆記本生產基地在重慶落戶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業達等的研發中心也紛紛落戶，使重慶由單一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拓展成為IT研發機構的集聚之地。　　

新模式的第二個概念是以人為本的“社保模式”。 第三個概念比前兩個更有宏觀意義，即金融結算模式。通過跟惠普最高層的艱苦談判，最終促使惠普將亞太結算中心轉移到重慶。這結束了中國只有加工貿易而沒有結算中心的歷史。它給重慶帶來巨大的好處，即“結稅”、“結匯”和“結人”——給政府帶來稅收，同時給結算銀行帶來中間收入，并提供成千上萬高級會計師等“白領”崗位。這三個概念結合才是“重慶模式”。通過這種模式，重慶同時占有了加工貿易“微笑曲線”的兩個高端，因為當你把零部件集成在這里的時候，高端研發也有了；當你把銷售、結算放在你這里的時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慶的加工貿易模式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具體行動。重慶對于加工貿易發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中國加工貿易的新局面。　　

（《黃奇帆解析近年重慶經濟發展重要節點事件》——2010.7.12重慶日報）　　

“重慶去年實際利用外資、進出口總額達到６０億美元、１２０億美元，分別是５年前的１２倍、３倍，實際利用外資連續兩年保持增速全國第一、總量中西部第一；積極推動促成中俄哈簽署邊境口岸高效便捷通關協議，開通‘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大通道，構建新時代‘絲綢之路’，重慶一舉由內陸變為開放前沿。”黃奇帆說，重慶還搶抓全球金融危機下資源要素價格相對便宜、我國外匯儲備豐盈的機遇，創造了面向國內市場和重慶發展的“走出去”新模式，積極參與世界能源、資源市場配置，成功收購澳大利亞鐵礦、巴西３００萬畝土地、英國精密機床集團、加納鋁礬土礦等，海外投資額達到５０億美元，既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又使全球資源為重慶所用。　　

面對重重難題，重慶的探索是難能可貴的，正如黃奇帆市長所說，我國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必須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重慶肩負改革試驗區的重要使命，要敢于帶頭“吃螃蟹”，以改革創新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長期性、普遍性問題，為全國改革探路。不過，說是超越了“招商引資”“外向型”模式，恐怕還為時尚早。

三，改革繞不過“姓社姓資”和 “姓中姓外”的坎　　

《宣言》有句話回避不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這可不是一句可以隨意“凡是”的話，它是“體系”，是共產黨人理論的最高概括。　　

這句話成了改開搞的緊箍咒，太難曲解，只好回避。　　

于是，“不問姓社姓資”與“不爭論”應運而出。　　

“不爭論”，不許你爭論，只許我“大膽的干”。　　

“不問姓社姓資”，是不許“姓社”，只許“姓資”。　　

30余年，就是這么不斷“深化”過來的。　　

十幾大一結束，一位敏銳的官場明星就根據感覺，將精神“準確地全面地”概括成一句話：“快賣賣光”。盡管紅頭文件從未肯定這一表述方式，但在實踐上，卻是各地心領神會地“只能做不能說”， “新賣光”、“陳賣光”、“親賣光”、“仇賣光”等政治明星，這才橫空出世光芒四射的。　　

“沒有并購，沒有破產，沒有下崗，沒有立案，數億國有資產消失在無聲無息中”，如果將“沒有”去掉，再加上“靜音”，基本可以概括中國“攻關”國企，實現“產權明晰”的過程，這就是“完善”，這就叫“現代企業制度”， “先進生產力”！　　

 “泰羅”、 “三井”、狼狗保安、黑窯奴工，等等，都是對“先進生產力”的詮釋。　　

“GDP硬道理”和“外向型經濟”又把這先進生產力設計成“再為洋人打工二十年”模式——全球化低端的外向型殖民地模式也。

這一模式將中國變成世界的最大血汗工廠。

顛覆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基本路線”，“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確極富魅力。30年后一看，原來這“經濟建設為中心”，不過是流血汗、拼資源、毀環境，以“滿足美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歷史在為自己“祛魅”，在為毛澤東平反。

昆明“賣光”模式依然紅火，廣東“殺出一條血路”的深化仍舊先鋒前瞻，他們還毫無顧忌地打造出南方報系式的買辦思想文化的大本營。

這種情況下，重慶模式崢嶸出世，的確給人們帶來了驚喜和希望。

重慶模式，不惟GDP是求，有“執政為民”之意；打黑除惡，給權錢黑勾結的原始積累模式潑了盆冷水，無異是資本“原罪”的當頭棒喝；在舉國房地產支柱的瘋狂進行曲中，它奏出另類新聲……這一切，再加上“唱紅”的標注，更顯得刺激眼球，就不能不令舉國既得利益階層側目——

這個薄熙來，他要干什么？

重慶不能“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試”嗎？

對重慶模式，中國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草根和左翼力挺，精英和右翼是質疑、嘲諷、貶損、圍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可喜的是，高層也表現出表現出對重慶模式的興趣。

然而，重慶模式能夠跳過不問“姓社姓資”和“姓中姓外”這個坎嗎？

“唱紅”，面對霸權話語持續30年的妖魔化毛澤東潮流，面對他們對袁騰飛的熱捧，面對開封、鄭州和重慶對人民懷念毛澤東活動的無情鎮壓和三軍大“辭退”崇毛青年的殺雞儆猴，“唱紅”，表現了共產黨執政的國度里，“轉型”還沒有 “名至實歸”，標志著共產黨一天不改旗易幟，官僚買辦階級仍能難免“心有余悸”，所以他們極力鼓吹“普世政改”。也因此，他們視重慶唱紅為眼中釘肉中刺，不遺余力鳴鼓攻之。

然而，“唱紅”或“唱讀講傳”并不意味著馬列意識形態和毛澤東“走社”路線的復歸，它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在“特色”中國，“指導思想”已經將“集體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猶抱琵琶地邊緣出去，連軍隊政工條例的表述都明確無誤，在重慶，能給老百姓歌唱毛澤東的自由，也就很難能可貴了。

 “黑”，資本原始積累不可或缺的手段。人家“大國崛起”，“黑”主要表現為“外向型掠奪”；我們特色“補課”，是內向型掠奪和外向型奉獻，僅僅對自己人“黑”。然而，“黑”不僅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須清除的毒瘤，而且，也是任何社會正常運行必須清除的前提，盡管它又是剝削階級統治的私有社會不能徹底治愈的痼疾并發癥。

權錢黑勾結，中國“初級階段”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固有“特色”。保安狼狗，黑窯奴工，野蠻拆遷，強迫賣淫，黃賭毒遍地，安元鼎截訪，“黑”的猖獗，使得下層百姓“欲做奴隸而不得”。重慶認真地出重拳打黑，整治權黑勾結，給人以解民倒懸之感，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歡迎。

然而，打黑并不“姓社”，它是對“欲做奴隸而不得”的否定，但并不負責解答你是 “回歸主人”還是“做穩奴隸”的問題。　　

薄熙來、黃奇帆主政的重慶市黨政當局，高舉“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大旗，這是對“硬道理”的修正，《21世紀經濟報道》稱：“重慶綜改新政探索收入分配公平——黃奇帆稱要為全國改革探路”，“ 作為統籌城鄉綜改試驗區，重慶將明年的重點改革指向收入分配的公平”， “縮小貧富差距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普遍就業”……應該說這都很難能可貴，也很實際。不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中，所有制又是矛盾主要方面，具有決定意義，撇開所有制談論分配公平，究竟能有多大效果，也不能估價過高。　　

資本的本質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無論怎樣引進富士康，同一個郭臺銘，到了重慶后不會變成歐文和圣西門，在重慶模式約束下，可以不出現“13跳”，但到富士康的員工依然是“打工仔”，不會變成“主人”。　　

重慶模式任重道遠，我們在歡呼力挺的時候，歷史的估量宜恰如其分。

四，重慶模式任重道遠，力挺慎言偉大復興　　

重慶模式舉世關注，是大好事。它說明，中國“指著石頭過河”30余年，國人的回視反思，已經不再限于口頭和民間上了。

但較之深圳和昆明模式，重慶模式并不主流。“打黑”也僅僅是重慶一地聲勢浩大“動真格”， “唱紅”，鄭州洛陽是鐵腕治理毫不容情，對趙東民、一枝清荷等毫不手軟，而袁騰飛危害國家危害社會喪心病狂，放在哪個國家都會繩之以法，而在中國卻依然大紅大紫。新年一曲“東方紅”令人欣慰，同 “方陣”一樣，只要“不動搖”，期許實不必過高。民間毛澤東熱的日益高漲，階級斗爭新的情勢，這個因素首先要看到。“和諧”因素，恐怕大于“回歸”因素。

撇開我們自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沒有一個能夠避免悲劇結局，其實這很正常，求仁得仁又何怨！只是我們還沒有“改旗易幟”，但提到這個話題，就說明這一危險已經擺在面前。除了死心塌地的走資賣國派，如楊帆所說“寧要腐敗，也不要毛澤東”的，誰都不希望中國弄到四分五裂民窮財盡如俄羅斯的地步。大廈將傾，能否亡羊補牢挽狂瀾于既倒，乃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所思索所專注的頭等大事。此時此地，重慶模式橫空出世，對 “內向型”腐敗愈演愈烈，“外向型”殖民經濟日益深化的中國，不能不說給人帶來一個巨大的驚喜。

普京新政，令人刮目相看。雖然美國及其中國奴才都不高興，但那不過是回歸一下民族主義，對買辦金融稍加制約，算不上“走回頭路”，更談不上“復興”。振武和售武，吃的還是“專制”年代的老本，此外只好賣能源。重慶模式則深刻得多，多方面大膽探索，著實難能可貴。　　

不過，30年積重難返，重慶模式任重道遠，必須穩步前進不斷深化，并獲得認可推而廣之，但這亦非易事。

改革就是改公有制，就是“國退民進”，大環境下，“靜音流失實乃必然”。全局依然繼續“深化”“不動搖”，局部能“走回頭路”嗎？

要說 “先進生產力”， “兩參一改三結合” 倒是名副其實的“創新”好“中國特色”， 然而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能行得通嗎？

必須冷靜估計當前情勢。

經濟上官僚買辦資本早已“主體”，不光“姓資”，而且多半“姓殖”，緊緊綁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化”列車上，國有經濟在向成官僚資本或買辦官僚資本蛻變——它目前還是“一把雙刃劍”，買辦精英極力以“反壟斷”為名劍指國企，目的就是將其徹底瓦解，以免為諸如重慶模式所用。

外向依附性極強的民族資本，未見民族意識的覺醒。

思想文化領域更是官僚買辦資本的霸權王國，左翼僅僅在網絡上有一片紅色根據地，猶如當年瑞金蘇區。知識階層在“專制”的控訴聲中“告別革命”整體性地皈依了資產階級。國民黨統治年代，白色文化“圍剿”不敵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全民抗戰開始，沈從文發一不協和音，立馬遭遇一片噓聲，以致今天右翼談及此事仍不禁悻悻，如今連張愛玲都成“海派文化之母”了。30年“思想解放”營造出的殖民買辦文化環境何止“不問姓社姓資”！是非榮辱顛倒，人民的愛國的乃至一切民族的健康的東西都橫遭踐踏，文化生態環境一片烏煙瘴氣。連反對重慶“唱紅”的右翼都不否認：“港風臺雨、靡靡之音流行了二十年……中國的耳朵聽慣了軟男玉女的嗲腔，硬邦邦的‘紅歌’已被三十年的歲月洗涮掉斑斑血跡……中國已經被‘黃黑’兩色整得乾柴烈火”。

撥亂反正，任重道遠！

想一想毛澤東當年建設“先進文化”的艱難歷程吧。批判電影《武訓傳》和以《紅樓夢》討論發端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就已經顯現出和者蓋寡的苗頭，更不用說后來的“走資”話題了。以毛澤東不容挑戰的崇高權威，尚且“擁護的人不多”，如今，妖魔化毛澤東已經成為時髦，歷經30年 “傳統” 顛覆，撥亂反正談何容易！掌控話語霸權的右翼買辦精英，已經成為搞垮中國的最反動的勢力。

中小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被流行文化和“市場經濟”成功洗腦，艷羨富貴不動搖，身淪“房奴”依然未醒白領淘金夢。渾渾噩噩是資本統治的需要，如果說茅臺酒和中華煙的畸形價格是官場腐敗的溫度計，那么，媒體的低俗化娛樂化化則是大眾市民化渾渾噩噩的風向標。知識階層覺醒者雖然越來越多，但左翼網站的關注率依然很低，垃圾文化、錢與性，還是主旋律。

工人階級下崗分流以后市民化，農民工剛剛進入工人隊伍，還處于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代。在“截訪”的高壓下，“跳樓索薪”式的原始形態的經濟斗爭尚未推開，勞資矛盾形式還限于個別偶發的 “群體事件”，通鋼式的政治斗爭和洛陽劉三英唱紅，還寥若晨星。

在高層，以趙紫陽班底為代表的買辦漢奸勢力遍布政經領域，各級政權在資本的“保駕護航”中權錢黑結成一體，形成房地產“鐵三角”，權力迅速資本化。

對外，韜光養晦不動搖，官僚買辦背倚跨國壟斷資本，“全球化”標識下，“全世界資產者聯合起來”以對付無產階級，買辦漢奸勢力甚囂塵上，嚴重壓抑威脅共產黨內的愛國左翼力量——《南方》和《炎黃》的囂張就是明證。

多年來，凡是娛樂業為資本“保駕護航”，不令而行有令不止，不利于他們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即使是高位執政，根本處觸動他們的利益，都難免遭遇他們的強烈抵制和抵抗，難免康梁式的結局。

談論社會主義偉大復興，未免為時尚早。

重慶模式是應該力挺的，GDP硬道理也該軟一軟了，在“不問姓社姓資”改革中，多一點真正的“執政為民”的東西。“不問姓中姓外”必須當頭棒喝，盡快叫停，上下努力大聲疾呼，切實轉變發展模式，不要讓科學發展觀變成空話。中國能夠在“為洋人打工”的道路上及早回頭免墜深淵，也就謝天謝地了。（2011.1.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