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轉型對重慶的期盼

楊帆

                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我和蘇偉，劉士文編寫的《重慶模式》即將出版。本書的策劃正處于爭議最大的時期，出版時，卻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舊堅持，思想知識界應該領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喪失動力”的時候，重慶模式的出現，就說明新的政治競爭模式已經出現，富有創造性的實踐已經產生而且還會繼續產生，突破官僚體制的壓制和思想的偏見，人民群眾和社會歷史是最公正的評審者。

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是：未來十年的三個定位，以打黑除惡作為糾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以唱讀講傳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設內陸大開放的戰略高地作為重慶發展的最大動力，以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發展目標，以房改、戶改、土改、勞改（勞動制度改革）為統籌城鄉發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國有、民營、外資三駕馬車重組優化的經濟結構；以切實改善民生為歸縮。

治官反腐，是中國健康發展的前提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革命與蘇聯不同，經過了農村包圍城市，建立根據地再向全國發展的漫長38年，根據地的經驗和經濟力量不僅支持戰爭勝利，而且支持建國初期全國經濟穩定，根據地的經驗甚至有益于改革開放。在深圳經濟特區和香港出現的兩種貨幣同時流通，一種商品兩種標價，有效解決了在開放初期，人民幣高估不能馬上和國際接軌的問題，既保持經濟穩定，又保證經濟效率，是雙軌制中最成功的一項。這在貨幣理論方面也是一個尖端問題。“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在紙幣流通和外匯管制條件下，成為“良幣驅逐劣幣”。令人驚訝的是兩幣流通在陜甘寧邊區就存在，是邊幣與法幣同時流通，邊區經濟學家對此現象進行了研究，有兩本論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贊嘆。

中國傳統文化不善思維邏輯，形式邏輯是近代以后才傳入中國的。有學者曾說中國人的思維特點是“實用思維理性”，中國人認識問題僅靠邏輯推理不信服，非要“舉例說明”不可，現在“案例教學”在西方教材里也越來越多了。

中國改革初期鄧小平主張“摸著石頭過河”，其含義是“尋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國成功經驗，結合自己情況去實踐，如果成功，又可為其它單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國推廣。等到以法律法規，學術著作和教科書等形式肯定下來的時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過時的東西了。中國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進行的，而是各個基層單位，部門，地區和個人，企業，通過自己的學習和實踐，大膽創造在推廣的產物。革命時期的瑞金和延安，計劃經濟時期的大慶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農民分地，深圳特區，香港特區，14個沿海開發區，廣東的綜合改革實驗，后來108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園區，都有這樣的性質。以后涉及全國范圍的改革，應先立法，統一實施，以減少混亂。但創新總要依靠個體的創造力，榜樣仍舊是最有說服力的。

改革以來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廣東，后來的上海，雖然都創造了有益的經驗，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期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現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許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團口號。香港深圳廣東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別是反腐敗，是大有可為的，可惜他們不干。由于全國開放，他們在經濟上就喪失了實驗區的意義。他們不想解決新問題。比如：他們至今也沒有允許數千萬農民工變成他們的城市居民。他們的超前發展，并沒有“自動”帶動中西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許多神話已經破產，真的有什么先富帶后富嗎？沒有。因為即使市場經濟有這功能，也會出強者的壟斷，破壞這機制。真的有什么資本在沿海地區“飽和”以后，自動流到中西部嗎？沒有。因為所謂比較利益在國家之間發揮作用，其前提是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所以發達國家的資本就會流向發展中國家；相反，在一個國家內部勞動力可自由流動，依據比較利益，一定是內地人才和勞動力流向沿海地區，而不是沿海地區的資本流向中西部。這就是在和平環境和市場經濟自發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區與內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問題，主要是權力腐敗，投機資本，利益集團，貧富差距，中西差距，社會平等，國家安全，技術進步，道德信仰危機，資源環境等10個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樣板們已無動力和創造力提供新經驗，這些問題困擾著全黨全國人民，大家對我們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信心不足。

此時，重慶模式橫空出世，震驚國內外。雖然一個地區不能解決全國問題，也沒有必要機械地推廣，但其觸及的都是核心問題，其基本經驗，基本方法，特別是核心價值觀，具有普遍意義。

在中國，頭號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反腐敗。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越來越多的人已喪失信心，越來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來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對腐敗的人受到各種打擊報復。腐敗勢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團，促使社會走向潰爛。他們企圖進一步控制政治經濟，最終要搞垮共產黨和共和國。因為無論有多少共產黨干部腐敗，總是不能最終得逞，因為他們在共和國憲法，在共產黨黨章面前，在數十年的革命歷史面前，永遠得不到合法性。腐敗勢力必定要結合國際反共勢力，推動所謂“政治改革”，推翻共產黨領導。這就是前蘇聯發生的事情，也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陳云所有共產黨領袖，無論是改革的還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強調“腐敗會亡黨亡國”的原因。

這種危險，越來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個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壞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敗的方法。在官員腐敗不能制止的條件下，所有加強國家安全，政府管制，社會福利，宏觀調控的措施，都會因為腐敗而走樣。

自由派以西方“普適價值”為世界主流，在美國歐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這就是：腐敗的根源是權力不受限制，只有實行西方民主和多黨制才能治理腐敗。目前的體制不能治理腐敗，國家干預越多腐敗越嚴重。

重慶模式跳出了這個怪圈。在重慶比較徹底的清理了官員腐敗，這是通過打擊黑社會來解決的，其手段是堅持法治，綜合治理。特別是通過“唱紅”，依靠和發動群眾進行了廣泛揭發檢舉，解決了中國人不愿或不敢實名作證的問題。它告訴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過動員中國革命和共產黨的傳統資源；同時避免左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運動，而是納入法治的軌道，把發動群眾和法治手段結合起來，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進行綜合治理，就可以相當徹底地治官員腐敗，治黑社會。

全中國都應該學習重慶的經驗，來一次徹底的綜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敗，中國才有條件在弊絕風清的環境下，主動地推行政治與社會改革。

以民生為導向重整經濟發展戰略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不同階段有不同導向。計劃經濟以強國為導向，以中央政府為主體迅速完成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改革以市場為導向，“理性人追求利潤最大化”，實際上是以資本邏輯指導發展戰略：如勞動力商品化，給私人資本特別是和外資以優惠，依靠外資實現技術進步；利用靜態比較利益，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依靠發達國家市場；

進行一系列“金融創新”等等。這戰略已到盡頭，發達國家經濟危機已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另一方面中國進口資源太多，經濟安全難以保障；第三，資本與權力結合造成越來越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特別是腐敗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貧困問題緩解了，但中產階級被高房價剝奪難以發展，國內消費不能啟動。正在進行當中的重化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自主創新，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都受到威脅。

自由派的基本誤區，就是把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結為權力不受限制，而發展市場，任由資本橫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其實資本可制約權力，也可與權力勾結，形成權力資本集團。市場經濟自身有非均衡性質，特別金融市場是如此，如果沒有國家強力干預，必定形成自從泡沫并且崩潰。資本邏輯到了今天，不能再成為中國新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可持續發展需要根本性的戰略思想的轉變就是：

對外開放以國家安全為前提，對內以民生為導向。

改變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指標，從單一的GDP，改變為綜合的社會指標。

效率第一改變為公平第一。

經濟發展由外部需求為導向，變為以內部需求為導向。

國內需求以投資為主，轉變為消費為主。

消費為主，就是民生導向。作為地方政府，擺脫資本邏輯，變GDP導向為民生導向，大約有幾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國房地產泡沫已開始形成，政府多項調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國金融危機導致失業率增加，繼續濫發美元，歐

洲日本狀況還不如美國，全球流動性過剩難以避免。

2．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就是說以人民幣標價的資產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產。國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國內外投機資本。

3．國內人口年輕，儲蓄遠遠大于投資，資金過剩。

4．房地產利益集團由地方政府，銀行和房地產公司組成，壟斷了房地產價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敗，而把風險轉嫁給銀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產泡沫，中產階級大部分儲蓄被迫購買高價住宅，會降低其它消費；而且會把產業資本吸引進去，延誤技術進步。

重慶目前正在進行公租房的建設，給居民提供廉價公租房，還要能夠限制外地資本進入炒房。如果成功將是經濟上最大成就。

第二．農民進城。沿海地區大城市，如廣東深圳，每年有5000萬農民工打工，工資極低，工作時間極長，那些城市從來就沒有對他們開放過戶口，長期以來保持著歧視和不平等。而重慶作為一個相當貧窮的城市，能想方設法鼓勵農民進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可攜全家進城。先要將宅基地改造為耕地，不減少耕地面積，然后可以通過地票買賣方式，將農村土地使用權賣掉，再購買城市的土地使用權。

中國城市化率未來20年還可以提高20個百分點，這是最大的潛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價所帶動的搞房租，必定影響農民進城速度，潛在需求不能變成真實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國家干預。如果重慶能夠解決高房價和農民進城問題，就為中國以民生為導向的新發展戰略，創造了新的樣板。

處理好重化工業化與生態建設的關系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歐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經濟和碳政治”，以改變國際貿易規則，繼續主導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話語權；美國則乘機加速新科技革命的產業化，制訂并控制新產業標準。環保作為一個產業，背后有強大的發達國家利益集團在推動，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中國家不利。

在中國長期規劃中，GDP年年超標，最不能達標的就是環保。即使盡全力節能減排，未來10年總生態環境能不繼續惡化就是天大成就，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產權，增加稅收，說轉變就可以轉變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處于重化工業化后期，在目前技術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這個階段需10年左右，中國必須利用目前人口年輕，儲蓄率高，外資流入的優勢，盡快完成重化工業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無條件再做，這與生態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下表可看出中國和美國的差距。

2008年中國與美國經濟發展數字對比

資料來源：《中國年鑒》2009年   

《美國年鑒》2009年

2020年中國16億人按小康水平，對資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萬農民進城，人均占地1畝，城市化率從40%上升到60%，增加3億城市人口，占耕地3億畝。城市人口居住面積增加一倍。自來水，洗衣機，淋浴和抽水馬桶，耗水量是農舍20倍。

    中國高速公路長度已接近美國，但鐵路，農村公路，地鐵，停車場和飛機場相距甚遠。

汽車年產量2009年趕上美國，但總量為美國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車場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積。

中國鋼產量5.8億噸，美國9000萬噸，說明美國已完成重化工業化，中國還有10年路要走。

用電總量中國與美國相當，人均是美國四分之一。

糧食短缺不僅因為人口增加，更因為飲食結構升級，肉蛋奶酒需8倍糧食轉化。發達國家人均糧消費年1000公斤，中國按600公斤，16億人口年需9.6億噸糧食，目前年產量是5億噸。生產1噸糧食需要1000噸水。

在環境資源生態壓力下社會很容易兩極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實際是資源不允許。改變高消費模式，要壓低政府消費和富人奢侈消費。如壓不下來必然兩極分化，少數人按西方標準消耗資源，大多數人貧困，這樣資源就夠用了。這就是美國戰略家鼓吹的“二八開”模式，按市場經濟“需求拉動”走下去，又沒決心取得外部資源，就只能是內部兩極分化的結果。

中國生態文明的大戰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術進步。海水淡化，滴灌技術，明渠

變暗渠，循環用水。煤炭發電與液化技術。各種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環為核心，提高國土蓄水能力。

速度決定流量，絕對不能降低，中華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發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魚嘴分水法從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網，他的思路是“深淘灘，低筑堰”，兩千多年不淤，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國家應制訂蓄水調水戰略，在泛濫之地挖湖，以湖泊、濕地、森林、沼澤、地下水等形式儲存，建設貫通南北的湖泊水渠運河網。大西線由于地質條件難以動工，應該考慮與俄羅斯談判，從貝加爾湖調水。

要改變高消費高成本高耗能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一場社會價值觀念革命，需要控制社會兩極分化，控制上層的腐敗和奢侈，形成社會輿論強大批判力量，這比技術進步困難。如上層奢侈腐敗，有權人和有錢人開著寶馬汽車亂撞人，要廣大人民群眾坐公共汽車騎自行車，豈不是極大的諷刺？

第三，提升軍力擴展國家安全邊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資源。

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貿通道，打開與澳洲全面經濟合作的

大門，進口鐵礦石，糧食和肉類。一部分鋼鐵化工企業可以外遷到東南亞，靠近澳洲的資源供應地，并向印度洋轉移污染。

在西部保障中亞和中東的原油供應，特別是哈薩克斯坦。絕對不能讓美國占領伊朗和阿富汗。孫中山在100年前所說的“貫通歐亞大陸橋”，至今仍是中國發展的大戰略，必須溝通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聯系。

在北部與俄羅斯進行全面經濟合作，在西伯利亞租種土地種植大豆。要從貝加爾湖調水，貝加爾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對俄羅斯沒有什么用處，如能買水進內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調漢水留給河南河北山東，水短缺基本解決。

中國經過150年的淪落和70年崛起，現在又面臨資源環境和生態的新難題，歷史留給我們的有利時間不到10年。必須利用人口年輕儲蓄率高的優勢，同時完成在內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獲取資源這兩大歷史任務，這是實現中國崛起，避免衰落的關鍵。建設生態文明是一個大戰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制訂大戰略，以大膽魄，大智慧，大決心迅速推行。

應在重慶設西南局，統帥西南6省力量南進，通過東南亞，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這是我10年前在重慶大學舉辦的企業家班上講演，就已經提出的。現在重慶提出南進印度洋，東進太平洋，西進大西洋的開放大戰略，后者就是孫中山當年“貫通歐亞大陸橋”的夢想。重慶作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應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為全體人民包括農民，建立社會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議，把一部分國有資產劃歸社會保障基金?，F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夠用。這不僅是一種籌集資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國有資產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國有制。公有制為主體，在計劃經濟時期是以國有制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演變為以股份公司為主體。股份公司，應屬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會所有制。應在憲法中確立“社會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種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會所有制。如果把社會所有制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不再以國有為主。在理論上超越左右翼，在實踐上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公有制的新路來。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國有股劃歸社會保障基金，為全體人民包括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其效應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漲，保障創業板和其它公司上市成功，產生財富效應，大大提高國內消費。

國有股直接轉化為社?；?，不是把國有財產私有化，而是把國有制向更加高級的公有制改進?；鹗巧鐣兄?，不是私有制。這是一次巨大的社會改革，是向全體人民的一次大補償，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國有財產的建立，除去沒收三座大山的財產之外，就是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財政投資形成的，全體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農村里的工農業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資，不僅把全體人民的全部剩余勞動集中到國家財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勞動集中到國家財政，那時期由財政投資形成的國家財產，一部分不能算國有財產。這不僅是政治概念，也是貨真價實的經濟概念。由全體人民必要勞動形成的那一部分國有資產，應直接返還給人民群眾。不能用前蘇聯東歐的把國有資產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辦法，而應通過社會保障基金，為全體人民提供社會福利保障，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國有制向社會所有制轉移，有反腐敗意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會出現壟斷勢力，以國有制名義控制社會財富，然后以各種形式侵吞國家財產。防止國有財產流失，應縮小國有制范圍，在競爭性領域政府監管很難有效。政府為保障自己的企業盈利，可能以權力干預市場，破壞公平競爭。

重慶市長黃奇帆曾經是上海蒲東開發的設計者，在經營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土地方面，具有經濟開發才能。他們準備在國有資產的運營和增殖方面，開拓新路，將經營利潤給社會分紅。我認為社會分紅不如把部分國有資產改為社?；疬\營。地方國有企業利潤應投入本地公共建設和居民福利，而社會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領域。

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驗

   民主，是中國先進分子自孫中山以來一直追的目標。不可以因為經濟持續繁榮了，因為“舉國體制”在動員資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棄民主改革的目標。

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分為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積極權利是建設性的，主要應該由專家行使，專家幫助領導決策，也是一種民主。消極權利是監督和懲罰性的，應該由群眾行使。做這樣的劃分，是考慮到實際的判斷能力。大多數群眾沒有專業知識，很難做決策，但他們可對實施的結果作出判斷，通過質詢與彈劾等法律程序，對官員進行監督和罷免。

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就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比如實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競選制，賦予他們以質詢權與彈劾權，對重大決策在專家審議之后，再搞民意測驗等。這樣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敗，監督干部，

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團，使他們的利益能夠公開地反映出來，與其它利益形成制約。這是保障決策不發生重大失誤，及時糾正失誤，防止濫用權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設對于重慶有特殊意義。重慶經驗，主要是在書記薄熙來領導下取得的，他個人因素起著關鍵作用，這在創業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長期來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領導人。如果領導人離開就人亡政息，腐敗和黑社會卷土重來，那么重慶經驗就失去了長遠意義。應通過法律把重慶的經驗固定化，變為長期可依法實行的規則。

在民主面前，我們不能總是在西方的攻擊面前被動而為，而應主動進行民主的試驗。在20世紀80年代，我在天津開發區就推行過民主評議會，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發展就不會影響社會穩定，而是真正能夠控制腐敗的制度保障。反對者對于重慶模式的攻擊之一，就是說沒有民主，一個人說了算。其實做事的時候，往往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只不過是做事以后，民主與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確的，否定和罷免那些錯誤的。我期望重慶能夠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也能夠創造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驗來。

真能如此，重慶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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