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防止“和平演變”

（補充修訂稿）

鄭彪

西方對華戰略，不僅是冷戰東西方政治對抗的產物，更是近代以來“文明沖突”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實際上，當代“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這些思想和實踐，不過是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對外殖民擴張的全球化傳教的濫觴。

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東亞鼻祖是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人，貴族背景。1540年后，受羅馬教廷、耶穌會和葡萄牙國王派遣，來到東亞，有宗教大使和葡萄牙國王代表雙重身份。國王給他的任務是向整個東方傳播福音。西方傳教方式歷來是“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寶劍”，葡萄牙傳教士在印度就是通過沒收財產、投入監獄等暴力手段強制當地人信教（羅馬天主教）。沙勿略是東方殖民者的宗教頭領，負有極為重要的秘密使命，即領導、策劃、部署、實施東方的傳教活動，并確定向“未開發國家和地區”傳教路線圖和打入的方法。1552年他偷渡到達中國廣東新寧縣上川島，那是一個葡萄牙的走私貿易中心。

    當時西方已經有了中國唐朝時期基督教（景教）來華傳教失敗的教訓，那個時代傳教士素質很低。在印度和日本的幾年，沙勿略意識到，在文明發達和相對富強的東方社會像在其他地方那樣迅速歸化大批民眾的傳教方式，很不現實。特別是在西方海軍與明朝海軍屢次交戰失敗和在對中國有所了解以后，沙勿略產生了對中國通過學術滲透進而進行宗教和政治滲透的念頭。沙勿略寫道：“據曾到過中國的葡人報告，中國為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而且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視學術。”“我準備今年前往中國京都。因為如謀發展吾主耶穌基督的真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國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棄現行所有各教學說和派別。”1552年他在寫給葡萄牙國王若翰三世信中說：“中國在日本的對面。擁有眾多杰出的人才和高深的學士，他們極重視學術；并且以為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權柄的。同依賴中國作學術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為此，他建議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必須有高深的學問、絕頂的聰明，而且要有豐富的天文學知識。他顯然了解到當時中國亟需修改歷法。沙勿略為利馬竇等人的成功預先規劃了思路：第一，改變居高臨下強迫信教的傳統方法，以學術為交流媒介、政治掩護、敲門磚和晉身之階；第二，必須熟練掌握中國語言文字；第三，走政治上層路線；第四，不言而喻地，對中國傳教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長期歸化思想。沙勿略因其在東方傳教殖民事業中的政治地位、先驅作用和獻身精神（在登上中國外島即死去，終年46歲），在西方天主教界享有殊榮，成為后來傳教士的精神領袖。且羅馬教廷對于中國這個“新發現的”和高度文明的國家極為重視，派往中國的早期耶穌會士如利馬竇、湯若望等人都是精心挑選的有高度宗教獻身精神的飽學之士。沙勿略可謂是20世紀喬治·凱南的精神導師，是“和平演變”的鼻祖。

西方對華戰略，從16世紀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以夷變夏”，到20世紀中期的“和平演變”，再到20世紀末將“文明沖突”的矛頭對準中國，迄今提出“Chimerica”，都是幾百年一以貫之的一個思想和戰略意圖：“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強對中國予取予求，100年來目的一樣，方法不同，19世紀后半葉是“割肉”（割讓土地、設立租界、掠奪剝削和戰爭賠款），當代則是在所謂經濟全球化洗腦運動掩蓋下的巧取豪奪。對西方政治圖謀的警惕，并非始自中國共產黨，而是明清中國士大夫的一貫呼吁和行動，那時候防止夷夏之防的提法叫防止“亡天下”。明顧炎武有言：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率獸食人”，這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對番文化的深刻理解，所以“亡天下”就是指滅絕中華文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滿口“自由、民主、人權”，可謂“仁義充塞”，然而其“率獸食人”和滅亡發展中國家文化和民族的行徑，由一部美洲印地安人的歷史和世界近代殖民經濟史言之鑿鑿，亞非拉在幾百年全球化中被滅絕的文化不知凡幾，現在被亨廷頓承認的只剩下除西方以外的七八種文化，美國還要火并。如今，西方國家將矛頭再次對準中國了！筆者這樣說，必有論者以為是昏話，這正是發展中國家的可悲之處。就像近些年來某些人為西方跨國公司的利益極力鼓吹“民族經濟已經過時了”的觀點一樣，似乎民族主義也已經過時了。如果真是這樣，西方發達國家就應該敞開大門，放開移民。西方某些人自15世紀民族國家興起以來，500多年里堅持種族主義，只不過不斷變換花樣（有時候叫民族主義），經濟上從重商主義到自由（競爭）主義再到現在的經濟全球化；文化上政治上則更早就有基督教的普世主義，演變為后來的世界主義、大西洋主義，再到現在流行的“普世價值”；背后本質上都包含著種族主義。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乃發動全球化意識形態攻勢來為后者洗腦，也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畢竟只能欺騙于一時，不可能愚弄所有人于永遠。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新自由主義浪潮和民族主義浪潮，也都是反美浪潮，實際上標志著一種全球性的政治覺醒。

戰后美國的“和平演變”，思想上既有基督教的傳承，也受到20世紀上半葉共產主義運動的全球化勝利啟發，為喬治.凱南所提出，戰略上以杜勒斯國務卿（先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而聞名，在實踐中為蘇東劇變所證實。蘇聯解體，被西方宣傳為冷戰勝利，其實基本上是蘇聯自戕所致。如唐人杜牧所言：“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蘇聯從赫魯曉夫開始，執政黨包括領導人政治上思想上蛻化，到戈爾巴喬夫更是既無戰略頭腦，又不諳政治，將改革變成自殺。否則，縱使美國中央情報局三頭六臂，沒地方下蛆，也是白費。蘇聯解體不過十幾年，禍不旋踵，在地球那一邊，美國又搞出金融海嘯的自我爆炸。美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走投無路，眾叛親離，四面楚歌，軍事上必然要鋌而走險，這些都戳穿了“冷戰勝利”的神話。又可能應了杜牧的話：“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由于執政黨自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平演變”，甚至為此付出了歷史曲折的巨大代價；即使到1989-1991年之后，中國的主流也并沒有如西方國家所誘導的那樣輕易地對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就范，而是對此進行頑強的抵制；2002年十六大以來，特別是2007年十七大以來中國甚至愈來愈旗幟鮮明地，而且是堅定不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是走反“和平演變”的道路（內部的提法是反對西化、分化等）。值得深思的是，歷史上許多事會出乎意料：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歷史曲折的代價，是否正在得到或最終能夠得到歷史的補償？或者，由于復雜的原因把握不住這個歷史補償的機遇，對蘇聯的沉痛教訓不能汲取而重蹈其覆轍，如杜牧所言，“秦人不暇哀之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對此，要對中國有信心。對中國有信心，政治上是對中國共產黨有信心，對中國人民有信心；從根本上說，是對植根于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有信心。無論如何，近代以來中西“文明沖突”的歷史又一次面臨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

中國從前蘇聯的厄運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看到了共產黨政權得而復失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這個政治預見已經被歷史證實是正確的。蘇聯的歷史證明“和平演變”不一定要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只要上層建筑改變（時間可長可短），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即使還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也可以在歷史轉瞬之間，演變為大寡頭大資產階級；而政權和社會結構的垮塌重組以及人民群眾重入水火，都是一夜之間的事情（至于“千百萬人頭落地”，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已見端倪，而在前蘇聯東歐地區是以種族沖突、社會動亂、社會精神崩潰而酗酒自戕等形式，不一定都是直接以階級沖突形式表現出來的）。當然實踐上是否也可以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然后再等條件成熟，演出與蘇聯大同小異的節目？這個問題，歷史還沒有提供這樣的案例，但是理論上不妨探討。從蘇聯教訓看，從思想蛻變到政治背叛乃至政權垮臺，只要外部條件成熟，垮起來是一夜之間。所以從嚴治黨，反腐敗固然重要，思想政治上反“和平演變”，也是當務之急。蘇聯解體的教訓和改革開放31年來我國國情、世情和黨情的變化表明，對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十七大報告有“世情、國情、黨情的發展變化”的新提法，特別是“黨情”，是一個全新的提法。啥叫“黨情發展變化”？最大的黨情發展變化，就是黨內的經濟分化導致思想和政治分化；或者經濟上未必分化，而政治上卻發生分化，等等。如何從理論上分析和概括這種深刻的發展變化，是一個難點。近年來流行的社會階層分析，對實踐中的許多問題回答不了，是一個事實。原因是方法論不行。毛澤東關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使用的是階級分析方法，但是不同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是以思想分析代替經濟分析，導致實踐上對黨內形勢作出誤判。但是，事過境遷，滄海桑田，彼時的錯誤論斷到了此時，卻有啟發思想的作用。毛澤東其所以說“資產階級在黨內”，是因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黨外沒有資本積累和產生資產階級的條件。黨內至少當權派有權力，在理論上存在權力資本化的可能性。根據楊帆教授的研究，現在看來，經過31年改革開放的資本積累，可能性有條件轉化為現實性。劉國光教授最近得出結論：資產階級已經是客觀存在，他沒說黨內黨外。但說共產黨內會出資產階級，理論上難以說通，無非是說黨的和平演變。不能說，中國已經完成“和平演變”，這不是事實；但確實存在這個現實危險，這也是黨內腐敗的一個根源，否則難以說清楚。

歷史有時候看起來很荒誕，卻是一面鏡子。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有這樣一段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薄锻ㄖ氛f，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边@種嚴重脫離實際的政治判斷，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據，事實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如果把時空條件調換一下，對照1985年到1991年期間的蘇聯“改革”時期，再看一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表現和蘇聯解體、俄羅斯慘遭浩劫的歷史，他們是怎樣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羅斯難道不是由勞動人民專政變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寡頭專政嗎？誰敢打保票說這種慘禍一定不會在別的國家重演呢？聯系到劉國光同志2005年“8．１５”和“１１．２３”關于經濟學教學研究和國內政治形勢的兩次重要講話以及2009年發表的一系列關于建國60年感言，歷史真的是驚心動魄，發人深省。

    其實，建國以后的黨內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強我弱條件下中西文明沖突的反映和結果。因為西方老想顛覆中國，戰后世界上被美國顛覆的政權很多。冷戰無疑加劇了政治斗爭的殘酷性。要把“左”的路線下的黨內斗爭和歷史曲折放到冷戰與“和平演變”的大的歷史背景中考察，甚至要有“文明沖突”的視角。戰后美國到處制造武裝政變，又搞“和平演變”，在中國黨內引起反應。這也是1966年“文革”發動時林彪發表的關于“政變”的非同尋常、殺氣騰騰講話的國際背景。林彪借題發揮，煞有介事地說：“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倍艺f：“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險就是出在上層?！彼€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席宣、金春明同志指出：“林彪這些聳人聽聞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造成人人自危，極度恐怖的氣氛”，起到了為發動“文革”保駕護航的作用。在那個年代，中國政治“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西方不是不想搞政變，但是苦于無從下手。至于在黨內，那時候，相信基本上并不存在想搞政變的“王八蛋”。5月25日，由康生授意炮制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貼出后，6月1日毛澤東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薄懊珴蓶|的基本想法是通過群眾運動來打倒右派，所以“不怕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后還要有多次掃除”，以后又有1967年的一月“奪權風暴”，這就是要打倒“所謂黨內資產階級”，就是他認為大多數領導干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事實上，“一月風暴”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以后，正如張春橋所說：“桃子已經熟了”，于是1月11日對上海“造反派”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出，中央文革取得了與中央并列的空前地位。奪權運動到1967年3月27日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蓖ㄟ^放手發動群眾來解決黨內斗爭和“走資派”，這是毛澤東的創造，事實上也達到了奪權罷官的目的。依靠人民群眾，永遠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在。問題在于當時并不存在“黨內資產階級”。而且，“文革”只有天下大亂，沒有達到天下大治，證明亂易治難，易放難收。這是因為，總有人火中取栗，容易為歹人所乘，例如，“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則是惟恐天下不亂。他們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判斷和主張，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推向極端”，“制造社會動亂，妄圖實現‘亂中奪權’?！保ㄒ陨弦?，均見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增訂新版）這次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正因為更加衰落，才更加咬定中國，妄圖“吃定”中國，中國的國際環境明顯惡化。在這一背景下，有一種勢力又認為“桃子已經熟了”，其實也是鋌而走險。

    歷史的復雜性，特別是歷史人物的復雜性，使得任何形而上學的簡單化方法都無濟于事，對任何事和人都需要作具體分析。發動“文化大革命”的“5．１６通知”能夠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得到通過，是與當時在五位中央副主席中排名最后卻能做會議主旨報告的林彪作為掌握軍隊的黨的領袖接班人地位相聯系的。這個接班人被實踐證明完全失敗。但是，為了反修防修，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這五項條件，至今仍值得研究。他在1964年6月16日的講話中說：準備后事，接班人問題。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條：①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②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不為少數人，不為剝削階級。③要能團結大多數人。④要有民主作風，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長作風。⑤自己有了錯誤要做自我批評。（26）在接班人的五項條件中，第一條管方向，第二條是目的；這兩條最重要，這兩條丟了，就走了邪路了，就要“顏色革命”了。“顏色革命”以后，會不會“千百萬人頭落地”，人民群眾會不會“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對這類問題，一些人書生氣十足，根本不懂國際政治，更不懂利害?？纯茨纤估虻拿\（國家被肢解，肢解以后大規模的人頭落地采取了種族沖突的形式，而對政治人物剝奪生命則是采取法律形式，通過所謂國際法庭執行）、科索沃戰爭，看看東中歐國家、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等等，再看看前超級大國俄羅斯這18年來靠賣資源走過的悲慘而艱難的道路，就全都明白了。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第三、四、五條都是方法。這五條，非常精練，非常厲害，也非常管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高度概括，也是黨的寶貴的思想財富，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堅持中華文明和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傳統以及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堅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眾，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新鮮經驗，不斷地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提升黨的執政能力，是中國無論在何種困難條件下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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