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注重慶的前前后后

李希光
  

我第一次來重慶是1996年。當時，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委員會主任曲格平要我來三峽庫區就國際上關注的三峽工程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做一個調查。

從北京出發前，我通過新華社資料庫調閱了西方輿論有關重慶及三峽工程的報道。有三篇文章我至今記憶猶新。一篇是1995年9月美國《外交事務》發表的中國觀察家托平夫人的長達15頁的文章《生態大賭注：揚子江上建大壩》；一篇是《紐約時報》的文章《共產主義的大壩》；一篇是路透社記者的文章《重慶：一座不適宜人類居住的文章》。這三篇文章都對重慶和三峽庫區做了前景黯淡，甚至絕望的描繪。

我心情十分壓抑地從重慶市區開始采訪，然后從朝天門碼頭坐船，從涪陵、豐都一直采訪到萬縣。從當地干部群眾的談吐中，對重慶和三峽庫區多是哀嘆、抱怨。兩周后，我回到北京，實錄地把重慶和庫區干部群眾的意見通過新華社動態清樣反應給了中央《重慶干部群眾擔心三峽庫區成為世界最大的垃圾坑》。

14年前，我來到重慶采訪，對重慶留下的直觀印象有三：重慶工廠排放的大量廢氣和煤煙粉塵與霧氣混合，生成黃褐色濃霧，罩在城市上空；在重慶到萬縣，長江兩岸到處是排污口，岸邊的江水上漂浮著一層化工污染物；重慶城內的十多層高的住宅沒有電梯，居民每天要兩條腿上下十幾層樓。

2008年，我帶著學生在歐洲薩爾斯堡全球論壇參加全球媒介素養暑期班。在薩爾斯堡的一個晚上，主辦方放映了美國名記者泰德·考帕爾攝制的紀錄片《重慶：資本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該片圍繞重慶發生的故事，深度報道了那里發生的巨大的政治、經濟和民生的變化。考帕爾1972年曾隨尼克松訪華首次走進中國大門。自那以后，考帕爾總是從一個新鮮的角度報道中國發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爾來到重慶時，他看到了一個令他感嘆不已的城市,市民們是那么陽光、熱情和向上。考帕爾的影片也讓我對重慶的變化目瞪口呆,一掃籠罩在我心頭多年的重慶陰云。我期待著盡快重返重慶。

2009年10月，西南政法大學領導約我來重慶商談設立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的事。那天飛機抵達江北機場后，西政新聞學院李珮院長直接把我帶到朝天門附近吃飯。夜幕降臨，望著光彩亮麗的重慶夜空，看上去跟維多利亞灣、曼哈頓，甚至拉斯維加斯一樣光彩亮麗。我不敢相信這是我14年前來過的重慶。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認真地思考重慶這個課題了

離開重慶后，在西南政法大學領導支持下，我和李珮院長僅用兩個月的時間籌建了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今年一月，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和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為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揭牌，我和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崔之元擔任分別院長和聯席院長，該院的研究重點是重慶實踐與中國發展道路。在這次會上，我主持了黃奇帆市長、趙啟正部長這兩位當年浦東開發的老戰友有關“從浦東模式到重慶模式”話題的對話。我還請崔之元教授以學者的身份加入了這場對話。

今年四月，在重慶市的一個會議上，市委領導聽了我有關科學發展觀重慶實踐與中國發展道路的發言。會后，我即著手開始做文獻研究、實地調研，幾個月里，往返重慶不下10趟。

在《重慶夢與中國模式》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有兩本書對我影響較大。一本是加州大學全球沖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蘇珊.舍克一年前出版的的《中國：一個易碎的超級大國》一書。這是她在書的序言中寫的一句話。蘇珊在書中還寫道，30年改革開放已經劇烈地改造了中國社會。從一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的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到貧富差距加大，群體事件頻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區與西部省區的貧富差距在加劇。這種二元對立將嚴重削弱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另一本書是劍橋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員斯泰芬.哈爾坡在2010年出版的《北京共識》。他在書中寫道，“除非北京政權崩潰或者中國政治體制發生激烈變革，中國將永遠保持分裂的人格。”

在《重慶夢與中國模式》文章寫作過程中，有幾位朋友不厭其煩地與我通過面談、電話、電子郵件，甚至手機短信，深入交談，提出修改建議。例如，我與清華大學社會學家景軍教授就重慶十大民生工程在他家深入地交換了意見。他向我推薦了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的新著《一個國家兩個社會：當代中國的城鄉不平等》。這本書分析了中國社會最深的裂痕：城鄉差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致力于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國的改革給中國城市和鄉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城里人和鄉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權利和機會嚴重分裂了中國，給城鄉之間帶來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鄉下人，特別是住在城里的農民工還面臨著多重歧視。

在《重慶夢與中國模式》文章的寫作過程中，恰逢我隨同清華顧秉林校長在美國訪問。顧校長在紐約小范圍宴請美國10個大公司領袖，我推薦了蓋洛普公司全球總裁吉姆參加晚宴。在晚宴上，我向吉姆介紹了重慶的民生工程。一個月后，吉姆來到北京，推薦他的中國總裁吳濤博士與我討論重慶的民生指數。吳濤認為，解決基本民生問題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老百姓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教育，要醫療，包括污水處理，環境等等。對于市民來講，他對這個城市有沒有一個幸福感、投入感、自豪感和激情，有沒有一種主人公的感覺。從指標來講，一個就是傳統的GDP，另外一方面是對公共事務的感受。

經過3個月的調研和寫作，今年8月，我的研究報告以《科學發展觀視野的重慶實踐》在國內經濟專業排名第一的核心刊物《改革》作為重頭文章公開發表。

8月28日，尼泊爾外交部邀請我就《重慶夢與中國軟實力的制造》在加德滿都舉行研討會。尼泊爾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蘇加塔到會致辭。我有關重慶實踐的主題演講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我把科學發展觀的重慶實踐作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夢的載體與表述。通過重慶的民生工程，分析了重慶如何破解“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的雙重人格難題”。45分鐘的演講后，與會的尼泊爾政界、學界和媒體界人士提出了20多個問題，就“重慶夢”對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特別是尼泊爾這樣的欠發達國家的借鑒和啟示意義，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9月，研究報告《重慶夢與中國模式》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發表。幾天后這篇長達2萬多字的文章在人民網公開發表。在文章中，我還提出，重慶實踐深化了對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的認識，重新定義了現代性，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能力優勢，終結了“歷史終結論”。重慶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數再造了制度合法性。文章最后提出在國際觀念市場上通過推銷重慶夢、中國模式，向世界清晰地傳達中國的理念和奮斗目標。

幾天后，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這篇理論文章竟然被640萬個網頁轉載，點擊率超過2000萬次，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今年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學60周年校慶之際，我在西政主持召開了“重慶實踐與新亞洲模式研討會”。來自亞洲、美國和歐洲的大使和學者就重慶案例對亞洲國家的意義、重慶民生社會與重建意識形態、重慶經驗的可復制性、重慶實踐與人民對國家基本制度的信念等進行了廣泛討論。

在未來重慶模式研究中，目前我和清華大學的景軍教授等正在組織北京、重慶及海內外關心重慶發展的學者，醞釀成立“中國民生指數研究中心”，重點開展重慶民生指數研究。據了解，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就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改善民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課題。

附文：
李希光：重慶夢與中國模式--再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77583.html

重慶實踐豐富了中國模式

李希光

（一）多元的現代性
2004年，美國學者雷默把中國模式概括為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意義上的“北京共識”，拉開了世界各地對中國模式高度關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議的時代》中文版序中寫道，“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復雜的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的本性是會產生出從未見過的新問題。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所謂‘后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將不再把國外的東西拿來，然后增加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創造出來的將是完全嶄新、自主的創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創新’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審視下什么是創新、什么是進步、什么是現代性。[1]”

過去500年來，現代性來自西方，而今天的現代性來自北京鳥巢、上海世博園、重慶朝天門。重慶實踐展現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主義計劃、國有經濟、私人經濟、全球化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現代性模式。《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說，“很多人仍舊認為，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模式。”[2]”今天，西方的學術界開始不再用簡單化的政治套話和二元對立的方法來討論中國的發展。牛津大學最近出版了杰佛利·華瑟斯妥姆在他剛剛出版的《 21世紀的中國：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在這本書中，中國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正常化和理性化。杰佛利·華瑟斯妥姆的觀點是[3]，今天在討論中國時，更應該從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來觀察這個國家。“奧威爾強調通過恐懼的手段來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強調的是通過創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標準來滿足人民。”英國經濟學家阿納托勒·卡萊茨基在《時代》周刊寫道，“我們西方人有兩個選擇，或者我們認輸地說，中國在人類5000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是一個比美國或者西歐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認中國今天已經自然地獲得了全球領袖地位。或者我們干脆承認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間的競爭，開始嚴肅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資本主義，以求更好的獲勝機會。[4]”

從重慶實踐實踐看，中國與世界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思想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與世界面臨許多共同的課題，東西方舊的發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變革和創新。在承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的基礎上，經過跨文明的溝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識格局、思想框架和觀念的約束，進入一個人類不同文明和平共處的和諧新世界。

以重慶實踐為代表的新社會主義力量，在探索出一條本國國情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道路，這是一種既揚棄舊社會主義弊端，也揚棄舊資本主義弊端的新社會形態。軟實力建設不是從外界給自己找來一件意識形態的外衣，而是像重慶那樣實實在在地從國情市情出發，按科學發展觀的理念，確立自己的發展思路，探尋自己的發展路徑。西方評論家預測，隨著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社會，其未來的行為舉止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像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學者沈大偉說，事實上，中國變得“越來越像中國”，而不是像西方[5]。重慶實踐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鴻溝，打破了舊有市場經濟話語體系，展示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適行為的共同敘事話語。

（二）民生幸福指數再造制度合法化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是否會把中國推向一個社會抗議頻發，進而威脅政治穩定的社會火山？這座社會火山會不會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挖掘科學發展觀在重慶的實踐，是在從一個新的視角討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說過，“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6]” 江澤民說，“要把關注民生作為黨長期執政的基石”。胡錦濤多次強調，“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在2010年兩會報告上溫家寶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

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的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發展速度可以持續增長2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風波，或發生1997年式的亞洲經濟風暴，或發生拉美式的兩級分化[7]。而兩極分化將嚴重侵蝕黨的執政形象和執政合法性。為了鞏固黨的執政合法地位和爭取社會支持和民心，重慶的做法是，一切為百姓著想，通過建好“五個重慶”，做好10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財政，促進百姓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營造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口碑，實現執政的再合法化。如2009年重慶民生占財政支出達到51.7%，集中投入到就業、教育、養老、社保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薄熙來在2010年6月舉行的重慶市委全會上說[8]，“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是土地革命，當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喚起工農千百萬。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還要解決好群眾的住房問題，這也是幾千年來人民的向往。”

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是通過強調美國模式的普適性搶占道德高地。作為中國大政戰略一部分，中國必須通過營造自己的發展模式，建設自己的道德高地。沒有中國模式，等于中國共產黨退出道德高地。今天的重慶不僅在建內陸開放高地，也在建內陸道德高地，重新樹立中共的核心價值和品牌——為人民服務。重慶“唱紅打黑”高舉核心價值的和公平正義的大旗，用最少的投入，重建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獲取群眾對黨的信任，壯大擁護黨和政府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不僅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更從思想意識根源上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政府是國泰民安、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最重要的保障。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有更強的能力保護并且增進公民在安全、人權、福利、就業等方面的權益。如果一個政府失去了這個職能和權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過打黑，確保社會安全、社會公平、社會正義、促進民生改善與政治穩定

（三）“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到重慶實踐，重慶按照科學發展觀走出新路，不僅是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終結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近年來，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后，由于中國沉著應對，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進展，社會大局保持穩定而在世界輿論中引起了對中國模式更加密集的關注和討論。學者吳旭說，“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過程，也意味著‘美國模式’統領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終結。”。上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后，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新的選擇，成為世界其他國家追隨的發展模式。冷戰結束后，西方的價值觀被《歷史的終結》作者稱為終極的、普適的模式。許多國家開始擁抱西方政治經濟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促使人們關注中國模式的崛起，發現中國的持續增長、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成為全球大國，不需要改變政權，不需要改變主流意識形態，依靠的是政治穩定、社會保障、民生質量持續提高。重慶的“民生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度過了經濟萎縮，而且還享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

世界上沒有一個萬能的、普適的鑰匙解決所有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廣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慶的改革不是華盛頓共識所要求的減少公共領域的支出，如減少對社會保障和公共權力的投入，廢除政府的補貼。削減政府公共支出、減少政府赤字，這將會嚴重影響重慶山區、庫區的脫貧和對弱勢群體的扶持。世界銀行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沒有實現其設想的經濟增長，而重慶實現了。今天解決世界問題不在華盛頓、布魯塞爾，而正在移到新的經濟中心，如北京、上海、重慶。今天，中國不再躲在別人的模式話語后面求發展，正在開辟一條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斷增長的國內資源需求的制約，中國需要的是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政治穩定，而中國的社會穩定又取決于民生的改善。重慶提供的經驗是，國企的紅利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業、建公租房的資金來源，把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提高到新的水平，從而減少了社會下層群體抗議、群體事件壓力。民生質量指數和人民尊嚴指數高了，群體上訪和社會抗議壓力就小了。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9月號《中央公論》上的一篇專訪（《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中說，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中國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設不大可能全盤引進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務實漸進的方式，圍繞環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層官員腐敗等具體問題，通過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磨合，逐步實現制度的進步和升級。“歷史終結論還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留下一席之地。”

四.  在世界觀念市場推銷“重慶實踐”
羅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國《國家》雜志的資深記者。2009年他專程來到重慶采訪。他寫道[9]，“重慶的城市化規模難以令人置信。根據計劃，重慶每年要把50萬人從農村遷到城市生活。這意味著，重慶必須規劃、準備和建設一個亞特蘭大城，并為這座城市提供相應的就業、道路、房屋、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等。”他為這篇文章起了一個特別的題目：《重慶：一個城市的社會主義》。與此相對，去年美國發現頻道播出了著名記者泰德·考帕爾攝制的紀錄片《資本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該片圍繞重慶發生的故事，深度報道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人民。

考帕爾1972年曾隨尼克松訪華首次走進中國大門。自那以后，考帕爾總是從一個新鮮的角度報道中國發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爾來到重慶時，他看到了一個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慶做了大量的采訪，人們給他講的故事讓他既受啟發，又產生懼怕。重慶擁有3200萬人口，根據規劃，未來幾年將有上千萬農民加入城市化進程，從農村移居城市。近年來的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元氣大傷，失去了大量工作機會；而此時，這座擁有龐大人口、充滿活力的山城重慶，卻在中國西部內陸迅速騰飛，推動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多數西方人沒聽說過重慶，但到過重慶的西方人卻都在驚嘆：重慶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中美國”命題的發明人尼亞爾·佛戈森到重慶后感慨，“中國沒有任何城市能跟重慶的飛速擴張相提并論。我最近來中國訪問，看到長江上游的重慶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來中國訪問，看到過上海和深圳的建設奇跡。但是，重慶建設速度超出想象。云霧中的重慶上空無數的塔式大樓、盤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車、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嶄新的企業新區讓人驚羨不止。我在目睹一場類似早年西方城市里發生的又一場工業革命。[10]”

當前經濟學家爭論，如果還會發生經濟奇跡，下一個經濟奇跡會在哪里發生？重慶實踐所承載的中國模式是否可以復制？或者是可持續性的? 薄熙來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們的政治理想和奮斗目標，也是我們發展經濟的始源和歸宿。”民生導向的重慶發展模式樹立了黨在群眾中的公信力，增強了人民對黨的信心。

科學發展觀的重慶實踐正在探索著新的發展方式，這個實踐不僅適合中國，更有望通過重慶經驗與浦東經驗、深圳經驗等各地的經驗有機組合在一起，共同實踐并創造“中國模式”。通過深圳、浦東和重慶的經驗，人們看到，中國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和人權方面不是只有充當西方國家學生的角色。中國這樣一個西方人眼中的古老東方國家，有能力通過自己成功的實踐來科學定義價值觀，也能成為世界發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標準的制定者和領導者。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把歐洲的思想觀念帶進了國際觀念市場。美國軟實力來自美國思想觀念和美國人編制的美國夢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中國的軟實力來自中國原創的思想觀念與中國人編的“中國模式”在國際觀念市場上的競爭力。重慶協調激發個體積極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經成為一種軟實力，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超過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把重慶探索的實踐帶進國際思想觀念市場。

“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或“重慶實踐”，將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經濟發展的國家帶來實在的政策影響。未來關于政治經濟的學術討論中會加上新的一章——重慶案例能夠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場，并同時消除它們的極端情況提供很好的借鑒。

上個世紀后半葉，美國創造了一個夢想之地。今天，中國模式和重慶的實踐將繼美國之后成為另一個夢想之地。2003年，巴基斯坦總統穆薩拉夫在北京對中國商界領袖們說，“過去是屬于歐洲的，現在是屬于美國的，而未來是屬于亞洲的。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奇跡成為像巴基斯坦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指路燈塔。[11]”

參考文獻（省略）

重慶實踐破解“中國雙重人格難題”

李希光

“中國政府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局面：中國越是發達，越是繁榮，中國領導層越有一種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1]”2007年中共17大召開前夕，美國加州大學全球沖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蘇珊·舍克出版了《中國：一個易碎的超級大國》一書。這是她在書的序言中寫的一句話。舍克在書中還指出了這種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的來源：30年改革開放已經劇烈地改造了中國社會。從一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的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到貧富差距加大，群體事件頻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區與西部省區的貧富差距在加劇。這種二元對立將嚴重削弱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在他的《一個國家兩個社會：當代中國的城鄉不平等》[2]一書中也分析了中國社會最深的裂痕：城鄉差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致力于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國的改革給中國城市和鄉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城里人和鄉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權利和機會嚴重分裂了中國，給城鄉之間帶來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鄉下人，特別是住在城里的農民工還面臨著多重歧視。劍橋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員斯泰芬·哈爾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識》中甚至寫道，“除非北京政權崩潰或者中國政治體制發生激烈變革，中國將永遠保持分裂的人格。[3]”

重慶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它負載著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城市富翁、貧苦農民、山區窮人、庫區移民，城鄉二元、貧富差距。面對這種“增長中的煩惱”，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農村的集合體，重慶開始了一項實驗——在觀念上、政策上、住房上徹底解決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格分裂”難題，與此同時加強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重慶一系列改革的實踐不僅打破了華盛頓共識，也超越了日本與東亞模式，甚至創新了北京共識。重慶的成功經驗打破了西方的定勢思維：外資推動論、出口拉動論、廉價勞工論、國進民退論。一時間國際上給重慶模式貼上了各種標簽：“一個城市的社會主義”， “一個資本主義人民共和國”、“一個民本的社會主義”、“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本”……今天重慶社會經濟發展已經被國內外學界當成一個成功案例，一種嶄新方法論，它使人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和框架認識科學發展觀在中國深化改革中的體現與成果。

（一）一座擁抱農民的城市
中國城鄉差距由來已久。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擺脫了土地的束縛，進城謀生，以他們的血汗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同時也開創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們的所得與付出卻不成比例，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在城里的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沒有保障。

重慶既是大都市，又是大農村。據估計，每天有1200名來自農村的移民涌進重慶市。此外，重慶的農村面積和農村人口分別是京津滬總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慶的東南和東北兩翼地區，是大農村的集中地區。那里面積占重慶的三分之二，農業人口1230萬，占全市農業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峽庫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集中連片貧困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重慶提出兩個目標：第一、讓農民富裕起來。重慶統籌城鄉從“最不發達板塊”開始著力。按照這個計劃，今后3年內95％的農戶戶戶增收萬元，而不是戶均增收萬元。第二、減少農村人口，讓農民成為具有城市戶口的城市人。重慶市政府最近公布：到2012年，讓300多萬農民工、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擁有城市戶口，用10年時間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萬城市人口。

美國知識界有影響的《國家》雜志不久前在一篇報道重慶的文章中寫道：“作為中國的縮影，今天的重慶正在為中國，也許是為世界做一項最偉大的試驗——讓五億中國農民住進為他們新建的城市。[4]”

（二）一座為中下層社會造房的城市
對于中國的老百姓來說，買房是他們過上現代中產生活夢想的核心環節。但是，各個城市房價一路上漲，受到沖擊最大的就是年輕人、中下層社會。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區，生活著成千上萬被中國媒體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為尋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時，居無定所。英國《金融時報》杰夫•代爾評論說，這一切并非預示著一場革命即將爆發，年輕人將發起大規模抗議。但是，“現代化釋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國的年輕人既對本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與自信，也對自己的生活抱著很高的期望。中國年輕人群體的不安分跡象，使中國未來政治走向更加難以預測。[5]”

薄熙來指出了重慶理念的根源。“過去干革命，我們黨無權無錢，靠搞‘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從而得到群眾支持，取得勝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問題，我們黨要贏得民心，就要為老百姓蓋房子。[6]”重慶計劃未來三年，建設3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解決50多萬戶中低收入群眾的住房困難。公租房不分城鄉、市內外差別，沒有戶籍門檻，只要在重慶有穩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請租住。公租房戶型面積為35-80平方米，公租房有廚房、衛生間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證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階層，享受到中檔商品房的居住標準。公租房與商品房無差別“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戶完全與商品房住戶有機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區環境和專業物業公司的管理與服務，避免社會階層隔離和形成“貧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場同類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對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平米的房子，一個月付500塊，低保戶只付50元，剩下的由政府補貼。實際上，公租房與建設“宜居重慶”理念一脈相承，都是讓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

（三）一座關愛留守兒童的城市
據全國婦聯調查，中國平均每4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留守兒童。目前全國農民工約1.4億，單親或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多達5800萬，占全部農村兒童的28%。重慶市婦聯2009年完成的《重慶市農村留守兒童狀況專題調研報告》，重慶市有0—16歲農村未成年人440萬人，其中單親或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235萬人，占農村未成年人總數的53%[7]。

重慶市委做出了關于照顧好留守兒童的決定：“新增農村寄宿制學校400所，建立針對留守兒童特點的培養模式，采取代理家長、親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讓全市留守兒童健康茁壯成長；新建115所中小學，基本解決城鎮學校“大班額”和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完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實行中職免費教育。保持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產總值的4%，全市中小學標準化達到60%，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8]從2009年開始，市政府決定全面免除重慶籍城鄉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學生的學費，惠及全市5萬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財政還投入資金1.4億元，免除5.7萬名就讀中職的留守兒童學費和住宿費，確保農村留守兒童不因貧困而失學。重慶市委研究室主任徐鳴說，在興建更多寄宿制學校的同時，重慶市還逐步推廣學生飲用奶、雞蛋計劃，為非寄宿貧困生提供“愛心午餐”，不斷改善青少年營養狀況。重慶市還實施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健康計劃，按規定配齊心理健康教師和生活管理、衛生保健人員，到2012年，全市農村學校心理健康課開設率達到100%。

 （四）一座關注民生幸福指數的城市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開展的是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每個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長日漸出現副產品——危險的社會問題，如貧富不平等、窮人醫療保障的缺失、威及生存的環境問題等，正在引發群眾越來越多的不滿和暴力抗議，蘇珊·舍克認為，“這種抗議和不滿將會導致經濟發展短路。[9]” 重慶的增長以解決民生為著力點，依靠民生型內需消費增長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長。薄熙來解釋其中緣由，“民生就是內需，就是消費，有效地改善民生，不僅不扯經濟的后腿，還會有力、持久地推動經濟。[10]”

重慶通過其規劃的民生幸福指數——五個重慶、10件民生大事，力圖徹底改變城鄉差距、貧富懸殊的局面。薄熙來說，“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并不簡單取決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個城市在人均GDP和GDP總量比較低的情況下，完全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數。”重慶進行的系列實踐，都以民生為出發點和歸宿，都緊緊圍繞民眾的尊嚴和生活幸福展開。在金融危機后，人們在議論謀求經濟增長和GDP突破時，重慶市委強調的卻是“做到兩個百分之五十”——要求領導干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解困；財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民生。

近年來，日益增多的群眾上訪和群體抗議，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頗為頭疼。但過去兩年，重慶的上訪人員卻逐漸減少，群眾信訪總件次和總人次也分別下降40%、49%。這得益于重慶黨員干部“大下訪”。2009年，重慶從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出發，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主動大下訪，組織20萬名干部深入基層排查化解信訪積案，走訪群眾89萬人次，投入資金49億元，解決了近10萬個歷史積案。聽了重慶黨員干部大下訪的故事后，對中共黨史深有研究尼泊爾駐華大使卡基說道，“我看到了延安時代的那種黨與群眾的關系，中國共產黨重新撿起了群眾路線這最重要的法寶。[11]他說，“一個貧困潦倒的人是沒有尊嚴的，而重慶實踐是一種體現人的尊嚴的增長新模式。我在重慶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在繼續為人民服務，在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12]”

（五）一座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
1996年，路透社記者來到重慶采訪。他在報道的開頭寫道：“重慶什么生意最興旺，擦皮鞋的”，并宣稱“重慶不適合人類居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重慶工業迅速發展，排放的大量廢氣和煤煙粉塵與霧氣混合，生成黃褐色濃霧，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難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黃褐色的濃霧包裹。雨天害怕酸雨，出門一定得打傘，城市中彌漫的浮塵讓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門，穿皮鞋出去一會兒就沾滿塵埃

2008年，重慶提出建設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五個重慶”的發展愿景。“森林重慶”讓百姓多吸氧，過去兩年，重慶造林800萬畝，多釋放氧氣1000多萬噸。最近，重慶市委做出的用兩年半時間干好10件民生大事的計劃，其中就包括，森林覆蓋率達到40%，城區綠化率達到35%，建成國家森林城市、生態園林城市、環保模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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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5.

[2] Martin Whyte:  Myth of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Steph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Basics Books, New York, 2010. p.140.

[4] “Chongqing: one city socialism”, November 2009, Nation.

[5] 杰夫•代爾：《當“小皇帝”們長大之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email protected] 。

[6] 《別樣重慶》，2010年4月20日《瞭望》。

[7] 《有人疼，有人愛，給留守兒童一個溫暖的家》，2010年7月5日《重慶日報》。

[8]《有人疼，有人愛，給留守兒童一個溫暖的家》，2010年7月5日《重慶日報》。

[9]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18.

[10] 薄熙來：《抓好10件大事切實改善民生》, 2010年6月28日《重慶日報》。

[11]筆者對尼泊爾大使的訪談。

[12]筆者對尼泊爾大使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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