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既得利益群體用維穩綁架社會
作者：孫立平
來源：人民網
來源日期：2010-9-17

   近些年來，由于社會矛盾的激化，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在引起多方面的關注。許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預示，如果這些社會矛盾得不到緩解，某種形式的社會動蕩就可能會發生，有人甚至認為，現在已經到了社會動蕩的邊緣。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斷中國社會穩定的形勢，就成為判斷中國社會未來走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社會動蕩與“不穩定幻像”

　　穩定問題之所以成為國人關注的一大焦點問題，與長期以來在我們社會中形成的一種 “不穩定幻像”是有直接關系的。

　　所謂不穩定幻像，其實就是一種以為社會矛盾很多、很嚴重，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觀感覺。應當說，這種“不穩定幻像”在我們社會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并影響了我們對目前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看法與處理方式。換言之，這種“不穩定幻像”是導致社會穩定問題泛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說，10年之內中國一定會發生大的社會危機。一開始我就很不同意這樣的觀點。2003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其中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會治安會明顯惡化。對社會不公的反應方式之一，就是破壞社會治安。

　　近些年來我一直在重復這樣一個觀點，絕大多數的社會矛盾沖突是一種利益的矛盾沖突，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也不要把它當做一個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當做一個利益的問題來處理，這是我們把握這些社會矛盾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導致社會抗拒或社會動蕩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通過案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實際上主要還是失業、下崗、農民負擔、拆遷等與人們切身相關的利益問題。

　　現在人民內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種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應當說是我們社會當中的一種慣常現象。

　　利益的矛盾和沖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個特點，就是它是一個最理性的東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識形態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經常是一個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東西。而利益的問題不一樣，利益的問題更多的時候不是一個有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多少的問題。相對來說利益的問題是能談的，能夠討價還價的，是可以用討價還價、協商、合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的。

　　“不穩定幻像”的形成，與我們對這種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應對手段而產生的擔憂心理有直接關系。我個人看法，和世界的其他國家比，我們的社會矛盾沖突雖然越來越多，但并沒有到一個我們明顯比其他國家要更嚴重的程度。

     中國社會的彈性

　　過去的20多年中，人們曾經多次對中國社會做出過危機與崩潰的預測，但事實上，這些預測都沒有得到事實的應驗。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中國的預測為什么總是測不準?其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們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夠釀成危機甚或崩潰的因素，但卻對這個社會自身的彈性，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認，我們這個社會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的是，這個社會本身也具有相當強的彈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經濟迅速增長更進一步增強了這個社會結構的彈性。

　　這個彈性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第一，三七開或者四六開的城鄉人口結構使我們有一個很大處理矛盾的空間。第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有一種矛盾和危機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說像勞資關系，這個現在跟政府已經基本沒有什么太大的關系。第三，經濟的發展為解決許多問題提供了條件。第四，政府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具有很強的運用資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體的追求出現更大的差異。第六，上層的精英結成了比較鞏固的聯盟，從壞處說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個聯盟的出現也有利于穩定社會。第七，市場主義話語的形成，就是一種自我歸因。第八，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府在處理各種危機和矛盾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這八個方面賦予中國社會很強的結構彈性。正是這種彈性，使得這個社會往往能夠在面臨嚴重危機的緊急時刻化險為夷，盡管一些問題被拖延下來后形成更嚴重的隱患。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存在著一種“社會矛盾嚴重——民眾會起來造反”的慣性推理邏輯，其實這種邏輯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結果。強調危機的威脅有積極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決某些問題;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導致政府“過分反應”——不必要的控制，同時用“維持穩定”擠掉許多應該做的事情。

     跳出“社會維穩怪圈”

　　近些年來，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為什么會陷入“維穩怪圈”，與事實上已經形成的僵硬的穩定觀有極大的關系。我們社會為了這種穩定的思維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價。 改革前的幾十年，我們對階級斗爭的狀態估計過重;現在，有些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估計過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穩定思維”。但正如有人說的，“穩定”壓倒腐敗了嗎?壓倒貧富差距了嗎?沒有。最后被壓倒的是民眾表達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

　　維穩需要新思維。現有穩定思維的最大誤區之一，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在目前的維穩模式下，通過壓制和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成了相當普遍的做法。結果是不僅治標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維護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對社會公正造成嚴重損害。

　　維穩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沖突，而是要為其設立規則，要為這類問題的解決提供制度化渠道與方式，建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機制。當前，不同的群體在爭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現了不平衡，有的群體有能力為自己爭取利益，有的則沒有能力為自己爭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就可能需要通過權力的均衡來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同時，政府還要注意防止用“運動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設。

　　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不是絕對穩定的問題，而是秩序的問題。我們要追求的不是一時的太平，而是長治久安，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有序化。

　　說到底，某些群體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穩定，用穩定的問題來綁架社會。我們不應當夸大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我們這個社會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態、實事求是地判斷和定位當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高瞻遠矚，進行制度化建設，形成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們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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